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走向开放的综合——新文化史学探析

李霞杨豫

[社会史评论]

提要：新文化史学是最近三十年西方史学领域里引人注目的新探索。赞赏者认为它是继传统史学、新史学之后历史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甚至认为这种新探索和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其他的新变化一道，可能预示着一次新的文艺复兴的到来。反对者则认为它是“凝视肚脐的思想游戏”，使史学变得虚无不定。本文基于对新文化史学作品的分析，认为其中呈现的独特历史形象，不只是某几个学者的个人兴趣，而且是针对史学内部的问题和外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而进行的创新。其实践体现了开放的学术精神和综合地再现历史的研究取向。因此，虽然断言新文化史学开拓了新的史学范型似乎还为时过早，但至少就目前来看，它代表了现代历史学努力的方向。

主题词：新文化史学；开放；综合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Towards an Open and Integrated History

Abstract: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the socio-cultural history)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practice in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recent thirty years. Some argue that it is the third stage after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New History in the historiographical development, even it predicts a new Renaissance. Some argue that it is “a mental game watching the bellybutton”, which makes history changeable and untruthful. Based o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writings, the paper points that all the historical images it presented to us are not only some historian’s personal interests, but also the active response to the internal crises in history and the challenge coming from the postmodernism. It embodies an open academic spirit and a trend towards integrating history. Therefore, although it seems a little earlier to declare that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develops a new paradigm of historical studies, at least it now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of the modern historiography.

Keywords: New Cultural History; Open; Integration

在最近三十年西方史学领域的新探索中，新文化史学，或称社会文化史学，尤为引人注目。一方面，其作品因独特的个性和较强的可读性而获得了大众的广泛认可；另一方面，学界却对其褒贬不一。赞赏者认为它是继传统史学、新史学之后历史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甚至认为这种新探索和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的其他新变化一道，可能预示着一次新的文艺复兴的到来。【1】反对者则认为它是“凝视肚脐的思想游戏”，使史学变得虚无不定。【2】上述争论是在西方史学领域内进行的。在中国，一些新文化史学作品已经被翻译介绍进来，但新奇和可读还是其得到认可的主要原因，而它的史学意义和价值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理解。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新文化史学呢？它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史学努力？本文基于对新文化史学作品的具体分析，试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点看法，以就教于方家。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新文化史学呈现的历史形象的特点；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新文化史学兴起的背景，指出它不只是某几个学者的个人兴趣，而是对西方史学自身危机和外部压力的积极回应；第三部分论证新文化史学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史学危机提出的问题。因此，最后的结论认为，虽然断言新文化史学开拓了新的史学范型似乎还为时过早，但至少就目前来看，其实践体现了开放的学术精神和综合地再现历史的研究取向，而这正是现代历史学努力的方向。

一

新文化史学内容复杂，本身具有多样性、零散性和非系统性，但与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相比，我们仍能发现它呈现出了新的历史形象：

首先，新文化史学把人重新放回了历史的中心。新史学强调历史中结构的价值，尤其是在以长时段为代表的结构史学中，个人几乎被淹没在静态的结构性力量中，丧失了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结构性的因素，如经济变动周期，政治制度等才是历史中的重要力量。即使社会史关注人，但也是以群体、而不是个人的面貌出现，仍然是抽象的人。而在新文化史学作品中，“人”首先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

当然，毋庸质疑，人物一直是传统史学的主要描述对象。如卡莱尔就主张，历史“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图表和公理，而是身着黄色外套和马裤，两颊红润，内心充满激情，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和个性特征，充满活力的人的历史。”【3】但传统的历史仅仅局限于帝王将相、伟人、成功者，或者是参与重大事件的重要人物，这也正是新史学所竭力纠正的。相比之下，进入新文化史学视野的“人”非常广泛。某个人之所以被选择记录，不是因为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他很重要，而是因为他自身就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样，妇女、儿童、磨坊主、文学家，各色人等，都可能成为新文化史学作品的主角。在卡洛·金斯伯格的《奶酪和蛆虫》里，小人物麦诺齐奥是主人公。他是16世纪意大利北部一个小山区的普通磨坊主，没有参加过农民战争，也没有对宗教改革作出过贡献。他吸引新文化史学家的，是因为他有不同于正统教会的世界观（本书书名就源自他对世界起源的看法），而且还特别愿意到处宣讲自己的那一套看法，尽管他的妻子、邻居、周围的村民并不认同他的想法。教会当然视他为异端、思想的犯罪者。作者探寻其想法来源的兴致，正是从这里而起的。【4】

