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罗隆基论政治：1957年以后

以下这些言论出自章诒和：《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网络版）。它们虽只是只言片语，却足以引起关心中国宪政命运的人们的深思。

一、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像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二、罗隆基把嘴角一撇，极不服气地说：“我爱搞小集团，他毛泽东就不搞小集团啦？说我搞阴谋活动，他毛泽东就不搞阴谋活动？伯钧，鸣放就是阴谋哇！”

三、罗隆基说：“都说我和张东荪是一个小集团的人，可是，他的叛国案子出来，连我都吓了一跳。（19）49年的他，还在游说傅作义放下武器，让共产党兵不血刃占领紫金城。到了（19）50年底，他就乐意让美国人收拾毛泽东？这从逻辑上就讲不通嘛！他和我都不希望中共外交倒向苏联、去做斯大林的附庸。但我决不相信张东荪为了这样一个政治见解，就甘愿充当什么特务或间谍，尽管他和美国领事有些往来。我和他在一起经常议论国事，比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看法有时一致，有时也不一致。难道这就是集团性质的秘密活动？什么叫共和国公民？毛公知道不？”

四、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像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体的社论，根本是错的。民盟在给我划右定性的材料里，特别写明一条--‘罗隆基反对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先在共产党内讨论然后提出商议的做法。’我是一直反对中共这种做法的。反对的原因也很明确，因为这种做法属于党治，不合国体呀！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五、章伯钧讲道：“他（罗隆基）的天真表现在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交道，还没有认识共产党。比如，努生常讲的那个立法问题。不是国家不立法，宪法也有了。实际上是共产党管理国家的办法，不需要法。‘如今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我在鸣放时讲过，被人揭发，伤害了老毛和中共领导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视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我们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会专制主义那一套；另一半是向苏联学习，搬来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们国家的政治是用这么一部机器操作的。老罗所说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变，中共也只会摆在那里，做做样子。”

六、章伯钧说：“民革因是些降将，本就抬不起头。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比较敢讲话的，只剩下民盟和农工，而反右的打击重点，就是民盟和农工。老毛这次的最大收获是，通过反右完全控制了民主党派，也完全控制了中国知识分子。而中国的民主力量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自主精神，本来就脆弱。今后，民主党派只能点头称是地过日子了。”

七、罗隆基：“共产党制定的改造知识分子政策，不仅说明这个政党是把知识分子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而且还是一种思想控制的好办法。”

八、罗隆基：“小愚，你知道吗？思想改造这个词，在西方叫洗脑。就是把原来装在你脑子里的东西掏出来，灌入官方认可的思想意识。你爸爸或许还能洗一洗，因为他在德国学的哲学里就有马克思主义，现在再装些中国造的马克思主义，毫不困难。所以，民盟开会，谈论形势，座谈社论，联系思想的时候，你爸爸就用上了那一套，总有话讲。唉，唯有你罗伯伯可怜哪！二十几岁，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又投到拉斯基门下。那时用功、记性又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脑子里装得特别牢，要不然怎么还是费边社的呢？可现在想掏出拉斯基，装进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马列，人家听来，仍旧说我是冒牌货。”

九、罗隆基说：“伯钧，从现在的政治现实来看，我在（19）39年草拟的‘期成宪草’并未过时呀！当初国民党政府借助战争需要，无限制地膨胀权力，现在的共产党不也如此吗？在‘修宪草案’里我提议设立一个监督政府、防止滥用权力的机构，这个提议现在不也适用吗？比之从前恐怕是更加地必要了。”

十、罗隆基说：“（19）41年成立民盟，无论你搞的第三党，还是张君劢和我代表的国社党，都是以建立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为奋斗目标。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有十条。除了强调抗日主张，它的核心政略概括起来有两项。一个是要求政治民主化，另一个是主张军队国家化。而政治民主化的内容，就是结束党治。伯钧，不知道你还记得不？我们在这方面写得很具体呀！比如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机关、学校推行党务；政府一切机关严行避免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包括政党活动之所需经费等等。”
　　 章伯钧说：“这些条款都是针对国民党的，所以老蒋看罢，对张表方（即张澜）大发脾气。其实在发表以前，黄炎培怕对国民党刺激太大，就明确要求删去反对国库负担党费等条款。”
　　 罗隆基接过话头，说：“那时的共产党是支持我们的。他们也接受‘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且特别指出要先实行政治民主化。现在看来，执政的中共也步国民党之后尘，上得台来，就把自己的政党自命为‘国家’。”

十一、“努生，你想过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成为泡影与梦幻的原因了吗？” 章伯钧问。
　　 “你认为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我们都把共产党、毛泽东想得太好了，二由于我们都做了官了。两者相结合，使得我们这些人既是被动地、也是主动地放弃了从前的主张。”
　　 罗隆基眨巴眨巴眼睛，想了一阵，说：“伯钧，你讲对了，我们是这样的。其实，肃反、三五反的搞法，我们是有思考的。张东荪的案子出来，我们也有警觉。”
　　 章伯钧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面对武力起家的共产党，书生的思考和民主党派警觉顶个屁用！”

十二、章伯钧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
章伯钧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19）57年5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分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