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公法评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祝大同格瓦拉、甘地和金--二十一世纪的选择

　　小的时候对暴力怀有一种恐惧。如今，人到中年对暴力怀有一种极深的厌恶。

　　一

　　去年，北京的剧场里有出戏剧《切o格瓦拉》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的《老照片》第16辑中范泓《"复活"的格瓦拉》一文中称："就是这位遥远的'格瓦拉'，却在五月的京城一夜之间人气飙升……"我居住在外省小城，至今还没有机会看过《切o格瓦拉》的演出，只读过朋友从网发过来的剧本，这份剧本被注明是2000年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首演版本。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中，我不知道这份剧本是不是可靠，所以我称这个剧本为网络版《切o格瓦拉》，本文也只就这份网络版做些议论。但是，北京的舞台上肯定有过一部剧名为《切o格瓦拉》的戏剧也就构成了可以议论的条件。因为，切o格瓦拉这个名字本身就已经具有极其强烈的标记性。

　　格瓦拉（1928.6.~1967.10)生于阿根廷，父亲是一个建筑工程师，曾经营一家建筑公司，母亲出身名门望族，拥有一座庄园。因为受到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影响，家道中落。1953年格瓦拉医科大学毕业，一年以后投身政治，加入危地马拉社会主义政府，不久这个政府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推翻，他离开危地马拉到了墨西哥，在那里加入了卡斯特罗兄弟的游击队，1956年11月25日乘游艇"格拉玛号"在古巴登陆展开游击战，1959年1月武装夺取了古巴国家政权，他担任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1965年离开古巴，1966年到玻利维亚组织和训练反政府游击队，一年以后游击队被政府军包围，格瓦拉因伤被俘，随即遇害。[1]格瓦拉是20世纪暴力革命的最后一个英雄。如埃及《金字塔报》主编穆罕默德o侯赛因o海卡尔所说："他带着革命的火花到达了，但那里没有准备好爆炸物。他失败了。他被出卖了。他被杀害了。"[2]

　　网络版《切o格瓦拉》剧本开篇是一段献辞：

　　请相信这个因穷人的情谊而感动不已的人，

　　请相信这个靠穷人的祝福而跋涉不停的人，

　　请相信这个为穷人的将来而告别的人。[3]

　　于是我知道这是一出与穷人有关的戏剧。全剧分序幕、格拉玛启航、人间长街、建设新社会、告别古巴、就义六节。剧作者在剧本的第二节《格拉玛号启航》的说明文字中阐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此节主要是问：经此四十年，人类究竟该走哪条道，格拉玛号该不该出发？"虽然剧作者将此剧称之为"史诗剧" [4]，但是此剧更多地是对"经此四十年"世界与中国现实生活热切地关注。剧本第二节就在投影屏幕上展示了一幕幕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

　　伊拉克、南斯拉夫城市被炸后的惨状，随后是胸戴靶心图案的贝尔格莱德市民出现在广场音乐会上，手拉手出现在大桥上（可考虑中国学生在美国使馆前示威影象）……屏幕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与各国政府签订协议觥酬交错、美国签证处门前排起长队、第三世界国家游客朝圣迪斯尼、染了金黄头发的西化少年招摇过市、电视中红男绿女"欢乐总动员"等等场面。

　　随后剧本在投影中给出了更开阔的历史与现实的视界：

　　投影阿芙乐儿巡洋舰炮轰冬宫

　　投影列宁向群众讲演，群众游行，红旗如海

　　投影柏林墙倒塌

　　投影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被拍卖成为游船，街头要饭，妓女拉客

　　在正反角色的台词里也有大量直指今天现实生活的内容：

　　正A：……（以下对观众）当年你总爱唱"我们的歌我们唱"，当年你总爱唱"雄赳赳气昂昂"；如今你老爱夸女儿挣的是美元嫁的是日商，如今你总爱夸人家的飞机导弹怎么就他们那么棒！

　　五个伟大：做工的又得练习下跪

　　没钱的掏钱接轨

　　财大的咱买断你气短的嘴！

　　我剥削你了（冲反乙）

　　反乙：（停顿良久）就盼这一天了！（反丙凑上去）

　　五个伟大：（冲反丙）我压迫你呢？

　　反丙：（切齿）早这样，早腾飞了！

　　五个伟大：（冲反面丁）再来颗巡航导弹呢？（反面丁紧紧握住五个伟大的手痴情女子般不住点头）

　　进化进化：拧了拧了，无产阶级哪儿代表什么先进生产力呀，顶数他们落后，垃圾！有他们赖在岗上，科技就甭想进步，效益就甭想上去，同情他们干什么？谁最先进呀，以他为首的资本家，知识经济时代的"知本家"呀！

