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会议小结
何斌 编译


2007年4月13号 华盛顿
第四组：中国民主的动力和阻力
参与人：
约瑟夫.菲尔史密斯(JOSEPH FEWSMITH)              波士顿大学
裴敏欣(MINXIN PEI)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主持人：
胡永泰                                                                          布鲁金斯研究所

第五组：中国党国军体制的挑战：与台湾类似？
参与人：
朱云汉                                                                          台湾国立大学
黄靖                                                                              布鲁金斯研究所
毛文杰(JAMES MULVENON)                                         情报研究分析中心
主持人：
杰夫里·贝德(JEFFREY A. BADER)                         布鲁金斯研究所
      约瑟夫.菲尔史密斯:
      中国共产党要想维持其统治，首先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央党校对年轻干部的调查显示，有接近70%的人认为高速增长的经济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条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对普通群众的调查显示高达64%的人认为过去五年其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如果加上认为没有显著变化的人，则这一比例高达84%。由此可见大部分民众对目前的状况还是很满意的。而对于中国目前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是否只是暂时的这一问题，大约80%的人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但这一调查是官方的公开调查而不是内部调查，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值得商榷。根据这一调查，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因政府的层级不同而不同，城市和农村也有所不同。
      通过这个调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于地方政府，民众不太信任，在基层冲入也较为突出。而对于政府管理水平，民众也表现得较不信任，特别是在医疗等行业。对某一制度的看法取决于你在这个制度中所处的位置，全中国13亿民众难以全都从改革中收益，特别是处于底层的民众。
      有鉴于此，一些北京的学者们提出了政府创新，以下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这一问题。首先是商会的不断涌现，特别是在温州。温州具有其独特的商业传统，当地民众非常重视发展私有经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温州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温州发展商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提高行业商品质量，但随着发展，商会渐渐扮演起政府行业政策制定咨询者以及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温州的商会和中国北方的商会不相同，中国北方的商会由政府组织成立，扮演着政府机构的角色，而温州的商会则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特别是在资金和人员构成上。
      接下来是温岭的民主咨询会议，又叫做民主恳谈会。这种会议类似于听证会，大多在乡村召开，偶尔也会用于城市，而会议的内容则大多是关于基础建设，这是因为财政问题是地方政权冲突的焦点。但这种会议存在于体制之外，其立法权限并不稳定，目前正试图把这种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整合。而在温岭市新河镇，民主恳谈会就财政事宜进行了讨论，这增加了政府财政的透明性，无疑是一个突破。
      而在四川和最近的江苏，公推公选制度正在。基本上来说，这一制度是组建一个类似选举团的组织，然后投票选举党推举的候选人。这个选举团一般多达两三百人，这与以前的两三人决定当选者来说是一个进步。
      我个人认为这些创新可以延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命。我个人更关注于地方治理，而这些创新对此能否有所贡献则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人们的预测往往与现实有一定的差距。
裴敏欣
      我的演讲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如何测量中国的腐败；第二，目前中国腐败的特征；第三，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腐败；第四，结果如何。
      对于如何测量腐败，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首先，我们应关注执法数据，但更多的人被捕是意味着执法力度的加强还是腐败更加严重呢？其次，关注调查数据；第三，关注于案例，但案例的分布不具有随机性，通过研究大量的案例可以弥补这一点；第四，进行经济评估，通过案例估算出总量。
      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估算一下。基础建设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五个领域之一。中国把其GDP的13-15%用于基础建设，其中回扣通常占10%，甚至20%，这样就可以得出腐败占GDP的1.5-2.3%。接下来是信贷回扣，研究表明银行官员一般要求名义利息的7-9%作为回扣，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信贷规模，这里我们估算腐败占GDP的1.5%。公共部门人员消费占GDP的4%，其中十分之一是公款私用。土地收入占GDP的3%，其中三分之一中饱私囊。这样，我们最后算出腐败占GDP的4.5%。
      对于执法数据，我们有两组历史数据可供参考，其一是中纪委发布，另一个是由最高检察院办公厅发布。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关于被捕人数的倒U字型，但我并不认为现在腐败的人数少了，而只是起诉率降低了。在所有被处罚的人中，被起诉率总的来说很低，除了2005年有一个短暂的升高，随后其又恢复了正常。
      表二表明大部分人被处罚得力度较轻，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只是受到了警告和严重警告，开除党籍的占到了20%。而最近处罚力度已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而中纪委的数据表明被处罚者中47%犯罪情节较为严重。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高检察院办公厅所提供的数据。从最高检察院办公厅所提供的数据中，我们很惊奇地发现，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中，最后只有一半被起诉。而且检察院只关注于大案要案。另外，我们通过对这3000多起腐败案件的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案件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特别是信贷），土地审批，政府采购以及国企私有化。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这些领域的政治经济垄断因素以及巨大的经济利益。
      另外，腐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国家关键机构（司法和执法）受到了威胁；第二，买官卖官猖獗；第三，中国政府对此的应对是从上由下。发布了1200余条法律法规以及数次反腐运动。但中国政府并不愿意采用国际通用的反腐的措施：自由的媒体，经济自由化，独立的司法和立法改革，NGO的监督，民主改革。
      腐败会给中国造成什么影响呢？第一，每年4-5%的GDP被转移到了一小部分精英手中，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性；第二，基层建筑项目的失真和土地审批的浪费；第三，系统风险，腐败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影响，一旦系统受到冲击，这一风险就会显现出来；第四，政府合法性的丧失。
苏黛瑞
