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

张旭东 士柏咨询网

随着“中国威胁论”在西方流传，“［中国］民族主义”也转眼成为中外报刊上频频出现的字眼。以此为题的形形色色的论说中不乏宣言式的肯定（比如《中国可以说不》）和末日启示般的诅咒（民族主义＋专制＝法西斯），却往往缺少对民族主义这一复杂现象的历史的、理论的辨析。无论以新闻语言还是知识语言的形式出现，这一话题都在不断复制自己的同时确认了一种假象，仿佛狭隘、仇外的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一次席卷了中国。尤如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了真理，“民族主义”也在没有任何严格界定的使用或滥用中变成了不言自明的东西。无论在文化心理范畴还是在社会政治范畴， “民族主义”标签所到之处，一系列需要冷静分析的问题和矛盾不是被灼热的道德主义和心理主义伪命题所掩盖， 就是简化为立场、态度、身份、认同的非此即彼的选择。 这样的讨论或许能为臆测民族主义的直接政治用途助兴，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它无益于探讨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无益于分析这些条件同当前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环境之间的关联和差异，无益于阐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的主体立场和话语策略。

留心的读者不难把当前“民族主义”这个字眼在具体涉及中国的种种语境中的用义作一番梳理， 看看那些是关于当前中国的信息， 哪些是关于“解读中国”的西方理论构架或主观眼光的信息（在此，“西方的”当然不限于“西方人的”）。不难看出，在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写作中，“中国”的形象经常是局部的、零碎的、歪曲的，而写作者所赖以存在的西方认知框架却是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前者提供物质生活场景中的材料和意象，后者组织这些材料意象，对其进行叙述学和意识型态的“编码”。从蜻蜓点水式的新闻报道到缜密精工的学院论文，关于中国的写作， 无论其善意或偏见的多寡，都较少以拙劣的意识型态（报括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型态）面目出现。 相反，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知识分工和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这种写作有机地结合于一个按自身逻辑描述他人，表现他人，分析他人以至宰制他人的意义定位系统；它植根于西方市民社会对自身经济，政治，文化总体利益的高度自觉， 融汇于将这种利益和意识合法化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强大的知识优势、符号渗透力和价值观念的稳定性之中。认识和批判这个知识－权力系统是所有非西方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工作，也是探讨包括民族主义问题在内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内在步骤。

显然，对于这一话语系统内在的控制欲和侵略性，《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作品并不构成一个真正的对手。本来，象《不》这样一吐为快、表述上不加用心的放谈在今日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上满足了特定的消费期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常以文化生产空间的多元性和自主性自诩的西方舆论更不必摆出惊诧的面孔（这么说绝无意贬低大众文化在社会学或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性；事实上，该书的生产过程，消费过程及其文化快餐式的“愿望满足”效果本身颇值得探讨， 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在国内畅销，在西方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可算是一部通俗作品的成功；但它在海内外被人有意或无意地指认为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代表作和基本形式，就不能不让人觉得是中国知识界的一次失职和失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知识界特别是理论界迄今不仅没有对《不》这类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众性、自发性表达作出知性的回应，也未曾对民族主义问题及其在九十年代中国的表现作出进一步的理论上的界定、区分、澄清和说明。几个最基本，也最急待讨论的问题包括：

