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男，山东省阳谷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９９级博士生，主要从事社会史、文化史、政治思想史研究

张太原

我们与你们：五四前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野

　　对于五四前后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1]。但是对于二者关系的演进变化，似乎仍研究得不够。下面主要通过对当时"文本"中"我们"与"你们"话语的解读，来观照一下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疏离过程。

　　一

　　胡适晚年曾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无论怎样，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2]。胡适说这话时的心态和语境都变化了，回头看过去的事情，好像很清晰。事实上他及其他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在相当时期并不是截然分明的，而是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似分又合的胶着状态。

　　在经历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及《每周评论》的创办与被查禁之后，1919年12月《新青年》同人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其中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化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3]

　　虽说这个宣言是由陈独秀起草的，但也明显地包含了胡适的思想。这是《新青年》同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表"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同属于这时《宣言》中的"我们"。然而"我们"却用一种"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的"共同意见"的形式，来昭示世人，表明"我们"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事实上这是在思想上寻求重新聚合的一种努力。

　　同一期的《新青年》上，还发表了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他一方面强调了"研究问题"的重要，另一方面又明确地说新思潮运动，就是拥护陈独秀所举出的"那德先生"和"那赛先生"，并指出"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应该于研究问题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这实际上是胡适个人企图通过对"新思潮运动"的解释，及表达对"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来重新整合新思潮阵营的努力。

　　这种努力虽然没有改变各自思想的趋向，但是在其后一段时间内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有一定成效的。比如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后，一再向胡适等人"约稿"、"催稿"，直到1920年12月还提出，《新青年》的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4]就李大钊来说，则没有再对胡适强调的"研究问题"进行反驳，并于1920年8月1日同胡适等人联名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5]，声明"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郑重提出，请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6]可见在对"实际的政治"、"争自由"的问题上，"我们"还是统一的、整个的。直到1921年初，相对于其它思想派别，"我们"还是一致的。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7]这里，胡适明确地把梁启超等《改造》同人划作"他们"，而把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

　　周策纵曾说，"紧接着'五四事件'后的那几个月里，在新知识分子之间兴起的联合精神只是表面性的。"[8]如果把他说的时间再延长一些，大致可信。在《新青年》同人努力维持"我们"的同时，"我们"中两种不同的取向却越来越凸显，到1920年底，几乎已经到了包容不下的地步，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9]作为"我们"的《新青年》同人这时分出了"北京同人"和"上海同人"，"我们"的继续存在看起来非"恢复"而"不能做到"了。

　　不过，稍后胡适等人仍做了"求同"的努力，只坚持把《新青年》编辑部移归北京。1921年1月，胡适致信《新青年》编委说，若编辑部移归北京，"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10]。这里的"我们"虽然还包括李大钊在内，但显然已不包括陈独秀等"上海同人"了。声言不愿"自取分裂"，实际上恰恰表明这时《新青年》同人已到了分裂的边缘了。

　　1921年2月，陈独秀致信胡适，明确地表示不再坚持《新青年》同人的"一致"[11]，"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12]至此原来的"我们"中就分出了"你们"，标志着《新青年》同人正式宣告解体。"我们"与"你们"之间似乎还故意避免"同道"。陈独秀对于"你们"在北京要办的新报，明确地表示"不宜作文章"，同时他也料到北京同人对于移粤出版的《新青年》也"无人肯做文章了"[13]。

　　二

　　但是，如果说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从此走向对立，就言重了。其实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者似乎好像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而采取不同方法努力的朋友关系，并且"我们"中往往有"你们"，而"你们"中也常常有"我们"。

　　1921年6月，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感谢杜威先生指示我们的厚意，我们自然应该把教育比个人看得更重，不过政府并没有正式向我们表示他愿和解的意思，而且正在那里制造加害我们代表的材料。以后进行，还希望他多多指教。"[14]这里，在对于"请教"杜威和反对政府的"加害"问题上，已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仍然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同称"我们"。

　　不仅如此，一年之后，他们还以此联合其他人，共同发表了一个政治宣言即《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说："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15]