　　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下，反甲发出疑问："要是重新选择，格拉玛号还会起航吗？！" 剧本提示："格瓦拉在舞台上的呈现为声音，为画外声。"格瓦拉做出了回答：

　　画外声：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压迫剥削还在不在；不要问正义事业有没有明天，先问人间不平今天还在不在。（语调沉毅）

　　接着，格瓦拉发出了启航的号令："启航！"格拉玛号要前往古今中外需要它的地方，打尽天下不平事。

　　前往陈胜吴广大泽乡

　　前往斯巴达克角斗场

　　前往昨天今天三条石

　　前往姓张姓李收租院

　　前往黑奴遭绑遭押的地方

　　前往土著被驱被杀的地方

　　前往弱小民族抗英抗日的地方

　　前往贫苦乡亲抗税抗捐的地方

　　前往犹太民族走投无路的地方

　　前往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的地方

　　前往巴黎公社战士最后倒下的地方

　　前往阿连德总统永垂不朽的地方

　　前往前南母亲默默流泪的地方

　　前往战斧导弹满天飞舞的地方

　　前往大享寡头翻云覆雨的地方

　　前往黎民百姓任人宰割的地方

　　前往富婆款姐挥金如土的地方

　　前往布衣寒士度日如年的地方

　　前往一枚公章变万贯家财的地方

　　前往一生辛劳化一无所有的地方

　　前往道义良知烟消火息的地方

　　前往黑暗邪恶卷土重来的地方

　　前往需要火需要亮需要我声音的地方

　　前往需要刀需要剑需要我臂膀的地方

　　全剧最后表现了格瓦拉牺牲的场景，"枪声大作，舞台变色。当世界变得空空荡荡时，童声《国际歌》如旭日般升起"：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二

　　世纪之交，中国北京戏剧舞台上出现的《切o格瓦拉》将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标志物。剧本敏感而热切地触及到了鲜活的社会现实，而这些鲜活的社会现实正是《切o格瓦拉》创作的真实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已经经历了深刻的裂变，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和重组。一部分人真的富裕了起来，随着一批民营企业股票上市，亿万富翁浮出水面，已经成为中国人身边的事实。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7月9日有关豪门家族的报道，2001年1月18日天通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流通，潘广通和潘建清父子直接持股21.48％，持股市值达到14.86亿元。2001年5月18日用友软件上市，王京文的身价曾经超过了50亿，6月29日的市值也有43亿元。2001年6月8日，太太药业上市，董事长朱保国间接持有的股份，市值高达53.8亿元。与此同时，有一部分人的生存压力明显增大，而且对可以预见的未来基本生存保障没有信心。据香港《明报》报道，2001年7月9日，吉林省舒兰矿务局约一万名工人及家属，因为不满矿务局拖欠工资长达三十个月，冲击了矿务局所在的吉舒镇火车站，造成吉林市至哈尔滨市的铁路运输中断5个小时。

　　在互联网上我看到了署名为吴敬琏的文章《中国21世纪的三大任务与三大挑战》文章称：一部分农民的经济状况恶化成了一个爆炸性的社会问题。[5]《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7月2日发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的访谈录，陈称："在全社会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的背后，隐藏着相当数量农民的收入绝对值在减少这样一个事实，而这才是当前农民收入问题的严峻性之所在。"陈还说："当前整个经济正处于相对缓慢的增长周期。在此周期内，大多数生产者的经营状况形势严峻。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行业，比如IT行业、金融证券和保险业等，但大多数经营者所处的形势都比较严峻，导致多数就业者的收入增长困难、开支更为谨慎。"

