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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皇俄国的现代化之路　

杨国成 　

提起沙皇独裁统治下的帝俄时代，眼前往往会呈现一幅幅翻译家们为我们精心选择的俄罗斯风情画：用纯正法语卖弄风情和用同样纯正法语表达机智的贵族沙龙；被自家作坊酿制的美酒和自家厨子烹制的佳肴填得脑满肠肥的外省地主；身材硕壮、精神佝偻、对衣著华美的大人和赤身裸体的圣愚抱有同等敬畏的贫苦农奴；流放途中，暴风雪里，蜷缩在雪橇上的十二月党人以及他们年轻的妻子……。多年来，也许我们的前辈已经说过太多“以俄为师”之类的话，因此，当我们忙于低头书写自己的“现代化”历史时，几乎无人愿意转过头去看一看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行踪。也许我们从未记得从苏联拷贝来的帝俄史中有过“现代化”的字样；我们记得的无非是形形色色的普加乔夫——从目不识丁的普加乔夫到读过《资本论》的普加乔夫。

手头这本《独裁下的嬗变和危机》[1]则是美国史学家马克·拉伊夫（Marc Raeff）在上世纪80年代以“现代化”史论为框架，对1689至1917这二百余年间沙皇俄国史的解读。拉伊认为，推动帝俄“现代化”变革的主要力量，既不是边缘知识分子，更不是有命无运的农奴，而是专制主义的沙皇政府。用“现代化”脚本替代“阶级斗争”脚本解读历史并不难，汉语史学界早已学会用它来重读晚清史[2]。难的是，我们能否真正接受一种我称之为“经验主义”的历史观，以放逐历史理性主义的“自负”。拉伊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处处凸显了这样一种元历史观：一部近代史并不是一出严格按照“现代化”脚本上演的情节剧；剧情的发展既有可能符合“现代化”设计者和反对者的预期，也有可能出现双方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并且，任何“经济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都未必能圆满解释“未预期的结果”。[3]

拉伊首先从17世纪中叶莫斯科公国的政治制度着手，揭示了俄罗斯专制政治的两大特点，其根源来自东斯拉夫本位文化、拜占庭文明遗产和蒙古征服者蛮性精神的“三位一体”。

第一个特点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与罗曼诺夫王朝的共栖共生。教会和政府异口同声地宣称：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成为“第三个罗马”，沙皇是拜占庭的合法继承者、东正教世界的唯一君主。（可与之一比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北京的“荣耀”着实让国人兴奋了不止十年。）

沙皇专制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政府主要职能在于维持举国服役体制。贵族及其随从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国家，长年累月在军中服役或在政府机关中工作；农民则把自己大部分财产以纳税的形式献给国家。“沙皇政府对俄罗斯社会的统治是从最上层开始的。‘贵族’——波雅尔、政府官员、受封的亲王和他们的随从——都变为君主手下的农奴或仆人。他们不是双方协定享有某种特权的封臣（虽然在西方这种协定往往是不平等的），他们只是沙皇的臣仆，比农奴好不了多少。”[4]可见，“封建主义”这顶帽子套在沙皇专制的俄国社会头上同样是不合适的。

沙皇俄国的专制主义尽管有它自己的特色，却不能阻遏这个多民族国家日积月累地向着它不愿意预料的“现代”结果转变。事实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能阻遏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或长或短时段内的变化，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变化。拉伊认为：“教会宗派分裂、社会及经济冲突以及通过基辅输入的西方文化，三者共同产生的影响导致俄罗斯僧俗上层（主要是宫廷和服役贵族）逐渐放弃古老的俄罗斯传统”[5]，为彼得大帝的“现代化”改革奏响了序曲。

在西欧，自从发生科学革命以来，进步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其要点是：人类不仅能为自然“立法”，而且能控制自然，使之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进步主义反映在政治上便是政府职能的扩大。政府不再满足于对内维持社会秩序，对外抵御武装入侵，而必须有效组织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开发自然资源，以增加国家财富，促进社会繁荣；政府必须负责对人民进行再教育，建立新型的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17世纪末盛行于西欧各国的“有序集权主义”便是上述政治思想的概念化撰结，并可进一步分述为“官僚治国论”[6]和“依法治国论”[7]。

