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钛

“党”治史，还是“治党史”？——评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年－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转自世纪中国

　　1982年7月，甫脱文革缧绁之灾、出任国务院台办主任的廖承志，给偏安台湾的蒋经国去信，以“经国吾弟”的称呼劝蒋经国重开国共谈判，以求国家统一。或许蒋经国觉得对方以“大哥”身份来劝和，有仗势压人之嫌，自己回信则矮了一截，抑或根本对此不屑一顾，所以对此信毫不理会，只是“闷声大发财”。倒是此时寓居纽约长岛的宋美龄，“在报章阅及”此信，大为光火，忍不住笔墨淋漓地对廖信大加批驳，其中有“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云云，笔者当年读信及此，不免狐疑——史书上连篇累牍、大书特书的孙中山“联俄、联工、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何时变成了“联俄容共”？孔夫子曰，“必也！正名乎！”莫小看这“联”、“容”一字之差，中国人有“刀笔杀人”的传统，宋美龄这一“刀”一剜，把个“联”字剜掉，填上个“容”字，可就把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声望和地位砍掉了一大截，也把廖承志的“大哥”威风杀掉一大截！况且她以“承志世侄”的称呼来替他的“经国吾弟”出气，居高临下，俯睨雌视，气势亦高人一俦。果然廖承志就此偃旗息鼓，不再置一词。 　　一惊之后，笔者就此对“联共”、“容共”之争怀着浓厚兴趣，觉得此中或许大有文章，只是向来思想懒惰，不肯穷根问底去爬“故纸堆”探究其中妙处。及至现在拜读王奇生先生的大作《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年～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方才恍然大悟：果然国共两党当年就围着这“联”、“容”之分作了不少文章，换了今天的话来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就已经在挖空心思夺取“话语权”，抢占政策“制高点”了。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孔华润氏（Warren I.Cohen），早在廖承志致信“经国吾弟”之前的1971年，就在他的经典著作《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中如此评论1946年国共和谈协议前景：“经过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合作、背叛和相互利用，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彼此太了解了——每一方都窥伺着对方，等待对方先发出推翻协议的信号。”1看来，国共“相争”与“和谈”的戏已经演得太多，连隔岸观火的观众都能背出剧本大纲了，何况剧中人小蒋和蒋夫人？

　　难道中国历史真的就只有不断上演的悲剧，不能偶尔演一场大团圆的正剧？目睹台湾的民进党二次执政，国民党的“百年老店”风雨飘摇，不能不感叹历史作弄：国民党现在就是想第三次国共合作也不可得也。

　　1949年，国民党逐鹿中原不遂，反而被“底层农民”的“救世主”共产党逐出中原，逐到了孤悬海外的孤岛上，在美国第七舰队的卵翼之下才得以苟延残喘，“复国”大志未成的大小二蒋一瞑不视。到了2000年台湾“大选”，国民党又被“草根民主”起家的民进党攘走了政权。四年来时刻思虑着“二次政党轮换”，结果四年之后“光复大业”同样落空。相隔半个世纪的两次政权更迭，当然不可相提并论，前一次的失去政权，按老蒋自己的说法，是“亡国”，第二次失去政权时，则已经是“国已不国”。

　　不过，国民党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大党，两次让人有点吃惊的失败毕竟让后人难以释怀——按道理，不该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呀！甚至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能够这么快就“进京赶考”，陈水扁就更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住进“总统府”了。那么，国民党的“罩门”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不光是国民党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大问题，因为，国民党的取败之由，应该同样是共产党的取胜之道，也是民进党夺权的“绿色快车道”。两个问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更进一步，这个问题也就是当代中国特殊政治形态的“前世今生”。

