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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严复的翻译

此节乃拙著《翻译西籍小史》第四章中之一节。原书共分五章。除第一章绪论，论研究翻译史之旨趣及我国翻译外籍之起源外，其余四章分论翻译西籍史上的四个时期：一，翻译西籍发轫时期——明末清初之翻译；二，翻译西籍复兴时期——江南制造局及同文馆之翻译；三，林纾严复时期之翻译；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之翻译。全书尚未脱稿，兹先发表此节于此。
作者识
严复字几道，又字又陵，生于咸丰三年(1853)，卒于民国十年(1921)，比林纾迟生一年，早死三年，享年六十九岁。他幼即聪慧，词采富逸，师事同里黄宗彝，治经有家法。十四岁时(1866)考上沈文肃葆所创设的船政学校。光绪二年(1876)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诸学，每试辄冠其曹。最擅长数学，又治伦理学进化论，兼涉社会法律经济等学。这就是他在中国学术界和翻译界贡献的出发点。归国后，在北洋海军学堂当教授。庚子义和拳起义后，避居上海七年，他重要的译著，多半都成于这个时期。民国初，曾任京师大学堂(即现在北京大学)校长。晚年似为老病纠缠，无甚建白。
他回国后，曾就当时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造就很深。陈宝琛作的《严君墓志铭》谓：“君邃于文学，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反为文学掩矣。”(见《学衡》第20期)他译的书所以能几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柳诒征语)，所以“能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梁启超语)实基于此。
严复所译的重要的书，共有九种。（表略） 严氏所译九种中，只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是取原书全译的。《群己权界论》及《中国教育议》，都不过是较长篇的论文，不能算是整本的西书。《天演论》也只是赫胥黎．全集(共十二册)第九册《进化与伦理》中的序论与本论两篇。至于《穆勒名学》尚不及原书之半。故严氏的译品，质的方面，很少有人訾谇；量的方面，却嫌其太少。
严氏何以仅译有薄薄的八九种，近不足以比林纾，远不足以比隋唐的大师呢？第一，因为他慎重翻译，“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不似林纾“耳受手追，声已笔止，”那样笔记式的对译属文之速。第二，柳诒征所论似亦确当：“隋、唐译经，规模宏大，主译者外，襄助孔多。严氏则惟凭一人之力售稿于贾竖。作辍不恒，故所出者，亦至有限。”(见柳著《中国文化史》第五册137页，东大讲义本。)但严氏究竟也译了八九种名著，比近来等着译稿费买米下锅，或者只是课余抽暇从事的翻译家的译品，质与量的方面，都强多了。
讲严复的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他选择原书的精审。兹分四层说明：
严复选择原书之卓识，他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空气中，人人只知道西洋的声、光、电化、船坚炮利；且他自己又是海军人才，他不介绍造船制炮的技艺，和其他格致的书，乃能根本认定西洋各国之强盛，在于学术思想，认定中国当时之需要，也在学术思想。《天演论》序说：“风气渐通，土知龠陋为耻，而西学之事，向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yi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又如他《原强》一文谓：“……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 民主为用。”这是他对于西洋文化的观察，也是他所以要介绍两洋学术思想的卓识。
一、 严氏选择原书，是认定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翻译，故每译一书都含有极深远的用意。译斯密氏《原富》例言，最足表明此点：“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侯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又据蔡元培氏说，严氏译《天演论》时，本甚激进；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激进的多了，他乃反趋于保守。于民国纪元前九年，把四年前旧译穆勒的《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改作《群己权界论》。又为表示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特译一部《社会通诠》，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不管他译书的旨趣对不对，但总足见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深远的用意。这也是严译的一种特色。
二、 严氏所选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凡与原书有关系的书，他都涉猎过的。不然，他作的案语，必不能夯征博引，解说详明，且有时加以纠正或批评了。此点，试一阅严书的序言，小注，或案语便知，恕不具引。
