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孟子>中圣人学说的内在矛盾

周超
武汉大学 哲学院 2002级人文科学试验班
孟子身处乱世,一生坚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终生奔走四方宣传自己的治国之道,以期达到天下大治,重返尧舜之世.孟子视圣人为人生境界的最高形态,是天下大治的关键因素.那么,圣人有什么特点?与普通人的差别在哪里?<孟子>中的相关论述有这些:
1.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上>
2.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
3.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
4.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离娄下>)
5.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下>)
通过这五条材料可断定,孟子认为圣人与普通人的差别有两条:一,圣人非常孝顺,把对父母的孝发挥到极致(见1.2);二,圣人(或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并不断反省(3.4.5).这与孟子的性善论与"反身而诚""尽心知性尽天"的理论是统一的:圣人与普通人本来就都是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人生来皆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这四心也就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尔",是人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这样,"万物皆备于我矣",人活着就应该"反身而诚",不断反省,把自己心中先天存在的善念发挥出来,使之勃发弘扬.在这些先天的善中间,以有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孝弟最为重要,它是最自然而然的,因为人的生命都是父母所赐,此情最大.因此孟子十分推崇舜的孝顺,称其"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但孟子认为真正懂得"万物皆备于我矣"并自觉"反身而诚"的人太少了,大多数人都是"“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人心向善本来是最和人的天性的,“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之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孟子相信"人人皆可为尧舜",但太多的人都背弃了自己的本心,不顾仁义道德,肆意欺骗杀戮.人的这种堕落完全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与外界环境无关.<孟子>中对此有如下论述:
1.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公孙丑上>)
2.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人的堕落是普遍的.虽然孟子相信"人人皆可为尧舜",但那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没有现实性.人类社会的救治还得依靠"内圣外王"的圣人来引导才行.这一方面是因为极高的道德水准只可能出现在少数人身上,不可能通过全民都成为尧舜来达到天下大治;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如孟子生活的时代,必然出现社会分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孟子只可能将希望寄托在贤明的君主身上,起码前代已有尧舜这样成功的圣人.但孟子与孔子不同,孔子一味的要求"正名",坚守"君君臣尘父父子子"那一套;孟子已认识到,人的出生完全是随机的(借海德格尔的一句话,"人被抛到了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品德才能与他的血统.家庭背景没有必然联系:生于帝王将相的人可能是个庸才废物,生于草莽江湖的人也有可能是雄才伟略.所以血统.家庭(或家族,出生背景等)并不能为统治者的暴虐统治提供必然的正当性.
<孟子.告子下>记载了孟子解释孔子为尊者讳的一件事: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由此可见孟子是赞成维护统治者的尊严,以维护整个等级制度的.在这个事件里,先是统治者不尊礼,此时他就失去了实质上的以礼来维护自己权力的正当性;但孔子虽知道统治者已失礼,仍主动维护他的尊严.这一举动是从维护整个等级制度在人们心中的庄严地位出发的,使人们对礼仍保有敬畏之情.这时孔子考虑到的是将统治者不尊礼的真相显明出来的后果:众人会认为礼是无关紧要的事,从而越发多的作出僭越礼的事.孔子一生坚定的认为礼是人之本性仁的自然外化,是治国的根本,这对孔子的生活世界来说就是绝对的真理;但他清楚的知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使人们很容易受到蒙蔽,因为人的认识能力高低有别,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凭自己的思维同孔子一样本质上认识到礼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把真相告诉他们,因为他们不能正确理解真相.而孔子为尊者讳的原因,即大多数人认识能力的缺陷,也是统治者违礼的原因.
孟子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所谓的帝王将相,本质上与普通人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尽心上>)
孟子生活的时代与孔子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他不可能再像孔子那样死抱着周礼,试图回到鼎盛的周朝前期;孟子只能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推动天下一统.软弱的周王室不可能再有作为,就必须重新有一位君王领导天下统一.因此孟子不承认来自血统和家族的政权的正当性,而把这个正当性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之上.<孟子梁惠王下>载: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朱熹的四书集注还引了张子的一段话:
张子曰：“此事闲不容发。一日之闲。天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命绝，则为独夫。然命之绝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孟子.离娄上>有: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孟子.万章上>有句: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接下来孟子�"天与之者","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所谓天子得天下,就是"天受之","民受之",最重要的还是人民对统治者的态度.这里把民意作为政权的正当性来源,而这个政权正是道德与智力都比大多数人(也包扩人民在内)强得多的圣人所有.也正是对着这个"人民"或大多数人,孟子与孔子在"为尊者讳"上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很重要一个方面是对待父母非常孝顺,而圣人的政权的正当性来自人民.圣人如舜者虽掌管天下,却无权"与之"天下,因为天下终究是属于多数人的.但<孟子>中有多处记载,说明舜为孝顺父母,而置天下人民于不顾.如舜对自己兄弟象的处理.象多次谋害舜未遂,舜反而封象为诸侯.舜对于自己其他的仇人到一点都不手软.难怪有学者认为舜对象的处理就是腐败,而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美德.(见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这里显现出一个很深刻的矛盾,既是,被孟子所十分推崇的.圣人之为圣人的最重要一点--孝,已反过来威胁到圣人掌握政权的正当性了.
由以上分析可见,孟子的圣人学说的内在矛盾是:圣人掌握政权的正当性来自大多数人的同意,但圣人之成为圣人并被推崇备至的最重要一点--孝顺,又反过来威胁到这个正当性;而圣人又需要靠孝顺和仁义等维护自己政权的正当性,来作为多数人的行为思想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