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与时势的两难：从民主与独裁论战透视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

 

关于1933一1937年民主与独裁论战的研究，零散见于有关自由主义特别是胡适研究专著。大都是描述性的。据我所见，比较系统的论文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同质平教授发表在香港《二十二-世纪》1991年第8期的《民主与独裁的两难》的短文，描述了论战体现的“民工与独裁两难”的特征。笔者在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研究的博十论文时，收集了论战的有关文章，旁及论战双方其他基本的哲学观点、行为方式，进一步思考了周先生提出的“两难”的问题。得出的结沦是：周先生所揭示的“民主与独裁的两难”是表面的。这场论战反映的是中国自由主义若更深层次的“民主与富强的两难”。这启示我们反思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永恒的“主义与时势”的两难。 一、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两难困境

自由主义产生于两方发达工业社会，与丙方发达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实践密不可分，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现代性的思想标志。这种思想与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的强力向全世界的不可抗拒的扩张的全球化历史进程密切结合，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合理性光环和诱惑力。它所允诺的个人主义、民主宪政等价值和体制。是人类在工业文明时期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低度发展国家在工业化历史长时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因而，除了20世纪三十年代个别时期，自产生以来一致在全世界稳据话语霸权地位，具有长时段的历史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由于特殊的西方实践背景及其与殖民主义的纠葛，并不能解决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所要求的民族独立和富强问题。落后国家现代化，有其特殊的规律。拿中国来说，第一步首先要确立国家认同，建立民族国家，完成国家的政治整合，第二步是实现赶超是工业化，进而实现市场化，达到经济的有机整合，解决国家富强问题，最后实现民主化、法治化，建立长治久安的社会治理机制。因此，作为移植自西方的中国自由主义，既有基于现代性的合理性价值，又与中国近代社会压倒一切的主题反帝民族主义和以追求富强为目标的赶超式工业化相关的工业主义脱节，具有短时段不合时宜性。这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必然产生一个坚守自由主义价值立场为自由主义作理论辩护，跟顺应历史时势解决现实问题的两难困境，新自由民主与富强民族的两难困境，抽象一点说就是主义与时势的两难。
　　“九·一八事变”以前，这种两难困境是潜在的。“九·一八事变”以后，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亡国灭种的危局下，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爱国本能以及自由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抉择产生了剧烈紧张与冲突，导致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内在的精神分裂，使其陷入无能为力的两难困境之中。下面以对1934到1937年发生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为例，透视一下这种历史困境。在这场论战中，原来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蒋廷黻、丁文江放弃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立场，而主张“新专制主义”、“新独裁主义”，而胡适则为自由民主主义辩护，但辩护的理由不是自由民主的正面价值、理论辩护而是落后有力民主的“幼稚民主论”。

