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中华政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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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勇

张君劢保守思想初探

　　内容提要：作为自由主义者，张君劢在文化上提倡保守，是想通过对传统价值信仰系统的现代化，来解决转型社会的精神危机。他还为此创立了庞大的哲学体系，名为"自力更生之多形结构"，以调和传统与现代。

　　单就政治主张而言，张君劢在现代思想史上是个地地道道的自由主义者。他翻译过英国费边主义思想家拉斯基的《政治典范》，后者的学说是中国自由主义重要的思想资源。他一生追求宪政，组织政党，亲自拟定宪法，被人称作"宪法之父"。然而，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20年代他就主张复兴儒学，认为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持论终生不改。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让人惶惑不已：自由主义者何以会在文化上提倡保守？

　　一

　　张君劢并不是愚暗的顽固派，他对现代社会和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察。在他看来，"中国旧文化腐败已极，应有外来的血清来注射它一番"①，西方的民主政治、实验科学应该尽量输入，否则传统文化必无活力。他也终生以此为己任。显然，张君劢珍视并为之保守的不是整体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他以为无论是道家蹈"虚"的清静无为，还是墨家执"实"的兼爱尚同，都不足以融摄近代西方的文化成就，"唯儒家学说圆通广大，高明精微，确是中国文化的主流"②。而他对儒家思想的阐发主要集中在《新儒家思想史》一书中。

　　在书中，张君劢概括出中国思想文化的几大特征。第一，中国人在哲学方面的兴趣集中在道德价值方面。他们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与人的关系必须首先加以考虑，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他们而言，道德价值比逻辑、知识论或任何纯粹抽象的知识更加重要。第二，中国人对德性价值的重视，并非仅仅源自世俗生活的需要，同时带有强烈的形而上色彩。他们的形上思考永远是理性主义的，并不像西方那样乞灵于宗教。第三，中国人最大兴趣是"对心灵的控制"，即热心于"内生活"或曰心性之学。自古以来，国人就深感到心灵常为物欲和偏狭所蔽，所以他们强调将"净心"作为得道的先决条件。第四，中国人极其重视身体力行，重视对道的弘扬。人若有志于此，就应将道德原则付诸实行。

　　很明显，张君劢总结出来的特征都是儒家思想赋予中国思想文化的品格，即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系统，这也是他情之所钟之处。纵观张君劢一生，从负笈海外到20年代的科玄论战再到50年代以后主张儒学复兴，有关的思想主张均出于此。之所以在庞杂浩繁的儒家思想中独独看中这一点，张君劢是有着自己的思考的。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社会的转型造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迅速分崩离析，中国人的价值信仰层面出现了严重危机。如何克服意义危机，重建价值信仰就成了一个紧迫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世纪中国思想史可以看作是各种社会思潮提出方案，企图重建转型社会的价值信仰的历史。具体到20年代，科玄论战就是以丁文江、胡适等人为一方主张科学主义，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人为另一方主张复兴传统来解决危机的争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参加论战的双方都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有自由主义倾向。作为西方社会的主要思潮，自由主义注重个人，坚信民主政治，要求市场经济，主张社会改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都立论明确，唯有对价值信仰层面缄默不语。发生在自由主义者内部的这场争论，一方面向人们展示了思想自由的真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由主义在价值信仰层面的缺失。

　　简单来说，胡适、丁文江们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放大科学的作用，将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上升为信仰，认为所有的实在都存在于自然秩序之中，并且只有科学方法才能理解这一秩序的所有方面，无论是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而玄学派则针锋相对，以为科学不是万能的，不能用来指导人生观。他们强调自由意志和精神的重要性，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必须从宋明儒学那里得到启示，强调个人的道德自觉，使他们明白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张君劢说："若夫国事鼎沸纲纪凌夷之日，则治乱之真理，应将管子之言颠倒之，曰：知礼义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禀实。"③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近代思潮中就一直存在着科学主义的倾向，中国的思想界深受其影响。再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和民主作为解救中国社会的方案被提出来，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故此，科学派挟时代风潮很容易就占据了话语的主动权。但这并不表明，张君劢等人的主张毫无价值。

　　按照余英时教授的观点，中国文化是一种内倾文化④。与西方文化将实在世界交付给理性，价值信仰则乞灵于宗教的做法不同，中国文化的价值之源是内在超越，实现在心性之中而体现在日常人伦之上的。中国人相信通过"自省"、"反求诸己"等修身功夫，就可以求的个人在人伦秩序和宇宙秩序中的和谐，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固然使西方科学昌明、社会进步，但也造就了环境破坏、个人异化、信仰失落等种种危机。相反，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不鼓励人去探求研究自然世界，因此科学技术一直停滞不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排斥科学，因而有"利用厚生"、"开物成务"的观念。而且由于中国文化超越层面的理智色彩，没有将价值之源推及到上帝那里，没有西方文化里理性和宗教的紧张，因此中国人接受科学要容易得多。

　　张君劢看准了这一点，希望在引进西方科学、民主的同时，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系统加以调适，以解决转型社会中的意义危机。所以他说："显然，儒家思想是基于一些原则的：如理智的自主，智慧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以及质疑与分析的方式。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儒家思想的复兴适足以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⑤当然，张君劢提出的方法可以商榷，但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等问题上，他无疑提供了另外一种致思方向，这也是张君劢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所在。

　　二

　　为弘扬儒家思想，积30年的思虑，张君劢试图建立一个融汇东西、包罗万象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名为"自力更生之多形结构"。从分析中我们将看到，张君劢所说的儒家复兴其实也是传统价值信仰体系现代化的过程。