　　《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26期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发表了北京马行空的《最大的集体破产案》，马写道：因为拖欠工资，一位乡长去开出租车以养家糊口，这在中国罕见却不难理解。粗略计算，中国乡镇作为基层政权，在上个世纪末留下了高达2000亿元的债务窟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河南周口的四通镇，媒体报道是除了党委书记和镇长，其他所有干部都罢工了，镇政府已经瘫痪。但是，镇党委书记说不是罢工，是请假。据说沉重的债务已经把中国很多乡镇负责人"逼迫"得情绪低落，疲惫不堪，自称"比杨白劳还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专家对乡长开出租车的解释是：湖南省个别乡镇1999年就'吃'完了2003年的财政预算，如果上级让你去主政这样的乡镇，不许借债，不得换岗，你不出去打工，不开出租车，一家老小吃什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调查，乡镇债务覆盖面最广的是中西部地区，60％以上的乡镇负债。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几乎没有不欠债的。欠债的对象从银行到信用社、从厂矿企业到农民个人，最后，变成了教师和干部职工拖欠工资这样没有办法的隐性拖欠。准确数字不得而知，这种状态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南方周末》2001年6月28日第9版发表方进玉《折磨人们的不单纯是那个0.45》，方称："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5'。对这个'0.45'掉以轻心，则可能威胁社会稳定。"这种贫富之间巨大的差异并不必然生成和加强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张度，而是在这种日益加深的贫富之间巨大差异的社会环境中，贫困人群缺乏可靠的社会保障，年少失学，青年就业困难，老没有所养，病没有所医，当贫困人群丧失了社会生存与发展保障，对未来没有信心，造成心态绝望，才会生成和强化社会张力。

　　《切o格瓦拉》剧第三节《人间长街》中"青年"与"人≠人"的对话，揭示了这种贫富对立造成的紧张情绪：

　　青年A：（愤怒地）一样都是手！有的一出手百万，一倒手千万，翻手为云覆手雨！

　　人≠人：（讥讽地）没错都是手！有的扒拉来毛票，扒拉去钢崩儿，怎么说呢――臭手！

　　……

　　青年B；一样都是耳朵！这边警察在叫骂，邻居在争吵，老婆在埋怨，孩子在哭闹，有病的在呻吟，没钱的在乞讨，这边和那边怎么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呢！（不平）

　　人≠人：一样都是耳朵！这边川剧杜兰朵，美声杜兰朵，太庙杜兰朵，威尼斯杜兰朵，轻歌剧杜兰朵，音乐剧杜兰朵，那杜兰朵和这杜兰朵的确各有千秋嘛！（满足）

　　……

　　青年A：穷人都被你们榨干了，拿什么当慈善家？穷人也想了解分析哲学，可缴不起学费，也想欣赏意大利歌剧，可买不起门票；他也知道穿晚礼服体面，跟邻居争茅房无聊；他也知道仗义疏财不坏，小偷小摸不好。穷人的丑有一千条一万条，但归根结底是没有钞票，归根结底是你们贪得无厌的钱包，归根结底是这个剥削人压迫人的世道！

　　正是由于贫富的差距，而在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绪多方面的社会保障能力缺失，然而这个社会一直是以"工农大众当家做主"为旗帜，社会成员对社会失去信任，提出了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的质疑，这一切增大了社会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紧张度，积聚着社会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与冲突。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首都的戏剧舞台上出现了呼唤格拉玛号启航的戏剧《切o格瓦拉》，剧中不断枪声大作，结尾处出现如旭日般的童声合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而且在"五月的京城一夜之间人气飙升"，并非如一些人以为的"匪夷所思"，而是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性。剧中一段大的咏诵"可以退席"面对全场观众，直指人心：

　　正A：要是在座的哪位就会拨算盘珠子

　　你也可以退席

　　正B：要是在座的哪位路见不平以为是在免费看戏

　　你也可以退席

　　正C：要是在座的哪位读了世侩哲学便手不释卷拍案称奇

　　你也可以退席

　　正A：要是在座的哪位觉得就该弱肉强食泥腿草民活着纯粹多余

　　你也可以退席

　　正B：要是在座的哪位驾着本田铃志驶过衣衫褴褛那份庆幸呀得意那通放音乐按嘀嘀

　　你也可以退席

　　正C：要是在座的哪位醒着是富人犬马梦里是富人兄弟半醒半梦时分为富人编歌编剧

　　你也可以退席

　　正A：要是在座的哪位翻过来一毛三掉倒过去三毛一减去自我还剩本我除了自身仍是自己

　　你也可以退席

　　正B：要是在座的哪位觉得剥削压迫有经验有实力回报高风险低四千年好业绩人生最佳投资

　　你也可以退席

　　众正：因为我们谈的是格瓦拉，谈的是正义！

　　《切o格瓦拉》洋溢着对社会正义的渴望，洋溢着对社会变革的渴望，这些强烈的渴望，化成对格拉玛号启航一次又一次深情地呼唤。正A在音乐声中说：

　　你曾经站在玻利维亚路边，看部长老爷是怎么接见农民代表。世界上最肮脏的害虫衣冠楚楚，天底下最清白的劳动者却被消毒喷药。你在想：这个社会已经把一切颠倒，你在想：能够改变这一切的只有枪炮。

