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詹姆斯·皮特拉斯
战后亚洲资本主义、儒家思想与新自由主义
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儒家思想"的复兴，而是"反革命的革命"
人们往往把战后东亚的经济奇迹归因于"传统价值"或"儒家思想"的复兴，并将这一发展称为"亚洲模式"。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
亚洲资本主义形成于二战后社会变革的背景之下。那时，整个地区都爆发了广泛的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在一些国家，如中国、朝鲜、越南，革命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南韩、南越、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众起义则因血腥镇压、国外的干涉而失败。这些革命对亚洲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演化具有三方面的重大影响：第一，为了控制潜在的新的人民革命，亚洲资本主义组建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第二，为了成功地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迅速壮大的共产主义竞争，亚洲资本主义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调控机器；第三，为了保证就业和社会团结，亚洲资本主义建立了国家引导的福利制度。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具有双重目的，一是压制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和阶级斗争，二是抑制资本主义，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由于可靠的就业和社会安全是对抗共产主义吸引力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便尽力鼓励大型出口制造商雇用工人，并保护地方性的小生产商和零售商。这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秩序，但官方理论家们却视之为"儒家思想"或"传统价值"所致。后来，西方学者和记者便用儒家价值观来解释亚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把每个政策和行为方式都归功于历史的或传统的价值观。但是，关键的事实却被忘记了，即这种社会秩序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战后亚洲。
土地改革是战后亚洲进行广泛的社会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和朝鲜是土地改革的重要样板。日本和台湾地区为了同共产主义竞争，也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并将之重新分配。这实质上是反革命政权为了稳定资本主义、破坏潜在的工农联盟而借用了革命措施。土地改革的产物"新农民"成为资本主义政权开始工业扩张以及后来精心制定的出口策略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在城市中对广大零售商和商业网络的保护和资助则进一步减少了城市产业工人和有薪职员潜在的反对浪潮。亚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是"反革命"的改革，由此也刺激了"社区"、"家庭"及相关价值观的发展。这不是儒家价值观的继续，而是现代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反革命的改革。这些措施促进了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加强了以社区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些"亚洲模式"反映了当时这些国家经济的深层结构：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要求投入长时间的和大量不付报酬的家庭劳力；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得到资金补偿，使得他们可以向工业投资；促进出口限制进口的双重政策为进入国外市场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保证了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和资金，稳定了劳资关系。当时，东亚资本主义处于亚洲社会革命的影响下，资本高度依附于国家，与美国的联系主要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只有在上述特定历史条件下，工作保障以及对小生产者、社区价值和家庭价值的保护才会得以实现。市场的侵略性冲力被引导着指向国外市场，在国内实行的则不是纯粹的市场规则，而是由国家强制施行的其他法则。亚洲资本主义就在这种"亚洲模式"下繁荣了。
后共产主义时期亚洲奇迹的衰败和新自由主义对亚洲的侵蚀
70年代末，根本的政治变革开始发生。战后社会革命的示范效果消失了。亚洲资本主义再也不会因害怕革命而向劳方作出让步，它们开始放弃终身就业和社会凝聚方面的政策。与此同时，经营出口的资本家越来越超出国家的控制，海外市场利润驱使他们挑战以前的国家调控模式。政治层面上，则出现了新一代专家治国论者和政治家，他们与大规模的"外向型资本"和西方国际资本相联系，深受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笃信自由市场信条。他们推行新的法律，废除对地方生产商和销售商的保护。而作为对国外市场的大量渗透和资本与海外联系的回报，这些国家必须开放国内市场。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的重点从军事基地转向市场和投资。以前亚洲国家以轻易进入美国市场为交换条件使美国获得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霸权的做法被艰难的贸易谈判所取代。美国政府、美国的大公司和亚洲的自由主义者一起倡导个人主义、"以消费者为动力的"增长和"非管制的市场"("unregulated market")。他们宣称公司支配的市场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和"企业家"，而创造了两位数增长速度并扩展了国内市场的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则被他们斥为"没有效率"、"没有竞争力"。这些人鼓吹"全球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竞争力和"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这些现代最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并里应外合地将这一自由主义说法普及于众。新自由主义席卷了亚洲。
这种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对亚洲而言究竟意味着亚洲新文明的兴起，还是意味着经济灾难?事实表明，亚洲新自由主义统治阶级转向自由市场、投机资本、解除管制等"美国战略"给亚洲带来了灾难，影响到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各个方面。首先，它导致了股票市场的暴跌；其次，它使当地货币贬值；第三，亚洲越来越依靠和受制于受西方银行家影响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从更深层的角度看，向自由主义的转变深深影响了生产系统，削弱了生产性投资，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严重倒退。危机影响了广泛的社会阶层：从股票市场的大小投资者，到受"紧缩计划"影响的公务员，从面临大规模失业和降薪的工人，到无力与进口货竞争的小农场主，每一阶层无不受到影响。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增长是脆弱的，因为要支撑增长的市场，大投资者容易受到回报率的影响，一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就会抽出其资本。虽然政府调整利率，对金融市场重新引进一些规定，但这些措施难以起作用。
新自由主义打破了产生于二战后的社会革命的社会纽带，摧毁了以社区和家庭为基础的经济和与之相联系的个人纽带，但却没有创造出一个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经济。例如，当韩国正朝着自由主义制度迈进时，它的外债越来越庞大，阶级斗争不断，社会不公加深，失业增加。在日本，新自由主义者指责政府过去的规定不适应新的投机式的资本主义。这一与日本出口大企业及投机资本家联系紧密的集团把日本推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而把日益增长的贫困、无家可归、不安全和犯罪等社会成本转移给工人阶级。退休工人和年长者被描述为经济的一种负担和威胁。下一个政策是不是安乐死呢?亚洲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和他们的支持者再也不需要旨在反对"一个激进的工人阶级的替代"的由蔬菜店、面包店和稻米种植者组成的巨大网络。"解除管制"的措施实际上是提倡大型公司经营超市和百货商店的一套市场规则。毁灭小生产商和商贩组成的经济网络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日本大型投资者手中资本的积累，其社会效用是摧毁社区内地方生产者和顾客之间的社会网络和纽带。毫无人情的大型企业的增长摧毁了作为"凝聚力"核心的强有力的社会纽带，这种"凝聚力"曾经支撑过日本经济的繁荣。日本在转向自由主义的过渡中分裂了。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分裂和社会不满会使新自由主义者要求"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即凌驾于社会要求之上的独裁主义的美国式总统。
亚洲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转变直接与共产主义和革命威胁的消失相联系。来自左翼的革命威胁迫使亚洲资本主义保持甚至支持小商品生产者和小规模零售商，而威胁的消失导致了资本不断的集中和小生产者的消亡。这样，"反资本主义"威胁的消亡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的家庭经济的结束，也意味着尊重年长者和家庭的社会价值观的消失。礼貌、相互负责和互惠被排挤、攫取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气质所代替，其后果是：越来越多的褊狭、犯罪和社会疏远。自由主义远不如它的提倡者保证的那样是一剂万应良药，对于实施者来说，它已经变成一种梦魇。*/
(庄立勇 编写)
(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原载《当代亚洲杂志》第28卷第2期)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04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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