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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理论
张五常 [天府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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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应大鹏证券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及夫人，在深圳迎宾馆为大鹏证券深圳地区员工做了关于产权经济学的讲座。
本文根据张五常教授演讲录音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产权理论，大概是在1960年开始在美国盛行的。我那时刚好在美国做学生，所以，在产权理论获得很好发展的年代，我是身在其中。今天，我们将用一个小时时间来谈谈产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但我要把它说得很简单。
使用权是私有的
我先讲讲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定义是什么呢？1969年，我把私有产权的定义写下来，现在大部分私有产权的定义，基本上就是我当时写下来的定义。这是经济学上的定义，跟法律上的定义是不同的。它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使用权是私有的，它的意思就是决定怎么样的权利是私有的，怎么样使用就怎么样使用，这个决定权是私人使用的。我有权决定说不用，也可以决定让你使用，这个使用权是我自己的。假如说有两个人，一个人占60%的股份，另一个占40%的股份，他们可以说由其中占60%的那个人决定，而拥有60%的那位可以说，我不决定，让那个占40%的人来决定。决定权一定要有明确的界定，不可以模糊不清，这个是私有产权性质上的第一个条件。
还比如说，这个房子是属于我的，我有权不让你进来，我把家具怎么摆是我自己的事，我把房子都拆了，也是我自己的事。决定怎么样利用的权利，是由一个人决定的，或者是由两个人决定的，这个决定权，或者说“话事权”，一定要界定得很清楚。
在一个私人的商业机构里面，股份的划定也是这样子的，股份的发行决定“话事权”有多大。前几年当中国说要把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企业的时候，政府还是抓住股票的大权，我说这样子是行不通的，政府到底是谁呢？因为政府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假如你把这绝大部分的股份给路边的乞丐，我不会反对，因为是由他来决定。问题是，政府到底是什么呢？政府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像香港大学的问题，政府花了那么多钱，到底谁有“话事权”？没有人知道谁有“话事权”。美国的大学就非常清楚，学术归学术，行政归行政，河水不犯井水。
你们知道香港政府花了多少钱来办大学教育？一个香港大学生每年的费用，可以把这个学生送去史丹佛大学，可以送到美国哈佛，可以给他一间很漂亮的公寓，可以买一辆很靓的跑车，可以有三个女朋友，他还是可以省下钱来寄给父母！一个学生每年花费政府70多万港币，一塌糊涂！这完全是因为“话事权”不清楚，因为它不是属于私有的，是纳税人的钱，而纳税人却没有权力过问。我看内地的大学，虽然师资是不够，因为大学教授只有4000多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师资当然稍微差一点，4000块钱怎么请得到一个好点的教授？可是我看内地大学的希望比香港的大学要高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对每个大学生的资助一年只不过6000块钱。学生自己还要交学费，要交寄宿费，要交膳食费，还要买书。虽然内地大学生的费用比香港大学生少得多，但是在比例上，内地大学生自己出钱的比例要比香港大学生高的多。出钱的那个人就有权话事，这很简单。
比如到餐馆吃饭，伙计拿一盘鸡出来，我只要说声不好吃，那个老板就会紧张了。因为我下次就不会再回这个餐馆，钱攥在我的口袋里面，这是很简单的事，我只要说声不好吃，老板就得马上给我换了，还得打躬作揖。
所以，我看到内地的大学生，很辛苦地自费来上学，政府只资助6000块钱一年，他自己要交相当大部分，那么大学生的“话事权”就非常大了，这是很简单的。我交了那么多钱来读书，这个老师不知所云的话，你这个老师没有学问，我就不上你的课，就等于你送上一盘鸡不好吃，我不要。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使用权的问题。
收入的享受权