　　而改变一个"把一切颠倒"的社会，建立社会正义，建立社会公正，"只有枪炮"，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社会思潮，一方面表现了社会中对"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非暴力理念的缺失，一方面表现了对社会温和的渐进式变革的绝望，这也表现了二十年的社会发展累积的社会张力的烈度。

　　但是，由于这种缺失与绝望，而对格拉玛号游艇所标志的暴力革命的热切呼唤，让我忧虑。

　　三

　　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6年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86年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渐加强，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持续增长，旧经济体系的瓦解，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能力的失缺，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也日益加强。在新的社会环境里，在新的社会矛盾中，怎样来不断地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压力，调整利益关系，建立社会公正与社会正义，这一切都有待政治体制的改革来完成。无论我们个人的意愿如何，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根本无法回避的宿命。有些悲观的分析甚至认为由于社会张力过于强烈，道德弥漫性腐败，公信力下降，已经失去了政治体制审慎渐进改革的最佳时机，而很可能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雪崩。

　　面对严峻现实，出现了《切o格瓦拉》，出现了"能够改变这一切的只有枪炮"这个强烈鲜明的暴力变革的社会思潮，和《切o格瓦拉》在"五月的京城一夜之间人气飙升"，除了前面所说的：中国社会中非暴力理念的缺失，对社会温和渐进变革的绝望，更突出了我们社会中依靠暴力解决问题的文化传统。

　　人类的文化传统中有着悠久的暴力倾向，这也是悠悠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直到今天，我们社会中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仍旧有相当多的力量相信通过"枪炮"暴力可以解决问题。今天，在文化上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拥有大量读者和观众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作品。据说，教育主管部门还要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片断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读者和观众对作品中宣扬的暴力手段除恶扬善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公理性。而且，不用再向更遥远的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深处追溯，就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我们自己就一直弥漫在武装暴力解决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的氛围之中，在广泛的社会心理中丧失了是非价值的理性判断，导致了暴力迷信。《切o格瓦拉》剧中所张扬的"能够改变这一切的只有枪炮"观点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一脉相承。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切o格瓦拉》的出现，一定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但是，变革一个"把一切颠倒"的社会，能够改变这一切的不是只有枪炮，不是只有暴力解决的一种选择。纵观历史与现实，暴力解决最致命的弱点是它并不必然地完成对社会本质的改造。甚至暴力解决根本不可能得到斗争者希望得到的社会变革，格瓦拉自己就可以做出证明。

　　1965年2月11日格瓦拉第二次访问了埃及，访问埃及期间，他去了坦桑尼亚和刚果。回到埃及以后，格瓦拉告诉埃及总统纳赛尔他正在考虑到刚果去参加战斗，并将已经在刚果的两个营古巴黑人军队的指挥权接过来。他向纳赛尔表达了他对革命胜利以后古巴的忧虑，他说："我以前对社会改造问题一向谈得很多。于是我被派去主管改造工作。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找人经营这些国营企业。我们找到了这批人，并且认为他们该是革命的代表人了。可是我们发觉他们并不属于革命党，而属于经理党。在漂亮的女秘书的怀抱中，在豪华的汽车里，在种种特权和空气调节器的享受中，他们忘掉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他们开始关起他们办公室的大门以保持冷气，而不是敞开大门面向劳动人民。我感到我们让机会主义有了发展的机会；我们发现有一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竟有17台电视机！" [6]

　　无论打着怎样堂皇的旗帜，暴力的革命并不必然地完成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常见的样式更多地导致非民主化的个人专权。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写道："威权政权的领袖们可以成功地使用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其激进的反对派也许可以成功地使用暴力来推翻其政权。前一种行动组织使得民主难以产生；后一种行动则扼杀民主于摇篮。纵观历史，武装的叛乱几乎从未产生过民主政权。"[7]

