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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杂志编辑

张立国

民族主义与强国梦想

　　冷战结束之后，跨国资本与民族主义并行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景观，二者之间又形成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全球化又把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坚持文化的差异性体现民族国家的本色便成为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性追求。因此，坚持文化差异性不仅面对跨国资本，还要面对民族主义，如何在对抗前者时不与后者合流，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坚持文化差异，并不排斥文化交往，文化差异恰恰是文化交往的前提。但民族主义往往对文化交往采取排斥态度，甚至把某种异质文化视为异端以文化独断反另一种文化独断。从根本上，民族主义把文化差异绝对化就不是坚持差异，而是拒绝差异或是取消差异。

　　民族主义从历史原型来看，有两种形态。其一是超地域的普遍认同，人类超越自己的世居地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感；其二是少数特定团体的政论关系和词汇，这些团体都跟国家体制紧密结合，而且都具有普遍化、延展化和群众化的能力。但这种历史原型与近代的民族主义有着很大的差别。

　　从20世纪晚期到现在而观，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日益暴露出来。表面上看来民族主义是维护民族利益，但实际上则常常是适得其反。民族主义是一种非理性潮流，它是由热爱、悲痛、嫉恨、报复等各种复杂的感情因素所引起的，这些感情因素又深深植根于种族、文化、历史、社会的土壤之中，导致民族主义的变数极大。譬如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根源，但由于中华民族信奉天下一家的文化普世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缺乏种族依据。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幸，使中国民族主义难以发展成类似德意志纳粹主义或日本军国主义的种族型的民族主义。但这一特点又注定了中国民族主义往往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难有持久的建树，这样的民族主义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朱学勤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谈及历史教训，他指出：其中之一便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朱学勤先生认为这一条可以说是与民族主义交相激荡，泥沙俱下之时，酿成种种大患与灾难。

　　民族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汪晖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说过："当代民族主义政治与传统民族主义存在重要的差别，与其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对立场，毋宁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副产品。对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必须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关联起来，而不能作孤立的说明。"理论可能是断裂的，但历史与现实可以说明一切。翻开中国现代史与法国革命的世界现代史可以看到：把民主主义放在意识形态的中心，民族主义便是题中应有之意；把民族主义放在中心，专制主义便会接踵而至，民主主义则被驱赶到敌对意识形态、政治异见者的地位。事实上割断了民主主义母体脐带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给德国人、日本人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带来了马科斯、蒙博托、苏哈托式的腐败，思之不能不对那种单一的民族主义抱以警惕之心。

　　中国之民族主义从近代起就开始掺杂着"强国梦想"的玫瑰色彩。在晚清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对于"现代化"的一些相当特别的理解与想象。譬如"强国梦想"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在这个梦想中，社会整体-"国家'的强大成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其它的一切，从个人自由到生态平衡，都可以先放弃。历史曾经给予我们的屈辱让"强国梦想"附加了极其神圣的道德色彩，任何人都无法对"强国梦想"加以质疑。但不惜任何牺牲的代价与种种不太光明的手段，终于让人对目的产生怀疑，时间可能很漫长，但怀疑始终会到来。我们警惕绝对化的民族主义。在民主的面前，一切神圣的事物都应该受到质疑。

　　"强国梦想"是一种乌托邦。对它的追求是永恒的。"强国梦想"在某一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历史的要求而被制造出来的中心话语。记得孙中山先生当时就说过中国是一盘散沙。如何将散沙汇聚成坚固的堡垒呢？伟大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只有找到一种中心话语，才能使人民团结起来，摆脱苦难的生活。于是"强国梦想"成为我们记忆深处的枷锁，心态变得扭曲，盛唐那种海纳百川的气象永远沉没在历史的深处。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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