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一行
论起誓
转自朝圣山之思
起誓意味着什么？
如果起誓从根本上关涉每个人的存在，关涉时代的世界图景和个体的心性类型，那么提出这一问题就是必要的。但这一问题在我们时代却是不合时宜的和可笑的。这一时代也许不乏誓言，但却缺乏誓言的真实和庄重。在我们时代，发誓往往意味着不真诚，意味着一种有意的蒙骗；而不发誓反倒意味着一种自知限度的真诚，这种真诚表现为不做出任何承诺的坦率性[1]。这种奇怪的颠倒至今没有成为伦理学的问题，表明伦理学已经丧失了对生命本身的原初现象的敏感，表明它已不能对这些现象进行直观并从中提炼出有穿透力的问题。本文试图对起誓现象进行直观，弄清构成这一现象的诸环节及其关联，并试图对“为什么我们已无力发誓”这一现代心性伦理问题提示某些解答的线索。
一、起誓与真诚
起誓是个体证明自身真诚性的基本方式。与动物行为的直接性不同，人的特征在于人具有内部的交互主体性：“我”有一个“自身”，因而就有“我”与“自身”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人的自我同一性是需自我证明的，它不是动物身上那种“A＝A”的逻辑同一性，而需要在他人面前用言语或行为展示出来。这样一种内部的交互主体性使得人有可能在他人面前隐藏自身（面具），甚至向自己隐藏自己（自欺）。而真诚，意味着“我”与“自身”的同一，并在他人面前将这种同一展示出来。
起誓因而是一种身份证明，一种出示证据的行为。证据总是对某件事情的真实性的证明，但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也总要受另外的证据验证，因此证据总是指引出一个证据网络。在这个证据网络发生残缺之处，亦即出现不确定性时，事情的真相就只能由起誓来保证。在这种情形下，起誓是无法再进行追究的终极证明，它可能仍然是假的或错误的，但已经无法验证而只能诉诸良心的约束。由于一个人真诚与否总是最无法确定的东西，因此起誓是真诚的底座，虽然它可能仍然是虚空。
真诚总是指向另一个人，指向与另一个人的关联。而个体与他人的关联总是通过身体的出场，通过手势、面容的表情和躯体的姿态来进行，甚至言语的交流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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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情爱领域内，这二者的差别即是克尔凯戈尔《勾引者日记》在骗子和勾引者之间作出的区分：骗子喜欢发伪誓，而勾引者从不发誓。
通过手的书写和口的言说。真诚与这些身体动作息息相关，而绝非封闭于一个所谓的“内心”或“灵魂”之中。一个真诚者绝不可能仅仅由自己对自己说“我是真诚的”就可以安心了（那只表明他并不真诚），毋宁说，真诚总是意味着一种不安，一种对于恰当的行为和言说方式的不断寻求。自我证明是一种充满种种忧心、焦虑和不安的苦役，而起誓现象正处在这种不安的中心。起誓是试图终结不安的行为，但正因如此，它本身总是最为不安的。
二、起誓的身体
起誓是一种言语行为，它同时具有决断行动和话语言说两方面的意涵。任何言词，在说出来的时候总是暗示着一种身体的姿态，而姿态来自身体所处的场景或位置。在说话之前，一个身体总是已经处在某种位置上，这个位置决定了这个个体将要说出何种话。因此对言语的分析不能仅限于对它的内容的细读，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在说话之前、使说话成为可能的那个身体的状况。在对起誓现象的直观中，比誓言内容更重要的是起誓时的身体姿态，起誓首先就是这样一种起誓的姿态。
起誓是把身体摆出来，摆到某个或某些人面前，摆到某个特殊的情境中，摆到天地之间或上帝眼前。起誓通常与下跪的姿势相伴。下跪是身体通过降低自身的高度来承认和服从某个更高者的存在，但起誓的下跪和权力领域中的下跪完全不同。在权力领域中，下跪进行着一种身体高度的比较，通过下跪者和权威者高度的差别来形构一种势差和压力；而起誓的身体不存在与其他身体的高度比较。其次，在权力领域中，下跪者的面容和目光是向下的，这是一种对自身膝下的土地的卑贱位置的承认，通过权威者目光的居高临下和下跪者目光的受压向下的差异，权威者获得了视域的整体和广大性（通过俯视），而下跪者的目光则局限于自己身前的狭小范围内（仅仅只能盯着膝前）。视域的宽狭的区别也形构着控制：狭窄的视域指向下跪者的无知和需受权威者领导的地位。而在起誓中，下跪者的面容和目光都是向上的。跪在大地上，面向天空，这是把身体放置于一个整体视域中，是确认自身与这片土地、这片天空的身体性的自然关联，是对这种关联的深深尊重。在古代世界，身体必定是在祭坛上才能起誓。祭坛是天地人神汇集之所，因此起誓就牵引出一个寓有“四大”的世界图景。无论人在哪里起誓，那里就被誓言变为祭坛。最后，在