　　这个宣言是由胡适起草的，"半夜脱稿时首先打电话与李大钊商议邀人开会"[16]，可见这期间两人的关系还相当亲近。虽然对于李大钊来说可能有碍于情面或实施策略的因素，但是双方在大目标上的某种一致也确实存在的，即使对所采取的方法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我们"的空间。或者这至少可说明，当时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完全放弃"和平的努力"。然而，这种情况是正在走向组织化和旗帜鲜明化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的，因此不久，李大钊即因中共中央的决议而退出"好政府主义"的活动。

　　周策纵曾这样来分析五四以后新知识分子的分岐："当他们把注意力由对传统制度的共同敌视转移到寻求积极解答的时候，他们就面对如何选择各式各样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形式"[17]那么，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野，正在于对解答中国问题所选择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形式的不同。"道不同，不与之谋"，此后双方的相互批评及冲突就成为自然的事情。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发表的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专门批驳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好政府主义诸君呵！……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你们观察现实京、津、保的空气，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和平自然是我们所不排斥的，但是虚伪的妥协和平，愈求和平而愈不和平的伪和平，乃是我们所应该排斥的；战争诚然是我们所不讴歌的，但是民主主义的战争，减少军阀战争效率的战争，把人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在现在乃是我们不能不讴歌的。……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18]

　　这里的"你们"与"我们"最能体现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野，至此两种不同的道路就公开出现在世人的面前。须要说明的是，在二者的分野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更具有批判性，从"虚伪"、"障碍物"、"排斥"等用词上也可看出来。其实，这里把自由主义者称为"小资产阶级"还相当客气。而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办的《少年》杂志中则说，"胡适等是知识阶级的人，……知识阶级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我们""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19]"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劳动阶级的先驱"显然是对立的两个阵营。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位成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基本认识，只是因斗争的需要不同，而或隐或显。但是当时这种认识还不普遍。

　　相对来说，自由主义者更注重"求同"，胡适在回应中共的批评时说，"我们只要指出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20]这似乎要约定"你们"和"我们"互不干涉的去共同"努力"。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约定"却明确地表示不认同："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达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21]这里的"我们"与"你们"也最能体现双方态度的差异。

　　罗志田曾说，中共在《二大宣言》中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即是对胡适"约定"的"正面回应"。[22]事实非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人运动的受挫，旨在联合"革命"的斗争势力，所谓"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主要是针对国民党而言的。倒是胡适对《二大宣言》有"正面的回应"，他在被认为"第一次公开地直接地攻击中国共产党"[23]的一篇文章中，开篇就说："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同一篇文章里，他还提到，"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个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24]胡适明确地称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朋友"[25]，并且在大目标上引为同道。

　　这种彼此态度的不对等，大概是由于二者的哲学基础不同造成的。在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所作的序里，清楚地表现了这种差异。陈独秀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26]胡适的回答是："我们虽然极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所以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27]

　　陈独秀所代表的"我们"相信唯物史观为"完全的真理"，坚持"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28]。因此，在对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上，更倾向于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旨在说服，陈独秀就曾说过这样的话："适之服与不服？"[29]；如果说服不了，或进行排斥，或在策略上进行联合，但在信念上是没有对方的余地的。而胡适所代表的"我们"，从实验哲学的信念出发，却承认唯物史观包含"部分真理"，坚持"各行其是，各司其事"；"分工并进，殊途同归"。[30]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上，更倾向于让对方多一份容忍，旨在寻求谅解。

　　不仅如此，自由主义者并不是绝对的反对革命。1921年10月，胡适作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其中竟有这样的词句："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31]。到1922年，他所要造的"好政府"虽然还是靠和平努力，但是他也说："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32]高一涵也曾流露过类似的心态，"我们对于北京政府绝望；对于南下议员绝望；对于北附议员也老早就绝望；对于研究系，政学系，安福系，直隶系，甚至于对于国民党，也都一律的绝望。……中国坏到这步田地，如果我们仍抱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终究是没有功效的。我们的社会简直是百孔千疮，比不得欧美的社会大部分健全，只有小部分生点癣疥。所以英美等实验主义派可以主张零碎修补，我们便不得不主张根本改造。" [33]这说明自由主义者潜意识里仍存着一种"激进"，当"恶势力太坏"或和平努力绝望时，他们即使不亲自去参加革命，大概也会对革命寄托几分期望。

