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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政制之建立

《政制篇》、《君主》、《联邦党人》三篇皆讲政制之建立。这是我们把它们放在一个学期里阅读的理由。

《政制篇》是柏拉图所做对话，主角是苏格拉底；《君主》是马基雅维里题献给洛伦佐·梅迪奇

公爵的献礼；《联邦党人》是一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为争取1787年联邦宪法在纽约州人民的批准而在报纸上以“普布里乌斯”为笔名写的85篇文章的汇编。

只有《联邦党人》在文本上和实际上是写给“纽约州人民”的，《君主》在文本上是题献给

梅迪奇（1492-1519），豪华者洛伦佐（1449-92）之孙，他在1516年成为Urbino的公爵，但在此前1513年12月10日马基雅维里致友人Vettori的信中，又说他将把此书献给Giuliano?de’?Medici（死于1516），豪华者洛伦佐之子，Nemours公爵，似乎，马基雅维里会把这本书献给任何一个碰巧（by?chance）是君主、尤其是新君主的人。

《政制篇》又是写给谁的呢？文本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首先可以肯定，这本书并不

是一场谈话的书面记录稿，因为柏拉图并没有在对话中出场；又因为当时不存在录音技术，也可以排除柏拉图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从第一卷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叙述的对话，苏格拉底是叙述者，叙述的是他昨天经历一场谈话。谈话过程中人们的动作、表情（比如Trasymachus的脸红），都是苏格拉底的叙述的，我们通过苏格拉底才看到其他的对话者，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么，这是苏格拉底对谁的叙述？

是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叙述吗？这是最大的可能。因为把对话记在纸面上的，毫无疑问，是柏拉图。苏格拉底对柏拉图叙述了昨天发生在Piraeus的一场对话，柏拉图把它记载了下来，传诸后世，这样我们今天才能有机会重新听到苏格拉底和其他谈话者那天在Piraeus的谈话。

在苏格拉底讲述、柏拉图记述的行动中有一个基本意图，那就是这场对话除了被柏拉图听到，还能够被无数的人们听到。当我们读到《政制篇》的第一句，苏格拉底说：“昨天我和Ariston的儿子格劳孔一起下去到Piraeus去拜女神；……”我们似乎也回到了对话的第二天，像柏拉图那样，围坐在苏格拉底身边，听他讲述。

所以《政制篇》的读者，既是一个人（柏拉图），又是无数个人，无数个像柏拉图那样的人，包括诸位。

所以，《政制篇》是一本写给诸位的书。这也是我们读这本书的理由。

如果诸位中碰巧（by?chance）有一位君主，一位新君主，《君主》就是写给你的，马基雅维里会毫不犹豫地把这本书献给你。——这是我们读《君主》的理由。

在《君主》的献词中，马基雅维里写道：“因为正如那些绘地形的人，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自然便侧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一样，要好好地了解人民的自然，你需要是君主，而要了解君主的自然，你需要是人民一员。”

如果《君主》是写给新君主的，《联邦党人》则是写给人民的。

倘若马基雅维里所言不虚的话，那么《联邦党人》就是一部君主，或者说立法者，写给人民的

书。这里人民并不是立法者，立法者已经在近四个月的秘密会议中，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联邦党人》85篇的目的，并不是设计一个新政制，而是说服人民接受这个新政制。

说服人民接受这个新政制的方法，是揭示现存邦联（confederation）的不足（前38篇），论证新的合众国（Union）政制的共和性质（39篇以后）。

《联邦党人》第39篇

那么，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特点呢？如果寻求这个问题的回答时，不求助于原则，而是求助于政治作家们在各国宪法中关于这个名词的应用，是决不会得到满意的回答的。在荷兰，没有一点最高权力是来自人民的，却几乎一致公认为共和国。威尼斯也得到同样的称号，该国对大多数人民的绝对权力是由一小部分世袭贵族以最专制的方式行使的。波兰是贵族政治和君主政体用最坏的方式结合的混合体，然而也被授与同样的尊称。英国政府是世袭贵族政治和君主政体的结合体，只有一个共和政体的枝叶同样不适当地时常被列入共和国之林。这些例子彼此之间的不同，几乎跟它们与真正共和国的不同一样，这就表明这个术语在政治论文中应用得极不确切。

????如果我们以各种政体赖以建立的不同原则为标准，我们就可以给共和国下个定义，或者至少

可以把这个名称给予这样的政府：它从大部分人民那里直接、间接地得到一切权力，并由某些自愿任职的人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其忠实履行职责期间进行管理。

可见，共和政府的本质在于“它从大部分人民那里直接、间接地得到一切权力”。这意味着，虽然宪法不是人民制定的，但是只要它得到了人民的认可，这个政制也不失其共和性质。这和那种仅仅从立法者的身家来判断政制类型的思想（比如《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不同。

当然，也并不是说，一个政制只要得到人民的认可，它就是共和政制。还要看是什么样的认可。

我们看《联邦党人》第一篇的开头：

致纽约州人民：

对目前邦联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人民完全可能会靠机遇和强力来接受一个政制，但是普布里乌斯诉诸的是人民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

这决定了《联邦党人》的方式：公开的劝服。它以一种反马基雅维里（坦率）的马基雅维里方式（大胆），为那些想要建立共和政制的君主（立法者）树立了典范。

当时，反联邦派选择了像Brutus,Cato这些晚期罗马共和国的英雄做他们的笔名。汉密尔顿选择了一位罗马共和国创立者和拯救者——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做联邦派的笔名。在

Plutarch的Parallel?Lives中，普布里乌斯是和建立了雅典民主制的立法者Solon平行做传。但

Solon在生前就看到他的政制被僭主推翻，普布里乌斯建立的共和制则延续了数个世纪；Solon在立法之后离开雅典10年，以免自己解释自己的法律，普布里乌斯则一直呆在罗马。他协助Lucius?Junius?Brutus把罗马的王赶出的罗马，并防止了最后一个王颠覆共和制的阴谋。他曾经四次当选为执政官（前509，508，507，504），并在共同执政Brutus死于任上时成为唯一的统治者。他利用这个时间巩固初生的罗马共和：扩大元老院的规模，给被告以上诉地权利，减轻赋税，并命令执政官的权杖必须在公民大会面前收低，以显示人民的尊贵。Publicola是罗马人民对普布里乌斯的称呼，意思是人民的拥戴者。

美国普布里乌斯的劝服成功了。这就是我们读他的书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