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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大革命的思想道路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张灏

2002年4月27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所的演讲

我想对近三十年来，大家听的最多的是改革开放的"改革"，而忘记了在上一个世纪中国人在革命的道路花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我今天就谈一谈革命的思想道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革命，当然革命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例如经济史、政治史等等。由于我的专业是思想史，所以我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这一段思想道路是从一八九五到一九七六年。

我先谈谈时间的定限问题，即为什么用这两个时代作为上限和下限？首先，我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在那个时代结束？我想这个大家都清楚，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文革落幕，改革开放开始，是不是这样就意味着革命的结束哪？我认为，我们看待革命不应该只从文革的观点出发，应该扩大视野，不仅把它看成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时代的结束，也应该把它放在世界时的背景下去分析。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开始了世界史上的大革命时代。从那时起，小的革命不断，不过大的革命只有两场，第一场就是二十世纪初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然后就是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并称世界史上的三大革命。因此我觉得看中国这一段革命思想道路需要把它放在这一大的语境中去，因此我认为文革的结束也可以说是世界革命史的结束，世界近现代史上革命这一场风暴到了一九七六年也可以说是到了尾声，这就是下限。那么上限我为什么定在一八九五年？一般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但酝酿是在五四时代，所以大革命开始于五四时代。而我个人认为以五四时代作为了解中国大革命的背景是不够的，因为有几个背景因素在限制着我们。我现在就讲背景因素里的一个重要方面--"激化"，即今天的激进主义。革命就是激化过程中的代表，这个激化不是从五四开始的，它是一八九五年之后中国思想文化重组时，出现的一个趋势。假如我们要谈革命，非谈激化不可，谈激化当然不能从半中间开始，必须从头开始。我今天谈革命道路，就是要从源头开始。我认为要了解大革命，首先必须要了解中国近现代大危机。中国近现代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定型以后空前未有的大危机，这个危机不是从五四时代开始的，所以就仅以此为例，就不能以五四为背景了解它，必须把它往前推，视野要打开。因此我认为一八九五年应该是中国大革命的起点。我是很强调一八九五年的，它不但是中国思想各个方面发展的时期，而且是中国近现代文明转型的开始（当然我们今天还处于这个文明转型中）。所以我今天的演讲就从一八九五年开始看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是看中国知识识分子怎样走向革命的道路的。下面我从三个发展的观点来看革命思想道路的起源及其发展。

第一个发展的观点就是中国近现代空前未有的大危机。这是一个双重的危机，最显著的一方面就是国家存亡的危机。那么为什么要讲一八九五年，而不是一八四零年呢？大致而言，一八四零年以后，我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一种慢性病，他们十年、二十年来一次，其主要目的就是经济上的榨取，还不是领土上的掠夺和军事上的占领，这是当时的主要趋势。而且在一八四零--一八九五年这一段时间内，英国是主要的帝国主义。但到了一八九五年之后，"慢性病"变成了"急性病"，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日本人把中国人打败以后，接着列强都进来了，占领的占领，分割的分割，把中国分成了好几块，每一块都成了占领国的势力范围。现在不是十年、二十年来一次了，它们每年都在对中国使用武力，使用强制力，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时大喊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这个"瓜分"不是后来我们的历史学家形容的，而是当时知识分子自己喊出来的，"国家要跨了，要被别人瓜分了"，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存亡危机在一八九五年之后达到空前高峰。另外还有一面，这一面可能更重要,这就是西方冲击时所带来的动力，一种转型的"动力"，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动力"称为"现代化"。从一八三零、一八四零年，到一八九五年经过半个世纪的酝酿之后，这个动力开始产生转型的影响。在那以前，它的影响还不是转型的，为什么说它现在是转型的？第一，就中国的传统政治秩序而言，一八九五年之后，开始动摇，一九一一年全面崩溃。这时，这里面就有个传统政治秩序的基础--"普世王权"，它可推及到中国铜器时代，殷商王朝就成立了这样一个王权体制，这个体制在一八九五年之后开始受到正面冲击，最后在种种压力下于一九一一年崩溃了。所以传统政治秩序的基础--普世王权崩溃了。当然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还有另外几面，我这里就不一一叙及。这是政治领域的一面。