１）民族主义出现的一般社会经济条件， 即它同“现代性”（modernity)历史阶段的结构性共生关系：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助于破除对民族主义的一个普遍误解，即它在一般人心目中的“非理性”、“狂热”、“反西方”甚至于“抗拒现代化”的形象。当代民族主义理论研究重镇如盖尔纳（Ernest Gellner）、霍布斯邦(E.J.Hobsbawm)、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等人曾反复强调，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性(nationality)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诞生于近代欧洲，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是通称为资本主义的近代经济、社会巨变。作为跨文化、跨地域的历史潮流，民族主义通过一系列社会运动、政治变革、观念更新、文化创造、乃至不惜千万人的流血牺牲而倡导和推行一个功利理性的规划：摆脱前工业社会种种限制劳动力、资本、信息流动的等级界限和地区间的相互隔绝状态，拓展和保护统一的国内市场，培育适应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流方式的标准化的“国民”大众。 简单地说， 它在历史、文化遗留下来的百衲衫似的差异性地图上为“时代精神”的世俗普遍化确立最大有效单位或“现实形式”。因而盖尔纳在其经典著作《诸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一书中简明扼要地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a theory of politicallegitimacy），其基本理念是“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应该重合”（the politicaland the national unit should be congruent, 1983年英文版第1页）。在此，现代性是理解民族主义问题的关键。盖尔纳在书中套用黑格尔有关现代性的名言来说明民族主义的历史起源和归宿。在黑格尔看来，从前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随后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最终所有人都将是自由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本质。同样，在盖尔纳看来，一旦有了第一个民族国家，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最终所有的社区和政体都不得不按照民族国家的样式重新设计自己，每一个现代人都不得不成为（或沦为）民族国家的“国民”；而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民族主义发展史（第5页）。

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的非文化主义性质。尽管多数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似乎是建立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上，但其基本理念却源自普遍的现代性经验。这不但解释了为何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经常无视传统的民族文化边界（比如“德意志民族文化”被几个独立的国家分割； 英国或瑞士境内又各有好几个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几乎所有民族国家都内含了相当的“少数民族”和多元异质的文化传统）， 更说明了象美国这样发达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何能在多民族、多文化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立国并形成高度一体化的“美国文化”、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明确的国家认同（尽管它们往往以所谓“美国生活方式”或“美国代表普遍人性”之类“超民族、超国界”的神话形式出现）。作为现代性规划的一个特定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理念无疑有其内在的暴力成分；而作为“国家”这种“合法的暴力”（韦伯）的具体阶段，一切民族国家的确立和维系无不是以对各种地方的、民间的、私人的生活形式的压制或强迫性改造为前提。但就其历史发展来讲，民族主义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合理的”。研究民族主义问题，必须首先把握这一问题的经济学、社会学性质。这有助于尽可能地摆脱道德主义、心理主义、文化主义和所谓“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干扰，在宏观历史和具体社会语境的辩证法中展开讨论。

２）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和政治效用的随机性，即它同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差异和不均衡之间的相互作用：民族主义“普遍性”并未带来民族国家的无条件确立，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历史大潮在无情地冲破一切既有的传统、习俗、地域、社区、观念界限的同时却能与民族国家的框架“和平共处”至今。盖尔纳在论述民族主义的普遍性与合法性的同时一再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够获得自己的“政治庇护所”即国家形式，建立民族国家的客观条件或主观愿望都不意味着其现实性。这个问题又立即导致了对民族国家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即“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本质”的追问。其结果只能是一个非本质主义的发现：民族性和民族主义都是具体历史场合下的观念构造， 是特定群体关于自身境遇的记述或虚构，是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在一个“命运共同体”意象中的想象性解决。这也是安德逊的名著《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的主题。民族主义的普遍观念内部的抽象性和含混性及其外在化的相对偶然性甚至武断性从反面迫使我们为民族主义寻找具体的情境、问题、型态和内容。于是研究民族主义问题就转化为研究其一般历史条件内部的种种特殊性、差异性、不均衡性，转化为对不同“民族情境”的实地考查。

