分歧之实质——“新左派”与“自由派”交锋侧记
邓鹏
在鄙人眼里，中国思想界历来错综复杂、派系横生，思考独到、特力独行的人固然有之，更多的时候却是盛行“圈子”主义。正所谓“结伙”思想，知识分子历来就有极深的自恋情节，却也深谙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君不见，八十年代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社团热情，几个兴趣爱好雷同的人聚在一起便成一组，派中有组，派中有派，理论虽五花八门其主旨不外乎借学术理论之皮谈政治。当时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整日高谈阔论“自由民主”与“思想启蒙”，是为文革结束后之新生事物，后来被公认为中国当代“自由派”的由来。
在八十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范畴与影响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大得多。在流行的改革/保守二元对立模式中，在朝的“自由派”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官方改革理论研究阵地，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变革力量逐步瓦解现实的社会主义体制，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民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显得激进得多，他们对一党制的国家政体极度不满，强烈地要求社会的西方化，甚至不惜付出让社会“休克”的代价。总体上“自由派”的社会影响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达到高潮并随之迅速地衰落。
尽管“自由派”的政治思路在89年严重受挫，九十年代的中国依然继续着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十年过后社会环境大有不同。与过去相比，依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依然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但同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明显，不同的社会利益阶层集团显山露水。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弥散性的腐败所导致的权力与资本的结盟。权力的寻租运动直接导致了原本属于全民的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非法的财产转移引发的恶果在九十年代的后半叶非常显著的流露出来。国家的经济萧条，市场相对过剩，对应于暴富阶层一夜崛起的是多数国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工人下岗失业、城乡地区差别悬殊。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统计，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1980年的0.33上升到1999年的0.46，已经接近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0.5的国际公认值。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国内低收入阶层不论相对抑或绝对数量都在增加之中，如果听之任之，假以时日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积聚爆发将在所难免，所引发灾难性的局面恐怕无人能够预料。
现实的险恶，执政党不可谓完全没有觉察，事实上它动用了几乎所有的传统方式：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政治的手段等等。腐败问题被摆上亡党亡国的高度进行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在全国人民献技献策之际，历来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又岂愿落于人后？面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于是就有了一场至今尚未落幕的跨世纪思想交锋。
这场思想论争的参与者众，思想流派复杂，学理资源各异，按说原本就不该搞所谓的划线分派，可偏偏有好事者为之。“主义”之争的基调既已定出，何从应对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就马虎不得了。论战初期，自由主义者较为主动，被称之为“新左派”的一方相对难堪。以至“新左派”一词本身就是自由主义者们强加在理论对手上的，即便他们的对手不见得就会接纳所赐予的高帽。为了照顾多数人的情绪，方便置身事外人士的理解，本文依旧沿用“新左派”一词借以指定,不含任何褒贬之意。
先来观照九十年代的知识界右派，相对而言，由八十年代自由派幸存下来、至今仍不改初衷的人形成自由主义阵营。与过去相比，他们的政治态度显得温和些，在一些时候表现为对实践操作层面有所调整，对经济问题的关注盖过政治问题；在基础理论方面较前更为系统地提出自由主义学说。那些以自由主义学说武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如果从学理倾向上作进一步的区分，大致可分为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今日中国社会氛围里，经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占据了自由主义阵营的主流位置。尽管经济自由主义论者的政治要求相对保守，其极右经济理论却激进地呼吁中国的私有制。为了达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终极目的，在他们看来私有财产制度方可保全个人自由，他们可以放纵腐败、反对民主。那种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为特权私有化鸣锣开道的说法决非空穴来风，起码人们可以从社会的各个角落都轻易地找出钱权交易的典型案例。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指证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解决经济问题中的种种表现，一定的社会理论总是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利益集团。在权力寻租中产生的中国新富们热切地渴望有人为之代言是毫不奇怪的，只不过畸形的社会生态决定了自由主义者经济人格的过分饱满而已。何况以稍微长远的眼光来看，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两种趋向也不会永久地背离，现时备受挤压的政治人格同样可能蕴藏强大的动能，有召一日产生合适的社会土壤，自由主义的政治人格同样会得到张扬。不论是何种自由主义者，他们内心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怀抱着偏执狂般的一相情愿，尽管彼此的认识与手段存在分歧，甚至可能对立，自由主义者在对未来中国蓝图的设计上却总能殊途同归。
徐友渔在《当代中国与自由主义》的论述提供一个佐证，徐文不但肯定了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与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的接续关系，实质是论证当代自由主义者之于八十年代自由派的血缘关系。徐进而宣称：“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的人，”，就注定不能“针对中国现实”①。也难怪《切.格瓦拉》的编剧张广天会打心眼里“对右派的态度很欣赏”，因为他们敢”玩真的”②，至少他的《格》剧推出后便备受自由派打压。随着近年大陆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的转变，就连89年流亡国外的俗称“民运人士”的自由派，也纷纷告别“激进主义”，投向自由主义的怀抱，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毕竟，自由主义的策略与目标符合海外“民运人士”的切身利益。假使我们的嗅觉能够更灵敏一点的话，恐怕早就应该联想到“告别革命论”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现实。
关于“新左派”的思想基础，学界历来是众说纷纭。在某些自由主义者看来，给“新左派”帖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之类的标签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满脑袋爱国救世情怀，不应该；悲天悯人的治学态度，不可取。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金钱万能的社会里本身就是怪物，现以“新左派”称呼之尚有免去刻意抹黑之功效，够可以的了，毕竟有别于专制独裁派，“新左派”归根揭底还是新的,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嘛。