第二个问题，私有产权的必备条件是收入的享受权，这是我在1966年领悟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块地是我的，我把它租出去，租金是我收的，我可以自己放入自己的口袋。假如租金我不能够放入自己的口袋的话，那么，就有问题了。举个例子，30%的租金是要交给政府的税。政府抽税是很重要的事。但是问题是，政府抽了我的税，政府又是谁呢？你告诉我政府是谁呢？
政府抽税对经济会有不良的影响，不是因为抽税，而是抽了税之后的那个所谓政府，是政府拿去了，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谁，政府收了那些钱，它是不需要负责的，就像香港抽的税，每年给70万港币给大学生，不需要负责。
我在1966年的时候开始写佃农理论，佃农理论是两百多年前的传统。佃农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农民跟地主分成，土地的收获，60%是属于地主的，40%是属于佃农的。两百多年来，杰出的大经济学家说，政府如果抽税抽10%，都会有不良影响，但地主却要抽税60%，40%归佃农，那佃农他还有什么动力勤奋工作呢？所以，许多人认为，与佃农分成的问题引起了浪费，没有效率，所以政府要出来干预，要废除这种佃农制度。我有个学生呵，大骂这些人是神经病。抽税的是地主嘛，这个地主是私人来的嘛，它又不是政府。假如我抽了你60%，你却散漫不做事的话，我60%就那么点儿，我不要再跟你分成，我要你交固定租金，我还能收更多！或者我会请其他人给我耕地，再不成我自己来耕，这地是我的嘛！这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政府抽的税，是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的。这是抽税的问题，不是因为政府抽了税，而是因为政府抽了税不需要负责任。市场上，有非常明确的规则。弗里德曼曾经和我开玩笑讲到产权这个事情，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喜欢认错，做错了不承认，市场就不是这样，你做了错误的决策，你不需要认错，但就没人光顾你了，那你就破产了，这个惩罚是立刻的。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抽了税，去做什么大工程，错了也不需要认错，做错了也不需要破产，这是个问题。所以，当年弗里德曼说：有一条非常简单的规则，就是花别人的钱，怎么样都比不了花自己的钱来得小心，就这么简单。假如是花自己的钱，就比较小心，交易费用比较小，假如我是花别人的钱的话，你要监督我，要我小心点，交易费用就比较大。香港大学要花钱，要控制也不是说不可以，可是交易费用非常大。
抽税的问题，主要是抽税的不是私人。这跟佃农问题不一样。因为对地主来说，这块地是我的，我收你60%的租金，我不是政府呵，你做得不好马上就换人。这就是第二个定义，就是说，收入一定要有私人的享受权。
到了价格管制的时候，还会变得更复杂，而且变得更有趣。1971年我分析价格管制，1974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我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租屋管制。这一层楼，租金值10000块钱，但是政府说，我是业主，只准你收2000块，那还有8000块，那8000块是属于谁的呢？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8000块钱是谁的？不是我的，因为我无权收一万；也不是租客的，这楼就不是他的；那这8000块是谁的？我为这问题花了三年时间，我看了香港的法律，改了40多次，次次都不同。所以，我认为，我那篇文章非常重要。为什么我对自己那篇文章非常满意呢？因为我解释到一个现象，从来没有人解释过，但是很可惜一般的人现在还不知道，只有几个人知道。我解释了什么现象呢？价格管制的问题。
外面所谓的价格管制是需求量和供应量之间的变化。需求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真实的世界里没有这个东西。供应量也是抽象的东西，世界上也没有这个东西。供应量比需求量大，中间那段叫短缺，也是真实世界上没有的。这所谓的不均衡的现象，世界上也没有这样东西。这就是说，有价格管制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价格管制的时候，有很多问题，你们可能比我更清楚。明明是值10块钱的东西，价格管制说，它是两块，大家都去抢购，它就不够了。它只值两块钱，大家就只能考虑别的办法了，比如排队去轮购。记得在我们小时候，每天早晨四点钟就开始排队买鱼。但如果你是高干子弟的话，你就不需要排了。你们听说过以前的走后门吧？你们不记得了？你用钱买不到。不给你用钱买，要用其它的准则。如果我知道其它准则的话，我可以马上告诉你。你如果说要排队，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怎样排队。价钱只不过是一种准则，你要说价钱，那就是价高者得。你说要论资排辈讲政治的话，那就是政治资格高的人得。那么所谓价格管制，就是说，这个物品不能完全以市价决定，一定要由其它准则来决定。假如你能够告诉我能够采用什么准则，我一定会觉得易如反掌，一般的大人都会找到答案。但困难的地方在于你有价格控制的时候，你知道是用排队的方法呢还是走后门？还是讲政治手法？还是讲年纪大小？选择很多，你不知道是哪一种，那么就解释不到问题，知道是哪种的话，易如反掌。