所谓“官僚治国”，即君主必须建立并依靠一架强有力而高效的行政机器治理国家，学有专长的官僚只是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决定其位置的不再是门第出身，而是各人的行政才干。所谓“依法治国”，即君主必须订立一系列条例法规，让臣民们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后果取得合理预期。并且，“不论是已完成的或构想中的条例法规都以自洽、有条不紊的方式表达人与物的关系。法规所界定的明确踏实关系经过适当解释应用到各个方面，配合发展中社会的需要。换句话说，法律不再根据特定‘等级’或‘品位’来说明人际关系的性质。新法典把法律变成自洽和一致的架构，用量化方法阐明人的关系，并为法规的严格应用订定各种规则与程序。”[8]

信奉“有序集权主义”的君主与教会保持了适当疏离，成为“穿制服的神”，身兼领袖、导师、统帅和舵手数职。充满活力和高效率的主权国家成了双料的帝国主义：对内控制全部社会生活领域（到18世纪末连个人生活也被控制），对外兼并别国领土。拉伊不无讽刺地说：“这就是彼得大帝从中欧和西欧引进，用以替代垂死的莫斯科公国文化的货色。”[9]

彼得一世的“现代化”改革博得了“所有渴望采取行动、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并获得新财富的人，包括有野心和贪婪的人”的认同。参与改革的不但包括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新人”，而且包括传统社会集团和阶层的代表——莫斯科贵族上层（所谓波雅尔家族）、服役贵族、行政部门的公务员，包括专为政府提供商品与劳务的商人。[10]

出于专制（哪怕是“有序”的专制）君主的本能，彼得一世的改革运动不仅排除了中下阶层的参与，而且通过严格恢复举国服役体制，有意识打击中间社会集团和地方自治力量，防止两者之间任何结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服役体制也打破了门第等级，造就了个人跻身于上层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但前提是必须认同“有序集权国家”的价值和目标，实际上是认同君主个人的价值和目标。

君主专制主义的“现代化”虽有雷厉风行之势，但也不免有人亡政息之虞。从彼得大帝驾崩到卡特琳娜二世掌权止，社会各阶层都有不同程度的惶惶不安之感。事实上个人专权与“依法治国”本身就是对立的两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合族遭殃，都是最寻常不过的事。即使在公认为继承了彼得一世“现代化”宏图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必须尊重贵族地主和普通平民的私有财产。“私人权利一旦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君主和大臣就可以不顾一切把贵族、商人逮捕下狱，没收他们的财产。”尽管当时的俄国已经有了一个司法制度和改进了的审判程序，但司法系统只是帝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独立身份和标准，完全秉承政府官员的旨意办事。[11]

无独有偶，彼得大帝首先从西方引进的也是坚船利炮及其制造术；继以“现代化”精神改革他的行政机关、军队和后勤供应；建立技术专科学校和科学院；建立新都圣彼得堡作为新俄罗斯的象征。如果说，彼得的改革基本上限于军事、行政、经济和技术层面，那么，叶卡捷琳娜女皇在位期间（1762－1796）的改革则进一步扩大到了精神层面。俄国贵族不仅仅剃掉了垂胸的胡子，脱下了宽大的长袍，而且在女皇的赞许下，创立了现代俄罗斯文学、艺术、戏剧和印刷传媒业的基础。西方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不仅在首都，而且在内地传播开来，因为女皇本人乐于经常引用伏尔泰的缄言。