　　王奇生先生这本研究国民党在1924～1949年的组织形态和运作实况的专著，就是解答这种“宏大”问题的精微之作。一本学术著作要经得起历史考验，它或者要发前人之未发，或者启来者之所思，也就是说，它或者推翻、修正了前人某些因循之见，增加了人类知识的存量，或者提出了启人深思的问题，为后继者登堂入室一窥知识殿堂的堂奥打开了大门，增加了人类知识的流量。在笔者看来，王著在前一方面的建树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如果仔细梳理，作一拔高的话，在第二方面的成就也同样值得称赏。

　　“先天不足”的国民党

　　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政坛和中国学领域都被一个问题搅得鸡犬不宁：是谁丢失了中国？

　　平心而论，在中国近代史上，美国是世界列强中对中国最为“友好”的国家。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列强环伺的软弱中国的主权“看护者”，他们一直在上帝的感召下帮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走进现代化的光明世界。很长一段时间，每遇到存亡危机，中国人也乐于向美国求助呼救。可是，中美这一对太平洋两岸的“天然”盟邦，仅仅因为中国的一场内战，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世仇，仿佛股市崩盘，一百年的感情投资一瞬间化为乌有，美国人的暴怒和懊恼可想而知。所以他们朝野都在恶狠狠拷问：究竟是谁丢失了中国？共和党的答案是民主党援助蒋介石不力，让这个中国的民族英雄和“邪恶的共产主义分子”孤军奋战，民主党则结结巴巴辩护道，国民党是扶不起的阿斗，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从上到下腐败透顶，民心尽失，蒋介石顽固独裁，必然失败，美国不应该选择和失败者站在一条阵线上，而应该在国共之间持中立态度，保持回旋余地，准备和国共争雄的胜出者打交道。而且中国的共产党并不是典型的共产党，他们一定会因为民族主义的原因而和苏联分裂。所以，是蒋委员长自己丢失了中国。

　　可惜这种观点在冷战的阴云笼罩之下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被麦卡锡分子不遗余力地攻击，许多民主党阵营的中国问题专家被迫害清洗。当美国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当年的这一场争论，认识到民主党的智库们的观点更符合实际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年，中国已经被推到了铁幕的另一边。

　　历史的演变表明，美国共和党的智库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是肤浅的，它给中美两国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但是，民主党的智库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就那么正确？国民党的失败，可以从它的腐败、独裁顺理成章地必然推导出来？结合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可以看到，对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党来说，腐败和独裁并不是它迅速垮台的充分条件。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政权的贪污腐败独裁在世界上都是闻名的，但它维持了二十年。

　　国民党的迅速垮台，似乎也可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思考，这也是我们的党史学所强调的：国民党独裁的法西斯主义被人民唾弃，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深得民心；国民党不肯进行土地改革，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共产党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发动土地革命，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热情支持。可是，这个解释也许同样是一个神话。2

　　所以，一定还有些什么因素是我们尚未发现的，这些因素对国民党政府垮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隐藏在哪里？

　　《党员、党权与党争》颠覆了许多重大的“已成定论”的结论，将这些长久一来认为是“常识性”的知识放到怀疑的显微镜下重新审视一遍，然后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这些因素也许就隐藏在国共两党不同的组织结构和动员手段之中。高树多悲风。国民党这棵高树和大树被两次摧折，恐怕除了它“后天失调”（被腐败所腐蚀）之外，还有“先天不足”（纤维组织结构不牢靠，纹理不通顺，树大而根不深）的原因。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这话初看不知所云，待读了此书，不得不击节赞叹——原来相争了几十年的国共两党都是苏俄的“仿制品”！“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当中，其组织散漫性，又更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3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讲了几十年的“蒋介石独裁专制”，竞只不过是虚有其表，甚至可以说，国民党之独裁，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没有学到斯大林和希特勒独裁专制的“精髓”，倒滑到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体方向去了。这些结论中的任何一个，单独讲出来都足引起石破天惊的效果，这一本书中类似的新知卓见却比比皆是，难怪读来如入宝山，稍不留神，就缭花了眼。 　　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其组织源流来说，是一对同胞，或者至少是中表兄弟。可是国民党一出生，在“体格”上就亏了底子。大致来说，他的组织架构远不如共产党严密，他对党员的控制远没有共产党严格，他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远比不上共产党的严厉。

