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
讨 论
王绍光
我当年在北大,专业也是法学,当年我逃出法学就是觉得不过瘾。刚才听了三位的发言,现在又有了重新拥抱法学的冲动。这一节讨论,最重要的信息,不在于细节,而在于有一种冲动,想立足于中国的本土来重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解。我们用西方的概念体系,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哪怕不十分贴切,但它永远无法解释中国的体制为什么运作得好。我们现在要立足于本土体系,既能解释中国的问题,也能解释中国的优势。
关于任军峰的发言,我提供一些脚注。美国有个刊物叫PS,里面有好几篇文章都讲到了美国国家安全与比较政治研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美国人资助比较政治研究,是跟国家形势和政治密切相关的。这些材料可以丰富你的论证。你提到了美国研究民主的先躯人物罗伯特道尔。他1956年写《民主理论的序言》序言的时候,很年轻,非常有激情,他越到老年,越像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对民主真诚的追求逻辑上不得不把他引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后来他写了《经济民主的序言》(1985年),没有经济上的民主,就没有真正政治上的民主。
舒炜
第一点,强世功提到苏联体制的元老化和中国体制的元老化,我觉得这是个有意思的对比,中国元老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二点,赵晓力分析了人大里面的性别、职业,但是却漏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人大政党的构成。
单世联
对强世功,我提两个小问题。一个是,您刚才讲,毛泽东为了让刘少奇下台,启用杨尚昆等人掌握中央日常工作。你有什么根据呢?第二,您说1975年宪法彻底废除了国家主席,这话笼统地说,也没有错,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到1975年董必武为代主席。所有1975年签署的中央对外文件都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后来毛泽东已认识到,他用国家主席来打林彪是个借口,所以清除林彪后,请董必武来做代主席。我想,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真要回到中国经验,离开细节是谈不上的。
张静
我一直觉得法学家在目前中国的现实下可能会比其他社会科学者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两位法学家的发言也证明了这点。我很欣赏,因为他们面对问题,尊重事实,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针对强世功的发言,我提出一些讨论。我很同意他提出的尊重惯例。中国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在于它永远是变迁在先,而正当化(合法化)在后,所以实际运行的惯例就显得特别重要。你还提到英国,没有宪法,但有宪政,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好的经验,我也同意。英国宪政主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君权和现代议会制之间的关系,它很好地保留了君权,把它变成具有象征性的地位,因此没有造成大的政治危机和矛盾,但同时它削弱了君权,而把权利通过宪政体制转移到现代的议会体制中。第二是吸纳的问题。它不断地吸纳社会精英,进入到体制之内,成为维护和建设体制的力量,而不是反对体制的力量。但是,中国现在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觉得不明。当然,你刚提到解决主权的问题以及权利转移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不是所有人同意这样的定义。不同意的原因在于,对中国宪政究竟目前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是有很大分歧的,包括宪政要不要改变。虽然你和我都重视惯例、实践,而且我们也明白在中国表达和实践是分离的,换句话说,我们要更注重实际,而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比如说,你提到毛泽东宪法,字面上的意思是国家主席有主要的权利,但实际上,国家主席刘少奇不能运用他的权利来对抗毛泽东对他的打击。再比如,邓小平宪法提到,总书记有虚权,但事实上总书记的虚权并非党的虚权,因为党管理着军队。因此,总书记和党也有某种脱离。宪法上的规定和中国的政治实践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认为,讨论中国惯例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实践。第三个问题,关于党的变化。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执政党发生的非常重要的变化,一个是纲领,一个是角色,还有它所依赖的政治力量和基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我们基本上可以看作它适应了社会的变化,因此是中国社会目前稳定的基础,但同时也是不稳定的潜在的原因,因为它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势:与党不和的人或者力量同时变得与国家不和,由于党和国家一体化,那就无法吸纳和整合这部分人进入到国家体制变成建设性力量。目前的党政合一的系统是稳定的基础所在,同时也是不稳定的潜在原因。
任军峰
我最早接触政治学是从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开始的。我要解构这个东西,我打翻了一个墨水瓶,再要装了什么新的东西?我在反省接下来,政治学,我该研究什么。关于答案的复杂性,王老师提醒得非常好。但是目前我要解释这个东西,我不能关注到经济民主,经济民主现在还没有中译本,这与中国政治学界的目的论期待有关系。而且道尔最经典的一本书叫《Who
Governs》也没有中译本,可能就是目的论期待作怪。
强世功
我认为政党的目标、构成、功能、性质无论发生多少变化,都要面临政治的根本问题,即政治的权利如何产生。搞民主,不是民主本身的目的,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产生一个权利,大家去公认。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的背景下,恰恰民主的权利可能不能被公认。在中国,大家对民主有一些疑虑,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很负责,不是简单选一个领导人。我想,要保持政治的相对稳定,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应对特别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之势的问题,制度、惯例就变得特别重要。惯例,我觉得至少是内部政治高层的共识。惯例对政治有约束,同时使政治尽最可能常规化。另外,单世联老师说的细节问题很重要,这也是我提议纳入党史研究人员的原因,有太多的细节需要党史研究者完成。
2008 开放时代杂志社 © [粤ICP备050057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