权力情境中，下跪者不允许有任何通过手的或通过口的表达，如果有也只是点头称“是”的被勒索的肯定。而在起誓中，除了用言语表达的誓言内容外，更重要的是手的造型。由于对人类来说，是手创建着人与人、人与世内存在者的关联（通过劳动、制作和指引），而起誓作为创建关联的行为，证实着手的无比重要性。一方面，举起的手是一种指引，一种通过举过头顶将某个比自身更高的东西指出来的行为，它指引出“上方”或更高者的存在，因而这里形象地表明了基拉尔所说的“垂直超验”的存在。另一方面，伸出的手臂是对自身力量、血脉与天空的对接，握紧的拳头是一种对自身全部存在的凝聚，一种对自身生命有所把握的确认。在更深的意义上，握紧的拳头还意味着把自己的心端出来，让它呈现在天地之间、鬼神之前和他人面前，因为心和拳是一样大小和形状的可以互指之物（所谓“拳拳之心”就是用来形容真诚的）。
起誓因而意味着对身体的固置和形式化。在起誓之前，人的身体是缺乏形式的，而起誓则赋予身体一个形式。当个体听到了自己的誓言，他的生命就围绕这个声音塑造成形。这种通过起誓固置的身体的形式，就是身份。
三、起誓的言语环节
如果对起誓现象进行直观，不难看到起誓的诸构成环节。除了上述身体姿态的意味之外，起誓的言语构成也是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这些言语环节可以用“我凭着……在……面前向……发……誓，并以……作为标记予以确认”来概括。每一环节都指向某些相关物，它们共同组建着起誓现象。下面对这些环节逐一进行观看。
起誓总是“凭着……”起誓。举起的握拳的手就是一种凭借性的动作，而那个将身体摆出来的姿态是一种凭借的姿态。要起誓，身体总是已有所依靠或凭借，所凭借的东西就是更高者，是天地或神灵[1]。在除魔的世界，把手举起来是可笑的，因为身体已无所凭借。
起誓总是“在……面前”起誓。起誓需要见证，需要证人。这个证人不是更高者，而是中立者，是使创立的关联获得超出个体任性的客观效力的必要中介。而证人的存在，表明着起誓的伦理意涵。没有证人的誓只是个体任性的表现。证人是有脸孔的，因而是“在……面前”，而证人的脸是使关联变成一种紧迫的责任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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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古希腊时，人们凭着河水起誓。而誓是创立关联（“起源”）的行为，因此水就被赋予了某种神性和始源的性质，因此泰勒斯才说“水为万物本原”。见洪涛：＜逻各斯与空间＞。
件，正如列维那斯所说的，他人的脸总是一种对我的要求。证人的在场，使起誓的言说才获得它的公共性，它表明在纯粹的私人领域中真正的起誓是不存在的。
起誓总是“向……”发誓。所向者即是誓言所要创设、维护或挽回的关联的对方，是一个“你”。朝向意味着自我的开放，一种接纳动作。身体朝向某个人，意味着将其置入世界的照明中，因为在身后的一切都是昏沉黑暗的。任何照明都是对被照明者的存在的确认，在身体的朝向中有着其存在真实性的不容置疑的证据。在另一方面，誓显现为一句话，一种声音，它不仅是“在……面前”的“让……看”，而且也具有“向……说”的“让……听”的结构。起誓是让自己、让对方、让证人、让天地神灵共同听到一句话，起誓的空间也要在这种声音的回荡中构建起来。
起誓总是“关于……”的誓。誓的内容从言语上看总是具有“一定”或“非……不可” 的形式，因而是在确认一种确定性，起誓者在此放弃了他在时间中的可能性而进行着自我约束[1]。
最后，起誓总是有所标记的，这个标记就是起誓者个体的签名。所谓“歃血为盟”或立碑为盟，血或刻痕的存在即是个体身份的标记。通过标记，誓成为“我的誓”。而标记总意味着一种创伤，唯有创伤才能使身体与身体发生真正的关联，并使这关联能被个体记住。标记是誓的可记忆性的源头。