我的价格管制的文章是1974年发表的，27年前了，实际上却是很简单的，我给出了一个理论的架构，解释他会选哪一种准则来代替这个价格。这个出发点，就是在租金管制这里，就是说租金市值是10000块钱，但是政府说，只能收两千块，那8000块是谁的？那8000块钱不清楚的时候，就是等于这个物业这层楼不是真正的私有产权。至于我那篇文章，详细讲就太长了，我现在告诉你们，如果是私有产权的话，收入的享受权一定要是私有的。
政府抽税的问题，在于拿着税的那个人，不是私有的。你看一下中国的历史，或者是欧洲的历史，如出一辙。在古时候，欧洲和中国是一样的，租和税是同一个字。以前的大的郡主，是收租的，如果郡主很大的话，租就变成税。欧洲也是。你看以前的书，税和租是分不出来的，现在，租是属于私人收的，税是政府收的，在历史上没有这个分别，你去看下中国的古书就可以了。在美国，有很多城市的政府是私人的，警察是私人雇佣的，马路是私人修建的，消防是私人督办的，城市和学校也是收了税办起来的，它们都算谁的？你们又说，政府抽税就一定不对！也未必！因为很多政府去抽的那个税，就是租金。
我曾经对你们的官员建议：把城市改成公司，每个市民都是会员，你把权力下放呵，省归省，市归市，权力下放无所谓的。你揽着大权干什么？你做中央的有钱收就行了，不用搞这么多事情。如果是公司，就用公司法，美国有很多城市是用公司法来运作治理的，城市公司化，对钱的运用就会负责很多。我在台湾讲过这个问题，我在北京也说过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只要中国开放，经济开放，金融开放，人民可以自由流动，不统一是不可能的。你只要经济上统一，就可以了，问题在于收入的权利方面，你要让资源发挥效用，就需要界定得清楚一点，以市或区来走向逐步的自治，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自由的转让权
现在谈第三个有关私有产权的问题，就是要有自由的转让权，这是很重要的，非常地重要。自由转让权就是所谓的自由买卖，或者是我们可以自由地订合约，我租给你也可以，租和买卖是不一样的，我租给你的话，我会写我要你怎么做。
这个所谓的自由转让权有很多人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就是说如果有自由转让的话，会有大地主出现，这是有可能的。有大地主出现将使他们能够合并使用资源。大农场是有很多人以股份制来拥有的，股份是有转让权的，转让权这点非常重要。你公司管得不好，我拿着你的股份，我不需要跟你争吵，我就把我的股份卖出去，或者我喜欢这公司的话，就把这股份都买下来。我不需要留住50%的股份，我只要有相当大的部分，我就可以要求股东开会，把经理炒鱿鱼，由我自己来做，或者请别人来做，所以转让权的威力很重要的。
最明显的就是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此之前，日本的土地有私人的使用权，也有私人的收入享受权，但是没有转让权，这是为了要保持大地主的固定性，这是种封建的制度！封建！所谓的封建制度是很难解释的。我问你们，中国以前也有封建，什么叫封建制度？你答不上来。你问政治学方面的人，他们说不出来，你问社会学方面的人，他们也说不出来，这是非常模糊的概念。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1965年，我对封建制度想出一个界定，我的老师阿尔钦，最初听我说出我的定义，拍案叫绝。我当时对封建制度的界定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些土地有私人的使用权，有收入的享受权，但是没有转让权。当没有转让权的时候，人民就不能随处自由地流动，人民就要附地而生。以前我们中国人打得死去活来不也就是要争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海内之士，莫非王臣。为什么拚死拚活地就是要抢那块土地？因为你拥有那块土地，你就拥有了那块土地上附着而生的人。但是假如土地有自由转让权的话，那么那个封建制度就散了。因为你绑不住那个人，他把地卖了，他就走了。或者我是地主，你在帮我耕地，一向是我养你的，我把这地卖出去了，新地主不一定有责任要养你。