然而，“欧洲启蒙运动（不论是法国和英国的理性－哲学形式，还是德国的精神－情感形式）的道德准则和知识文化标准是否能同政治以及沙皇手下官员所掌握的专横和个人化的权力协调一致？回答是否定的。这使俄国‘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他们是知识上层的前锋，首先看到两个方面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是上层的道德使命和为人民做好事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对国家、对最高权力的化身即独裁君主所须承担的义务。”[12]两极社会的雏形基本孕成了，一极是俄国知识分子，他们觉得自己与生俱来的道德使命便是要引导和提升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文化和道德；另一极是沙皇政府，它生怕个人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活动会发展成不受政府约束的独立机构。以“开明”著称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甚至反对建立以社团为基础的慈善组织，反对它们救济饥民、病人或教育贫民。凡是不要政府监督、自行努力为人民服务的组织，她都怀疑是潜存的颠覆根源。（令人长太息的是，日前仍有报道历数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成立之难难于上青天。参见2002.1.3期《南方周末》第2版）

经历保罗一世王朝的短暂黑暗期之后，俄罗斯帝国迎来了又一个改革的春天，即1802年亚历山大一世王朝所谓的“宪政改革”，事实上的行政机构改革，目的是使整架行政机器运转得更为平滑而已。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国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业，给企业家各种帮助，这是亚历山大政府受了当时在西方非常流行的亚当·斯密学说和自由经济主义的影响。政府还推动组织有共同经济利益的私人团体及协会，鼓励发展企业，刺激经济繁荣。但另一方面国家也清楚看到国内经济落后的原因，如资金短缺、经理人才不足等。因此政府计划在全国范围实行津贴补助工商企业的办法。”拉伊认为：政治上的“有序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两者的结合也许是加速像俄国这样专制国家现代化的最佳取径。[13]

1809年沙皇下令所有官员必须有一定学历，须经文凭或考试证明，才能担任国家机关高职。这一举措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于：进入上层政治生活的专业公务员本身成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利益和文化知识势必与沙皇的价值目标之间存在裂痕，互不信任的根子就此埋下了。以跳舞和赌钱著名的莫斯科和彼得堡英国俱乐部，作为慈善救济组织的共济会，都成了这些社会上层分子聚会和开展公共批评的场所。

另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文化组织和团体，它们同大学院校一起热心为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努力，有许多组织是私人发起的，他们不要国家赞助，也希望不受国家管制。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里的进修讲座都由私人出钱资助。……许多文学和科学协会也由私人兴办起来，有的办了好多年。”[14]

“从亚历山大即位到抵抗拿破仑战争结束这段时间，俄国的‘革新’政府与‘公民社会’都抱有为更加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的幻想。这种感觉使它们在抗法战争中产生了真正的合作，共同行动。但也正由于这样，使公民社会中有些人希望乃到要求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1815年战胜法国后，公民社会不再愿意以有共济会、私人俱乐部和秘密文艺团体等为满足，他们要为公益活动，要招募志同道合的人为大众利益工作，培养新的领导人物。他们尤其要国家承认，要大众接受公民社会这一新作用。”[15]这一时期的报刊和杂志上可以公开讨论一切有关国家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包括废除农奴制的前景问题。国外的书报杂志也大量流入，开阔了人们的视界。拉伊认为：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及其追随者“既没有做得过火加入秘密社团，也没有举起造反旗帜，他们都为国家物质与精神进步而积极贡献力量。把他们叫做‘没有十二月的十二月党人’也许不算用词不当。”[16]

然而亚历山大却像一名1818年回国的驻法老兵所说，令人想起一只猫变成的美人，当她看见一只老鼠时便情不自禁地扑了上去。这位年轻的皇帝拒绝了“公民社会”的善意，下令禁止教育、文学、福利事务等领域内一切有名望的民间组织；只准许纯私人性质的文艺沙龙存在，但也须受警察严密监视；凡事有关大众利益的事概由国家独揽，不容个人置喙。亚历山大一世逝世后，1825年12月24日，被史家称为“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团体发动了政变，随后便被尼古拉一世迅速镇压了。这一事件标志着俄国“公民社会”与沙皇政府蜜月期的结束，但“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则是不可逆转的，“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也会继续下去，尽管沙皇政府只愿看到知识人在个人基础上向国家提供专业意见或服务。

