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身体与驯化心灵

范亚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新约·箴言15：33）

“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新约·箴言21：29）

人类的文明即是对于自身的驯化。这一驯化进程包括身体的驯化和心灵的驯化两个方面。对于身体的驯化，有礼（驯化臣民之身，以受治于治者）、法治宪政（驯化统治者之身，以使之驯服于公民之身）等等柔和刚两种方式；而心灵的驯化，则需要对于如康德所言的神圣之物：心、神及宇宙的虔敬。

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民族的性格概括为菊花与刀两个象征。菊花为至柔，刀为至刚，至柔与至刚体现了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两极。这两极缺乏真正的中和，就导致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日本人的性格很残酷。“日本人民是顽固、任性、刚毅、古怪的，一切危险和灾难都不放在眼里。”[i]日本民族缺乏中正仁和、大中至正的智慧。日本的音乐之中充满了哀伤与幽怨，似乎冥冥之中默示了这个海岛民族的命运。日本的围棋长于定式而短于布局，这体现了日本民族缺乏真正的大智慧。孟德斯鸠认为日本法律的精神是残暴。由于人们的心灵已变得残暴，所以只有更严厉的残暴才能驾御残暴。

而对于日本民族心灵的驯化，一个明智的立法者应当努力通过适度的刑罚与奖赏，通过和其性格相适宜的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箴规，通过荣誉的法规的适当应用，通过羞辱性的刑罚，通过长时期的幸福和太平生活的享受，去教化人民。并以缄默的宽宏在不知不觉之间去改进人们的精神。这就是执两用中、礼教乐化的智慧。1955年的和平宪法奠定了日本宪政的基本格局。由此，日本的政制由驯化臣民转向驯化统治者，而和平宪法的教化培育着日本民族和平理性的精神。

但对于身体的驯化不等同于对于心灵的驯化。日本民族没有足够的正视罪恶的勇气，以及良知的虔诚的忏悔，由此其心灵并未真正被救。其心肠是刚硬的，远未驯顺和谦卑。2000年的东京审判，启示我们：人类对于罪恶的无原则的妥协，只会淡漠作恶者的责任，助长罪孽者的恶行。恰当的原则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