所以，明治维新，是一场非常精彩的经济改革。那个皇帝，明治皇帝，才不过五岁，听了宰相的解释后，就在那张纸上签了字，准许土地转让。突然之间，日本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动力。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发展相似。我还认为，中国80年代的所有经济增长的数字都被低估了。80年代我常常跟国内的高级干部们讨论经济问题。我曾经问他们，你们以前的机制中，有没有私人的使用权，有没有私人收入的享受权，有没有自由的转让权？但如果突然间要照这样改的话，那改革是非常大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改良，每年以15%的增长率，累积了几十年的功力，日本的实力非常强。而中国的情况，说中国经济增长每年20%也是很小的，经济增长在10%的时候就过热了，11-12%都是过热，要控制。美国只不过是3-4%，我们是11-12%，过热了，过热了。你们要明白，从零，上升100%，都还是等于是零，你们想想中国20年前的制度，每年上升百分之百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在佛山，看到那些食街里的大鱼大肉，与往昔真是大大不同。你可以随意选了东西让他们给你煮。那条食街，有蔬菜部，有小炒部，有汤水部，有鸡鸭部，有海鲜部……连虾都有６种。但是，20年前，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大概都太年轻了。那时候，买一只鸡蛋都买不到。没有饭吃，你们相不相信？因为饭都卖完了。粮食是配给的。你们知道要花多少薪金才能安排到一顿好的饭？这是20年前，满街都是乞丐。20年，现在你工作了20年，你什么都可以拥有，不需要什么后门，不需要论资排辈，不需要排队，只要把银包拿出来，只要有钱就能够买到了。
这个进步，甚至快得离谱，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在这进步之中，我个人认为，走错了很多的路，假如能够完全听我讲的话，还要快得更多。到现在还是不肯听我讲。我叫得喉咙都哑了，要中国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没可能那么大方，有钱都不要？完全没有理由说不开放。有些高干跟我说：张教授，你不知道的了，我们中国有特殊的情况，你是外面的教授，你不了解那么多的。我说，你熟悉不熟悉苏东坡？我对苏东坡了解得比你厉害！到底对于中国的传统，是你知道的多还是我知道的多呢？我这么说，当然是有些强辞夺理啦。我跟一些国内的干部吵架的时候，有时候是乱来的。因为他们乱来，所以我也乱来。
多谢各位。
张五常教授VS大鹏证券员工答问录
问：张教授，很高兴听您讲课。请问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上了印度之路？
答：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时间不够，假如你再给我30分钟的话，我想把这个问题也讲一讲。现在我只能简单说一说。私有产权的制度，是有一个准则的。分配资源是有准则的，就是说价高者得。谁有钱谁就赢了。李嘉诚有钱，他说要这么做就这么做。可是并不是说他有钱就什么地方都比我好。比如说，我的照相机比李嘉诚的照相机好得多。只是因为他不舍得买我这么好的照相机。你明白吗？像我这支钢笔，李嘉诚的钢笔就没有我的这么好，6000块港币来的嘛！因为我是靠这支笔写稿开饭的，笔不好的话怎么行呢？价高者得。你要不要？如果你给8000块的话，你拿去。6000块的话我要。这是市场的规则。私有产权的规则。
在公有产权制度中，它的准则，可能就是论资排辈。我们以前说，你的行政是几级？这是级别。公有产权制度并不是如一般经济学家所讲，是完全没有原则的，它也有一种衡量的准则来决定谁拿的多谁拿的少的，每个等级都有一定权力话事。你们都知道，以前是以官阶来决定你有没有汽车用，以前还有你到什么级别你就可以拥有冷气。香港大学就是公有产权制度，教师的分配，是以分数来算的。做教授，6分；系主任，6分；一个老婆，6分；两个老婆，还是6分；一个小孩，6分；两个，12分；10个，60分；做一年，2分；做20年，40分。加起来，谁分数高，谁赢。
但假如是市场决定的话，我要这个房子，没有人理你是教授，也没有人理你是系主任，我不管你几个老婆，总而言之你出得起钱你就赢了。可是香港大学不是的，所以，你就要考虑一下，我是不是多生个孩子呢？可以多6分呀！那么大家还是多生几个吧！公有产权中，以等级来决定权力是比较普遍的。在私有产权里，是由资产来界定权力。
我并不是在批评哪个制度，我是反对公有产权的，我也反对私有产权。我赞成什么制度呢？不是用钱来赢的那种，因为我的钱比不过李嘉诚；也不是讲政治的那种，因为我也比不过周恩来，我赞成的是：全世界的美女和财富都用考试来分配，哪一个分数考得高的话，就赢，这样比的话，那全世界的美女就属于我的了。很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考试来评高下的，我想用考试这个方法是没有机会的啦！