文化领域里面文化秩序的基础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逐渐瓦解，产生了一个空前的危机，这个危机我称为"文化取向的危机"，即文化的变化达到了某种深度以后，影响到了原来文化的基本的价值观、宇宙观的时候产生一种危机。这个文化取向的危机在一八九五年之后逐渐出现。文化取向的危机大致分三个方面,价值取向危机最重要，价值取向危机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的宇宙观、价值观已经崩溃了之后，而产生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动摇。那么什么是传统的价值观、宇宙观？大约而言，假如我们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我相信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么它所谓的核心结构就是"天人和一"的宇宙观和"三纲五常"的价值观，这两个东西在一八九五年以后统统受到空前未有的震撼，逐渐"解体"和"解纽"。它解纽之后，就产生了一些影响，头一个影响就是所谓的"价值取向的失落"。本来不管个人或群体的活动，传统都有一个标准，现在这个标准逐渐模糊了，不仅模糊了，有些东西根本不管用了，已经没有了指标，你该做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都很模糊，这就是价值取向危机。另外，还有一个我称之为"精神意义的危机"，每个文化对处于这个文化内的人的生的意义和死的意义以及人生的大环境都有一番构想和定义。现在由于传统的宇宙观受到了震荡而解体，因此这些指标也就由模糊而淡化。以前是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之下生长的，从小念四书五经，因此"安生立命"这些道理从小就从四书里学来了，可是现在这些东西对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人不起作用了，因此就产生了我所谓的精神意义取向的危机。五四时期，人生观、人的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激烈讨论。他们虽然反对宗教，但他们自己也说，他们也有宗教。如胡适之称，他的宗教是"人化的宗教"，傅斯年，五四反宗教的健将，也跟着胡适之谈宗教，最后称也有宗教。这表明在当时即使你不信宗教，你还是存在一个生命意义的问题，我想这是随人生而俱来的东西，你必须想到这个问题，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胡适说："我现在虽然反对相信上帝的宗教，可是我要说'文化的宗教'。"周作人提出了"新宗教"。这都反映了精神意义取向危机的问题。文化取向危机的最后一面就是所谓"文化认同的危机"，"文化认同失落的危机"，这主要是指中国近现代以后，进入了一个以西方霸权为主的新世界，这时传统的华夏中心观念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自身，重新认识这个新世界以及中国在这个新世界中相对与其他国家的位置，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需要。除了这个认知的需要以外，还有一个情感的需要。中国人的情感在这个时代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因为帝国主义很麻烦，它不仅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它即是文化的，它就要深入你的内心。这时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他们所痛恨的帝国主义正与他们虚心求教的"西学"同源，一方面喊打倒帝国主义，一方面又要读西方的书，学习西方的知识，因此这种困境也就造成一种情绪上的扭曲。一种爱与恨、羡慕与愤怒交织的"情意结"。文化认同危机大体而言就是这样的。所以文化取向危机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同时出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我们拿它跟中国第一次受外来文化"佛教"的冲击相比的话，可以看出这些危机就有突出的重要性，这就是受西方文化撞击之后而产生的文化取向的危机。