　　就以组织架构来说，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之后，虽然仿照俄共的基层“支部”设立区分部，区分部之上为区党部，区党部之上为县党部或市党部，甚至到1926年10月，在全国各地共建立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八千余处，党员也达到一百万，4可是，这些组织结构完全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效力，因为国民党从高层到基层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层层统制的金字塔结构的惊人力量。本来这种结构严格贯彻下去，可以把一百万党员象浇铸钢筋混凝土结构一样浇铸成坚强的战斗队伍，可是他们却任这一百万党员游离于这结构之外，成为一盘散沙。各地的基层支部没有实际的活动和任务可以把党员凝聚起来，组织起来，于是基层支部自身也很快近乎消亡。毕竟，国民党不象教堂，可以光凭信念、虔诚和仪式召唤信徒。他仍然有着金字塔的形象，不过这只是聚沙成塔。

　　反观共产党，不管在何种严厉的外部环境中，都一如既往地坚持牢固地“布网”，如一只暴风雨中艰苦卓绝的蜘蛛之王，不管风暴多么猛烈，不管这网被撕裂得多么破碎，他都一丝不苟地吐丝结网，织造、修补一张可以存身，可以捕获猎物的巨网，而且这网丝丝缕缕充满弹性和刚强，哪怕它断裂、毁损大半，依然可以在风雨中生长！（想想第一次国共内战后期，中共白区的组织被破坏殆尽，可几年之后又奇迹般地重建起来）。这支持整个中共生命力的网络，就是中共以一个个基层支部编织而成。

　　在对党员的控制力度上，国民党更加难以望中共之项背。加入国民党如加入俱乐部，门槛很低而且来去“自由”，对于违背党规的党员，国民党根本抹不开情面惩罚。而中共对党员的管理和控制达到了近乎残酷的程度，一旦加入中共，事实上不可能顺利退出。这部分是因为严酷的革命形势和生存环境造成的（比如周恩来在上海组织特科惩治叛徒，有不少对叛徒满门灭绝的事例），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归因于中共组织理念的严肃。中共在组织上追求一种最高程度的纯洁性，对任何稍有动摇和疑点的党员，都持苛刻的怀疑态度，对之“隔离”、“冷冻”、“审查”、“控制使用”，中共历史上不少冤假错案都是在这种严格、苛刻的组织原则支持下进行的，比如苏区的打AB团和延安整风时期的审干、“抢救失足者”运动。这种组织理念长年累月的积累，使得中共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对党员个人的不正常的怀疑心态。这种组织理念造成的紧张气氛和怀疑心态，在客观上形成对党员一种强大的外部压力，使得他们对党组织极端依赖，完全过上了“秘密社会”的生活，从而使得中共的组织非常严密，和正常社会完全隔绝。另一方面，不容讳言，这也为党内的迫害提供了方便的理由。

　　在对党外组织的控制上，国民党也无法和中共相比。中共从苏俄引进过来的“党团”或者“党组”形式是他最为有力的“武器”之一。这种在党外组织和社团中建立秘密党小组的方式，使得中共既可以控制大量有社会影响的团体组织，操纵他们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又不用直接承担任何组织活动的后果（这一点在中共没有夺取政权时尤其重要），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衡量，是一种最优的组织方式。比如，民盟作为“第三种势力”，表面上是和中共、国民党鼎足而立，但实际上民盟不少有活力的成员是中共秘密党员，恰恰是这些人具体组织民盟的活动。

