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终结的痛苦 ———再读《拯救与逍遥》

文/丁国强

我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初读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思想热浪的冲击，突然发觉思想原来可以转化成一种浪漫的诗性叙述，是何等的兴奋！那时，我们所接触的哲学还只是一种教谕，与个人生活信念没有多大瓜葛。尽管那个时代也有不少充满忧思的启蒙思想家在进行意义的探索，但是，由于肩头的历史负压过于沉重，他们更习惯于充当“铁肩担道义”的英雄，无意中忽略了自我的价值诉求。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对于80年代末期的大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思想的诱惑，更是一种浪漫气质的熏染。那时，我们像传递一本情感日记一样，争相阅读这本书，有几分神秘，也有几分神圣，那种感觉显然不同于对知识的饥渴。那是一场激动无比的阅读，这本当时读起来还有几分晦涩的论著在那个善于论辩的时代善于争执的学子中间居然没有引发什么争论，因为我们清楚，书中的这些观点纯粹是个人化的，诗化的，作者的阐释和研究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体验，作者既然无意去概括什么，涵盖什么，那么，我们又何必硬要去针锋相对呢？10多年前，我们手中的那本老版本的《拯救与逍遥》几经传阅，变得破烂不堪，有的同学还大段大段地抄录了下来，似乎这些文字牵系着我们的痛苦和爱。

把哲思融入情感记忆之中，对自我命运和周遭世界作出最敏感最直接的反应，对于经受长期压抑的人们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反叛。这个时候，思想与激情已经无法分离，写作不再是一种外在义务，而是一种自我倾诉，一种不可遏制的外溢。出于对这种阅读体验的珍爱，已经成为小公务员的我几乎购买了刘小枫的所有著作，甚至连他编译的东西都不放过。对于刘小枫的学术转向，我不好说些什么。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我对刘小枫的阅读兴趣越来越减退。出于对过去思想狂热的一种纪念，在书店里见到这本新版的修订本之后，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下了这本书。

10年后再读《拯救与逍遥》，也算是对80年代精神痛苦的一个交待。80年代学子对《拯救与逍遥》的迷醉，与一般的学术兴趣不同。刘小枫通过中西诗学比较，展示了复杂的精神冲突。80年代是一个“中间物”，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其痛苦可想而知。海子、戈麦的死就与这种抽象的痛苦有关。《拯救与逍遥》填补了80年代人的精神空缺，从此不再掩饰对意义的怀疑。如何疗治暴力和苦难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这个问题仅仅靠抚摸伤痕是无法解决的。“哪里没有爱，哪里就没有理性”。正是有了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人们才有力量去拒斥任何形态的虚无主义。

刘小枫认为自我与世界发生冲突之后导往两条道路，一条是审美之路，一条是救赎之路，在这两条路上走下去，都不可避免地逼近一个根本的价值问题：为什么活着。向现实索求意义不仅仅是诗人的事情，困境是每个人的体验，困境中的歌唱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一直不明白，为我们提供巨大精神支持的为什么总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绝望者。当然，绝望者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真正地热爱生活。在无情的谎言世界里，也许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我们绝对不能拿绝望者的哀伤与痛苦开玩笑，但是，我们没有资格要求所有的人都来担当重负。那些寻求恬然之乐的逍遥者内心也不见得有多轻松。

按照刘小枫修订几乎“等于重写”的说法，这本修订本的《拯救与逍遥》实质上已经面目全非。一个成熟的思想家自然更善于调动语言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知是修订之后的《拯救与逍遥》诗化色彩淡化了的缘故，还是因为我的阅读期待已经萎缩，总之是换了一种滋味。经历了社会风雨之后，我更能体会到，佯狂、装疯卖傻毕竟是中国精神史上的特例，更多的士人还是努力寻求超脱，用所谓的审美自由来安慰自己，将极端性的精神危机转化为一种价值虚无。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功夫就是不知不觉地教会你如何消除与现实的对立，如何化解自己心中那种不妥协的想法。而今，“中西文化冲突”已经隐藏于全球化语境中。其实，痛苦并没有终结，意义的有无依然折磨着我们的心灵，只是由于强大的商业语流的冲击，人们已不愿意多说罢了。

（《拯救与逍遥》［修订本］刘小枫著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

《拯救与逍遥》对于80年代末期的大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思想的诱惑，更是一种浪漫气质的熏染……出于对过去思想狂热的一种纪念，见到这本新版的修订本之后，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下了这本书。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