或许是自由主义者对理论的把握过于自信，对理论对手也还有所期待，于是乎先预设好一条退路，免得人家无路可退时还能回头是岸。只是随着论战的深入，形势出乎预料，缴匪未成自己的西洋镜反倒给别人揭穿，让人叫苦不迭。最近秦晖先生就有如此抱怨：“我们的‘左派’只要有一点社会民主意识，哪怕是‘麦克唐纳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党‘老左派’，哪怕是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条道路’”，“他们与自由主义者的至少大部分争论也就不会发生了。”③秦晖在一些场合说过自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价值的倡导者，还不算是正统的“右派”，那些观点更右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内心的想法也能从中猜想一二。
如果我们将学界的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作为当下中国特定社会思潮的代表性群体看待，就可能得以通过更为开阔的视野去占有资料，了解真相。在此笔者不妨将“新左派”知识分子粗略地划分为由八十年代统一的自由派阵营分化出来的和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前者大多参与过当年的文化讨论热，有的甚至还是其中主要的策划者。例如甘阳是八十年代《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发起人之一。大约以89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巨变为转折，造成了整整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内心的强烈震撼，转而反思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整个九十年代，他们与当年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们渐行渐远，终于发展到今天互为论敌的地步。更年轻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只是到了九十年代才在学术上崭露头角，这些人大概三四十岁，没有经历过文革，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不少人还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他们较少八十年代独有的启蒙意识与精英思维，学理上主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后殖民理论等西方激进社会批判思潮中吸取养分。在思想立场上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右过，更不会有前者那种从右至左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心理体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些“不折不扣”的学术左派。
与其将“新左派”笼统地看成铁板一块，不如将其细化慢慢品味。不久前甘阳就试图以“自由左派”的概念对“新左派”加以重新阐释。在他看来，“自由左派必须始终坚持自由主义立场”④，在这一前提之下与传统左派划清界限。甘阳当然有其选择的自由，其实这也是部分有从自由派阵营分化人士有代表性的看法。他们往往不愿将自己的思想转向割裂开来，而宁肯做为连续的有因果关系的线形发展。对他们而言，完全做到“厚今薄古”并非理想选择，一种折衷化的思想表诉似乎更为恰当。谈论“新左派”，就不得不详尽分析其内部的差异与分歧，特别是由此产生的思想内部紧张关系。自由主义者的态度恰恰相反，他们往往会不着边际加以整体化的解读批判，结果发现却是一团乱麻，煎不断，理还乱。
也许更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较为普遍的陷入了语境的困顿当中。正如前文描述的那样，当下中国社会尽管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却远不是理想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因为这个社会的转形是以权力与资本的联盟形式主导并推动的。要说它是社会主义，它的确是如此标榜的，却绝不能掩盖其间的诸多问题，也不能回避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巨大差别。那可以笼统地说它是“四不像”吗？我们知道在学术研究中过分的粗略化是不能允许的，那会导致研究对象功能的丧失。怎么办？厄内斯特.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1992年）一书里倾向于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过渡社会”，即革命胜利后形成不稳定的官僚权力型社会，在经济上实现国有化但缺乏相应的民主制度保障，由此滋生出广泛的权力滥用与腐败。单从理论上分析，“过渡社会”存在着两种结局：新生制度可能会逐渐加以完善从而有了新的出路，反之则可能重新倒退到野蛮资本主义。受此启发，笔者认为有一个更好的现成词汇“初级阶段”可以使用，因为现实社会的复杂性都可以容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模式。如果没理解错的话，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过渡社会，它在切中今日社会现实的同时指明了这个社会的理想发展目标。
理论与实践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至今为止传统模式（即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只有一条路——灭亡。从1917年的俄罗斯到1991年的俄罗斯，人们不过是看到了历史无情的重复。初级阶段的制度创新，在过去没有能够实现，是否意味着永远都无法实现？笔者确信，现在就有这么一次机会，而创新的主角将会是中国。更为重要事实是，这个实践早已开始，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可以视为朝制度创新努力的伟大尝试。至今为止这场尝试已取得相当可观的物质成果，积累丰富的改革经验，也由于理论的先天不足（摸着石头过河）而产生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世纪交替之际，中国改革面临的根本问题浮出水面：中国的改革究竟会走向何方？是继续社会主义的改革创新，还是放弃二十多年的努力选择自我灭亡？
自由主义者断然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能力，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条件下“修修补补”的潜力已经用完，中国除非实现政治、经济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接轨，别无选择。自由主义排他性的结论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穷途末路，然而他们武断的结论遭到“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迎头痛击。尽管左翼学者的观点与主张各有差异，但他们拥有着类似的社会认识前提。例如，“新左派”学者普遍认为首先应该了解中国的复杂社会背景，他们强调改革过程的公平与正义，深化改革的手段在于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而不是私有化，这种看法应该说很有现实的针对性。左翼知识分子无疑是贴近劳动人民改革利益的，只是他们的思考才刚刚开始，另外，在对当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判上左翼也需要尽可能地明晰自己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与否无疑是社会主义得以突破“初级阶段”限制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标志。
不论自由主义者简单地批判专制极权社会，抑或类似秦晖那样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纳入资本主义多党政治框架考察，他们都不会理解“新左派”之存在及其社会意义。因为自由主义者并不真正理解中国的改革，并不明白中国与前苏联东欧“改革”的差别，实际上他们已经放弃了“继续改革”的希望。相反，如果“新左派”知识分子们能够在“过渡社会”、“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具体研究有所建树的话，较之无聊的派别争斗要有意义得多。自由主义的“放弃”与“新左派”的“继续”，表面看是一组有趣的对照，内中却真实地折射出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今天中国的改革尤其需要全面深入的理论争鸣。
① 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原载于《开放时代》，1999年5、6月号
② 钟健夫: 《走近“切·格瓦拉有限公司总经理（CEO）”张广天》,天涯之声网站。
③ 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天涯之声网站。
④ 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
邓鹏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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