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真主归真主，政治归政治

---在加缪的痛苦之后思考

茉莉

美国被恐怖分子袭击之后，我在瑞典寻访了十几位来自中东各国的阿拉伯难民，他们的反应和看法令我惊异万分。对遇难者的痛惜、对恐怖分子的痛恨和对阿拉伯下层人民苦难命运的同情，在我心里复杂地交织着。我自问我们这些向往西方文明的中国人，对阿拉伯民族和他们的宗教了解多少，我们是否因为他们的经济落后，因为他们的宗教神秘，从而轻忽、漠视了他们。

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先知穆罕默德所创立的本意为“顺服、和平”的伊斯兰，为何孽生出如此凶暴的恐怖主义，以致这种孽生物成为一切宗教信仰（包括伊斯兰）的敌人？这些问题逼得我走向历史寻求答案，结果，我发现了曾为此陷入矛盾痛苦中的法国人加缪。

“我首先要保卫我的母亲”

1957年12月12日，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加缪，被安排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自由座谈。文学会谈很快变成了政治讨论，会场的气氛异常紧张。一个自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的穆斯林青年发言，指责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态度。在听了对方一连串的口号、叱责、谩骂之后，脸色铁青、忍无可忍的加缪不能不为自己做一番辩护。

加缪提醒这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自由斗士：一些穆斯林运动领导人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应该归功于他的努力。他曾全力支持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实行民主制度，并因此被迫离开阿尔及尔。他说，多年来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到处发表政见，捍卫穆斯林人民的权利，然而，他的声明只是使得恐怖活动更加猖獗。

刚戴上诺贝尔桂冠的作家痛苦地告诉听众：“我历来谴责恐怖活动，我也必然谴责在阿尔及尔街头盲目肆虐的恐怖活动，这种恐怖活动，也许有一天会落在我母亲或者我的其他亲人身上。我相信正义，但是在捍卫正义之前，我首先要保卫我的母亲。”

被瑞典人评为“诺贝尔头号美女”的加缪太太，在听丈夫说了那样痛切的话之后哭了。而加缪———一个在阿尔及利亚土生土长的的法国移民的儿子，在他1960年车祸去世之前，一直陷入了两难处境里：他一生同情、支持苦难中的穆斯林，被视为反对歧视穆斯林的先驱。但是，穆斯林民族解放战士的恐怖活动，却导致了他家庭的恐惧、自己的疾病：而在他的母国法国，他被认为是不爱国的人，因为他与叛乱分子为伍，为穆斯林恐怖主义犯罪者的生命奔走呼吁。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加缪陷入了慌乱的寻觅---面对捍卫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与恐怖活动的矛盾不知所措。在阿拉伯人的暴乱和法国殖民当局镇压的一片厮杀之声中，一贯主张和平主义的他，绝望地缄默了。

没能认识民族主义的疯狂本质

当年轻的加缪还是一颗文学新星的时候，经常和文友们到阿尔及尔街头的咖啡馆喝茶。从对面清真寺塔楼上传来呼唤信徒做祷告的声音，吸引着诗人敏感的心灵。有一次，加缪指着街上穿民族服装的穆斯林，对朋友由衷地赞美说：“你看，他们生生不息，来来去去，多么庄重，多么超脱。”他又说：“他们比我们（指法国移民）更文明。”

这是加缪献给地中海风光和土著人民一曲颂歌：“地中海！一个适宜于我们的世界。－－－信念在金色、蓝色的摇篮里摆动。－－－在你身上，人们通情达理，更加文明。”他热爱阿尔及利亚的一切包括土著阿拉伯人，并把阿尔及尔称为“幸运的城市”。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充满正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加缪，不仅赞颂阿拉伯人的美德，而且学会了阿拉伯语言。当时任记者的加缪，曾走遍了阿尔及利亚的山山水水，尽心尽力地为阿拉伯人谋利益：支持穆斯林受教育，为他们的饥饿和粮食定额呼吁，关注800万穆斯林的选举权和社会地位。

持博爱立场的加缪，坚信正义可以化解仇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实行民主改革，就能使穆斯林和法国人和平共处。但是，无论加缪怎样去体验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生活状况，他也没能认识到那个时代民族主义的真正本质。民族主义在穆斯林世界像瘟疫一样疯狂传播，一切和平理性的声音都不被理睬，甚至被利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加缪曾为一个被控杀人的阿拉伯酋长辩护，说他的伊斯兰信仰是宣传仁爱的，不可能做出违背信仰的事情，酋长因此获救。但在加缪去世多年以后，独立后掌权的阿拉伯政要人物，他们自己披露出来的真相却是，那位穆斯林酋长确实是指使谋杀的凶手，加缪被欺骗了。

“伊斯兰政治化”走向极端

不知是不幸还是幸运，深怀地中海情结的加缪，因为英年早逝，没有来得及看到阿尔及利亚现状：在赶走法国殖民者之后多年，穆斯林自相残杀，使独立了的国家成为一片血腥的屠场。甚至在今天，加缪笔下那片无比美丽的土地，会成为“911”美国恐怖攻击事件的嫌犯奥萨玛．宾拉登的活动基地之一。

曾被加缪歌颂为“更文明”的穆斯林，为什么到了现代，会孽生出残杀无辜的怪胎？我们都知道，是万恶的民族主义———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双方的民族主义，孕育出恐怖主义。但当今穆斯林的恐怖主义似乎比其他恐怖主义更暴烈，更无规则、更丧失人性，这里，我们需要追溯一下这个普世宗教本身的源头与分化。

伊斯兰教的根本义理，其实和佛教、基督教并无太大区别，具有很强的人文主义倾向。这种从游牧部落诞生出来的宗教，以“安拉崇拜”的信仰虔诚为特点，提倡善行，把真主的恩惠施之于众生。然而，与其他大宗教不同的是，这个宗教从不隐瞒它的政治意图、它对权力的浓厚兴趣。从穆罕默德创立的穆斯林宗教公社起，伊斯兰教一直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大都是统治者兼国家元首与宗教领袖与一身。带着剑与《可兰经》，入世的伊斯兰教从亚洲向欧洲和非洲扩张，于是历史上才有那么多著名的“圣战”。

加缪年轻时看到的“文明”、“超脱”的穆斯林，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伊斯兰教与国家政治完全脱离之际。当时的法国殖民者独揽了阿尔及利亚的行政事务，但允许阿拉伯人信仰自己的宗教，于是在那一段时期，宗教和政治各执其事。笔者无意赞扬殖民主义，只是由此设想，如果今天40多个穆斯林国家，让真主归真主，让世俗政治归政治，这个世界要安宁得多。基督教国家就是通过政教分离，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藏传佛教却是一个特例，由于佛教的出世哲学、“不杀生”的慈悲教义，使它的政教合一不具有危害人类的攻击性。

在伊斯兰现代历史上，出现了不少改革潮流和派别，不少伊斯兰改革家、哲学家提倡政教分离、和平传教。但他们理性智慧的声音，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视为“背离伊斯兰”，遭到威胁和打压。原教旨主义者以宗教狂热处理世俗国家政治矛盾，霍梅尼、萨达姆和塔利班神学士等政教合一政权的作为令人恐惧。今天，当恐怖分子在美国制造了世纪灾难时候，我们期待真正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洁净”自己，与恐怖分子抗争，捍卫世界人民的和平权利，为至仁至慈的真主赢得光荣。

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