　　党外组织团体，除了一般的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工会以外，最重要的当然是军队。中共严格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和政治委员、司令员的双重签署制度，将军队牢牢掌握在党组织手中，而国民党虽然号称国民革命军是“党军”，但这种控制除了表现在军队庞大的党员人数上外，并不能落实到组织原则和程序上去，于是“党军”实际上成了“私军”，成了军魁的私人武装力量。

　　国民党虽然在党章中明确申明要“以党治国”，但党从组织原则上又并不能控制政府、特别是省以下的地方政府。即使在中央层次，蒋介石因为个人揽权的考虑，不让党组织控制、插手军政大事（因为蒋介石感觉自己不能完全掌控党组织），结果国民党党在中央层次也成了橡皮图章。党没有控制政府的权力，最明显表现在政府成员的录用上，国民党员并没有很大优势。向政府输出官僚的权力并不掌握在党组织手里，而是掌握在私人手里。这样的组织原则的后果是，办党务的不如办政务的，党部官员没有实权被人瞧不起。蒋介石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党内组党”，授意成立力行社和复兴社，这两个团体在组织原则上和中共组织有相似之处，即组织的秘密性和严格等级制，以及通过组织向其它团体输送人员，从而控制其他团体和政治职位。但蒋介石做得很不彻底，他成立这两个团体似乎只是尝试性的，而且这两个团体也不能完全控制政治晋升渠道。

　　反观中共的组织原则则恰恰相反：只有被党信任的人才能出任党组织以外的重要职位，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只有党员才能参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只有在党内的权力等级中取得地位，才能在政府和军队以及其他组织中获得实权。党务系统永远是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升迁的最快通道。

　　这种组织安排才真正体现了“党国”和“党军”的真实含义。通过把政治精英汲取、整合到党组织中，再在党组织中建立清晰而严格的权力等级体制（如韦伯所言，科层制是理性化和高效率的组织），这实际上一箭双雕：既可以将政治精英吸纳到体系内，使得党组织的体系外不再存在有活力的政治势力，同时通过管理和控制党内精英来控制党外其他一切组织。

　　国民党和中共竞争，其唯一的优势是它掌握政权。但国民党在组织上涣散不堪，导致它掌握的权力支离破碎，从而也就无法发挥这些权力的最大效能。而中共虽然在初期只掌握了很少的政治资源，但因为它的组织坚强有力，就能够把这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极致。和“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一样，手握大刀长矛无力乱舞，不如拈一绣花针作有力猛刺。

　　国民党究竟代表谁？

　　在台湾刚刚落幕而尘埃未定的这场大选中，国民党被民进党不断追问，国民党到底代表谁？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台湾？这个问题把国民党逼到墙角，于是有党内本土派竟提出建议，将中国国民党之“中国”去掉，免得再被陈水扁“抹红”。

　　历史似乎真的在轮回。时光倒流七十六年，国民党改组派的巨头，党内著名笔杆子陈公博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出路》的长文和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顿时在国民党左派青年党员中激起千重巨浪，也引发国民党内一场激烈的理论争论。这场大辩论的焦点，主要是民众运动的存废和国民党的阶级基础问题。5也就是国民党代表谁的利益？要依靠谁来执政？它的基本权力基础在哪里？这是所有以夺取、掌握权力为目标的政党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有悖于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论断，从王著的研究来看，国民党并不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代言人！

　　为什么国民党的基层支部不能成为先锋的战斗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甚难回答。组织理念上的缺陷部分可以解释，但难以全部解释这个问题。很明显，国民党从高层（蒋介石、胡汉民等）到一般的党务热心分子都看出来基层组织的软弱，而且他们似乎也有心将基层夯实成为国民党“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稳当磐石，似乎不存在组织上的障碍阻碍他们贯彻其意志。为什么做起来却总是“一桶浆糊”，和了面团？