      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社会失败及其政治含义：自满，傲慢和被遗弃者”。首先，我为大家讲两个故事。在潘爱文(John Pomfret)的著作《中国的教训》中，讲述了一个区长驾车撞到一位老者后的傲慢和漠不关心。而在新华社最近的报道中，也报到了上海广场富人们的奢侈消费与贫困者在垃圾堆中寻食的强烈对比。
      从中国现在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掌握大笔财富的富有者面对生活窘迫的贫困者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与傲慢。而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导者正在创建和谐社会。中国的领导者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与严峻性。
      这些数据和现任领导者的决定使得进行预测变得困难，但我仍然试图做出一个猜想。接下来，我将提到中国社会的五大趋势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群体：老年化与老人，性别比失调与单身汉，城市化和移民，贫困化以及城市底层阶级的出现，财富的增加与中产阶级和私营企业主。
      这几组人群均在增多，我个人认为，由于一些群体能够施加影响，而其他的则难以施加，一些群体的政策建议能力将会增加，从而使其收益，而其他的群体则会被排除在影响体系之外。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我们将会见证一个自满，傲慢的政府，以及被遗弃者未得到改变的命运。
      首先，老年化和老人。最近的研究表明，到2015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会由7-8%增加到15%，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会进一步增加到20%，并保持持续增长。而劳动力人口（15-64岁），特别是城市劳动力将会将会减少。这部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与其寿命的增加所造成的。60岁到69岁的人中，只有8%的人能够自力更生，85岁到89岁的人中，有一半的人生活不能自理。而目前的经济改革将会使这一问题加剧，首先，单位福利制度消失，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迟迟得不到完善。另外，农村集体医疗制度的取消。而2000年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的家庭规模正在缩小，城市甚至刚刚超过3个人每户，这表明越来越多的老人独立生活。以上种种表明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将会越加困难，而且他们的意见也难以为政府所采纳。
      第二，失调的性别比和单身汉。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者对男性婴儿的偏好，到2020年，在15岁到34岁的人群中将会有2900万到3300万的“剩余男性”，而且他们大多处于农村，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在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里亚.M.邓波尔(Valerie Hudson and Andrea M. den Boer)的书中，他们认为这下没有稳定工作，缺乏教育的人将会倾向于冲突、暴力甚至叛乱。这样的人是不会考虑民主，而只会想当然地行事。
      中国城镇人口的所占比例由1978年的18%增加到2004年的42%，而研究表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当中的60%是来自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三分之一的人是外来移民，在一些主要城市甚至高达90%。这些移民关注于劳动全的保护，但是他们却难以通过民主来表达自身的利益，因为他们在当地不能参加选举，也不能享有城市居民所想有的种种福利，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而由于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这些移民的家庭也受到了损害，很多子女缺乏父母的照顾而误入歧途。研究表明，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未来的20年中还会有3000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城市贫困和失业以及新的社会底层。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和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贫困和失业状况日趋严重，但这些弱势群体却难以影响政治进程。尽管中国共产党想把这些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人吸纳进来，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工人和农民所占比例却由1994年的绝大多数下降到2003年的不到一半。
      最后是私营企业主收入的增加。国家统计局把中产阶级界定为年收入在7500-75000美元之间的人群，并预计其所占比例将由2005年的5%增加到2030年的45%，其他研究也持类似的观点。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还显示，2002年底，有大约3400万人工作于250万个私人企业中，外加600万的投资者，占工作者总数的4.6%。另外，工作者中，有6.5%属于中产阶级，包括企业家，商人，个体户等。政府把这些人群定义为“新社会阶层”，他们中的领袖被认为对社会贡献很大，并被称作“中国社会未来的脊梁”，广泛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便是与其展开的合作，并以此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我认为要想建设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与社会上层展开合作，也要吸收社会底层的意见，而不是将其排除在外。因此，中国政治的未来并不是民主化，而是精英主义。
黄靖
      我的演讲将首先回顾中国自毛泽东以来几代领导人的交接过程。这一过程呈现出从非正式向正式转变的趋势，促使了中国政治过程的制度化，这是中国政治过去几十年中取得的最大进步。
      现有主流观点认为，前两次权力交接最后决定的做出十分匆忙。但决定的匆忙并不意味着局面的失控，短时间内对继任者的改换正好反映出局势仍在控制当中。但这种领导人的更替往往会破坏政策的延续性，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政治权威的高度人格化而不是制度化，政治决定往往受人际关系所左右，而不是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的作用异常明显。而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的交接却有很大的不同。
      我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改变，特别是1992年的十四大以后。首先，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以前那样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威；其次，老一辈的领导人之间往往通过二十余年的革命建立起了深厚的个人感情，而新一辈的领导人时间缺乏这种牢固的人际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往往是依靠利益和政策偏好。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而领导者的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背景和支持者。这样一来，第一领导者由于没有绝对的权威，他与其他领导者之间就必须相互妥协。这一局面始于邓小平时期，并在江泽民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集体领导意味着什么？首先，集体领导意味着决定需要通过讨论、争辩甚至投票来做出。其次，领导者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一定的程序和规则需要被遵守。这一制度的确立能够更好的确保政府的稳定性和政策的延续性。
      综上所述，我认为，如果我们把民主定义为多党制，那么中国很难在未来实现这一点。但如果我们把民主定义为权力的制度化，决策过程的制度化以及公众参与的制度化，那么中国正在朝这个方向迈进。目前在中国发生的改变虽然是一种渐进的，但渐进的改革同样可以达到革命的效果，因此，我更愿意把发生在中国的改变视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