二、“新专制主义”的出笼

　　“新专制主义”的提出者是蒋廷黻、丁文江。丁文江20年代就是“好人政府”、“好政府”的提倡者与实践者，是“努力会”的发起者，一直是胡适派文人阶层的活跃人物。蒋廷黻则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派文人层“低调俱乐部一”的核心人物，是《独立评论》的首唱者。他们是擅长行动的“事业型人物”，具有清醒了工具目的理性，更有从政做事的魄力与组织能力，又有超越权力欲望的人格品性，他们内心深处赞同自由主义的理念，是胡适等人的朋友和同志，但由于它们更能认清中国近代社会落后与近代化的迫切性，更能认清“后发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因此往往自觉不自觉的视自由民主理念为国家富强的手段，一旦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就会搁置迂阔无用的“自由民主”手段，而鼓吹更具有救国功用的“新专制主义”。蒋廷黻在《漫谈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一文中提倡“只求适当的工作机会”，“生活的目的是事业的成就，而不是金钱引号的“事业的人生观”，并指出：“中国现在最急需的态势近代化，加速的近代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应该居于领导地位。”［1］她在1930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化问题》和1938年《中国近代史》中指出，近百年中华民族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实现近代化，飞出家族和家乡观念，利用科学和技术“组织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赶上西洋人”。［2］并总结中俄日土四国的近代化经验，得出一个结论：“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3］可见基地救亡图存的工具理性，主张以期权的方式加速实现近代化，并希望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是蒋廷黻搁置自由主义理想趋向政治保守主义，鼓吹“新专制主义”的更重要的深层原因。当然“新专制主义”这一论点的形成也是对具体历史事变的反应。
　　“九一八事变”以后，将幸福被邀请参加“国难会议”，192年他发表《参加扩大会议回忆声称：国难时期都应该提倡政治改造以免分散国人对外的力量，认为应该“拥护中央”，因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自由一个政府始”。“我们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和任何制度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饭碗的问题、安宁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的ABC自我没学会的时候，不用说语法，更不用谈修辞学”。［4］新专制主义的论点呼之欲出。但在1933年夏天与蒋介石牯岭会见以前的4月9日发表的文章《长期抵抗如何运用国联》中声称：“民治主义，政治的和经济的，是一个不可遏抑的潮流。反动职能意识成功。久之，［5］然而他们934年12月“福建事变”以后发表的《建国与专制》文章中，这公开提出了“专制建国”等主张她在总结英国法国俄国近代化经验以后得出结论，声称各国政治史分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是以国谋福利，而中国是个朝代国家，不是民主国家，所以中国必须经过“专制建国阶段”“第一，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第二，我们的专制君主并没有遗留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第三，在专制政体下，我们的物质文明太落后了”。［6］这种“新专制主义”与不久前赞扬民主主义的论点是自相矛盾的。蒋廷黻的论点遭到胡适的批评，由此形成了1933～1937年的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蒋廷黻随后又写了《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声称“信仰的政治和中国的政治是截然两回事也好，我们越谈西方的主义制度中国越乱，越飞越。为了避免格局，促成统一，唯一的出路在于“有一个中央政府”。“有了这样的中央政府，教育、工商业、给交通就自然而然地会进步”。而要实现统一，唯一的办法是“个人专制”。他认为其原因：第一，中国大专制的对象是小军阀的小专制而不是人民；第二，中国人私忠过于公忠，以个人专制统一中国有更高的可能性；第三，现代科学和技术可以给传统的封建制度一个新生命。［7］但蒋廷黻心中并未贬低自由主义政治。1935年蒋廷黻旅欧回国撰文声称：“欧洲各国之中，社会的安全，政治最高常态的要算英国。英国不但是欧洲的砥柱，简直是全世界的砥柱。”“我不是一个恋爱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人。我现在还是觉得这种政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我这次到英国去看了以后，始知英国政治素养的国民实在是一个国家的至宝。它所代表的主义就是一个力的发动机。等到患难临头之日，自由主义国家的国民必能精诚团结起来。因为这种团结是自由的，其力量反而更大。”［8］显然这种对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赞扬，仍然是出于国家富强的工具理性。后来蒋廷黻在回忆他与胡适关于民主与独裁论战时指出：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主张自由民主与适用的”。［9］但他对自由议会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似乎对许多民族国家幕后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愿深入了解。对批评19世纪自由主义的浪漫也不愿重视。他未注意曹锟贿选的事实，几乎忽略了经济问题。蒋廷黻认为他首先关注经济问题，因而才搁置自由民主理想：“对我说，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不及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认定应该在经济方面亦可采取行动，而无需等待中国政治的民主。我认为经济应该先于政治。在经济方面我认为有两件工作要做：其一，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从事生产运输；其二，社会化和公平的分配财富。我认为宪法和议会之有无是次要问题。我从未认为胡适反对向繁荣方面发展经济，同时，我希望他拉从未有怀疑我反对政治民主。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10］
　　但蒋廷黻30年代主张“个人专制”本来是政治问题，一直作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前提。蒋廷黻确实从近代化角度关注工业化问题，但当时他认为要实现工业化，首先要解决政治统一问题，这就需要“个人专制”，显然蒋氏事后回忆自觉不自觉地歪曲了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讨论的历史。显然，此一时彼一时，“此时”是法西斯主义彻底垮台，专制主义成为负面的不名誉的事的时代，蒋廷黻自然要尽量为自己开脱。无论如何，尽管不能说蒋廷黻对自由主义没有一定的认识，但过强的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已经使他想自由主义理想搁置到遥远的未来。丁文江对民主与独裁的态度与蒋廷黻很相似，她的1936四年发表的《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文，认为在中国独裁和民主都有可能，但民主政治不可能比独裁政治更大。而就“必要性”而言，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外患，不久可能有空前的经济危机，在没有度过此双重困难之前，要讲民主政治没有必要。因此他提出了“新式的独裁”的观点。他认为“新式”有如下条件：1、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2、独裁的首领也彻底了解现代国家的性质；3、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4、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获得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11］
　　--实际上这显然是一种提倡现代化的专家政治，也是一种救亡图存的保守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他在《再论民治与独裁》一文中声称：“若是国家没有外患的话，我们可以主张革命，可以主张......教育的方式和平的走上民主政府的路。现在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实现，都是缓不济急的。为一个希望使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就是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12］
　　丁文江提倡“新式独裁”主要是在于它对国家民族富强的关注。1933年夏天他请各国以前，发表《评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一文，认为“自由是养活科学最重要的空气”，对苏联缺乏自由会阻碍科学发展表示担心，但到苏联后看到他们“地质探矿联合局”的中国地质调查所用经费多一百倍，科学并未因自由丧失而受阻，他梦寐以求的那种现代化正在实现。因此，他回国以后，即主张“新独裁主义”。他出国以前在192年七月发表的《中国政治的出路》中，要求国民党政府绝对尊重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停止用国库经费供给省县党部费用，要求扩大政府明代规定政权转移程序。［13］这仍然是自由主义的立场，至少看不出独裁的思想。但他从苏联回国以后却开始主张新独裁主义。