造成中国"转型"的因素除了政治、文化之外，还有社会经济的方面。我认为这一方面的转型在中国是比较缓慢的，不是在一八九五年以后，大概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假如我们要把台湾算进去的话，那么在六七十年代，社会经济开始有转型的影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大陆上开始展开。社会经济转型是远比政治和文化的转型为后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社会经济上的变化，虽然谈不上是整个中国国家社会经济的转型，但在中国东部沿海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多半集中在东部沿海。在沿海，因为外贸的关系，有相当程度的资本积累，因此有某些程度的经济增长，象上海、广州、香港这些地方，所以严格地讲，中国从一八四零年以后，是两个社会，一个是受西方影响的东方沿海城市，另外就是广大的内陆农民城市，这些广大的内陆农民城市到现在仍处于变动转型中，可是东方沿海城市的变化在我们考虑中国革命思想道路时，必须要注意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八九五年之后生活在一个有三面转型危机的社会里面，这三面危机对他们很有冲击，他们必须对这些危机作出回应。我们要了解革命来源，我们就必须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危机所做的回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还有一个发展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晚清所受的文化影响，也即是他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从宏观看有两方面：传统的一面，西方冲击的一面。这两方面在晚清时期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八九五年之后开始产生转型的影响。我现在就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背景的两面作一个简单扼要的探讨。到一八九五年，西方的西学传入中国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经过半个世纪的影响，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两类思想的影响，一类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及其背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观。中国的传统中基本上没有民族主义，有一种种族意识、文化意识。现代所谓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这个观念主要是从西方传来的，但民族主义进来时常常带着一种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在十九世纪的末叶是非常流行的，即达尔文主义。把它加以广泛的应用去解释社会生存的规律，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是一种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的世界观，它认为这个世界基本就是一个森林王国，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对不起，你中国现在就置于一个森林王国，你要生存下去，首先就要用民族主义团结起来，因此民族主义常常和这样的世界观连结在一起。除了这个影响之外，还有一个西方的"演化史观"，即以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为源头的演化史观。这种观念认为：历史是演进的，是进步的，不是循环的，是由过去透过现在向未来做一个直线的发展。另一类是西方一种特殊的"勘世"精神，这是近现代突然出现的一股无限进取、无限征服的精神。它出现以后，就往外扩展，对现代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员，因此，在中国不论自由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背后都有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我所谓的"解放思潮"。.以民主为核心观念的自由、平等、民主使得"解放思潮"所到之处，每个人都要重新考虑个人的位置、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解放思潮就是从传统的社会脉络中解放出来，重新给自己及个人与其他的关系定位。西方启蒙运动传给中国的思想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转化意识"，即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可以改造人为的社会政治世界，可以征服自然界。这个"转化意识"最充分、最强烈、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形成一种大革命的传统。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背后都有这种转化意识，相信人凭自己的能力，能够组织起新的政治强制力，不管是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都可以转化过来。那么这个转化意识是从哪来的？现在西方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东西不是西方近现代突然出现的，而是可以上溯到西方的"轴心时代"，即西方在纪元前八百--三百年的时候，几个主要文明在文化上突然出现空前未有的转化。而在这个"轴心文明"的转化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当时的"超越"观念，他们认为在人世之外有一个超越人类世界的终极的理想或标准，而且它还可以在人的生命中实现。这几个文明多多少少都相信这种终极的理想可以在个人的生命中通过个人的精神转化而实现。终极理想在个人的生命中的出现给个人的生命带来转化，但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结果。假如终极理想和群体生命的转化意识结合起来的话，那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佛教是不谈群体生命的转化的，他们认为个人经过转化之后就达到了理想境界，印度教、基督教也是如此。群体生命的转化是后来谈的。可是在中国文化、希腊文化里面，它又和入世精神结合到了一起，所以群体生命要转化，也即是说，要把上帝的天国在人间实现。这个观念出现在"轴心时代"，并在西方的古典文化里面产生了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散发出来。到了近现代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理性、科学的拥有使人的信心大增。人们相信凭借理性和科学，可以把圆满的理想实现在人世上，可以替天行"道"。轴心时代时起，人们相信人世间有个"道"，存在着至善完美的真理。可是"'道'可以实现在群体生命中"的观念，是在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才真正发挥起来。这也是大革命的一个观念，革命者要替天行"道"，把"道"实现在世间上。这个东西在一八九五年之后开始在中国散布，但它散布地特别容易，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国有个文化土壤使得这种观念很容易被接受。因此我们就要看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背景的另一面--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这一面很复杂，这里我要强调一个观念--中国人的"经世"观念。"经世"观念是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宋明以来发展起来的。它有两个含义：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就是十九世纪初叶在中国非常流行的"经世"之学，代表作是清朝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一本重要文献《皇朝经世文编》，里面收集的主要是关于吏、户、礼、兵、刑、工的典章制度与政策规范，比如漕运、盐务、税收等等。