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中华政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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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品飞

沉思与行动--《游叙弗伦》读后

　　行动者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逻辑。行动本身在逻辑看来，就是一个悖论，因为行动并不象逻辑那样整洁、干净，行动通常都是混乱的、盲目的，甚至前后相互矛盾。如果行动者一直追问为什么，如果他想通过追问为什么来获得一种确切的"真理"，那么他便将无法行动。

　　因为我们一般只能通过追问"为什么"获得"什么不是什么"，而不是最终的"什么是什么"，施特劳斯这样说，"通过研究《游叙弗伦篇》，我们所能学到的不外乎部分的真理(part of the truth)，或用柏拉图的话说，是部分真理(a partial truth)。"当我们在进行"什么是什么"这种形而上的追问时，就需要理念的存在。所以施特劳斯说，苏格拉底确实给城邦引入了新的东西，而这个新的东西就是"理念"。可如果没有"理念"的存在，如果即使"理念"是存在的，而人又无法获知"理念"，那么，除了"我只知道自己无知"这一"真理"之外，其余的"它也必然是部分虚妄（a partial truth）"。所以，"虔敬是什么？"如果有答案，那它也只能是一种形而上的，你可以像苏格拉底那样指出三种虔敬观的定义是矛盾的，把这三种对虔敬的理解归于某种"意见"。然而什么是意见？它其实不也是某种形而上的信仰吗？这种信仰在希腊人那里被归于神。

　　不过，无论"虔敬是什么"或是"虔敬不是什么"，都只体现了不同的虔敬观，"虔敬不是什么"与像游叙弗伦对虔敬有着其自己的不同理解一样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而苏格拉底之所以与游叙弗伦有着不同的命运，他存在着与游叙弗伦对虔敬观上根本的冲突，那就是苏格拉底不仅要指出游叙弗伦虔敬观的矛盾之处，他似乎还在通过阐明"虔敬不是什么"，指出常人的虔敬观最多不过是按照祖先的习俗崇拜祖先的神祗。可什么是神？神是任意的、偶然的，所以祖先的习俗的形成本身也不过是任意的结果。所以，"虔敬是什么？"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它似乎一直在向人暗示或者说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根本就没有"虔敬"。所以如果有谁要追问这个问题，如果他没有一个确切的"真理"，那么他也不过是在用一种"意见"代替另一种"意见"。对于哲人来说，他有的就是怀疑，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最后的"真理"。

　　然而问题是，真理只是在对"虔敬是什么？"的追问中显现出来吗？施特劳斯说了这样一段令人警醒的话，"《游叙弗伦篇》并没有给我们答案。更准确地说，也许应该是：呈现在《游叙弗伦篇》中的讨论并没有给我们答案。但任何一部柏拉图对话中的讨论，都只是对话的一部分。讨论、言语、logos（逻各斯），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则ergon（行）、行为、行动、对话中所发生的、角色在对话中所做的和所遭受的。Logos可以结束于沉默，而行动则可以揭示言语所遮蔽者。"所以，对于虔敬无法从言说中被认识，那就必须通过人的行动来揭示。于是原本由"苏格拉底是否虔敬"所引导出的"什么是虔敬"，变成由"什么是虔敬"转向为"苏格拉底是否虔敬"。因此，如果虔敬真的是一种德性，那么，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所具有的优秀的道德品质就是一个保证。因此可以"游叙弗伦担保苏格拉底的虔敬。但是游叙弗伦不知道什么是虔敬。"苏格拉底是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虔敬是什么"，而在于讨论这个问题的人的本身的"德性"。

　　那么我们可否就以此可以放弃为什么的追问？不必也不可能。每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哲学家，他们都会追问为什么，不然也就不可能出现观念的真正革命，观念的革命最终始于每一个人的"反思平衡机制"。然而哲学家与民众虽然作为人的共性，但两者固有冲动就是前者试图用沉思来代替行动，主张沉思的优先性；而后者则往往因行动而放弃思考。

　　真正的哲学家不会因为他的怀疑来毁灭自己与他人的行动，他必将用他的沉思来开启自己与他人的行动，他的沉思是开创性的，他所引发的行动就必然也是开创性的。哲学家用"为什么"来进行他的沉思，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问为什么？似乎在顺序上只有解决了这个前提性的问题才能进行"为什么"的思考。然而，对于哲学家而言，他们必然会问：为什么不能问为什么？这就是哲学家的气质，这也就是哲学家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冲突也可以相容。

　　当哲学家在用沉思来毁灭意见时，真正的哲学家会因此而"败坏青年"吗？因为对虔敬的追问及后来的没有答案，使人对虔敬及善形成历史主义的观念，以致导致虚无主义。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施特劳斯以及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的那些真正的哲学家，他们一直首先是在用他们的高贵的德性来进行怀疑。他们的真诚与爱人之心使我们人类的制度应当考虑废除"虔敬之罪"，或者说，如果即使保留虔敬之罪，那么也应当以哲学家为例外。不过问题只在于技术上的"谁来判断哲学家？"或者"真的还有哲学家吗？"对此，没有任何他人能做出权威的判断，除了哲学家自己。不过即使如此，我始终相信：一个制度因为它的缺陷而会指控一个哲学家，但任何一个制度都无法最终彻底的消灭哲学家！这倒并非是在于哲学家可以用它的智慧来进行"无辜的谎言"。

　　无论是沉思还是行动，都不能因为逻辑而被葬送，它们都不是没有悖论，所以它们也不会没有痛苦。据说，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生活更是充满着矛盾。理想国只是理念中的理想，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不断的靠近还是远离，它可以是一个悲剧，更可以是一个喜剧。哲人的生活是如此，难道非哲人的生活却能例外？然而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它不应该使人软弱，而应该使人坚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历史并非属于能够进行深入思辨的逻辑高手，当然也不属于那些愚者；历史不属于所谓的成功者或是失败者；历史永远属于那么始终在进行生生不息的奋斗者与勇敢者！他们最好是沉思者，并同时是行动者，但他们首先是一个行动者。如果他们首先是一个行动者，无论他们是否必须依靠意见而活，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关乎他们具有何种"意见"。然而，作为一个被称为"人"的生物，我怀疑我们是否能放弃对意见本身的思考，无论是否这种意见已被内化为习惯还是已成为大众的"民情"。

　　对于哲人，他首先也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要试图毁灭某种意见则必须要有一个过程，通过论证所揭示的悖论与哲人的德行并不能保证大众观念的改变，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这不是对主的畏惧"，"而是以退隐为基础的沉静"。

注：本文资料参见

1．[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Essays and Lectures by Leo Strauss,Selected and Introduction by Thomas L.Pangel,The University of Chicaga Press 1989.pp.187-206.中文本参见徐卫翔所译的打印本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2年0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