　　关键在于，国民党的基层如果要成为具有强大凝固力和组织力的“战斗队”，他先得解决一个问题：要他们向谁去战斗？他们的斗争对象是谁？没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就不可能有坚强的组织队伍。对于共产党来说，向谁战斗的问题是铁板钉钉不容模糊的问题（虽然不同的时期在不同斗争对象上有调整，但从根本上讲不存在改变和动摇，如耕者有其田政策），而对于国民党来说，恰恰是云山雾罩，看不真切的问题。“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增长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虽然组织上师法苏俄共产党，而意识形态上排拒共产主义，实际上只学到了半表面功夫。”6国民党没有共产党那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而他本来可资利用的“三民主义”这一大资源，自从被中共广泛宣传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后，一经“清党”就被洗得一干二净，成了白板一块。白板一块固然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那需要有想象力。对于服膺“仇恨政治学”和“斗争政治学”的激进而有理想青年来说，刚刚过去的大革命的激情年代，代表了想象力的最大释放空间，而国民党一帮穿长袍着马褂的元老之“想象力”，和中山装包裹、长围巾飘飘的五四青年一代相比，实在单薄得可笑。有人说过，“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如果不是个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就从来没有年轻过”。马克思主义天生就是为年轻人准备的，想做得四平八稳还缺了一条腿（孙中山认为在民国以后就没有民族主义了）的三民主义如何能够吸引青年人？所以，“清党”对国民党的党员质量是一个“逆淘汰”过程7，所以，虽然蒋介石一直捶手跺足、痛心疾首地对党务人员咆哮“国民党吸引不了青年”，处心积虑地成立三青团来和共产党“争青年”，却仍然难撄其锋。

　　国民党提不出有力吸引青年的意识形态主张，这是它在“国民党代表谁”这个问题上唇齿不清付出的代价。

　　针对陈公博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农工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主张，国民党内意见纷歧，难以统一，有人主张国民党代表一切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的革命民众，而革命民众中不包括军阀、官僚、买办和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则视情况而定；一派则认为国民革命就是全民革命，国民党视代表全民的，地主、资本家乃至军阀和土豪劣绅等都是全民的一部分，这后一派意见代表了国民党内的主流。蒋介石在1929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说：“今日不患地主、资主之压迫农民，而反恐农民之转而压迫地主、资主，此亦造成社会之不平，为本党主义之不许者也！”按照蒋介石的解释，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一切被压迫民众，而压迫者则只有一个“帝国主义”。8

　　也许有人会质疑，国民党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表面上说自己代表全民，实际上代表“一小撮”（如“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等等），但根据王著的考察，我们看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的政策取向的确是朝着它所宣称的方向努力：试图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它有过“二五减租”的政策，这是想“代表农民”，可是他又要保护地主的土地，这是试图“代表地主”；它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规，曾用心致力于调节劳资关系，缓解劳资冲突，这是在“代表工人”，保护工人的权益，从而侵犯了资本家的利益。在大多数商业资本家看来，国民党并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所感受的只是来自政府的压迫和榨取。但同时它又鼓励发展工商业，并且从广东革命政府时期的限制资本家阶级、鼓动工人斗争的立场上远远后撤了，这又明显体现了工商资本家的利益。 　　所以，国民党实际的政策表明，他的政策并不是专门代表某一阶级，某一阶层，他实际上试图调和所有阶级、阶层的矛盾。从他的党员群体来看，主体是中下层的知识青年，并没有明显的来自职业或阶级的利益倾向。