　　这已经用不着详尽地说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那些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又有多少完成了社会本质上的变革，完成了从专制到民主的变革，只不过那一座座幽深的大宅门里换了一个个的新主人，终究没有实现对社会的承诺。亨廷顿认为："诉诸暴力增加了政府和反对派阵营中擅长使用暴力的专家们的权力。由折中和妥协所产生的政府可以通过折中和妥协来统治，由暴力产生的政府也只能由暴力来统治。"[8]

　　曾经在1958年至1969年间，担任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译员的欧文．魏特，目睹了苏联和东欧高层的腐败、平庸和暴戾，1969年移居奥地利，将他的经历写成了一本见闻录，书名就叫《目击者》，在导言中，他写了一段类似题解的文字，他写道："确实，哥伦布在1492年从一个西班牙港口出海时，他根据科学上的预测，曾相信他的航行将到达印度。但他最后登岸的国家离印度何其遥远！ 1917年列宁及其同志们根据卡尔．马克思的预料，开始走上通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具有社会正义和兄弟情谊，使全人类得到自由和福利的世界。但他们及其门徒所达到的，距离这一政治目标又何其遥远……"魏特深切地体会到了言辞与现实之间巨大差异，我也不知道魏特生命的长度能不能见证苏联和东欧的解体，来验证自己的判断。[9]

　　在南非，1960年发生了沙佩维尔大屠杀以后，南非非国大改变了一直奉行的非暴力主义斗争原则，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攻击政府设施，如警察局、供电站、电厂等，1984年以后与白人政权合作的黑人也成为攻击的对象，在随后的岁月里处死了数以百计的被怀疑是白人合作者的黑人。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南非的图图主教和布特雷奇酋长仍然坚持非暴力主义的立场，布特雷奇酋长警告他的同胞："流血的革命可以对抗恐怖的压迫，但并不自动地带来重大的改进。"[10]

　　在东欧，波兰的团结工会也始终认同非暴力主义，团结工会处于地下最困难的时期，尽管当时使用暴力的诱惑极其强烈，团结工会"仍然反对任何暴力行为、街头斗争、偷袭队、恐怖行径或武装组织：我们不为暴力行径承担任何责任。"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说到："我们了解许许多多的革命，有些是伟大的革命和伟大的人民。他们在接管政权之后造就了比他们所毁掉的政权更为糟糕的体制。" [11]瓦文萨所描述的是他自己最真实的经验。

　　四

　　在这个崭新的世纪，我们必须学习，学习一种全新的，我们从来不曾掌握过的手段来调整我们的社会，完成对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不是重新呼唤格拉玛号启航，更不是"能够改变这一切的只有枪炮"。今天的世界，一个社会无论矛盾与张力强化到了何种地步，仍然应该努力放弃暴力斗争，采取非暴力的手段，这应该成为全社会公众理性的共识。尽管今天世界上暴力对抗依旧大面积地存在，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马其顿，在北爱尔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可以嗅到血腥的暴力。但是，今天的世界的确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都足以使我们放弃暴力的手段，而选择非暴力主义。无论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还是马其顿，还是北爱尔兰，人类理性的力量都在呼唤冲突双方放弃暴力的对抗。

　　今天世界民主价值被接受的程度日益加深。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人再以反民主的面目提出一种主义。而且反民主的行动和态度的指责常常是针对他人的，但现实中的政客和政治理论家在强调他们所拥护的制度和所主张的理论中的民主因素方面却不遗余力。"[12]冷战的双方都招摇着一面民主的旗帜，都声称自己拥有真正的民主，是真民主，指责对方是虚假的民主，是假民主。

　　今天世界经济快速增长。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提高了生活的标准，高等教育近年的大发展，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城市白领阶层的扩展，通讯业及信息业的成长，国际间人员与资讯日益增多的交流，大大地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今天世界理性与法治力量的增长，前人非暴力运动成功的经验都为今后非暴力运动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回顾历史，在逝去的漫长百年中，已经有那些非暴力运动的先驱者在血腥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早在1907年在南非与英国殖民当局的斗争中，圣雄甘地就初次使用了"非暴力抵抗"的方法。两年以后甘地与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通信讨论"和平抵抗"。在托尔斯泰逝世前不久，1910年9月7日，也就是托尔斯泰病逝前两个月，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之前，给甘地写了一封信，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认为这是托尔斯泰的精神遗嘱。在信中托尔斯泰写道："你所讨论的和平抵抗这问题，具有最高的价值，不独对于印度，且对于全人类亦是如此。" [13]在《甘地自传》中甘地写道："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则，是在这个运动的名称还没有发明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实在说，当这名称诞生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古遮拉特文中，我也用过英文的'消极抵抗'这几个字来描述它。有一次我在欧洲人的一个集会上发觉'消极抵抗'这个词句的含义太狭隘了，我还发觉它被当作是弱者的武器，其特点是仇恨，最后还可以成为暴力。" [14]又过了10年，在1920年甘地写了《武力政策》，在这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

