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
---读摩罗新著《因幸福而哭泣》有感
曼德

近几年来，思想随笔在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掀开了让人欣慰和振奋的新局面，这种以新颖犀利的思想为内核，以优美活泼的文采为传播外衣的文体在以推演整体理念为特征的80年代是非常少见的。随笔作家也都是90年代才出道的新人，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的作品的理念无非是在言说常识、言说80年代的观念和精神，但他们对常识的独特言说方式、独特体验方式，是他们在最近几年崛起于文学、思想界的真正原因。
中文系出身的优秀文笔根底，洋溢着才气豪情的文采是他们形成越来越多的受众的重要原因。所谓“言而无文，行而不远”，这是值得让每一个从事枯燥理论研究和传播的学者艳羡的事实。然而一概认为他们只是以文采和言说常识来获得广大受众，那也是不正确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对人生和文学的思考、有关于人道、自由和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的生命体验和原创性的思想探索。在这些随笔作家中，最能在自己的文字中体现这种独特性、体现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探索、最有他自己的东西且最有深厚的生命激情的作家，无疑是摩罗。
看过摩罗最新著作《因幸福而哭泣》（以下简称《因》）后，我更加加深了自己的这一判断。尽管象他以前的《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一样，书中同样表达了一个人道主义者对我们民族每个个体巨大的关爱、悲悯和尊重，表达了作为一个坚守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所应表达的一切东西。但是《因》中无论是对人物、故事、文章、书的评述，还是对某一地方、某一历史现象的感慨，摩罗抒发的自己的感受，是那么的独特和真实，这里不是在为说理而说理，而是触景生情、情理相融，这里有激越、有沉醉、有软弱、有无奈，这里有仁慈、有善良、有赞美、有祈盼，一切情感显得那么强烈、那么撼人心魄，一切理论显得那么深刻犀利、不容质疑。这是真正来自深层的生命激情，这是真正经过炼狱考验的对主义的执著。也许，在最后的较量中，真正成就一个作家的东西是他的个性和经历，这是别人无论如何没法模仿、克隆的。摩罗的出身、经历、个性和他滴着血和泪的文字成就了摩罗。
更让人惊喜的是，摩罗是这批思想随笔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在自我更新、自我否定、不断创造和蜕变的作家。他的每部作品，都有所超越和转变。到《因》上，无论是思想主题还是文风文笔，已与《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摩罗不断探索和思考的结果。相比起以前作品中的言说常识和言说80年代话语，今天是否有更值得言说更有创造力的新思想新话语？相比起80年代甚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作为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新生知识分子，究竟能为这个至今仍不能得救的时代、能为薪火相传的自由和人道主义贡献点什么？这是摩罗思考的理论问题。
面对这个荒乱无常、日趋堕落的时代和一直缺乏支撑和后援、岌岌可危的内心精神世界，人文知识分子足以支撑和维系自己的立场、理念甚至日常举止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资源又在那里呢？忽喇喇大厦将倾，一直执著于人文精神的我们的救命稻草、精神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是摩罗一直在追问的信仰问题。
如何面对黑暗乃至瓦解黑暗，如何唤醒和启蒙大众，如何使自由、平等、博爱、信仰等美好理念在贫弱的东方大地上生根发芽？难道一味的反叛传统、一味的批判、颠覆、控诉、冷嘲热讽、以血还血就能解决问题吗？难道80年代的破坏和叛逆传统就不值得反思吗？或者说80年代的失败到底给我们启示了怎么样的一条新路呢？这是摩罗需要探索的方法论问题。摩罗，这个因言说80年代话语而在90年代大为走红的思想者，开始了对带来他荣誉的东西的反省和再次的反叛。
在《因》中，摩罗似乎终于为他的诸多问题找到了答案，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区别于五四和80年代的独特性，为当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的精神出路，也为他自己的困惑和追寻找到了答案。他在《因》中说：相比五四一代，我觉的我们能提出来的新东西就是信仰。他在《因》后记中写到：“我不断地言说爱、宽容、信仰、和平，言说甘地、托尔斯泰、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等等，我希望用这些光明的东西构成一个氛围，好让我的精神在这样的氛围里得到喘息，好让一些温馨的东西在我心中慢慢滋长和发育。”是的，摩罗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爱和信仰。爱可以使我们的内心重见光明和希望，爱可以使黑暗感化、消退甚至烟消云散，爱可以化解一切仇恨，爱可以征服一切罪恶，爱可以使我们民族生活在一个新天新地。这种伟大的爱人是作不到的，只有上帝才能作到，只有上帝对人类的爱中，我们才能体验到。所以我们要信仰上帝，信靠他，在上帝那里学习爱、体验爱，然后用爱来生活、战斗直至永生。