　　由此可理解在1922年出现的这样一种关系："胡适论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可以说，陈炯明事变前后，胡适与苏俄和中共走得相当近。尽管思想和时政方针上均存在分歧，他不仅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保持良好关系，而且毫不避讳地与苏俄来华的官方人士进行接触，与为共产国际提供报告的俄共党员天津大学教授柏烈伟有所交往。他对于吴佩孚、陈炯明的看法，显然有中共中央及北京、广东支部意见的影子。胡适踏足政坛，虽以《努力》为根据，真正涉及时政大事，似乎更加喜欢与李大钊交换意见。"[34]

　　这里还提示了一个私人关系问题，个人交往对于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不会有什么政见上的影响，但是对于"温情主义极重"的胡适[35]，很难说不会有影响。美国的汉学家格里德认为，"据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派与以胡适为首的北京派双方的通信看，胡与陈的私交于1920－1921年冬破裂"[36]。事实非然，他们的私交远比此保持得要久。1922年8月，当胡适得悉"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曾三次写信给顾维钧，要求务必设法解救，并且动气地说"法国人真不要脸"。[37]

　　在1923年和1924年中，陈独秀也曾多次致信胡适，请他帮助蔡和森出书和索取稿费及帮助张申府推荐工作，同时还替《中国青年》向他约稿，[38]并答应为胡适筹办的《努力月刊》"义务撰稿"[39]。因此，还是欧阳哲生说得较为接近实际，胡陈两人"思想破裂了，剩下的是藕断丝连的个人情谊。"[40] 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胡适与瞿秋白、谭鸣谦等"少年"也有一定来往。胡适对陈炯明的一度好感，其中就有谭鸣谦的影响。瞿秋白在1923年致胡适的信中，竟有相当的篇幅倾吐家事的负累，可见关系并非一面之交。[41]这些私人的交往显然也是影响胡适一度"左倾"的重要因素。从另一方面看，尽管中共在主要致力的现实政治斗争方面，没有把胡适一派划在联合范围之内，但是在思想斗争领域，还是很看重胡适的作用的。

　　1923年1月，瞿秋白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赞同胡适提出的知识阶级应该承担"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认为知识阶级"立于代表社会文化的地位"，始终是"社会的喉舌"。[42]同年7月，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表示希望所任教的上海大学，"能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请胡适常常指教。[43]这表明中共在"新文化运动"方面，依然引胡适为同道。就外部观感上看，直到1924年7月，北洋政府还把《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一同禁卖[44]。这说明在"努力"反对的某种方向上双方并未相距太远。

　　同是在1923年，陈独秀在《前锋》上撰文，说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因而提议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45]。对于这一主张，邓中夏是非常赞同的，他在《中国青年》上专门发表文章进行响应，他称胡适等实验主义派为"进步的思想家"、"气味相投趋向相近的生力军"。并说："我们相信的'唯物史观'和胡适之先生所信的'实验主义'结成联合阵线，在现在中国这乌烟瘴气的思想界中不特是必要，而且是应该。"。[46]

　　其实，在政治上也并非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要联合。1923年4月，毛泽东写了一篇《外力，军阀与革命》，把当时的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分为：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正在进行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被认为是革命的民主派，胡适等人被看作是新兴的知识阶级的代表人物，归之于非革命的民主派。他特别指出，革命的民主派和非革命的民主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47]然而，这种认识在党内并不普遍，并且毛泽东自己很快也变了。他在1925年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虽没有明确地把胡适等人，划为附属于"反动势力"的"反动知识界"，但在他所说的"我们的朋友"中，却再也找不到自由主义者的位置。[48]

　　事实上，"思想战线的联合"并没有象联合国民党那样成为整个党的决定，翻遍"六大"以前的中共决议及宣言，根本找不到"思想上联合战线"的内容。似乎在个人主张方面也并不是很普遍，难怪邓中夏慨叹，自从陈独秀先生提出"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之后，许多人"未加以注意，于是乎陈先生这句口号也仿佛像'耳边风'轻轻地过去了"。[49]这大概主要是由于在思想领域，旧势力已成了"死老虎"，"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50]。因而也就不怎么需要联合起来去"斗争"。