　　我深信假如只有在怯懦和暴力两者之间加以选择时，我将劝人选择暴力……

　　非暴力的信仰不仅圣人应当采用，就是一般普通人也应当采用。非暴力是人类的法则，正如暴力是野兽的法则一样。野兽的精神潜伏着不起作用，它除开体力外不知道有其他法则。人类的尊严需要服从更高的法则──精神力。

　　……因此我并不是因为印度衰弱才号召印度实行非暴力主义，而正是因为认识了印度的力量我才号召印度实行非暴力主义……我要印度认识它自己有一个不会灭亡的灵魂，尽管在物质方面有弱点，而能够取得胜利，抵抗整个世界的物质综合力量。 [15]

　　非暴力主义是甘地的政策和一切活动的基础。印度的独立运动领袖贾瓦哈拉尔o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从那时起，甘地以他的非暴力主义来影响印度，从那时起这个主义就统治着全国。广大人民不假思索地但是心悦诚服地反复谈论这个主义。有些人对它辩驳一番，然后才有保留地或无保留地接受。还有些人对它公开嘲笑。它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并在广阔的世界上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这个主义的确同人类的思想几乎一样古老，但甘地也许是第一个人把它大规模地用到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上面。……那时没有人想到把它用来处理较大的社会问题以及改变社会现状的问题，除了间接地和隐约地这样使用以外。……甘地企图把这种个人的理想转变为社会集体的理想。他挺身而出，要改变政治现状和社会现状；由于这个目的，他处心积虑地在广阔的范围和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运用这个非暴力的方法。[16]

　　尼赫鲁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决不是纯粹消极的东西。它不是不抵抗，而是非暴力的抵抗。非暴力的抵抗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积极的、能动的行为方法。它不是为那些温顺地安于现状的人使用。[17]

　　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个名叫罗莎．帕克的黑人妇女因为乘坐公共汽车时拒绝给白人让座，被警察逮捕。年仅26岁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意识到黑人争取自己的尊严和自由的一天，终于历史性地来到了。他领导了蒙哥马利市黑人罢乘公共汽车的非暴力斗争，拉开了伟大的黑人民权运动的序幕。金在大学学习时，就已经研读过了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也阅读过了甘地的著作，熟悉了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观点。1959年年初，金访问了印度，在那里学习了甘地倡导的非暴力运动的理念和技术细节。接着金领导了打破种族隔离壁垒的非暴力主义"入座运动"，参加入座运动的人们都参加了非暴力运动的技术训练，进行入座运动的时候，运动参与者一律仪容服饰整洁，以有尊严的形象进入那些原本禁止黑人进入的地方，然后以直视坦诚的目光平静地提出要求，保持不卑不亢的笑容，在受到拒绝甚至粗暴对待的时候，以无比的韧性,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保持自己非暴力精神的尊严。[18]

　　但是，在一个有着深厚的暴力传统的社会中使用非暴力主义的斗争方式，从来都面临着来自非暴力运动内部和外部的危机和挑战。

　　面对非暴力运动，统治者仍然会残酷地使用暴力。1919年全印度总罢业，德里和阿姆利则两地的军警开枪，打死许多人，阿姆利则和阿麦达巴德的群众发生暴动，发生了雅利安瓦拉大屠杀，旁遮普省戒严法进行长期的恐怖和暴力统治。1976年南非索维托大屠杀中有575人被害。韩国军队在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中至少杀害了200人，也可能多达1000人。1980年8月至9月间在缅甸军队镇压民主运动期间，大约有1000人，甚至多达3000人被缅甸军队杀害。[19]