在《圣经·路加福音》中，耶稣对那些凶狠残暴的恶人竟然非常的怜悯，没有丝毫仇恨，他对那些把他残忍地钉在十字架上的凶狠士兵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是魔鬼的邪灵在作怪，人本身是值得怜悯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还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天上之父对可怜的人类整体的怜悯，也是非暴力和平运动的真正渊源。摩罗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他在《因》中写到：“无论他看到多少丑恶，无论他看到多少黑暗，他都不会只作简单的反应，因为他知道，一切丑恶和黑暗都是与自己融为一体的，那里面有我，有自己，有我们人性的缺陷和不幸。甚至可以说，一切丑恶和黑暗都是从人性内部生长出来的，它们本来就是我们共同的人性苦难的一部分。一个人爱世界，爱人类，爱人，就意味着必定会对人类精神内部的黑暗投之以广博的悲悯，施之以温暖的抚慰。”这种认识是基于对人性的有限性的深刻认识、基于对与黑暗斗争的理智总结、基于朔本清源、真正改变我们民族人性根本的考虑的。这种清醒的认识终于使那个反叛苦难、咀嚼耻辱、颠覆黑暗的摩罗蜕变为言说光明、呼吁爱和信仰，祈盼和平和拯救的新摩罗。
其实摩罗在《因》中的新思想在他的《自由的歌谣》一书中的《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从鲁迅到张中晓》一文中已有所萌芽，他在这篇文章中写到鲁迅的境界局限和他人的超越时指出：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甘地与托尔斯泰等“不以恶抗恶的思想、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都是最深刻地体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的思想”。释迦牟尼、耶稣也是富于牺牲精神、矢志要将人类从苦难中救出的伟人，他们是用内心光明、耐心行动、勇敢牺牲担当人类苦难的英雄,是超出了鲁迅境界的“耶稣”。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关心中国前途的思想者们都在考虑如何面对黑暗的问题。以血还血、以暴易暴、以革命对革命、以流氓对流氓、以黑暗对黑暗，这既是黑暗过于残暴和无耻的反应，也是黑暗传统植根、遗传共同逻辑于它的叛逆者中的必然结果，当叛逆者们终于发现自己竟然用与黑暗传统共同的逻辑去反抗黑暗时，震惊之余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以血还血，血会流得更多；以暴易暴，得胜的仍然是暴力，新生的权力中心的合法性仍然建立在暴力核心上。以革命对革命、以流氓对流氓的结果只能是主体所使用的手段最后覆盖了最初的目的，想用革命手段实现人间天堂，但却被革命的暴力充溢了整个社会，想用流氓手段挫败敌人，结果自己却最终变成了流氓。以黑暗对黑暗，结果黑暗侵蚀了自己的心灵和肉体，心灵变得无比的阴暗，身体也自虐和自残。目的反而越来越遥遥无期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众多叛逆者走过的路，也是众多知识分子的心路里程。只有打破这种历史的循环，走出一条新路，才能真正的战胜黑暗，真正的实现我们的志向和憧憬。
黑暗战胜不了黑暗，只有博大的爱、宽容、信仰才能战胜黑暗，在《因》中，摩罗对非暴力和平运动的领袖们充满了无比的敬仰和慕颂。无论是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哈维尔，还是索尔仁尼琴、托尔斯泰、德兰修女，甚至还有释迦牟尼、耶稣等，这些人类历史上的得胜者，人类精神上的导师，摩罗都给予最充分的言说和阐释，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因言说而产生的快感、希望和兴奋。在《因》中，摩罗说：“当我们用爱的态度、用悲悯态度凝望我们不幸的民族、不幸的民人时，我们实际上就是隐隐约约地表达了我们对于爱的信奉、对于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信奉”。从鲁迅到耶稣，从批判到怜爱，这绝不是倒退，相反地，它昭示了一代中国人更加理性、更加的恢弘和超越、更加具有了得胜的策略和信心。“爱必将得胜”，这是以往的历史和即将发生的现实不断证明的真理，也是包括摩罗在内的一代中国人的越来越坚定的信仰。
之所以需要爱和信仰，还在于只有爱和信仰才能使我们中国人充满罪的人性得到亘古以来真正的改变。摩罗在《因》中说：“我们要把信仰从遮蔽之中打捞出来，把它提供给中国文化界，也提供给中国历史。”他还说：“这个民族在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已经丧失了爱的体验和爱的能力，我们确实需要将爱的血液注入它的苍老的肌体之中。”黑暗战胜不了黑暗，只有博大的爱、宽容、信仰才能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民族。我们渴慕一个充满爱、自由、平等、尊严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改变我们自己的人性才能达到，需要整个民族的人性整体水平在信仰和爱的照耀下大大提高，才能实现。我们惟有从自己做起，“学习爱与救助的能力”，学习爱，体验爱，才能改善和纠正因黑暗的迫害、因反抗黑暗而扭曲了的心灵。我们要从被迫害狂的各种症状中脱离出来，我们要从破坏者成为一个光芒四射的建设者。我们要从“无赖”的心理状态、做人形象中找到真正的依靠，只有有了信仰，我们自己才能摆脱这种身心俱损、毫无凭依、毫无出路的状态。只有有了信仰，我们苍老的民族才会有脱离罪和苦难，获得新生的机会。历经苦难、充满大智慧的摩罗终于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精神出路，这就是《因幸福而哭泣》一书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