　　中共的政策则大异其趣，甚至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始终只坚定地代表某一阶级、阶层的利益，那就是最底层农民的利益。虽然中共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实际上因为它的影响范围基本上是农村，很长时间没有深入城市，所以它想代表工人也无机会——城市中被中共控制的“赤色工会”影响有限。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代表策略”效果如何？对政党的政治权力基础有何影响？历史已经将答案公布出来：国民党的策略“两不讨好”！结果就是，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谁都不认为国民党代表自己的利益，所以危机来临时，谁都认为国民党可以被抛弃。而中共的政策死死抓住了它的基本群众，从而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权力基础。而且，因为它已经将这种极端的政策公开宣示出来，反复这样宣示的后果是，任何从这个立场上的小步后退和灵活挪移，反而被认为是对其他利益阶级、阶层的“让利”！国民党宣称谁都要代表，这就给所有的群体一个正面的心理预期，结果是它的政策腾挪空间很有限，因为就像一个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结构一样，任何政策变动都会导致为数不少的利益群体的利益位移，甚至是大幅动荡。而中共的政策宣示只给了一个阶级/阶层正面的心理预期，给所有其他利益群体的大都是负面的心理预期，如同直线型的拔河一样，它的政策放松对于对方是“获利”。在心理上，它的任何政策调整只给一个阶级带来负面效果，而给其他全部利益群体带来的都是“净收益”，所以，它的政策调整空间极大。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然而这又是真实的历史。这个结论对于理解政治学中某些原理极具启发意义。

　　在政治学典范理论中，有一条理论，指的是竞争性政治体系中，当只有两组竞争者时，双方为争取中间势力，会将自己的立场尽量放宽，避免极端的政策位置，从而双方的政策会向中间位移。这一理论根据民主国家的两党制政党选举而提出，和民主国家的现实政治吻合得很好，比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现在的政策明显趋同，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亦如此。但台湾近年来的几次大选表明，这个理论也许需要修正。

　　在2000年大选时，虽然一共有三组势均力敌的候选人，但陈水扁提出调和的所谓“新中间路线”；2004年大选，面对重新整合后的在野势力，他却采取极端的台独立场，通过不断宣示台独理念而巩固“台独基本教义派”力量，同时令人惊异地将泛蓝选票板块往泛绿方向拉动，终于能够以微弱优势再次赢得大选。陈水扁这种有悖政治原理的超常规操作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台湾的选民在许多政策上固然早有看法（政策偏好），但对于有些问题却未必有定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统独问题。当选民没有定见时，就没有中间选民。所以，只要不断地激化统独对立，就能有效制造选民焦虑，这时候能提出具体、坚定方向的一方，即使不为选民信任，或选民不喜欢其方向，恐怕也只有接受裹胁，否则立刻就要面对自己没有国家认同的空虚无助。9

　　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显然无力应对陈水扁这种超常规的政治动员。连战的竞选策略是“焦土政策”，亦即凡是关于国民党既有的任何立场，特别是统独问题上的立场，一旦遭到陈水扁的攻击，就自己加以摧毁，使得民进党失去攻击的对象。这种竞选策略基于这样的考虑：陈水扁在执政业绩上乏善可陈，只要在统独政策上向中间位移，就可以争取到更多选票。然而，在统独问题上，国民党的独派“血统”永远都不可能比民进党更纯正，所以当统独议题被抛出来以分化选民群体、消除中间选民的时候，国民党的模糊政策不可能吸引高度两极分化的的选民。大部分原来的中间选民被迫站队，而且站到了陈水扁一边。如果国民党坚持原来的统派立场，和陈水扁正面交锋，将战场往回拉而不是深入陈水扁具有天然优势的独派立场，反而可能赢得原来的部分中间选民票。 　　细审这些政治动员手法，我们会发现，国民党这次失败，和它半个世纪以前的失败有相当多的共通之处。

　　中位数理论是一个在民主选举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于非民主社会的政党竞争有何解释力？通过上文中对国共两党的“代表策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非民主的政治体系中，在某些非常规情况下，对某些敏感而没有社会共识的话题进行深度挖掘，利用这一话题分化社会群体，然后采取极端立场，反而可以更加有力动员政治力量，赢得更加广泛的权力基础。10中共几十年的斗争历程中，反复挖掘的议题其实就只有少数几个，土地政策是其中最为重大的一个会导致中国社会整体分裂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如何处置，不止中国的一般知识界没有共识，就是国民党政府内部也没有明确的政策。