　　由此，如果说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要大于联合，大致是不错的。即使从马克思主义者行文的措辞和用笔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凡是提到"联合"的时候，都有所保留"欲言又止"或预设种种前提，而凡是在批判的时候则洋洋洒洒、气势汹涌。如果说陈独秀因私人关系对胡适还比较客气即倾向于就事论事，而其他人则不畏忌惮，淋漓批评之余，还倾向于给胡适抹上一种特别色彩。

　　蔡和森曾这样评胡适等"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51]邓中夏在谈到胡适办的《努力周报》时，说它"公然与美国花了三千万银子雇派的许多牧师、记者、侦探、顾问等向我们所做的亲美宣传一鼻孔出气，……这样言伪而辨，未尝不麻醉一部分人的神经，紊淆一部分人的观听。其所造罪恶并不在梁启超、章行严之下"[52]。前面提到过，胡适曾把梁启超等人划作"他们"，而称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在这里，邓中夏则把胡适从"我们"中推出去，和梁启超同划为"他们"了。即使与胡适曾经有过来往的恽代英，也认为胡适为美国服务，"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无异致，乃亦以有教大与留美学生如胡适之博士，与其他教育界、学术界名人为之说辞，至今尚有人认为中国唯一之友邦。"[53]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说胡适仍一味地"求同"，却也不符合他的性格。尚且，胡适的实验哲学应用在政治上，主张一点一滴地改造，"不承认根本的解决"。而当"根本改造"日益成为风气的时候，自然地就会对他形成一种压力，"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54]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虽然他主要针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显然也在批评之内。[55]在联省自治、蔡元培辞职及科学与人生观等问题上，他都和陈独秀进行过激烈的争论。[56]

　　在这种争论的过程中，胡适所开辟的自由主义的一套社会发言模式及行为规范，愈来愈鲜明，他们逐渐有意的避免与马克思主义者同道，甚至"忍不住"地去与之对阵。1924年9月，胡适在致《晨报副刊》的信中说，"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今日拳匪的鬼运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独秀文存》卷一，页三四三至三六零）的作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政治生活'十五）。这种现象使我感觉《努力》真有急急出版的必要。……我的出版物大部分是被外界的压力'榨'出来的。若不是我病了，政治思想界的混沌早已把《努力》又榨出来了。"[57]

　　尽管胡适把复古的思想和陈独秀的思想同看作"混沌思想"，但是可以看出，他急于要创造自己的"言论阵地"，去"彻底批评"的主要还是后者。这种倾向与自由主义者的社会立足点有很大关系。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发言空间主要在思想领域，而在思想领域，前面已提到，纯粹的复古思想已失去市场，那么在胡适所谓的"进步思想界"，就存在着一个争夺追随者的问题，因而胡适急于去批判"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其所选择的改造社会道路的不同，另一方面确也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者争夺在思想界的"权势"的因素。

　　三

　　这种社会解决方案的论争和对思想权势的争夺，使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胡适的"左倾"，在走到一定程度后开始回转，并且有意在"复古思想"和"新舆论界"之间，塑造不同的社会角色，开拓不同的言论空间。而共产主义者随着现实斗争的复杂和加剧，对"敌"和"友"的问题愈来愈敏感，"友"的范围愈来愈收缩，最后干脆树起了非"左"即"右"、"赤"与"反赤"的观念。无论如何，1925年以后，"我们"与"你们"之间那种既争论又合作的朋友式关系结束了，原来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胶着状态也不复存在了。自由知识分子和革命家的社会角色分野也变得明晰可辨、界限分明。

　　1925年12月，胡适有一封写给陈独秀的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他在谈了对自由的理解后说，"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58]政见的分歧，竟使向来以优容著称的胡适提出连朋友也无法做了，说明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要彻底地分道扬镳了。不过，这封信并未发出，表明胡适仍抱有一种希望。但这时与中共渊源关系较少的其他自由主义者，已开始进行"反赤化"的大辩论。[59]