不言而喻，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常是现代性普遍趋势与复杂多变的现实地形相互作用、相互妥协的结果。种种经济、社会、种族、文化、政治的条件和障碍都可能在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形成上留下决定性的印记。而民族主义的非文化主义性质并不意味着人类学和文明史意义上的文化不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天然依据和屏障。经验的直观告诉我们，共同的语言、习俗、伦理规范、历史记忆往往是特定人群致力于建立民族国家，为自己“文化”提供“政治保护伞”的充分条件。这同时也预设了民族主义深刻的、难于充分理性化的历史、文化、心理和感情纠葛和潜在的排他性。在文化差异性之外， 我们亦不能忽视空间的差异性。这指的未必是地理或地缘上的不同，而是在资本主义由中心（欧洲）向周边作不均匀扩展过程中各民族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和体验。正如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在中国文明史上不是“原发的”而是“衍生的”(derivative)， 民族主义在中国亦属“拿来”之物。近代中国在由一个以“文化”为本的世俗帝国向以经济为本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要求我们的研究视角由“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作适度的倾斜。这不但有助于我们考虑民族主义的自然史、社会史、文化史制约，也提醒我们在发展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的同时注意这一概念框架本身对中国本土经验的压抑和扭曲。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将有益于我们以民族主义研究为切入点把握当今世界上复杂的权力、利益关系，进而对整个现代性问题及其理论体系进行建设性的修正和批判的反思。

３）如何辩证地描述和分析民族主义问题及其同当代中国的相关性：在此，立场同它的理论表述之间，理论表述同它的立场之“再现”之间必然形成一个充满张力的“解释的循环”（hermeneutic circle)。换句话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无法脱离它在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的自主意识和话语策略而存在， 而这种自主意识和话语策略的活动又反过来指示出置于全球环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状况。这一切对我们介入当代生活的程度和我们的知识准备提出了新的要求。

让我们先对媒体中的“中国民族主义”作一点语用学分析，随后再来讨论民族主义理论的当代进展。稍事留意身边的报刊就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民族主义”的用法同民族主义的现代所指和理论内涵毫无关系，却恰恰还是在拿“华夷之辨”、“天朝心态”这类长久存在于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与近代民族主义原则誓不两立的传统世界观作文章。不言而喻，这种自我中心的宇宙观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经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近代民族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却一直阴魂不散，也一直是意识深处以“欧洲中心论”为天经地义的西方媒体和主流学术界锁定的“研究对象”。在一百多年来的“东西碰撞”之后，近一、二十年来在西方后工业社会内部兴起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不但没有给大中国主义的回潮提供捷径，反倒使它在许多人眼里显得更加丑陋背时，无处栖身。顺便一提，一些新儒家学人视全球资本、信息的多极化为“儒教文明”的复兴提供了历史舞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批评“儒学复兴论”忽略了在“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发生“短路”的危险是必要的；但把它也算作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则是指鹿为马，只能引起概念上的混乱。因为新老儒家“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主义所持的正是与“民族国家”工具理性世界观针锋相对的文化主义“天下观”（这一文化遗产在后现代多元社会里有何新意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此存而不论）。列文森(JosephLevenson) 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第一卷里由“天下”和“国”的对立着手探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断裂，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在他看来，中国几代读书人面对近代化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所经历的痛苦的思想转变可以概括为放弃“文化主义”而提倡“民族主义”，以冀“在‘天下’的失败中夺回‘国’的胜利”（1965年英文版第100页）。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一旦“传统”本身无法继续成为中国人生活世界的自明的目的，“民族国”或“民族国精神”（我个人以为后者比“民族主义”更能传达“nationalism”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就必然成为“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鲁迅·《伤逝》）的所有中国人命定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指责中国“民族主义”就好象抱怨中国人竟也要自强、要启蒙、要现代化，不想作“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二等或等外公民，很有些假洋鬼子不许阿Ｑ革命的味道。老实讲，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发展早已突破了要“天下”还是要“民国”这一梁启超、章太炎时代的问题框架，并深深卷入了晚期资本主义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矛盾。但与此相左的是，西方大众媒体和主流“中国研究”界在塑造当代中国形象时却仍在情不自禁地弹奏“东方主义”的古典旋律：神秘叵测的东方，在梦想中占据着世界的中心，没有时间，没有历史，一切周而复始，一成不变。无论出于无知还是有意，这种概念和时序的错乱都暴露了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公民社会”对现代性时代的后来者的优越感和盲视。而国内报刊上俯拾皆是的“神秘的东方”，“古老的文明”（这里既有赤裸裸的商业广告用语，也有其貌似高深的学术版））则好象是说不这样对号入座就不够“世界化”，有碍同“国际大循环”“接轨”，令人哭笑不得。

