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十大手法
张西明

近一时期,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先后爆发“颜色革命”,形成了继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的第二波“美国化”浪潮;通过和平演变,美国实现了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权更迭和政权改造的目的。在2005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布什明确提出“要在全球传播民主,结束世界上的暴政”。格、乌发生“玫瑰革命”、“橙色革命”后,美国务院公开承认自己在这些“政权更迭”中“发挥着中心作用”。事实表明,力图建立“没有边界的、全球性的新美利坚帝国”,以长期确保无人能够动摇其单极世界的霸权格局,美国的这一根本战略将在布什第二个任期内推进到新的阶段。

发生在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与10多年前苏东剧变的“第一波”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发生在原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反对派均获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都是利用选举的时机实现政权更迭。但另一方面,这次“颜色革命”背后的“美国化”手段,又有许多新特点。

一、不仅注意拉拢和培植上层“精英”,也加大了在这些国家民众当中开展基础性工作的力度。如果说10多年前美国和平演变的重点是做上层人士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共产党内高级官员的工作,那么今天“美国化”的工作已深入最基层的“草根”,十分注意培养不同层次的代言人。

对于驻在国的领导人或重要政党特别是反对党的领袖人物,美国大使或公使以及高级外交官往往亲自出面,或经常性进行拜访,或举行招待会、宴会,通过长期接触,选择和培养美国的代理人,在条件成熟时推他们出来竞选或发动政变,把他们扶植上台。

对于基层民众,美国主要是通过帮助他们建立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然后借助这些组织煽动“民主运动”。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动下,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10多年间,东欧、中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增加了四五倍,其中,美国在中亚国家帮助建立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更是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中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经超过了1万个。这些组织在前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

二、以司法制度为突破口,通过“帮助”有关国家改革或重建其司法制度,达到动摇其政体、推翻现政权的目的。美国一向认为,司法制度是一国政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司法制度变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也就变了。过去美国无法直接干预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和机构,但近10多年来美国利用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民主化”的机会,不断加强所谓的“司法交流”、“案例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上否定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使其逐渐丧失了权威性、合理性和执行力。

三、以经济援助和加入北约等作诱饵,迫使有关国家允许成立反对派和民间反对现政权的非政府组织,从而使美国支持的反对派能够合法地开展活动。通常的做法是,美国政府出面施压,迫使有关国家政府提出“民主化”的时间表和具体步骤,然后美国步步紧逼,在现政权周围建立各种层次的反对派组织。这些“合法的”反对派组织一旦存在,就可以步步为营,伺机而动,或在议会积聚力量,或直接冲上前台开展“街头政治”。

四、在传播“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大大加强了具体方式方法的培训,由此策划出来的“民主”和“革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一方面,如苏东剧变前后一样,美国始终没有放松通过各种渠道从价值观念上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另一方面,利用原苏东国家如今对西方“门户洞开”的便利,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及成员在发动“革命”的具体方式方法上进行全方位训练。在教练当地反对派参加选举的方式上尤其下功夫,到了耳提面命的地步。其内容包括向反对派和当地公众传授美国的选举制度、选举方式、竞选方法等,向参选人介绍选举策略,帮助他们草拟竞选口号和出版报刊,提供竞选经费及电脑、传真机、印刷机等各种设备。综观美国操纵“颜色革命”的轨迹,它向反对派传授的竞选策略一般都包括如下内容:建立反对派联盟;夺取媒体宣传优势;建立广泛的组织阵线;动员群众反对现政权,鼓动群众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组织反对派去监督投票,一旦出现不利的选举结果立即叫嚷选举“舞弊”,然后美国里应外合,煽动起国内国外普遍的不满情绪,最后爆发“颜色革命”。这些招数近来屡试不爽,都收到了美国预期的效果。

五、加大“请进来”的力度,通过各种“交流”项目,培养亲美骨干分子。近年来,针对有关国家,美国每年都组织数以万计的短期访问交流项目。邀请对象多为反对派中的中青年骨干,他们到美国后,通常都受邀参观美国先进的科技文化设施和各种政府机构,有时还让他们现场观摩美国的各级选举或是政府、立法机构的会议,使其亲身感受“美国民主”,并在参观访问过程中组织各种座谈会,比较系统地向他们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这些人结束访问后,组织方就建立档案,与他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些“交流”项目,有些是美国政府出面组织的,但更多的是由许多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一手操办,以所谓民间的“非官方”色彩掩人耳目。