需要指出的是，不是任何誓言都在表述中具备所有这些环节，在许多誓言中某些环节是隐藏着的。但一种誓言如果真实有效，每一个环节都是必不可少的。
四、誓的险境。盟誓与一般契约
根据誓言的内容的不同，可以将誓分为创立关联之誓和维护关联之誓，后者是在所创设的关联受到威胁时所发之誓。前者是一种对未来行动或责任的单方许诺，而后者是对过去某些事实与行为的确认或否认。创立关联之誓可分为单方之誓和多方之誓（后文对多方之誓的讨论以双方之誓为例），多方之誓即是盟誓，包括婚誓[2]；而维护关联之誓是确认之誓或否认之誓。在普通法系国家的审判制度中出现的证人作证前的起誓，事实上是一种维护关联的确认之誓，它意味着证人以其证言的确实性来维系其与法官和陪审团的合作。
任何创立关联之誓都是一种冒险，一次跳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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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束”正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对“誓”的释义。
[2] 按照这里作出的区分，婚姻属于盟誓而非一般契约，因而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解除的。将婚姻划为契约的康德学说是现代的观念，它随着人类心性的任性化进程而演变为今天人们对婚姻的普遍理解。
一事实可以从需要立誓的语境中看出。对方面对他犹疑不定的问题，问：“你敢起誓吗？”这一问通常与“你敢从这里跳下去吗”同义。这样一种等价性戏剧性地显示出起誓所面临的“悬崖”般的险境。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险境。起誓就是在面对这一险境时的跳跃。起誓者面临的是由于立誓带来的深渊般的未知：他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何种危险，也不知道对方是否也能信守。起誓者把自己投入深渊之中，在这里重要的并非自身的生命危险，也不在于对方违誓带来的利益损失，而仅仅关乎誓言本身所确立的自身存在和身份的完整性。因而起誓面临的险境不是自然或宇宙论意义上的危险，也不是选择带来的利益损失的风险，而是非存在。身体如何能够“起”跳？誓言的内容作为一个念头如何能够被激活？这种“起”依靠的就是那个“敢”，即勇气。勇气即是“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自我肯定的能力[1]。此非存在的险境（绝境Aporia），在克尔凯戈尔那里是审美的生活与伦理的生活之间的鸿沟，但也可能包括从一种伦理关系到另一种伦理关系的鸿沟。起誓创立的关联因而就是伦理上的信赖关系，而非经济或审美意义上的信任关系[2]。
盟誓是两个开始时互不相关的人共同走进一句话里，犹如两个破碎的词组成一句话。在表面上，创立关联的盟誓与一般契约并无区别，盟誓的言语内容完全可以出现在一般契约中。但这只是表象。盟誓固然与一般契约一样包含双方的许诺，因而同样具有化解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作用，但在创立关联的方式和这种关联的深度等方面，二者存在天壤之别。
根据前面的分析，立誓因为面临着非存在的险境而需要“勇气”，它造成的是信赖关系；订约则面临着风险，即由个体的订约行为带来的自身利益损害的可能性，因而在订约时个体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理性的计算，并从而造就一种基于利益权衡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誓言的落空，造成的是立誓双方的存在的残缺，而一般契约的不能履行则仅造成利益损失。