要由等级特权这个制度跳到以资产界定权力这个制度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转变中间的制度就是印度的制度。印度的制度是以贪污界定权力的制度。你比如说巴拿马，贪污的界定是非常清楚的。巴拿马的海关关员，你贪一三五，我贪二四六，分得非常清楚的。印度的贪污，女人服装是你管的，男人手表是我管的，外汇管制又是他管的，他们界定也是非常清楚的。贪污权力是可以买卖的，也可以遗传的，可以一代代传下去。当你把这个贪污的制度界定后，那么就制度化了，贪来的钱就制度化了，那就糟糕了。你看看印度，搞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没有饭吃。
所以我就认为中国的改革非常之快，大致上非常地好。但是呢，我是老人家，我希望它更快一点。我现在很担心，在制度转变进行到中间的时候被卡住。在1985年的时候，国内开始有贪污，那就证明着等级特权开始瓦解。中国是否会走上会印度之路？这里，让我们警惕地说，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制度设计防止贪污。假如我们真正想减少贪污问题的话，那就要尽量解除管制。有管制就有贪污，因为管制就是为贪污而设立的。
问：张教授，既然经济学是无法预测经济的，那么经济学又为什么被称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空想的科学光环？
答：预测和推测是两码事。经济学是做推测的，可以推测得很准，非常地精确，我的经济学就是非常精确的。但是预测，就像经济分析家，那是风水派，我们都称他们是风水派，那是看风水，我认为是不准的。但是，不准的风水不一定没有人相信。很多人相信风水的。推测和预测的主要分别就是，推测是一定要有条件的，一定要有严格的条件，就是说明在某种情况之下，什么事情就会发生，这就叫推测。预测则是没有条件的，而是看水晶球。推测，假如换了条件的话，就不同了。经济学是精确的科学。比如说，我拿个铜板在手里面，我一放手，它就往下跌，我一放手，它就往下跌，现在，我一放手，这铜板跌不跌？你敢不敢跟我赌？这是很精确的嘛！我们不是在太空，我一放手，铜板就往下跌，准不准确？！这是物理学，和经济学一样是精确的。你相不相信？我拿出一张钱，然后放在地上，没有警察，没有风吹，你敢不敢跟我赌这100块钱是一定会不见的？10000比1你敢不敢跟我赌？我看你不敢赌。物理学也解释不到那100块钱为什么不见了？化学也解释不到，对不对？政治学解释不到，心理学解释不到，历史学家解释不到，我却解释得来，这就叫推测。
问：张教授，您是否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出路？
答：我说国有企业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来来去去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花别人的钱不如花自己的钱来得小心。你可以把国有企业用完全股份制变成私有化，就跟其它的私有企业完全一样，你仍然可以继续叫国有企业，这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里面的结构不是。看看英国的例子。你们不知道英国有多可怜！英国在二次大战后，曾经是世界电单车冠军、毛纺织品冠军等等，好多世界冠军，才不过二三十年时间，什么都没有了，都被日本占先了。这是很简单的问题，讲来讲去都是回到权力界定的问题。
问：张教授，请问中国市场化改革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答：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小贪污太多了，增加了很多的交易费用。你想做生意，简直不知道从哪里着手，需要你左问右问。就说我一个上海朋友的一间房子，搞来搞去搞不通就是因为少给了三百块钱！大贪污少了很多，小贪污到处都是，左管右管法律太多，我有时候不太明白，那些外国人是怎么来的！
问：解除外汇管制需要什么条件？
答：一秒钟！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由我张五常来决定——我是说，根本不需要条件的嘛！在外汇管制刚刚解除的时候，人民币可能会稍稍下跌，但马上就会上升，三个月后就会上升。人民币的价值会比现在高。
问：张教授认为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哪个国家的经济更有前途？
答：俄罗斯？没有前途可言，所以这个你们根本不必问。日本？世界上的货品，最高档次的是日本生产的，以价廉物美来说，是日本。中国？中国要做到像日本生产那样高档次的产品，是不容易的，但是一般大众化的产品，中国还是有水平的，因为中国资源丰富，中国的年轻人学得快，中国人刻苦耐劳，人工又便宜，绝对贸易中国一定赢，我非常看好中国，日本是有机会服输的，加拿大都没有机会超过中国了，美国就要靠高科技。