与此相反，另一种“中国民族主义论”谈的则是所谓“现实政治”(Realpolitik)，其推理无非是中国经济规模的膨胀必然带来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扩张，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牛”，以至挑战和动摇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个事实，对于这样的局面，一切现存等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们都会戒心重重， 更不用说经历过两次资本主义世界大战的老牌西方发达国家了。他们可真是“前事不忘”，“未雨绸缪”，不但重温未能处理好德国和日本崛起的惨痛教训，更不时地提醒自己在近代史上曾使中国经历了何等的挫折和屈辱。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有历史积怨的崛起民族”（美国《外交事务》月刊语），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或“国民意识”自然成为列国纵横家们跟踪取样的重要情报参数之一。但这种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考虑正点明了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维护各自利益的竞争关系， 并从反面承认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

在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上，从资产阶级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着眼的西方右派策论家有时比立足于文化意识形态“正确性”的西方自由派和左派“国际主义知识分子”对问题有着更为清晰的把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退休教授白鲁恂（LucienPye）有句名言：“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麻烦在于它身为不折不扣的文明体系却想混入民族国家之列(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is thatChina is really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也就是说，中国的“大一统”虽使中国免于神圣罗马帝国式的分崩离析，但也窒息了社会、民间各种利益和思想的自由竞争和表达；因而中国民族主义不是现代公民个体意识的矛盾集合体，而往往是体现统治者意志的“强加于人的道德秩序”（imposed moral order)。显然，白氏的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模式来自现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理念。以此为根据，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生机勃勃的民族主义形式”（参看Pye,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收入Jonathan Unger 编 Chinese Nationalism, 1996年英文版)，尽管他的潜台词是(1)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2)中国要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必须首先完成向“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演变。撇开其明显的政治倾向，白鲁恂的观点提示我们，民族国家是中国进入现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唯一角色，而这一角色还有待按当代中国自身的逻辑进一步完成。

于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民族主义对不对，合法不合法，也不是中国人有没有资格谈民族主义，而是谁的民族主义建立在更为深厚、广泛的国民意识和政治参与的基础上，谁的民族主义具有更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在内部更为坚实柔韧，在外部较多开放性和包容性、较少排他的文化或种族自我中心主义， 从而在全球性竞争中占据道义上、理论上、意识形态上和舆论方面的优势和主动。这种竞争不但发生在社会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和区域之间，也同样发生在型态相近的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体系之间。在这个意义上，各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学理上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理论表述是一个问题，如何在集体幻觉和生存政治上客观地从属于、服务于民族国家的社会生产和文化生产体制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里竞争和认同本身不是目的，它们的意义只来自为争取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型态所作的集体努力。

在上述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两种主要话语形式之外，还有其它各种相对次要的“民族主义”用法。 它们有的点到中国人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种族偏见和大国沙文主义。 在更多场合，给别人戴的“民族主义”帽子同留给自家用的“爱国主义”并无实质区别。 在此，对家园，土地，语言，文化，历史，族群以及种种民族图腾，国家象征的感情连系都是“民族主义”的滋生地。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爱国主义的“自然资源”可谓取之不尽。依此推想，中国民族主义也一定来势汹汹。还有一种“民族主义”则是冷战结束后“自由世界”意识形态左顾右盼寻找新的“罪恶帝国”的副产品。在这种眼光看来，“民族主义”顶替退出历史舞台的国际共产主义而入场，是抗拒西方“世界秩序”和价值观念的潜在形式。这些“理论”既是“中国威胁论”的依据，又是它的产物。将这些局部的，片面的意象拼凑起来，自然得不到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的全面认识，而至于这样的“民族主义”本身究竟是什么，就更在云里雾里了。