其次，盟誓是一种个体作出的决断，一种与过去存在的断裂。“誓”从汉字构成上说意味着它是在把某个东西折断时说的话，是自我两个阶段间的断裂，个体在盟誓后就发生了身份和世界的转换。盟誓虽然是双方的许诺，但双方每一方都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来作出决断，换句话说，盟誓中发生的主要不是双方的讨价还价和权利义务约定，而是一种无条件的指向个体自身的对责任的规定，是自己给自己制定法律。这种单方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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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保罗·蒂利希：《存在的勇气》。
[2] 关于信赖与信任的区分，见卢曼：《熟悉，信赖，信任：问题与替代选择》。
行为也意味着起誓是一种绝对自律的行为。而在一般契约中，双方的约定只是对于彼此过去存在的延续，双方没有也不想对自身的世界进行任何改变。
再次，盟誓的效力所凭借的是自然或超自然的更高者的存在，而一般契约的效力依靠此世的法律秩序。盟誓由于诉诸更高者在个体内部召唤出的良心，它就是不可解除、不可修改、不可违背的，这种效力的至高性同时也意味着违誓是不可宽恕、不可补偿或赔偿的。一般契约可以被解除、修改，违约者可按法律规定或约定进行赔偿或道歉，而誓一开始就自身拒绝了任何赔偿或道歉行为。同样，人们可以宽恕一个违约者，但却无法宽恕违誓者，因为誓是绝对和无条件的[1]。
此外，盟誓是身体性的，而一般契约不涉及双方的身体存在。盟誓的身体性首先表现在盟誓是必须由立誓者亲自用言说来进行的行为，而一般契约则可以采用书面文字来订立。对“说”的要求意味着盟誓是不能由别人代理的，它要求立誓者本人身体的直接在场。从立誓方式看，盟誓是一个人发誓，另一个人就逐字重复一遍，重复才能信守。这种依赖声音的重复在一般契约退化为契约文件一式几份的复制，从而完全失去了它的身体性的特质。
最后，一般契约作为社会经济的交易现象，属于此在操心的诸种情形之一，是与他人和标的物打交道，因而仅仅关联世界中的某些存在者。而盟誓则关涉到一个人的整个存在，关涉到他的生命的完整性。誓言是一道光线，将一个人的整个存在照亮。这一点从违约和违誓所设定的后果的差别上可以看出：在一般契约中，对违约的罚的约定是现实的、可操作的赔偿或道歉行为；而违誓的罚（“否则，……”中的省略号里的身体性灾难设定）虽然表面上不可操作和实现，但誓的约束力显然要高于一般契约（在整个前现代社会中都是如此）。事实上，以种种不可能实现的罚作为誓的内容意在表明起誓者的决心，表明他是以自身的整个世界的存续来发誓，表明誓言关涉到他的存在本身。由于他的生命的完整性是被誓言所照亮，因此如果他违誓的话，他的存在就将失去完整性而变得黑暗和破碎，在古典心性中这种破碎是不可忍受的。
因此，与一般契约的效力诉诸法律秩序不同，盟誓的效力诉诸的是个体的内在信念对存在完整性的追求，诉诸他的畏怕的存在论情绪。在生命的原初现象中，个体的自律并非主要依靠康德所说的理性，因为理性需要个体具备较高的认识能力，而这往往是个体所不具备的；人的自律仅仅是由于他被信念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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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非这种宽恕是德里达意义上的“无条件的宽恕”，但这种宽恕也许从未存在过，而誓言至少在前现代曾存在。关于“无条件的宽恕”，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誓言本身已经铭刻着违誓（背信）的讨论，请参见德里达：＜宽恕＞。
这种信念在誓言中关涉着他的整个存在。如果“不能说谎”是一个普遍的道德律令，那么它只能以“人所说的每句话都是誓言”为前提。但是由于人不止说一种语言，在誓言之外还有各种其他情境中的语言，因而这一律令是过份的和无必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将“不可说谎”限制为“不可起伪誓”这一律令，这时它才不仅具备形式的、而且具备实质的普遍性。
五、现代性与誓言之死
誓言从其本质上说，对人具有最终和最高的效力，因此在起誓现象中可以看到伦理法则（而非法律）作用于人的原初方式，并且这种作用是通过绝对自律发生的。因此，伦理学必须回到对起誓现象的直观中才可能重新找到它不容置疑的力量根基。但是，这种返回是可能的吗？如果在我们的时代，起誓对人的约束力已经丧失，或者已经不再有人愿意起誓，那么是否任何伦理法则的内在约束力都将不复存在？我们为什么会丧失发誓的能力？