其次，新文化史学的分析框架不是清楚界定的时空断面，而是围绕研究主体形成的有限但无界的外围-核心系统。

就空间而言，在15世纪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的鼓舞下，民族国家取代王朝成为历史学的叙述单位，圭茨亚迪尼的《意大利史》、尤里斯·马考莱的《法国史》等等都是其中的经典作品，至今仍是西方各国历史普及教育中必有的基本内容。在年鉴学派那里，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叙述空间的政治史遭到了批判，他们发展出以超国家地区为单位的宏观研究。例如，在布罗代尔眼中，菲利浦二世时代的空间不是西班牙、法国或者德意志，而是环地中海的整个地区。对新文化史学而言，不存在国家和地方的简单对立，也不存在宫廷与茅舍的势不两立。新文化史学家的选择更为自由，研究单位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某个偏僻的小村庄；可以是一片区域，也可以是某处宫廷，或者某个家庭。它们的边界不象国家或行政单位那样清晰可辨，有时甚至还是模糊的。但这种空间单位的弹性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以主体的活动范围为中心。与所述主题直接有关的，构成了研究的核心空间；间接相关的则构成了研究的外围设置。同时，随着主体的变化，这一空间的范围和核心-外围的边界也在不断地调整。

传统历史学也将时间作了切割，历史进程被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等时间段。这些时间段的起始点成了许多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史学专门领域，不同的史学家和史学流派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时段。阿克顿偏爱近代史，而不太愿意研究当代史。汤因比这样的历史学家喜欢纵横古今，对人类文化进行宏观比较。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则主要集中在中世纪的欧洲。然而，新文化史学研究和写作涉及的时段却不限于某一时期。从古代世界一直到20世纪初，关于各个历史时段，都有不少优秀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同空间上的处理一样，新文化史学家并不坚持一种僵化的时段划分，而是关注研究主体具体涉及的时间，所以，他们的作品经常打破惯常的单一历史分期，揭示出每个叙述中心本身具有的独特的时间系列。众多不同的时间系列，构成了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的一个方面。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一书，【5】突出地体现了新文化史研究框架的特点。在这本书里，中国革命没有被清晰地分为从某年到某年的几个阶段，也没有以普遍接受的1840年为起点。康有为登上归国的轮船是叙述的最初场景，随后以沈从文、鲁迅、徐志摩、丁玲等人的活动为线索，时间和空间也依次变换。与革命直接相关的场景构成了研究单位的核心，无直接关系的内容则被当作外围来处理。整个叙述中并没有精确的阶段划分。例如康有为这样的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生命空间，从中国到海外，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村落，或者为富国强民而奔走呼号，或者与女儿一起散步聊天。书中着力凸显的是对叙述主体有意义的时空单位。

再次，新文化史学更加注重观念、心态，行为和语言不再是描述的中心，而是成为探寻心态的切入点。时代的精神风尚，杰出人物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等的思想，曾经是人文史学对抗社会科学式历史学的最后阵地。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是现象决定了观念，而不是观念决定了现象。因而在二战后计量史学风行的西方学界，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进一步受到冷落，丧失了信心。新文化史学突破了传统的思想史之研究重大的、系统的思想这一窠臼，把感受、情感、体验，以及非系统的散乱的看法等等，都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早在20世纪初，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哈津便对中世纪末期集体的情感、氛围、观念和思维模式作过描述。新文化史学家的研究兴趣，则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观念表述、情感心绪等。罗伯特·达顿在《大屠猫》里指出，“每一个从田野工作回来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他者就是他者，他们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如果我们想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必须从捕捉他们的思想观念开始。”【6】

