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城市还是农村?工人还是农民?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写于一九二七年初(二~三月份).在此前一年,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被当时中共主流派领袖,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所拒绝.从那时起,毛开始了对他在党内第一个重要对手的反击.而<<报告>>就是他在酝酿一年后第一次出击.应该说,毛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要远胜于陈.在当时中国的纷乱时局下,谁能更切实,有效的抓住社会-时代的缰绳,谁就能驾驭中国革命这驾马车.而毛在<<报告>>出笼时似乎感觉自己已经抓住了.<<报告>>中激情的论述与动情的描述似乎也揭示了毛的那种兴奋与自负.

　　为什么是毛,而不是陈呢?首先似乎应注意到一点----近代以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一般都失去了他们的农业之根.1895年的革命者大都是典型的城市化的产物.他们很少了解或尝试了解农村.在通过西化以求拯救中国时,他们却似乎在失去中国,远离中国的最大多数-----农民.他们没有注意到,当时中国农村正面临着一个延续与断裂的问题.即在近代技术文明与传统平均主义的语境下,改造传统社会秩序的问题.总之,正如费正清所说:”农业中国是一条新的界限”.毛,这个湖南农村小地主的儿子,<<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终身读者,没有出洋更没留学的新青年,在20年代的大多数革命家目力不及之处,却反而更有条件去超越这条界限.

　　毛发现,中国的现实是存在一个数量异常庞大,集中和沉稳的社会群体—农民.因此,中国革命的主力只能来自这里.如果说之前还有对农民的小农意识与缺乏组织的指责,那么现在农会的壮大与农运的发展却似乎使毛获得了必要的信心源泉.三十二天的实践考察,之前(1925年后)两年的农村调查与工作经验,使毛从政治实用主义立场上接受了他所认识到的事实.<<报告>>第一部分中体现出了他超过当时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希特勒般的政治敏锐感与社会把握力.

　　但还需注意到,在<<报告>>出笼前,中共对农民—农村—农运的态度,也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从一九二四年的<<中共中央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一九二五年的<<中共”四大”宣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蔡和森的<<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李大钊<<土地与农民>>.一九二六年的<<中国共产党致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信>>,<<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会议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正式文献中都是支持农民的.但<<报告>>的不同之处在于突出强调了农民—农运在中国革命中的首要地位,并采取了比<<中共三执委关于农运决议案>>更激进和强硬的态度,以及对农村的阶级与阶层分析和权力-政治诉求.毛在<<报告>>中呈现了一个没有意识到理想主义词句与现实主义实质之间联系的”正直”而”胸襟开阔”的幻想家的形象.

　　马克思,还是巴枯宁?马列主义,还是民粹主义?

　　毛从1920年起直到1921年一直用力于湖南的自治运动.而这一运动的思想背景则有克鲁泡特金与巴枯宁派的区域性自治联合体的民粹主义式的影子.这似乎表明:与自认为到1920年夏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的自我构造的记忆不同,当时的毛仍是1919年写<<民众的大联合>>时候的毛.而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共主流派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理论,对这一运动采取了消极态度,并对毛作了非难(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而毛一直以中国的现实与自己的实践保持了对主流派的经典马列理论的蔑视.以至在<<报告>.中几乎看不到对马列经典理论的引述,而多是从实际经验中进行归纳,推论.而且毛在<<报告>.中虽运用了阶级分析法,但他的分析依据标准是占有生产资料多少(贫,中,富农),而非生产关系(雇农,佃农,自耕农).而且矛头指向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土豪劣绅)和官僚主义(贪官污吏),而非资产阶级.另外,<<报告>>中对农民革命性的极大肯定,又让人想到巴枯宁,而不是马克思----巴枯宁说:”不管怎样说,具备成就社会主义革命的才智和力量的……是流氓无产阶级……农民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毛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农民中蕴藏着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比较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对农民-农村的猛烈讥评,就看出来了.此外,毛又说:”革命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失业问题.”而巴枯宁也指出,”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改变人民的处境.即解决他们的全部生活所遇到的问题.给人民以生活上的保障,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要求革命家”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与农民融为一体.”巴枯宁也号召:”到民间去”,”真正地深入到人民中间去.”巴枯宁还非难马克思是”思想先于生活,抽象的理论先于社会的实践.”并指出:”要相信在人民的日常生活要求和有意无意的努力中,含有自己典型的未来组织的因素,人民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而毛在1926年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接着讲:”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很显然,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社会主义不在一小撮领导者的思想与理论中,而在民众的生活中.从这一系列文字中我们已隐约可见毛日后提出的群众路线的主张.

　　另外,毛在这一时期并没有认真区别社会主义革命与国民革命,并没有首先利用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近代工业,进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计划.他始终将混合归一的”革命”概念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的意识问题,认为是政治和思想观念的问题.从这点上讲,毛还是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毛的这种民粹主义不仅来自巴枯宁式的民众运动实践,还来自他少年时所受的社会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的农民造反叙事-----太平天国与<<水浒传>>.

　　而且这一思想在毛接受了一些列宁主义之后,并没有消失.在文革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再次发作所造成的恶果.

　　实践,还是理论?技师,还是学究?

　　与陈独秀相比,毛无疑不是一个学理性的精英知识分子.毛有一种反智倾向,看不起书生.这无疑与他早年特别是在北大的经历有关.而这一倾向,使他始终对理论保持一种警惕,乃至蔑视------对问题不愿作细致地考究,而更喜欢粗化,简化的所谓”大气”.<<报告>>中没有一处精确的数据,没有一行统计表格,与邓中夏的<<我们的力量>>等文相对比明显.同时文中没有什么严密的逻辑论证,而到处充斥着充满豪情与激情的独断论.毛的这种技师式的”发现—反省—发明”的方法,将思考的对象局限于行动与经验本身的方法—“以行动为观念,实践即得认识.”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报告中,也表现在他的政治实践中.在后来的整风,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政治动作中都可见到这一思想套路的影响.

　　政治,还是经济?权力,还是思想?

　　<<报告>>中突出的重点是政治.农民的主要任务是夺权,用农会的特权取代地主的特权.至于经济,禁止囤积,要求减租减息(“四个不准”).要改变传统经济制度没有呢?没有.(参照马克思的<道德化批判与批判化道德>>就可以发现毛的问题.)毛说:”十月以前与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是这样吗?以一种专政取代另一种专政,这样的一种位置变化无论怎样强调其天然道义性,也无法将其”合法化”.毛在<<报告>>中却用合乎道德正义的情感化语言对财产关系进行了调整,对权力关系进行了颠覆.

　　进步,还是反动?正确,还是错误?

　　毛在<<报告>>中最终抓住的缰绳,帮助中共驾驭了中国革命这架肆意奔腾的马车.但是”农民—政治—暴力革命”这”三套车”却在”现代化”这一中国近代以来最根本的问题鸿沟前险些翻车.<<报告>>所开启的”革命程序”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演化究竟产生哪些方面与层次的何种影响,还需要再探讨.

　　那么,应该说,毛—这个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其时代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一表征的人物,以他所具备的背景与条件,完成了一次社会资源的动员与整合,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或许是成功的.但这一成功在使毛得以驯服中共,带领其在历史天空中划下一个带血的环之后,还将留下什么?这或许是开始的终结,也是终结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