三、 严氏所选译的书，他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如《天演论》序：“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箍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两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又说：“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又《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云：“窃谓其书（指《群学肄言》）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又《原富》例言：“谓计学创于斯密，此阿好之言也。……中国自三古以还，若《大学》，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记》之《平准书》，《贷殖列传》，《汉书》之《食货志》，桓宽之《盐铁论》，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虽未立本干，循条发叶，不得谓于理财之义无所发明。”严氏类似此种之论调甚多，究竟有无附会之处，姑且勿论，但至少可知其并无数典忘祖之弊。一面介绍西学，一面仍不忘发挥国故。这也是严氏译书的特点。
通观翻译史上，关于选择原书一层，处处顾到，如象严复的，实未之见。严复在翻译史上第二个大影响，就是翻译标准的厘定。他于《天演论》例言里发表他的信雅达三条标准，原文谓：
“译事三难：信，雅，达。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了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他这三个标准，虽少有人办到。但影响却很大。在翻译西籍史上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在他以前，翻译西书的人都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严复既首先提出三个标准，后来译书的人，总难免不受他这三个标准支配。
但是，严复自己的译品，究竟是不是信达雅兼备呢?他每译一书是否极忠实地道守他自定购标准呢?我们且看后人对他的批评吧：
傅斯年说：“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又说：“严先生那种达恉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恉而后已。”(见《新潮》一卷三号532及539页)
蔡元培说：“……他(指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见《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第1页)
傅氏责严译失之信，蔡氏说严译在当时雅而且达，但或非今日普通人所易解。胡适说：“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又说：“严复的译书，有几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在原文本有文学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56页)前段说严译达，后段说严译雅。
不过他们几位的批评，都失之笼统。比较有切实批评的是张君劢氏。张氏对阅严译后的批评，谓严氏“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学虽美，而义转歧。”又说：“总之，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张氏还是称其文之美，而责其义之不信。(见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
至于说严译三善皆备者，也还是有人：胡先彇说：“严氏译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故其译笔信雅达三善俱备。吾尝取《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与原文对观，见其义无不达……要为从事翻译者永久之模范也。”
傅斯年和张君励所指责的是《天演论》，《法意》，《穆勒名学》三书，而胡先彇所称赞的是《群己权界论》及《社会通诠》。他们三人的意见，其实并无冲突。
平心而论，严氏初期所译备书如《天演论》(1898)《法意》(1902)《穆勒名学》(1902)等书，一则因为他欲力求旧文人看懂，不能多造新名词，使人费解，故免不了用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科学名词的毛病；二则恐因他译术尚未成熟，且无意直译，只求达恉，故于信字，似略有亏。他中期各译品，实在可谓三善俱备：如《群学肄言》，虽成于壬寅(1902)岁暮，但书凡三易稿；如《原富》几可算是直译，他于例言里说：“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又如《群己权界论》虽于1899年译成，但于1903年加以改削后才出版的。《社会通诠》亦成于1903年。这四种都算是严复中期的译品，比前后两期的都译得好些。到了1908年译《名学添说》，他更自由意译了。序里说：“中间义恉，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举例，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他这种“引喻举例多用己意更易”的译法，实在为中国翻译界创一新方法。我们可称之日“换例译法”。若能用得恰当，也是译外国书极适用的方法。近年如费培杰所译《辩论术之实习与理论》(1921，商务印书馆出版)廖世承译的《教育之科学的研究》（1923，商务印书馆出版）都是采用这种更易例子的译法。至1914年所译之《中国教育议》，乃系月报章文学体，译得更为随便。此两种代表他末期的译品。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下三个判断：一、严复的译文很尔雅，有文学价值，是人人所公认无有异议的。
二、严译虽非今日普通人所易解，但能使旧文人看明了，合于达的标准，这也是无人否认的。严氏自己对于此点也很有自信心。他说：“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天演论》例言)又说：“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见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群己权界论》例言)而且他附加的案语小注等，也可促读者对于原文的了解。