　　中共的武装斗争不断将这个问题提到社会层面上来讨论，逼迫不同的群体表态、站队，而中共自己一贯采取极端立场，这种动员手段有效地抓住了最底层农民，同时使得国民党政策不断向中共的政策方向位移，从开始的二五减租，到蒋经国在赣南的试验，一直到败退台湾之后的土改，这些都可以说是被中共拉动而退让的结果。 　　无庸置疑，这种动员手段，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权力技术。中共赢得政权的斗争历程中，类似的策略比比皆是，比如在意识形态上的左倾，拉动整个中国社会向左转向。这个过程，起点是中共的理论宣传者提出“左、中、右”三种政治立场的分类，并且建立起“左”就是“正义”，就是“好”的知识空间结构，也就是抛出政治立场话题，然后中共自己站在“左”的立场。在这种话语笼罩下，国民党以及一般的社会知识分子，都被迫跟进，自动对位。通过这种权力技术的操作，中共永远都处在优势地位——比左，有谁能左得过中共？ 　　当国民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势已去，这种话语已经成为中共手中的专有权力，他们只能忙不迭“消毒”，比如，吴稚晖对“左中右”这一套说法极端恼火，在“清党”之后极力呼吁要废黜这些“共党妖词”，但这些词语已经广为流传，无法消灭。

　　阶级斗争的话语理论是中共有效运用的另一个权力技术武器。实际上，当国民党提出它“所代表的是一切被压迫民众”，而压迫者则只有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它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其中“国民党必须代表某些群体的利益”和“帝国主义”这些观念与词语，就是中共提出的阶级斗争话语中的“砖瓦”，国民党又在无意识跟着中共的权力话语指挥棒跳舞。当国民党在澄清它到底代表谁的利益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个政党是必然代表某些群体的利益的（政党的阶级性），同样，中共“代表”某些群体的利益是具有话语逻辑上的合法性的，这种“代表性”是不容挑战的。国民党和中共同在这个框架中，既然中共自己宣称它代表农民利益，国民党就被迫去和中共争辩谁更能“代表”农民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却毫无优势可言，因为它的政策和理论根本不彻底！ 　　国民党在这套动员手段上，输给了中共，同样输给了民进党。

　　从“党”治史到“治党史”

　　王奇生先生在“自序”中说，政党史的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党治史”，一是“治党史”。“党治史”主要指一个政党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对于执政党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其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历史。而“治党史”则主要是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形态演变的历史。

　　其实这种划分恐怕只是在研究中国这种威权主义政治时才有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政体中，“党治史”才是理解政治运作的关键。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所谓的“党史”和“国史”的分界还有没有必要？按照这种思路，传统意义上的“国史”，只是“党史”的一张皮：“党史”的结论定了，然后“国史”才能有“大纲”，否则，“国史大纲”就只能到前朝为止。“党史”是一个很好的鼓架子，蒙上“国史”这张皮之后，可以将最动听的靡靡高调擂得震天响，即使这调子很单调，很刺耳，让人心率不协。无论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秉政，都奉行同样的政策。 　　中国史学有一个优秀传统，异代修史。为什么古代人认为“本朝”不能修“本朝”史？其实，这个制度设计中隐含着对人性的一个深刻理解。在皇朝政治中，历史编修这样的权力是由皇帝、宫廷垄断的，而每一朝每一代的皇权绝对不愿意历史学家对自己的统治有恶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中，历史除了具有“资治”这一类功利性目的外，还有一种类乎宗教的功能，为整个文明提供某种“确定性”的安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历史的编撰和对历史的阅读，求得一种真切的对自身命运的体验，这是非功利性的层面，从而也意味着迈向永恒的真理性——它要求排除一时一地某派某人的私人意见和欲望参杂，得到一种确定性的结论，这个结论最终很可能指向伦理原则，但绝对不是私人伦理，而是普遍的伦理。这就是伟大的《春秋》的传统。 　　当时代人由于不可避免受自身处境的影响，在编撰史书的时候难以达到第二层境界。在“记录真实”这一层面，古代有过良好的先例，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之名句，颂扬“记载真实”，坚守职业伦理的史官。但是，在现实的政治权力面前，齐太史和董狐们是孤独而软弱的。有什么制度能够保证他们完成这种庄严而伟大的使命？