事实上，从洋务运动始，中经变法、启蒙、革命、抗战，直至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清晰的背景。早在二十年代，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一边援引西方进步思想同鼓吹尊孔读经的军阀专制作近于绝望的文化、思想抗争，另一方面却没有忘记培育国民以反帝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意识。以平和冲淡”的小品文闻名遐迩的周作人，就发表过多篇激烈主张“排日”，为他所谓“正当的民族主义”张目的文字。在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元旦《世界日报》新年增刊上的“在中国的日本汉文报”一文中，周作人以揭露日本通过《顺天时报》毒化中国国民精神入手号召知识界反抗帝国主义的“强横的言动力”。仅隔两周，他又在《京报副刊》上撰文，以“国民”的名义要求“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立即解散”，并鼓吹在民众中传播“日本与中国的利害相反”的观念。尽管周作人对日本文化极尽赞美，在政治上持孤芳自赏的个人主义，日后更陷入汉奸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但在新文化的第一个十年里，他却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倡民族主义的觉悟与勇气。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世界主义”的一代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最自觉的民族主义者。两者不但不互相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格。

当今，民族国家体系正经历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人类经济、文化生活的“跨国化”或“全球化”；一是民族国家内部差异性和自主意识的抬头。然而两者非但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证明民族国家的消亡，反倒为它提供了当代形式。我们只需注意当今区域性经济合作，如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无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跨国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也都牢牢地依附于民族国家的经济、法律、政治基础（香港的殖民地、国际城市、华人社会的三重性使她成为一个“证明一般法则的例外”）。六十年代以降全球性资本、信息和人材的加速流动造就了一批“跨国精英”和文化、政治上的“边缘人”。他们或许可以成为跨民族语境交流的中介（以及这种交流的艰巨性的见证），但我们对这种“边缘位置”自许的“本体论”意义（“边缘”、“流亡”、“杂种”、“海外群落”等等都是近来西方学院界的时髦话题）却不益高估。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当今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民来说，逾越国界及其象征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不平等秩序是何等的不易；民族国家的格局又是多么经常地决定了个人和集体的命运。无疑，在环境保护、太空探索、扫毒、维持地区和平、救援难民、防治爱滋病等方面人类迫切需要国际合作，但这离哈贝马斯所谓的“世界内政”(world domestic politics)和超民族文化的“世界共和国”构想还很远。哈贝马斯的启蒙普遍主义在这一点上暴露出其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理路和欧洲中心论思想。

另一方面，从北爱尔兰到魁北克，从巴斯克、苏格兰到库尔德人聚居区，我们又在目睹民族主义突破现存民族国家格局向“族裔自主”发展的趋势。面对这一尚不明朗的新一轮“民族独立”浪潮，我们同样不能陷入本质主义或意志论的思维，而必须把握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性和客观性。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从来不是建立在纯粹的族裔、血缘基础上，而是一个特定经济、社会、文化群体政治上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规定。这种自我理解和自我规定的实现不以单纯的个人和集体意志为转移，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和政治根源。换言之，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都是“想象的构造”（安德逊），但这种想象的构造却是在历史无情的多元决定之中具体地生成的。那种以主观、绝对的民族主义修辞有意无意为分裂中国造势的努力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现实说服力。

“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不是没有答案的字谜，更不是知识话语的禁区。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文本；而民族主义无论其概念多么飘忽不定， 却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其兴起、发达、普及的过程中，人们在自觉不自觉的投身乃至献身中积累了经验、观察和初步的分析框架。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济学、社会学本质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国人正逐渐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开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体认、关心和参予意识。这种姗姗来迟的民族主义不但是“正当”的，而且其表现方式总体上说也相当的理性、温和。这同一个新生的经济民族的务实心态正相协调。而真正的大问题在这里刚刚开始，这就是：被现代性普遍潮流激活的当代中国社会能否从自身历史的具体性和差异性中创造出不同于经典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新型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