三、讲到信的方面，第一期的三种，似乎偏重意译，·赂亏于信；第二期的译品则略近直译，少可讥议。第三期所译《名学浅说》，《中国教育议》，不甚重要，且所用译法也与前两期不同，我们可以不必深究。
他在《天演论》例言里曾经声明过：“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又承认他那种译法，不可为训，劝人勿学道：“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这种真实态度，也值得称他一个“信”字。
以上讨论严译信雅达三方面，现在让我从他三期译品中各举出几条来作实例。
他第一期的译品当首推《天演论》，我觉得天演论中第一段最好：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列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革，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杯壤土。夏与畏月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循有遗留。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天演论》第1小页，英文原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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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严复的翻译
贺麟

来源：原裁《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

我们读此段，俨有读先秦子书的风味。(此段特别似《庄子》)吴汝纶称其“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实非阿好之言。他的第二期的译品中，我们可以从《群学肄言》里抄两段来作代表。原书第四章论群学之难云：
“何言乎所治之难耶?夫天学高矣远矣，悠矣久矣。顾其所揆候推算，如日星之躔，逆伏出入之变，皆目力所可以径加，有璇玑之察，有咎刻之纪。而群学之所揆候推算者不然；力学之所治者，统热电声光以为纬，分流凝动静以为经；质学之所治者，自金石之原行，逮动龙之官品，号繁赜矣，然亦皆耳目所径治，程验所得用，其品可以类分，其量可以度别，而群学之品物权度，又不若是之易为；生学之理虽玄，然可得以微察也；心学之变虽隐，然可得以内照也。而群学所有事者，其为物互著，其为事间有。必汇其情境，而详审之，而并观之，其变象又一一焉皆繁而不简，散处于大宇长宙之间，势不可以遽集。故虽有至大之经例，至明之人理，若斯密《原富》所表而出之分功，皆迟之又久而后见。夫群进而民任职不同，此其通例，固易见也。顾知是之经纶，非天创，非人设，非帝王之所诏教，非黔首之所利图，皆出于自然，而莫为之所。故欲见其会通，立之公例，必取无数群之人事，而详审并观之，又必于群演浅深，得其精粗疏密之致，而后通例见焉。夫分功，理之易明，例之易立者耳，乃其事若此，知此则群学所治之难，可共喻矣。”(译本59—60页，原本65页)
此段有两点可注意：第一，将原书说治群学之难之意，透澈译出，而无颠倒删削。第二，增加了许多原文所无之词句，不惟未变原意，且使原文更显明透达，译文更美丽流畅。《群学肄言》第五章还有一段，说明目妄之理，吾人读之，觉其理甚达，而其文反较斯氏原文为美。译文如下：
“望舒东睇，一碧无烟，独立湖塘，延赏水月，见自彼月之下，至于目前，一道光芒，滉漾闪烁，访而察之，皆细浪沦漪，受月光映发、而为此也。徘徊数武，是光景者乃若随人。颠有明理士夫，谓是光景为实有物，故能相随，且亦有时以此自讶。不悟是光景者，从人而有，使无见者，则亦无光，更无光景，与人相逐。盖全湖水面，受月映发，一切平等，特人目与水对待不同，明暗遂别。不得以所未见，即指为无。是放虽所见者为一道光芒，他所不尔。又人目易位，前之暗者，乃今更明。然此种种，无非妄见。以言其实，则由人目与月作二线入水，成角等者，皆当见光。其不等者，则全成暗。惟人之察群事也亦然，往往以见所及者为有，以所不及者为无。执见否以定有无，则其思之所不赅者众矣。”(译本73页，原本83页)
严氏最后所译卫西琴《中国教育议》(1914)中有一段云：
“早稻田大学校教员……尝著论告少年人曰：‘吾国之多少年人，皆处可哀之境，大抵谓之学校奴隶可耳。……每年三数百六十五日所昼夜？者，以考试也。科目过繁，过其留驻力之所堪任，而心赏神会之能，则丝毫无所发展。不但其无所发展也，且重因之。是以学成如木鸡然，常识且丧，而推籀之心力全无。其为学既少优游之趣，自无自得之欣，黾勉何为，凡为考耳。问彼何为而?苦停辛若此，无他，求毕业之文凭也。无此文凭，寒士一入人间，计且无从得会。……是以吾辈之论此事，宜悬两端于心目中，一是虚糜精力，一是将以谋生。但试问不必虚糜精力，而可以省费且资生者，夫岂无法。’此鄙人之所欲入后详发，以就正诸公者也。”(《现代十大家文钞》第三册7页，上海进步书局本。)
读此段，便知与前两期的译文大有区别。前两期所译的是学术文字，刻意求其工雅。而此篇不过是报章文字，故未经雕琢，取足喻人而已。
虽然，只举了上面几个例子，严氏各期译文的特色，已了如指掌，以上所引，都是散文，从《天演论》里，我们还可以找出严氏零星的译诗。兹抄在下面，以见一斑：
（一） 译自赫胥黎所引朴柏(Pope)《原人篇》长诗(Essay on Man)中的几句：
元宰有秘机，斯人特未悟；
世事岂偶然，彼苍审措注；
乍疑乐律乖，庸如各得所；
虽有偏？灾，终则其利溥；
寄语傲慢徒，慎勿轻毁诅；
一理今分明，造化原无过。
(《天演论》下卷论十二35页，商务印书馆本)
附原文All nature is but art, unknown to thee;
All chance, direction which thou canst not see;
All discord,harmonuy not understood;
All partial evil, universal good;
And Spite of pride，in erring reason's spite，
One truth is clear: whatever is, is right.