当时人以及史家对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一致恶谥是“反动”两个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现代化”的脚步就此中止了。沙皇政府对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包括医疗卫生人才在内，几乎是不遗余力的。也许是政治上的阴云密布，驱使知识人去钻研自然科学，著名的科学家如罗巴切夫斯基和门捷列夫皆成名在这一时期，甚至在历史学、考古学和古典文学方面也初见成效。高压之下，知识分子的内倾化也带来了东正教神学及宗教复兴，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结出丰硕成果。公职人员的学历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日益成为“现代化”改革的中坚力量，为下一王朝的法制大改革奠下了扎实的基础。在私人沙龙里，高级官员与文化界人士的沟通从未终止过。他们讨论文学、哲学，也讨论政治、社会和宗教问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计划和思想。

拉伊认为：以赫尔岑为代表的自由激进知识分子“对尼古拉统治下的俄国实际影响很小”。他们只是“把知识界的唯美和哲学探索政治化了”，“一方面背叛了自己的贵族出身，另一方面又不愿同政府或商业社会合作，他们根据‘人民’去界定自我。这一小撮青年在背弃自己的阶级之后，热烈期望和人民、和俄国过去的、现在的（甚至将来的，像巴枯宁那样）农民一起共同生活。但除非他们显示能为远远落后于俄国文明进步的农民的前途发挥何种特殊作用，否则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即使帝俄政府没有采取检查和处罚等愚蠢手段，知识分子骨子里也不可能在帝国政权的指导与鼓励下参加创造性活动。于是他们索性对种种改革努力取不妥协的反对态度。这是知识分子的本性使然，而不是蓄意选择或者对政府反应的结果。”[17]

帝俄最后五十年是从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宣布解放农奴开始的。 两千多万农奴从地主手里获得了人身自由，并分得了一小块土地以维持基本生活。与此同时，政府建立了新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了司法制度——实行陪审制、法官终身任期制、当庭控辩制、公开审理制，等等。1874年实行了全国义务兵役制，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强迫服役制，事实上的终身兵役制。拉伊对此评价很高，他认为：“义务兵役制度是使农民（俄国的和异族的）整合到公民社会中去的一个有效的措施。军队教文盲士兵读书写字，许多新兵都是第一次接触现代装备与技术，并和来自各方的人并肩受训生活。兵役只有几年时间，退伍的士兵带了军中的阅历和经验回到家乡。由此造成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值得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18]

因为几十年后发生的事而否定沙皇政府当时的改革举措是不公平的。问题并不在于具体的改革得当与否，而在于沙皇政府的价值目标是防止“有序专制”政体转向君主立宪政体，拒不承认公民社会，千方百计阻碍公民社会的诞生，因而削弱了这些改革举措的最大效用，引起了激进知识分子的不满。尤其是巴尔干战争以及征服中亚细亚的战事点燃了民族沙文主义的狂热。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同政府对外政策的小心谨慎态度互不相容，以至于叫嚣要取专制政权而代之。“不论这些‘右翼煽动’的实际效果如何，它确实动摇了专制政府的精神权威。”[19]（看来对王小东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民族主义不能等闲视之，它很可能因抢占了“爱国”话语的制高点而干扰权力层服务于“现代化”改革的对外政策，从而动摇权力层的威信。）

随着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遇刺身亡，政府采用高压手段迅速遏止了革命恐怖主义的动乱，“现代化”改革也再次陷入低谷。农业危机、政治动乱和对日战争的失败，导致了1905年的革命，之后是斯托雷平的铁腕政策，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的丧钟终于敲响了。

拉伊把1861－1917年的俄国社会看作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两极社会。第一极上有沙皇及其近臣，这是俄国“有序集权”体制的基石。对俄国“现代化”改革大业而言，可谓是成也沙皇，败也沙皇。吊诡的是，在一个“开明专制主义”的社会里，唯有专制君主的铁腕才能开动“现代化”列车隆隆向前，然而正是“臣民社会”朝着“公民社会”的“现代化”蜕变，日复一日、水滴石穿地毁坏了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基础，扩大了专制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裂痕。