　　就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态度来看，则更为鲜明。1926年9月，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认为，当时的国内形势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即"赤与反赤"、"半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之战争。由此他把当时的社会势力分成"两大营寨"：半封建派（反赤的）、民主派（赤的）。他明确地把自由主义者划在了半封建派一方，并认为"两派的营寨旗帜都很鲜明，其争斗亦日趋剧烈，很少有中立之余地"。[60]这样，自由主义者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对象之一。

　　虽然这时胡适刚刚在苏联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因对苏联的好感而在致张慰慈的信中说，对于"赤化"和"反赤化"问题，"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61]一时他似乎又对"少年人"颇抱同情。但是，在他历经美国后，这种本来就较勉强的"同情"便很快消失了。他责怪"许多朋友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拿一个赤字抹杀新运动，那是张作霖、吴佩孚的把戏。然而拿一个资本主义来抹杀一切现代国家，这种眼光究竟比张作霖、吴佩孚高明多少？"[62]

　　1927年，当胡适在回国途中初闻国内"清党"的消息时，他宁肯相信参加"清党"的三位老人（吴稚晖、蔡元培和张静江）的"道义"，也不相信有"许多朋友"的中国共产党，可见他那时的政治态度已明显地"右转"。[63]虽然他在后来了解"清党"的实情后而与吴稚晖交恶，并因不满于南京政府的践踏人权而与国民党交恶，[64]但是他始终再也没有和共产党亲近，表明他心中的另一条道路更加坚定了。当然，这也与中共在1927年以后所实行的政策有关。

　　到1929年，胡适代表自由主义者明确地宣告了"我们走那条路"。既与国民党进行了分别，又与共产党进行了区分。他不承认在中国有所谓的"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反对武力革命，主张"和平的人功促进"，提倡"自觉的不断的改革"。[65]这里的"我们"再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子，而代表着一个新的群体的聚合，并且有意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看作"他们"而与之划清界限。

　　稍后，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他强调这两种方法是"根本不相容"的。[66]由此来看，在中共把自由主义者定为"革命对象"的同时，他们本身也自觉的选择了与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相容"的道路。即使从外部观感上，二者也被认为是分道扬镳了。1929年，梁漱溟分析青年对国民党失望后的选择时说，他们是跟着胡适之先生走呢？还是跟着共产党走？[67]显然，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了两条截然分明的道路。

　　可以说，胡适的这两篇文章，既是对自己及其他自由主义者在20年代"参与政治"的总结，又是对他们以后"努力"方向的规范和声明。原来不明晰的事情现在明晰了，原来不确定的道路现在确定了。"我们"似乎要以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注释：

[1] 参见《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1期；《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评价的历史反思》，《齐鲁学刊》1994年1期；《胡适和"问题与主义"之争》，《历史教学》1994年9期；《重评"问题与主义"之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5期；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晋阳学刊》1997年3期； 《试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争对立中的同一》，《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2期；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河北学刊》1999年3期等论文。

[2] 胡适著，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19－225页。

[3] 陈独秀：《本志宣言》，《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1－4页。

[4] 参见陈独秀致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等人的信，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250－305页。

[5] 这一宣言虽由胡适领衔发表，却是由李大钊等人起草的，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板，411页。胡适和李大钊的关系相对于陈独秀来说要融洽得多，直到1924年3月还有两人共同署名的公函。

[6] 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72页。

[7] 胡适：《致陈独秀（稿）》（约1921年初），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119页。

[8]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2001年版，316页。

[9]《胡适答陈独秀》（约1920年12月），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294页。

[10] 胡适：《致〈新青年〉编委》（1921年1月22日），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版，9－10页。

[11] 此前陈独秀曾坚决反对"北京同人"另办新报，参见《胡适致陈独秀（稿）》（约1921年初），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62页。

[12] 陈独秀：《致胡适》（1921年2月15日），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309页。

[13] 陈独秀：《致鲁迅、周作人》（1921年2月15日），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309页。事实上，胡适等人"有些文艺方面的稿子，仍不时寄送《新青年》刊登"，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92页。