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是社会化解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方式从誓言向一般契约转换，这一转换背后是世界的“除魔”和理性化进程的逐渐展开。“除魔”的过程就是祭坛被拆毁的过程，因而起誓的身体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一时代，更高者退隐了，不仅仅是从公共领域退向私人领域，而且在众多个体那里也被消蚀殆尽，因为正如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一种不能在公共领域中被展示出来的东西是没有现实性的。我们的身体已经无可凭借，那种“形式指引”的思想[1]在众多人眼里不过是神秘主义的残余。同时，在一般契约主宰的经济交往之外，由于情感和人际关联的完全私人化，我们已经习惯于任性和纯粹私人的东西，我们不想把自己展示在他人面前，并认为暴露自己的真实是不安全的。对于公共的东西我们总是深藏戒心，我们往往不希望有证人，这样就可以不去管他们那张时刻提醒责任的脸。在我们的时代，证人是缺席的，起誓因而没有见证，所以是可以“随口说说”的。
在另一方面，世界的“除魔”也导致了闲暇的任性化，因而使人的心性发生了转换。现代人作为一种心性类型，他们不追求存在和生命的完整性，因为现代性造成的事物和人的变形已经使人的存在成为碎片。人们追求激情和审美的瞬间，而宁可放弃生命的真实和完整性。正如克尔凯戈尔笔下的那个勾引者，他的脚生得如此奇特，以至于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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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式指引”是海德格尔全部思想的核心方法，对此的详细讨论可参考夏可君的博士论文《世界的语言生成》。
生命之路上不留下任何足迹。这样，那种关涉存在整体的“畏”便被弱化了。伴随这种弱化而来的，是对签名所伴随的创伤和责任的逃避，“他们不害怕任何东西，只害怕负责。”因为我们不愿放弃可能性，放弃“额外的弦”[1]，从审美的生活跃入伦理的生活。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向“你”敞开，对“我”的意志和理性来说，起誓显得可笑和不可理喻，因为意志只谋求占有，理性只考虑计算和权衡，而发誓意味着对“我”的限定和无条件的、不考虑后果的履行许诺。
伴随誓言被一般契约所取代的进程的，是世界从“危险社会”转向一个“风险社会”。但誓言的消失或失效并不意味着存在险境的消失，而仅仅意味着我们已无力跨越险境、无力自我弃绝，意味着非存在已成为我们的存在方式本身。在这一时代对利益风险的敏感之下，是思想对于存在本身的险境的遗忘。这一时代过于倚赖与契约订立有关的信任感，却对由于誓的消失导致的生命的信赖感的消散毫无察觉。
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已丧失了与天空、与土地．与他人的根本关联。这是一个不再有誓言的陌生人世界，誓言在这一世界中的唯一作用也许只是用来在法庭上作证。或许在誓言消失很久之后，在那种刺骨的冷漠和无信赖中，我们会重新回想起一个昔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是能够起誓的生灵，而誓言使我们彼此亲近。
一行2001年5月2日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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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克尔凯戈尔在《勾引者日记》中对于审美生活在选择上的多种可能性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