六、各种基督教宗教团体深入有关国家,加紧进行宗教渗透,进一步为操纵“颜色革命”建立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基础。通过布道、讲经以及帮助组建和发展当地的宗教组织和信徒,教诲、宣扬和灌输美国的政治和价值观念。可以说,每一次“颜色革命”背后都有美国宗教团体的影子。这种战略与美国国内的形势遥相呼应。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出现了新的宗教狂潮。布什实际上是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处处强调宗教价值,强调自己是在执行上帝赋予的使命。美国当前政策是由基督教右翼和保守主义理论主导的。布什的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中一再强调,要在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和自由。伊拉克战争前他鼓吹“自由”、“解放”,矛头指向“邪恶轴心”,现在提出反对“专制”、“暴政”,赖斯点了6个国家为“暴政前哨”,前后一脉相承,均显示出浓厚的宗教使命感和意识形态色彩。

七、利用提供援助或技术指导,开展政治性活动,影响有关国家的价值观。如一个名叫恩惠团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多个国家开展工作,名义上从事卫生、教育、农业改造和经济发展等援助项目,在当地接触的人口数以百万计,很多人现在已成了美国在这些国家的群众基础。

八、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有关国家情报,撰写研究报告。近年来,美国大批的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环境保护、人权状况、公众思想状态、文化思想的变化等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些调查有的由美国人公开、直接进行,但大多数是通过所在国各个专业领域的亲美势力间接开展的,通常由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实施操作,最后形成各种形式的研究报告,经美国政府筛选后成为策划“颜色革命”的重要信息来源和依据。

九、从国内外发动全方位的媒体攻势,抹黑现政权,形成“颜色革命”势在必得的舆论氛围。长期以来,美国传媒一方面向有关国家输出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以此动摇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利用所掌握的强大舆论机器,在国际上丑化别国形象,为其“改造”这些国家扫清舆论障碍。在东欧剧变过程中,美国之音等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这样评价:“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在无形战场上最成功的胜利。”在“颜色革命”前后,美国传媒再次显示巨大的影响力。格鲁吉亚等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早在冷战时期即受到美国媒体的“重点进攻”。近年来,随着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尤其影响到了那些较少接受原苏联模式教育、而对新鲜事物好奇的年轻人。当这些国家的掌权者不按美国意愿行事时,美国便利用传媒对其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权状况等大肆抨击;当美国准备改变其现政权时,便凭借多年积累的“自由民主”宣传优势对该国民众进行反政府煽动;当“革命形势”出现后,即开始对美国支持的反对派领袖大加赞赏,给反对派以广泛的舆论支持;而一旦“革命”成功,美国媒体便迅速将消息传遍世界,借此推动“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通过媒体攻势,一次次如法炮制。例如,去年底,当尤先科为首的乌克兰反对派以抗议总统选举舞弊为由走上街头向政府发难后,美国政府立即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鼓动国际社会支持乌反对派,直至其战胜当权者夺取国家政权。

十、对“颜色革命”的成功者,立即全方位予以鼓励,将其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为其它类似“革命”树立了样板。如最近布什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此前尤先科宣布在今年秋季从伊拉克撤出1650名军人。美国政府对从伊拉克撤军的“盟国”毫无例外都要大加挞伐甚至实施某种制裁,但此次布什没有对尤先科上台后就履行从伊撤军的竞选承诺予以抨击,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大度”,相反还承诺要帮助乌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对乌克兰的“网开一面”,是对尤先科推行“民主”、“革命”成功的奖励。布什把尤先科看作是前苏联东欧地区推进“美国化”进程的“英雄和典范”,要利用其样板示范效应进一步推行更大范围的“革命”。

上述10个方面的手法,美国在运用中或综合配套,或重点突破,使其相辅相成。受到已有“革命成果”的鼓舞,美国正把触角伸向更多的国家。

(张西明:祖籍山东定陶,1965年2月生于辽宁鞍山。现为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研究员、教授。法学博士。兼任社科院青年人文社科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第九届全国青联委员。1994年作为斯坦利研究员在爱荷华大学进行客座研究;2002年作为福特高级访问学者再次赴爱荷华大学作为期一年的客座研究。多次应英方邀请进行客座研究。此外还曾赴日本、奥地利,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就新闻事业的法律和自律以及互联网络的法制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主要研究成果:《新美利坚帝国》(2003年出版),系对美国内外政策重大动向的全面分析;《张力与限制——新闻法律与自律问题的比较研究》(2002年出版),是研究主要发达国家新闻制度的专著;《新闻与法》(2001年出版);《新闻侵权——从传统媒体到网络》(2000年出版,合著);《新闻侵权与诉讼》(1994年出版,合著);此外还发表有关论文几十篇,共400多万字。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电子出版物的宏观发展与管理”,成果等级被评定为“优秀”。目前正主持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研究”。学术论文和专著先后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奖,社科院第二届青年优秀学术成果论文奖,社科院新闻所优秀学术成果专著一等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来源时间:2005-12-21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5-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