　　对这种“新独裁主义”，傅乐诗认为：丁文江已经“从20年代初主张民主程序的杰出人物统治论者和工具主义者，转移到1933以后在中国鼓吹开明专制。像中国的其他西方自由派学生一样，他只有在考虑到统治如何奏效时派关心民主参与政府事务的问题。而国家的目标不能通过民主方法达到这样一个结论，是他在原则上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对比之下，19世纪及其以后的大多数西方自由派是从理论上把个人立场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治理方法首先要从对这个重要的价值观念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考虑。”[14]
　　傅乐诗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等非西方自由主义者与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明显的区别：西方自由主义者更关注个人主义的内在价值，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更关心自由民主的工具价值。这也可以从丁文江在有关民主与独裁争论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少年曾在民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要作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地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或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和作日本帝国的顺民了。［15］
　　二害相权取其轻。丁文江这段自白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认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又在亡国灭种民族主义所带来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工业主义两难困境中，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不得不放弃似乎无助于救亡图存的自由主义，而选择似乎行之有效的“新独裁主义”的救国方案。这种态度是近代历史条件下面临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两难困境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更为普遍的选择，而坚持个人主义的价值，坚决拒斥民族主义的立场则是很少见的。在民主与专制的大讨论中只有张奚若、胡道维、杜光垸都少数人发表的文章对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表示坚决的认同。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胡适所提出的“幼稚民主论”，提出了与理不通的为民主宪政辩护的观点，反映了典型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的两难困境。 　　三、胡适“落后有利于民主”的“幼稚民主论”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采取了保守民族主义立场，级别上应和国民党政府“长外必先安内”的保守民族主义政策，反帝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主义，办法“人权运动”时期的政治抗议精神，与国民党政府妥协，去向进一步政治保守化。1931年，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招，对大局有听垂询：国府以丁（文江）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1932年5月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表面上提倡“独立之精神”，实际上主要是独立于听谓抗日爱国主义“高调”的“时髦”。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胡适发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除了把失败原因归罪于传统文化外，还认为”中国近代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找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17］他在1933年7月19日发表《建过问题》中认为，困难提醒人们，今日当前大问题是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问题。这与1925年他强调易卜生所说的“真正的个人主。正是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是不一样的。虽然仍然认同自由民主理念，但已经从”个人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救国关怀。1933年3月胡适被聘为教育部长，他回信拒绝。其理由是，“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在紧要关头．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作一个净友”。［18］胡适自我意识已从自由主义者的抗议守场，退到传统士大夫的“诤臣”与“净友”的“清议”的立场！他l931年11月虽然一度参加宋庆龄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北平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他反对“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提议．说“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白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和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与虎谋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19］这表明了他的政治保守主义立场。反对革命确实是因为消极自由主义的典型立场，但释放政治犯不过是自由主义一般应有的人道原则，还谈不仁上什么革命。胡适如此激烈的反映不过说明了他的民族危机关头的进一步政治保守化。但与蒋延黻丁文江等人不同，胡适对自由主义的内在价值有更深的体会与执着。他在l935年5约月发表的纪念“五四”的文章《自由与社会进步》，重申了五四运动所体现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价值。［20］但值得注意的是，在l934年的有关民主与专制大论战的论文中，却没有正面从个人主义自由内在价值为自由民主宪政作辩护，而是提出了于理不通的落后有利于民主的“幼稚民主论”：”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制度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21］这种毫无道理的观点。”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国内政治学者的注意”，胡适认为，“这大慨是因为这种见解是在态度和政治学书里普通的见解了”。他说这结论不是来自政治书，而是来自对英美民主政沽平心观察事实得出的结论：“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而专家政治却直到最近期才发生．这正可证明民主政沽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22］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值一驳的，正如丁文江歼批评的：“这活是不可通的。理伦的根据姑且不论；事实上看起来，民主宪政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反过来说，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政治制度。民主宪政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那样幼稚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选举资格的选人能正好地使用他们的公权’。不错，但是这就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所有行民主宪政的先进国家，都还没有做。独裁也好，如国家现代化。胡适先生所举的一百五十万个专家也少不了的。”［23］丁文江所说才是大家公认的常识。但胡适为何力排众议提出“幼稚民主论”的“狂妄的僻见”？其原因恐怕是理论和实践而有之。胡适本来对自由民主的内在价值有深刻的认同。但由于受杜威或实验主义的遮蔽。无法将对民主政治的内在价值的体认以理论形态表达出来，从而为民主宪政理论价值理念作坚决的辩护。而只有根据实验主义的原则，寻找事实论证，实际上民主政治正如弥尔所说，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可以防止剥夺个人自由和生命的最坏的制度一-独裁制的出现，但并不是一种最有“效能”的制度。民主制度推行需有种种政治经济文教条件限制，还会带来庸俗化道德相对主义诸多弊端。同此在效能和道德控制方面有时倒不不及独裁制度。胡适漠视甚至歪曲起码的实事，说明其实用主义的理讫局限，也是在国难当头的危亡局势下，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实践迫切需要拿出行之有效的救国方案却不能拿出真正行之有效方案的困境，这是一种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的历史困境。