　　张君劢提出以"万物之有"和"致知之心"来概括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万物之有"接近于儒家"天人不二"的宇宙观。在张君劢看来，中国人对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存在，无论心物，从无怀疑否定之论。既不因道德排斥官觉之所见，亦不挟官觉以排道德，而是形上和形下相贯通。也就是说，中国文化里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合而为一的，"道"和日用伦常相互渗透。相对于西方文化中的价值信仰形态，中国是将价值之源内化。这种宇宙观避免了西方哲学里唯物、唯心的分野，也就没有物质和精神相互排斥的弊病。但由于它过于笼统，其精密程度远不如西方哲学，造成了国人对知识探求缺乏兴趣，而"今后所以补救、所以奋起之法，唯有侧重科学"⑥。张君劢还引入德国哲学家哈德孟的学说，将宇宙万物分为物理层、生物层、心理层和客观精神层四类，认为每一层都有其特质，不可以上层之所有而轻下层，亦不可以下层之所有而轻上层。简而言之，张君劢主张高扬传统的价值信仰形态，同时引进科学以探求万物，做到"心物平衡"、"理气并重"。

　　而"致知之心"是对儒家哲学的认识论的简明表述。张君劢指出，儒家哲学里对认识的来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孟子强调心官之思，认为人先天就有认识事物的良知，与耳目口鼻无涉。人只要善于养心、克制欲望、加强修养，就能达成良知。而荀子则重视官觉之思，认为心智必须通过为学的功夫才可得到知识。他不相信人心之中有辨别是非的标准，所以强调学习和践行。张君劢将他们之间的不同比附成西方哲学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别。他还指出宋儒学派中也存在着这种分别，朱熹说"即物穷理"，言理存在于事物之中；王阳明说"心即理"，言理存在于人心中。因此，朱熹是经验主义者，而王阳明是理性主义者。对于两者的分别，张君劢认为看似截然对立而实不可分离。知有两类，一为物理之知，一为善恶之知，所以应该综合两家学说，"在外之物理，以朱子之说应之，在内之德性，以阳明之说应之"⑦，从而使物理之知和善恶之知，能相互表里，并存不悖。

　　同样，张君劢认为虽然中国的孟、荀、程、朱、陆、王等人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说明了人有主观认识能力，但不及西方哲学精确。西方的理性派长于理智思考和证实先天命题，经验派的功绩在于自然科学的发达。因此必须将中西哲学贯通起来，弥补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的不足，使之提升到现代哲学的理论高度。这样才能兼收并蓄、参互错综，走出一条新路来。

　　从上面的主张不难看出康德哲学对张君劢的影响。张君劢先是师从倭伊铿和柏格森，接受了生命哲学的影响，科玄论战时张君劢以直觉反对理智的思路就源于此。但张君劢没有坚持这种思路，在他看来，倭氏柏氏的哲学过于偏重于一端，倒不如康德调和知识与道德、形上与形下。康德认为主体同时凭借经验和范畴知识才得以成立，知识必须置于道德的看管之下，人类的认知理性对形而上世界无能为力。康德的学说倡导调和论，在知识和理性之外，为道德和信仰世界留下了空间，这是张君劢能和他相契的根本原因。张君劢的哲学也因此表现出二元主义的倾向来。

　　儒家思想中为张君劢看中的还有一点，即"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的气度和胸襟。张君劢试图在心物平衡、知识道德兼顾的基础上，对于中国的孔孟、程朱、陆王和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洛克、休谟、笛卡尔、康德、罗素、爱因斯坦等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可以集合众家之说，而汇为一大洪流，再济以儒家之重笃行之长。这样，儒家才得以有新血轮之输入，而有其世界性的新生命，儒学才能真正的复兴"⑧。这就是张君劢所谓的贯通宋明理学和西方哲学的"自力更生之多形结构"。虽然这个构想的着眼点在于儒学的复兴，但相对于梁漱溟的新孔学，张君劢的思想无疑表现出一种开放、自由的精神。

　　纵观张君劢的学术思想，他心中理想的文化形态有点像张东荪所说的新中体西用论，"我们中国必须把这个理智的文化（西方文化）接过来，只限于在个人心安理得的做人方面适用孔子之道而已。"⑨

　　三

　　张君劢的思想自有其合理之处，但重建价值信仰显然并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的强调。儒家将一切都化约为道德问题，对人性恶的一面缺乏洞察，因此造成了文化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差距。冠冕堂皇的圣王道统背后往往是阴谋、腐败和无耻。道德的高调和价值信仰相去甚远。再者，儒家的价值信仰与西方的形上世界相融合，仅仅凭借"道并行而不悖"的热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按照张君劢的分析，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

　　由于缺少内在的逻辑，张君劢庞大的哲学体系显得结构松散，像是古今中外哲学的博览会。不如冯友兰和贺麟的新理学、新心学那样概念清楚、逻辑严密，没有真正做到理论的超越。在进某些分析的时候还有些牵强附会，比如他把朱熹看作是经验主义者，就因为后者讲"即物穷理"。实际上，朱熹的格物致知是由感觉上升到理智，再上升到豁然贯通的直觉而达到"心与理一"，是以"心具众理"为依据的。

　　但无论如何，张君劢这位"宪法之父"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时，创造了这样一套学术思想，企图用以应对近代以来的价值信仰危机，他的开放态度和宏大气魄值得我们敬佩。同时，他的政治追求和文化主张让我们得以重新思索自由和保守的关系。

注释：

①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程文熙编），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25页

②张君劢：《儒学之复兴》，吕希晨、陈莹选编：《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③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977页

④详见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辛华、任菁编：《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⑤张君劢：《儒学之复兴》，《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第291页

⑥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529页

⑦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540页

⑧张君劢：《儒学之复兴》，《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第290页

⑨转引自朱耀垠：《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回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上网日期 2002年0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