　　面对统治者的暴力镇压，在非暴力运动内部同样极易生发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暴力倾向。威权统治者血腥的横暴会造成民众心中的绝望与仇恨，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威权的横暴毁坏了钥匙，而使用鹤嘴锄。"[20]在一个失去了钥匙的社会中，极易产生枪炮解决问题的暴力主张。1922年印度的曹里o曹拉村的一群村民为了报复警察的压迫，放火烧了警察所，烧死了五、六名警察。1960年南非发生了沙佩维尔大屠杀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组织，放弃了非暴力主义。

　　1922年印度发生曹里．曹拉暴力事件，当时尼赫鲁正在狱中，他焦虑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他知道曹里o曹拉事件是一个不幸事件，是与非暴力运动的精神完全相反。但是做为一个政治领袖，他清醒地知道在一场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中要避免一些群众的暴力冲动是非常困难的。他在自传中写道："因为在我们看来，要保证不发生这类意外事件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必须使三亿多印度人受了关于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训练后才能前进吗？即令如此，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说，我们在警察极度挑衅的情况下还能十分斯斯文文呢？即令我们办得到，但是那些打进我们运动中来的暗探和内奸采取暴力行动煽动别人从事暴力行动，我们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21]

　　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分析：不论是由什么引起的，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几乎毫无例外地为暴力提供了一种环境。然后作者列出了在非暴力运动中的四种可能出现暴力行为的机会：（1）无意中产生的暴力，（2）为激进分子使用暴力提供了机会，（3）为政权中的保守派使用暴力提供了机会，（4）为政权中的保守派特务攻击警察提供了机会。[22]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一个非暴力运动是异常困难的。但是非暴力主义运动的先驱们承受了巨大的挑战，顽强地将非暴力斗争坚持到胜利。甘地曾经领导了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罢工。甘地向工人说明，要求罢工胜利，应当具备的条件是：1．绝不使用暴力，2．绝不进行破坏，3．绝不依靠施舍，4．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它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甘地写道："我们天天在沙巴底河边一棵大树下同罢工工人开会。参加集会的工人总是成千上万的，我在发言中总是提醒他们的誓言和保持和平与自尊的责任。他们天天在市内的大街上举行和平游行，举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决不违言'。" [23]

　　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的群众集会上同样诚恳地告诫他的同胞："但是对于等候在正义之宫门口的心急如焚的人们，有些话我是必须说的。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杯痛饮。我们斗争时必须永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24]

　　格瓦拉几乎是这个世界与这个时代最后一个以高尚的名义进行暴力斗争的英雄式的人物。从那以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岁月的流逝，时代的迁移，苏东的解体，冷战的结束。无论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秘鲁、尼泊尔的那些游击战，意大利的红色旅，日本的赤军，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还是智利国内1986年达到高潮的暴力反抗运动，[25]这一切都渐渐地变得无人喝彩，渐渐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整个世界与整个时代便逐渐通行"恐怖主义活动"之类的描述了。

　　切．格瓦拉死了。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与政府军的交战中受伤被俘，随即为了他庄严的理想献出了生命。2001年，在格瓦拉牺牲34年后的一个炎热的日子，他亲密的战友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数万名听众的注视下，双手死死地抓住讲台的边缘，身体却不能控制地缓缓倒下。十几分钟以后，卡斯特罗重新出现在听众面前，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地又讲了两个多小时。卡斯特罗今年已经75岁，作为古巴至高无上的领袖已经42年，现在还看不出他有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政治安排，看来他将为他的理想和信念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格瓦拉用生命作为代价所追求的政治制度。

　　甘地和金这两位非暴力主义的真诚斗士，为了自己坚定奉行的非暴力主义同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848年1月30日，甘地在赴祷告场的途中被一个印度教教徒枪杀，1951年独立后的印度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大选，以后每4年一届，延续至今。

　　1968年4月4日金死于一个叫瑞的南方白人枪下。在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推动下，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1965年国会通过了《投票权法》，1968年国会又通过了进一步的1968年《民权法》。投票权法把任何阻碍恫吓公民行使选举权的行为定为一项重罪。在这个法令颁布以前，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人口占全州人口的36％，但只有6％的黑人被登记为选民，法令颁布后的30天内，密西西比州的黑人登记选民人数上升了120％。金死后两年，到了1970年底，密西西比州的黑人登记选民人数已经占到了黑人人口71％。[26 ]熊彼特称："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27]当黑人获得选举权以后，为了竞取黑人手中的选票，拥有大量黑人选民的那些地区的政治格局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五