但只要看看微软的这场官司，真是自废武功，令人心酸。微软是最成功的高科技公司，把它打死干什么呢？美国人真是很没有脑子。高科技的发展，一定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你要鼓励很多人勇往直前的话，你一定要允许某些公司某些人赚很多的钱。反垄断案，我是专家。大家都很明白，你反对微软，你不过是反对它赚钱太多，假如微软不是赚这么多钱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际遇。你把这个赚最多钱的一刀砍下去，其它人就不敢再往前投资了，看到微软这个例子都害怕了。这件事情使我对美国非常失望。我更失望的，就是主持微软垄断案的美国政府的大法官Bob
Bork，是我的朋友，很多年前我做反垄断顾问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做的，他是反对任何反垄断法的人，怎么突然间就跑到对方阵营里了？所以当弗里德曼跟我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问弗里德曼，他怎么回事？弗里德曼说，我也搞不清楚，他可能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我真是不明白。Bob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长得非常高大，声如洪钟。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
问：产权经济是讲效率的，那如何体现公平？
答：很难有真正的公平的。任何制度都有不公平的地方。在私有产权下，假如说做的好的话，就是生产力强的赢，或者说是比较幸运的人赢。客观来说，这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不一定是私有产权，就一定会是公平的。像李泽楷拿到香港数码港那块地，这就很明显地不是根据市场的规矩来做的。
问：WTO对中国的影响？
答：我搞不清楚中国加入WTO是怎么回事！我真地是搞不清楚！因为它的文件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外汇管制，最重要的外汇管制完全没有提到。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不敢答这个问题。
问：请问张教授，经济学家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用吗？
答：没有什么用处的，经济学家只是受人利用的。在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凯恩斯出名了，当时，还有个经济学家费雪（I.
Fisher），比凯恩斯厉害得多，可是就不吃香。现在讲到我张五常，因为中国现在讲经济改革，我又是讲产权讲交易费用的，我的那套理论刚好能够切合中国的经济需要，为中国所用，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说是我在影响中国，经济学家对国家没有特别的价值。我认为我也许有点价值，不过，不是对中国的经济发生影响，我只是希望对中国青年的思想能够有所指导，至于经济学方面，那是说笑而已。
问：张教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很多道德及社会问题。请问您，私有制度是不是造成道德败坏的原因？
答：这主要是私有产权界定得不是那么明确，还需要一段时间改进。也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形：一方面搞产权，一方面搞管制——外汇方面的管制，租屋方面的管制，解决这些琐碎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我是说中国没有大问题。却有很多小问题，很多小问题加起来就变成大问题。只要产权制度搞好，言论开放，中国前途无限，中国的未来不得了。
我年青的时候到美国，运气很好，碰到的都是高人。我周围的朋友，拿到诺贝尔奖的，有十几个之多。这就是我的运气。想起来，许多外国人也没有我的运气好。当时刚好是新制度经济学兴起，我就身在其中，整个合约理论就是我搞出来的。中国青年如果有我当年的运气，一定比我强，有学问有前途，学问滚滚来。
问：请问您，在国内，您认为哪个经济区域最有前途？
答：我一直看好上海。对于上海，我稍稍看早了两年。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上海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毗邻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又有积淀很深的商业文化，气候又好，可以肯定地说，假如中国解除外汇管制，推行自由贸易，20年后，我可能能够活到那个时候看到——上海一带将成为世界的第一生产中心，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来源：思想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