　　中国古代有一个规定，皇帝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这是为了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一个制度。《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在这个案例里，唐太宗不愧为一代明君，没有侵犯史家的尊严。

　　但是，任何良好的制度设计必须以最恶的情况为起点。如果出现一定欲“躬自观史”的帝王怎么办？

　　捍卫我们的历史观念的最后屏障，就在“异代修史”这一制度传统之中。任何帝王，不管他权力多么不受制约，他总会受到时间的制约，而时间是对“永恒的历史”有利的。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伟大传统已经被践踏了，却没有别的新的制度来防止最恶的情况出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被党派的利益和私欲所操纵，编撰历史成了公然撒谎的机制，历史，成了胡适所谓的“女孩子”，“任人打扮涂抹”，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也不能成为一位“女孩子”，还得等而下之。

　　我们所谓的“党治史”，不用再为它遮羞，它就是“党”在“治史”，以一党的私利为出发点编撰、编造历史（典型的如八年抗战史），从而中国的“历史”已经失去了永恒的生命，只剩下短暂的邪恶的欢愉，或者自慰的快感。 　　如何才能将伟大的史学传统从这私利的冷灰之中拯救出来？

　　在一个时间不断展示它的加速度的时代，再遵循异代修史的制度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当代人丧失了永恒的信念，太急于了解自己当下的镜中形象。因此，新的制度应该建立起来，以补救这种缺陷。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将修史的工作从不再神圣、公正和超越的“社稷”转移出来，移交给“私家”，这样我们至少还可以求助于个人的良知，就像“礼失求诸野”一样。也就是说，当我们“治党史”（研究党史）的时候，“治党史”这三字前面，应该留一个“空白”（没有主语，价值中立之意），如果一定要填补这个空白的话，我希望，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不为私利所诱惑的小写的“人”，而不是大写的“党”。 　　这就是我们希望的，从“党”治史迈向“治党史”的含意。王奇生先生无疑是在这条路上前行。

　　【注释】

　　1 (美)孔华润著 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163页。孔氏著作初版在1971年，此后连续再版，至2000年在美国已出第四版。

　　2不少思想史家认为，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中国思想界已经基本“尘埃落定”，中国的知识精英已经选择了马列的“民主集中论”，走向了一个“政治权威主义笼罩的时代”。但如果考虑到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史，则可以将这一时期延长至二十世纪50年代。1948年《观察》杂志的一次对针对青年大学生的民意调查表明，即使到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时，真正赞成由共产党统治全国的大学生只有2.7%。（见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98——100页。）可见直到50年代的“思想改造”之前，在人们的日常观念中，“专政民主”或“民主专政”都不是主流观念。在全面内战结束前，共产党在专制的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占领多少阵地。同样，在土地革命的问题上，共产党通过动员农民获得了广泛的战争资源，但这种动员，是一种强行进行的暴力政策，而不是说服性、辩论性的实施，所以也很难说是“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支持”。我在下文中会分析到，中共通过土地革命进行的农民动员，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技术的策略。 　
　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年～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361页。

　　4 同上，41页

　　5 同上，109～110页。

　　6 同上，357页。

　　7

　　8 同上，112～113页。

　　9 石之瑜：《陈水扁是这么追上的》，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11月11日。《参考消息》转载。

　　10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里所说“彻底”，按本人的理解，其实就是“极端化”，只有极端化的理论才能分化社会群体，才能在此基础上赢得自己的权力基础。可见，中共这套权力技术策略有其理论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