　　塞缪尔．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写于1989年和1990年间，书中写到："到1990年，除菲律宾外，没有一个东亚国家出现过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一个政党的政府把权力移交给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另一个政党的政府。"他认为日本式的一党独大的政治模式似乎正在亚洲的其它地方扩散，战后不久日本自民党便在国会选举中连选连胜，单独组阁40余年。他分析了1990年的韩国，他认为一个新的政治集团会有效地使得金大中的反对党永远不能取得国家的权力。他又分析了80年代末期的台湾，他认为台湾的民主发展似乎也在朝着一种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方向发展，而民主进步党会被限制在永久的反对派的角色之上。他为读者描绘了一个东亚地区一党独大政治体制的图景："1990年东亚的一党独大体制横跨民主与威权的两端，日本是一端，印度尼西亚是另一端。" [28]

　　10年过去了，东亚地区的民主的进程并没有如亨廷顿所描述的那样悲观，也没有在一党独大政治体制的图景上定格。金大中终于走入了韩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台湾也完成了第一次政治权力在两个政党之间和平的易手，苏哈托在一次暴乱中不体面地下了台，然后在宪法规定的程序中选举出了新的政府领袖，在瓦希德持政21个月以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权力又一次和平地易手，泰国也完成了从军人向民选政府交权的社会改革，最终日本也出现了多党联合执政的政治格局。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世界与时代的背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更高水平的快速成长，国民教育的普及和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增长，一个日益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民主、自由与法治普世原则的确立，非暴力主义的斗争方式会日益深入人心，最终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在近一百年前，泰戈尔说："威权的横暴毁坏了钥匙，而使用鹤嘴锄。"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纪，我有理由相信以我们民族坚韧的毅力，无比的耐心，智慧的理性，一定可以抛弃鹤嘴锄，一定可以铸造一把开启明天之门的金钥匙。我对21世纪的中国充满信心。

　　2001年8月10日改定

参考文献：

　　[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4月第一版　第3卷　P401

　　[2] 《开罗文件》　[埃]穆罕默德o侯赛因o海卡尔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1月第1次印刷　P344

　　[3] 本文中《切．格瓦拉》剧本内容均引自：网络版《切o格瓦拉》舞台演出剧本（2000年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首演版本）　集体创作：《切o格瓦拉》剧组成员　主创集体：黄纪苏　张广天　沈林　王焕青　罗江涛　网址：http://hpwy.home.sohu.com/gwljb.htm　

　　[4] 见博库网　网址：www.bookoo.com.cn/topicdata/zss00122701/

　　[5] 《中国21世纪的三大任务与三大挑战》　吴敬琏著　网址：www.sohu.com　首页＞工商财经＞财经新闻＞国内财经2001/07/13,15:23

　　[6] 《开罗文件》　P336

　　[7]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刘军宁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10月第1版　P248

　　[8]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P248

　　[9] 《目击者──哥穆尔卡译员的自述》　[波]欧文．魏特著　郭力　苏宁译　三联书店　1974年第1版　P2

　　[10]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P243

　　[11]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P242

　　[12]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P55

　　[13]《托尔斯泰传》　[法]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商务印书馆　1994年重排新1版　P149

　　[14] 《甘地自传》　杜危　吴耀宗译　商务印书馆　1959年10月第1版　P278

　　[15] 《尼赫鲁自传》　张宝芳译　世界知识社　1956年9月第1版　P93－95

　　[16] 《尼赫鲁自传》　P615

　　[17] 《尼赫鲁自传》　P617

　　[18] 《我也有一个梦想》　林达著　三联书店　1999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P322－324

　　[19]《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P234－235

　　[4] 图帕马罗斯（Tupamaros)，又称"民族解放运动"，是乌拉圭的一个城市游击组织，成立于1963年7月。　（《开罗文件》一书译者注　P345）

　　[20] 《尼赫鲁自传》　P476

　　[21] 《尼赫鲁自传》　P91－92

　　[22]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P246

　　[23] 《甘地自传》　P372

　　[24] 《美国历史文献》　赵一凡编　蒲隆等译　三联书店　1989年12月第1版　P316

　　[25]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P233　P245

　　[26] 《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英]保罗．约翰逊　李建波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　P769

　　[27]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P5

　　[28]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P368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2001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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