广义的就是指中国四书之一《大学》里面包含的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三纲领、八条目"，这是一个道德典范，它影响了中国宋明以来一千年间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它里面包含三个方面，但核心思想是道德理想主义。一个就是"精英主义"，告诉你不但要做人还要做"君子"，"君子"是要领导社会、领导政治的走上一个"旨与至善"的社会。第二个是"转化意识"，认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现存的人格加以转化，变成"圣贤君子"。这个转化不仅是个人人格的转化，而且还要推向社会群体的生活。因此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求人必须达到至善完美的境界，而这个"境界"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乌托邦"，它是中国原始儒家在"轴心时代"的创新。《礼运·大中篇》里动不动就谈"圣王"，表明在他们遥远的记忆中有一个美好的理想的社会，这个理想社会是由尧、舜、禹三代人物塑造的。儒家是有一种"乌托邦"意识，这个意识在宋儒以后仍有发展。在正统的程朱理学，非正统的陆王学派里面都有反映。可是这种"乌托邦"意识在儒家内部发挥不出来，是隐性的，是个伏流。这是因为，儒家一方面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另一方面在其正统的思想里面，又认为现有的政治社会秩序是天之经、地之意，是没有办法逾越的。因此它把"乌托邦"的社会批判作用、转化作用给取消了。现存的制度是不能动的，因此"乌托邦"也就没什么用处。所以儒家思想有这么个矛盾在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困境。但是，这个东西在晚清被西方人给激活了，西方人把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是神圣的这种观念给打碎了，打碎之后中国传统里面潜在的东西就浮上了表面，因此这个东西就出来了，给中国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八九五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这些危机做出回应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趋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激化"的趋势。什么叫激化的趋势？即革命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扩大。当然也有很多观念在中国出现，如改革的观念、保守的观念等等，可是只有革命的观念在一八九五--一九二五年这一段时间声音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本来革命就是把满人赶走，恢复汉人天下，后来却变成了政治制度的改革，最后就变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革，到了五四更是要彻底地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中国需要重新洗牌。这就是激化，它也可以说是转化意识的扩大和加强。那么为什么在一八九五--一九二五年之间，各种思想出现而只有革命这个思想对人们有极大的诱惑力哪？这当然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原因就是西学的大量进入。一八九五年以前，西学进入中国已有五十年了，可是跟日本相比，中国西学进入之慢不可想象。美国一个传教士在明治维新后不到十年，到日本一个县的小学去参观，发现学校里面学的都是西学。中国的梁启超，家住离香港很近的地方，可是也只有在他一八九零年到北京去考试，经过上海时，在书摊上才发现有西学这回事。一八九五年之前，所有重要书院只有一两个谈西学的，西学也就是在通商商埠里面对一些传教士、买办阶级有些影响，对大多数士绅阶级没什么影响。一八九五年之后，西学大量流入，象文汇报、大公报等新兴的媒体纷纷出现，这时新兴的学校及各种学会也都兴起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是不允许随便组织学会的，在前清除了吟诗的诗会以外，不许搞任何其它小组织。一八九五年之后这个开放了，所以学堂纷纷成立。西学大量流入以后，很多以前没有进入中国的现在也进入了中国，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等。可是还不能解释为啥在众多思想中，中国人独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情有独钟？因此，别的因素也要考虑进去。第一个就是当时的政治危机常常造成改革的失败，中国自从帝国主义进来之后就一直想办法对付帝国主义，可是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一八九五年之后，情形更严重，中国人每应付一次，就失败一次，痛心一次。痛心之余，就认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改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化因素。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传统是很复杂的，不能以表面的东西为准，它有一些潜在的东西，刚才讲的乌托邦就是一个潜伏在传统里面的东西。西学到中国之后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个就是直接强加了一些东西，另外就是产生一些催化作用，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一番重组。这个重组使一些隐性的东西变成了显性的东西，潜在的东西浮到了表面，乌托邦就是这种东西。"大同"理想在一八九五年之后又出现了，对中国人包括毛泽东的影响极大。中国人很爱"大同"这个东西，因为相信这就是民族复兴所在。但中国现在搞思想史的人显然忽略了它。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一八九五年之后，危机是多方面的，因此也就造成了中国受过教育的人的生命在这一时期产生很大的震荡，情绪很不稳定，同时文化危机又把传统中对情绪稳定进行调节的机制给消弱了，从前许多"先贤先圣"告诉你很多关于生活的指南针，而现在却没有了。同时社会经济、政治所带来的生命震荡又产生了情绪上的激昂，因此，个人的思想很容易偏激化、极端化、情绪化。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与现实政治状况强烈的疏离性。现在有的学者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边缘化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我不认为一八九五年之后，因为考试制度的废除，就形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因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了考试制度，但在二十世纪初年他们的地位仍很重要，其地位之重要很可能超过古代社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统统是知识分子（陈云除外），国民党的领导层除蒋介石以外都是知识分子。所以虽然没有考试制度，但有许多新学堂，通过新学堂，知识分子还是可以上升到上层阶级，在社会中占主要地位。同时知识分子通过传统所没有的各种新式媒体，也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我想只是在九十年代资本主义近来之后，万般皆商品，惟有读书低，知识分子才真正形成边缘化。考试制度废除以后，知识分子确实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认为现实制度靠不住了，但这是不是边缘化，我看还有待商讨。

总而言之，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激化，最能反映这个激化的就是革命的观念。革命的观念在五四以后散布很广，成了马列主义进入中国的垫脚石。接着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左转，中国共产党成立，然后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展开，大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杨风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