[14] 李大钊：《致胡适》（1921年6月中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01页。

[15] 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2期（1922年5月14日），第1版。

[16] 转引自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3期，87页。

[17]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2001年版，316页。

[18]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33－46页。

[19] R：《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少年》2号（1922年9月1日），11－13页。

[20] 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10期，1922年7月9日，第1版。

[21] 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1922年12月15日），15－19页。

[22]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30页。

[23] 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17页。

[24] 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22期（1922年10月1日），第1－2版。

[25] 前面所谓的"陈独秀先生们"显然是指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指某些具体人。

[26]《陈独秀先生序》，《〈科学与人生观〉序》附录一，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72页。

[27]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附录二（《答陈独秀先生》），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73页。

[28] 陈独秀语，转引自欧阳哲生：《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上篇），《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5期，42-49页。崇尚过自由主义的陈独秀尚且如此，后起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之坚定，便可想而知。

[29] 陈独秀：《答适之》，《〈科学与人生观〉序》附录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75页。

[30] 胡适：《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努力周报》4期（1922年5月28日），1页。

[31] 胡适：《双十节的鬼歌》，《晨报》，1921年10月10日。

[32] 胡适：《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34页。

[33] 高一涵：《我们最后的希望》，《努力周报》64期（1923年8月5日），第1版。

[34] 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3期，86页。

[35] 参见（美）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6页。

[36] （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01页。

[37] 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01－113页。

[38] 参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380－388页。

[39] 参见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出版社1985年版，223页。

[40] 欧阳哲生：《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下篇）》，《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5期，54-58页。

[41] 《瞿秋白信一通》，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159－162页

[42] 瞿秋白：《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向导》18期（1923年1月31日）；《向导汇刊》第1集，向导周报社1924年印行，147－148页。

[43] 《瞿秋白信一通》，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159－162页

[44] 胡适：《致张国淦》，《晨报副刊》，1924年7月6日。

[45] 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原载《前锋》1期（1923年7月1日）；另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17－518页。

[46] 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15期（1924年1月26日），6－10页。

[47] 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原载《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另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0页。

[48]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9页。

[49] 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15期（1924年1月26日），6－10页。

[50] 胡适语，见《致陈独秀（稿）》（约1925年12月），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367页。1924年，邓中夏提出要"分头迎击"的"反动思想势力"有："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政治学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文学中之梅光迪"，"教育中之黄炎培"，"社会学者之陶履恭"（见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15期，1924年1月26日）。从这些"反动思想势力"的"代表"也可以看出，当时思想界纯粹的旧势力的确成了"死老虎"，它们已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视野之内。

[51] 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2期（1922年9月20日）；《向导汇刊》第1集，向导周报社1924年印行，13－16页。

[52] 邓中夏：《努力周报的功罪》，《中国青年》3期（1923年11月3日），6－7页。

[53] 恽代英：《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原载《广东青年》4期（1926年6月30日）；另见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1089页。

[54]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7期（1922年6月18日），第3－4版。

[55] 李良玉认为，胡适当时主要针对的是无政府主义（见《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1期，98－106页）。罗志田认为，当时胡适主要批判的是"安福系"（见《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30页）。

[56] 参见欧阳哲生：《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下篇）》，《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5期，54-58页。

[57] 胡适：《致晨报副刊》（1924年9月9日），《晨报副刊》，1924年9月12日。

[58]胡适：《致陈独秀（稿）》（约1925年12月），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367页。

[59] 1925年，北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进行了一场针对"苏俄"的"反赤化"大辩论，见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北新书局1927年版。

[60] 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172期（1926年9月25日）；《向导汇刊》第4集，向导周报社1926年印行，1752－1754页。

[61] 胡适：《致张慰慈》（1926年7月底或8月初），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380－381页。

[62] 胡适：《漫游的感想》，《现代评论》141期（1927年8月20日），13页。

[63] （美）斯特朗：《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李寿葆、施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三联出版社1985年版，9页。

[64] 参见罗志田：《知识分子与革命：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69－115页。

[65]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2卷10号（1929年12月），1－16页。

[66]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08页。

[67] 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村治》1卷1期（1930年6月1日），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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