另一极是激进知识分子，他们“既反对改革纲领，又反对改革所采用的方法，因为他们希望自行领导改革。在他们看来，除非从上到下包括政府和国内经济都来一个彻底改变，否则改革就毫无意义。他们要在改革中担任重要角色，还编造激进理论，猛烈抨击一个他们知道得很少或甚至完全陌生的国家实况。这种意识形态出于对进步的宗教式信念和民粹派的憧憬，同时表现了知识分子投身于人民大众的愿望。”[20]尤其是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激进知识分子不仅把无情迫害他们的专制政权视作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反对与专制政府保持合作的“公民社会”，为了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们是不惜让成千上万的人汩没在血泊里的。

当我们读到拉伊关于两极之间的俄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时，不由自主地会生发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亲切感。（可叹的是，曾经深受马克思主义薰陶的本土学界中人，刚学会用“现代化”脚本解读中国历史，解读中国社会，竟把阶级分析法给忘记了，把当代各阶级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一笔勾销了；痴人说梦似地以为在“现代化”情节剧里，资本家和工人可以不分彼此、相互拥抱亲嘴了。）问题是历史是否有足够的耐心，让包括贵族、地主、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在内的俄国各社会阶级、阶层都有可能融入现代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的架构内解决他们各自的困境，以及协调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是斗个你死我活，直至同归于尽。一个公民社会如果没有某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如果没有各种自治、自律、自洽的公民组织，以代表和申张各自阶级、阶层、社区、族裔、地域、职业、宗教等群体的利益，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保持群体与政府对话渠道的畅通，就绝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既无法抵御暴政的侵害，也无法遏止革命的冲动。

然而，由于“俄国公民社会始终未曾产生出一套本身的包括价值、原则与实践经验的完整意识形态，藉以引导它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在有机会发展自主的整体结构之前就已经分崩离析。”拉伊总结说：“社会群体经常被国家现代化释放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力量冲击。虽然变化步伐不断加速，但无法产生稳定的新形态，于是一个尚未组织好，对大动荡也无准备的社会就为汪潮淹没了。独裁沙皇和激进知识分子两极限制了社会适应这些变化的程度，使社会一直四分五裂。因此一个强大自主的公民社会从没能发展起来。缺乏自治的代议组织，再加上独裁政治和知识分子都不能担起领导责任，这一切导致了俄国政治体制逐步瘫痪，出现真空，最导致帝国统治的崩溃。”[21]

把拉伊笔下的帝俄“现代化”史与中国晚清社会，与中国当代社会作任何形式的简单类比显然是不适当的。然而拉伊的书也逼迫我们深入思考：在现代化蜕变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公民社会，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应对可预期的人口惯性增长、自然环境恶化、世界经济衰退、“三农”问题、劳资矛盾等种种压力？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消解不可预期的天灾人祸对社会的强烈冲击。

注释：

[1] 原书名“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解读帝俄），中译本名为《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蒋学桢、王端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属陈方正主编“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之一种。

[2]例如，以“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政治哲学相标榜的萧功秦对晚清历史的“重读”结论是：激进君主立宪派乃导致晚清政府崩溃与解体的乱臣贼子，更不用提一心一意要“驱除鞑虏”的孙大炮了，因此国人只配享用“开明专制主义模式”。参见萧功秦《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天涯》2000年第2期。

[3]参见约翰·基浦（John Keep）：《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前言》，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4][5]拉伊： 《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 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6]bureaucratism源自bureaucracy（科层制，官僚制），通常译为“官僚主义”。本书译为“官房主义”。参见拉伊：《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7]cameralism源自camera。查译文版《英译大辞典》，camera有“（意大利、西班牙 等国的）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义，复数cameras有“法官的密室”义，唯缺cameralism辞条。因手头无更详备辞典，只能根据上下文揣测，径自解为“依法治国论”。本书译为“密议主义”，未知何据。参见拉伊：《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8]-[21]拉伊： 《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 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