Huxley：Collected Essays, Vol IX, P.72。
(二)译自丁尼生Ulyssess长诗中的几句：
挂帆沧海，风波茫茫；
或沦无底，或达仙乡；
二者何择，将然未然；
时乎时乎，吾奋吾力；
不竦不?，丈夫之必。
(《天演论》下卷论十七；51页)附原文
……Strong in will
To Strive，to seek，to find，and not to yield,
It may be that the gulfs will wash us down，
It may be we shall touch the Happy Isles,
……but Something ere the end，
Some work of noble note may yet be done．
Huxley：Collected Essays, Vol IX, P.86
以上二首译诗，虽然是几句碎锦，但英国诗之被译为中文者，恐要以此为最早。
严复译品的各方面，都已略略说到了。兹试再进而研究严氏翻译西籍之副产。因为他的译品的本身固值得我们研究，而他的译品的副产也值得我们研究；他的翻译于中国学术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而他翻译的副产于中国学术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兹分四层来说：
(一) 附带介绍之学说。如达尔文之《物种起源》，期宾塞之《综合哲学》，马尔萨斯之《人口论》，均于天演论案语中提出其大意；且上溯希腊各大哲如泰勒斯(Thales)，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之学说，《天演论》案语中，亦有极简略之介绍。又如于《民约平议》一文中，于卢梭《民约论》之利弊；及欧洲政治思想变迁之源流，亦均论之甚详。此外类似此样附带介绍之学说也很不少。
(二) 旧史式的列传。如译《原富》，则并作《斯密亚丹传》，译《法意》则并作《孟德斯鸠传》。这两篇传，都是仿《史记》的作法，起以“某某者某某地人也，”而以“译史氏曰……”一短论作结。简述二氏生平，而加以论评，感想，取材精审，文亦甚美。(胡君复所选之《当代八大家文钞》，上海进步书局出版之《现代十大家文钞》，均选有此两篇。)惜严氏所作此类文字并不多。
(三) 旧思想习惯之攻击。关于此项材料，以《法意》案语中为最多。其斥中国人之无公镕及国家观念云：“……而最病者，则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遂使泰西诸邦，群呼支那为苦力国。何则?终身勤勤，其所恤者，舍一私而外，无余物也。”又攻击泥古之病，提倡自由思想云：“呜呼，不自用其思想，而徒则古称先，而以同于古人者为是非，抑异于古人者为是非，则不幸往往而妄，即幸而有时偶合而不妄；亦不足贵也。”又他对于旧婚姻制度和贞操观念，改进最力，如云：“……己则不义，而责事己者以贞。己之媵妾，列屋闲居。而女子其夫既亡，虽恩不足恋，贫不足存，而其身犹不可以再嫁。夫曰，事夫不可以二固也，而幽居不答，终风且暴者，又岂理之平者哉？……独夫妇之际，以他人之制，为终身之偿，稍一违之，罪大恶极。呜呼，是亦可谓束于礼而失其和矣。……他如嫡庶姑妇，前子后母之间，则以类相从，为人道之至苦。过三十年而不大变者，虽抉吾眼，拔吾舌可也。”凡此所说，此时看来，虽觉平常，但在当时却系新奇过激之论，于改变旧思想，旧习惯，至为有力。
(四) 对于政治社会的主张。他对于政治社会的主张，几尽可于译《法意》的案语里寻出。如他主张晚婚云：“……吾谓东方婚嫁太早之俗，必不可以不更。男子三十，女子二十，实至当之礼法，当以令复之。不独有以不救前弊也，亦稍已过庶之祸。”他当时主张君主立宪甚力，曾反复鼓吹。如云：“立宪之国，最重造律之权。所有变更垂创，必经救十百人之详议，议定而后呈之国主，而准驳之。比其法之所以无苟且，而下令当如流水之源也。”又如：“……是以今世之国，以非立宪与立宪者角，即以大莅小，以众莅寡，将万万无胜理。”又如：“盖立宪之国，虽有朝进夕退之官吏，而办有国存与存之主人，主人非他，民权是已。民权非他，即为此全局之团长久之计者耳。”此类言论，在当时颇耸人听闻，影响政治很大。以翻译的副产而影响及政治，则其翻译效力之大，也就可想见了。
未了我们试看一看严复的翻译事业在中国的功绩和影响：
梁启超说：
“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见《清代学术概论》)
张嘉森说：
“……侯官严复以我之古文家言，译西人哲理之书，名词句调皆出独创。译名如‘物竞’‘天择’‘名学’‘逻辑’，已为我国文字中不可离之部分。其于学术界有不刊之功，无俟深论。”(《最近之五十年》，张氏论文第1页)
蔡元培说：
“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见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
胡适说：“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同上)
言严复之功绩及影响较详者，当推日人稻叶君山所著之《清朝全史》一书。其论清朝之革命与革新一章云：
“此时(指清革新时代)重要之著作，如康有为之孔教论，严复所译之《天演论》，当首屈一指。自曾国藩时代所创始之译书事业，虽有化学、物理、法律各种类，然不足以唤起当时之人心。至此二书出而思想界一变。《天演论》发挥适种生存，弱肉强食之说，四方读书之子，争购此新著。却当1896年中日战争之后，人人胸中，抱一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之观念。 若以近代之革新，为起端于1895之候，则《天演论》者，正溯此思潮之源头，而注以活水者也。”(《清代全史》卷下，第四章第30页，中华书局。)综上各说，则严复的翻译于中国学术思想之影响与功绩，不难概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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