　　四、主义面对时势的迷茫

　　民主与独裁之争中的“新专制主义”的出笼，反映了特定时势下理念对现实的妥协，是主义面对时势的迷茫。这时势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民族危机的局势外，也在于1933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的的逆流的“大势所趋的时代潮流”。
　　对此胡适深有体会，他针对1933年《申报月刊》在知识分子中就现代化问题的征文，结果26条文章只有一篇文章明确赞成“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近代化模式的现象，［24］在《独立评论》发表了《建国问题引论》，指出：1917年以前，“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新文明：精神是在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本来没有多大意义”；但十月革命以后，对苏联的建设成就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价’；个人主义的光芒不入社会主义的光芒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也远不如计划经济的时髦了；全世界企羡的议会政治也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都变成了犯罪的，在血腥的污点了”。［25］他在《丁文江评传》中指出，因为将“在1933年出国，不但是希特勒刚登台，不但是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他到美国时又正值罗斯福新法第一个半年，正当美国国会把许多紧急时期的国家霸权都授予罗斯福的时期。所以在君环有世界归来，不免受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影响，它不但对议会政体没有兴趣，还要公开讨论他所谓的‘新式独裁政治’”。［26］钱端生本来是自由主义者，但他看到专制主义的所谓“世界趋势”时，遂转变为“新专制主义者”。他在1934年发表与《东方杂志》上的文章《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指出所谓的民主政治衰落与极权政治的“世界趋势”：“民治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较成功绝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种必然趋势”。“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国家非用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27］他声称他在30年前撰文认为，他对于平民政治，希望无穷，更断定凡违背了平民而独裁的政治终将归于无成。他现在对民主政治仍然有无穷的希望，对漠视平民利益的独裁制度仍不减其厌恶。但由于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德国的独裁制度“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族真实谋利益”，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现代化，挽救民族危机，中国应该适应世界独裁主义的“必然趋势”，应建立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即“新式独裁”。他的上述观点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是1929到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希特勒上台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典型。胡道维是当时的民主论者，他针对独裁思潮的兴起感叹地说：“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向来就是犹如钟摆一般摇摆不定俯仰由人的。从前欧美崇尚民治，我们也就主张民治；如今欧美发生了独裁，我们要效法独裁，这正是以证明效颦的西施，效法卓然自立的精神与能力。我们在满清末年，在军阀时代，为什么不提倡独裁呢？那是因为俄国不这么大兴无产阶级的专政，意大利大采法西斯主义，德意志还未大兴国社党运动。现在我们为什么要采用独裁呢？为什么连专制都不如前期袁世凯时代之被人唾弃与诟病呢？那是因为欧西现在又要发生独裁专制的潮流了”。［28］这是发人深思的。
　　“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以市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成为新时髦，中国知识分子如数十年前追随专制主义潮流一样又趋之若鹜。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一现象呢？主义与时势的两难困境，其实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是人类一个永恒的难题。与时俱进是必然的，但坚守理想也是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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