《天安门》精彩地展现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不同阶段知识分子的不同心态上。我们看到，康有为面对国难家仇，全身心投入地寻找救国途径；先是公车上书，为皇帝召见；改革失败后流亡国外，仍念念不忘大同社会的理想。但因为他坚持的是君主立宪的政体，遂又有复辟的闹剧。鲁迅也是满腔义愤的义士，猛烈抨击当时中国的处境。丁玲则是怀着解放妇女的理想参加革命的，但也曾因现实的残酷而苦恼、动摇过信念。中国读者对他们的言词行动都非常熟悉。然而，书中同时还贯穿了沈从文、徐志摩这样的人物。在九岁的沈从文眼里，辛亥革命只是暴力和流血。徐志摩生性浪漫不羁，无论时局如何变幻，他总是尽情地享受着爱情和友情。他在动荡的时局中演绎的不朽爱情故事、与梁启超的师生之谊，还有他那无法抑制的诗情灵性，同样是对革命时代的一种回应。这些知识分子同属一个群体：他们反对旧制度，怀有富国强民的理想，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他们不是麻木的社会旁观者和时代环境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思考时代变化的人，并以或深刻、或优美的文笔将他们的思考传达给了大众。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强调了每个人物独特的个人背景和经历，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婚姻家庭经历不尽相同，性格也千差万别，因此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在关于进行什么样的革命、以何种方式进行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上，每个人物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和态度，自然是很正常的。

与心态史相关的一个侧面，是观念的载体，以及观念的传播、接受的历史。因而在新文化史学中，书籍史、印刷史等，也为罗格·夏特尔这样的新文化史学家所钟情。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史在这一思路下的复兴，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7】出版于1992年的《塑造路易十四》，即对路易十四及其大臣如何把一个“伟大的君主”观念灌输给大众作了细致的历史考察。

二

新文化史学的实践努力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充满了写作者的个性。那么，它是否只是某几个学者的个人追求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它兴起的学术背景作一番分析。

新文化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二战以后，在西方史学界，应用计算机统计分析历史问题的计量史学风行一时，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例如美国 “克莱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W·福格尔在《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设计了一个没有铁路的19世纪美国经济模型，从中发现美国的发展不会改变太多，因为其它的运输方式将会取代铁路。【8】许多学者对这种研究方式充满信心。系列史的代表人物之一肖努指出，“系列数据一旦建立起来，它的证明能力便成倍地增强，因为系列数据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处理，可以取代社会科学中无法进行的实验，从而有能力揭示长时段中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9】历史学的方法论进一步精确化，强有力地支持了历史学作为“证明普遍观点的一个方法”的信心。不仅是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家庭规模大小、贸易数额和经济发展速度之类的问题，甚至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等感性的问题，也都被简化为数字符号。

然而，就在计量史受到西方学界追捧的时候，它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在数据统计模型中，个体的独特性、特殊性被抹杀，同时，充斥着冷冰冰的公式、图表和模型的历史作品，虽然使历史对象变得更加精确、有序，但也使其变得枯燥、艰涩，仅仅只能为少数人所读懂。计量史学家不仅很难与大众沟通，甚至也无法和其他历史学家交流。【10】许多新文化史学者对计量史学的唯科学倾向表达了不满。罗伯特·达顿强烈反对以系列的和计量的形式来研究心态，甚至也不赞同那样来研究经济和社会。他指出，“文化客体与经济史或人口史研究的系列数据不是同质的，因为它们不是历史学家制造的，而是由记录它的人制造的。它们传达出的是意义，应该被阅读，而不应被计算”，“文化是一个连贯的概念，不是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个社会实体，因为个人之间的所有关系，甚至那些我们认为是‘经济的’或‘社会的’的关系，本质上都是文化的。”【11】在卡洛·金斯伯格看来，定性研究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如果没有定性研究的印象主义，精确的定量研究也是难以实现的。计算机只是在执行命令而不是在思考问题，因此，只有经过一系列特别深入的调查，一个阐述性的计划才可能发展为应用计算机进行统计的工作。【12】

仅仅是内部危机而引起的反动，可能会导致历史学退回传统的阵营。但与以往的史学危机不同，这一次，历史学还受到了6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严峻挑战。后现代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次全面自我反思，基于“语言学的转向”，所谓的普遍理性和科学受到了质疑。一些激进的看法甚至否认语言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否认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大大地动摇了曾经不言而喻的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和权威性。【13】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无法展开论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以历史研究为职业的大多数学者并不承认“历史学的终结”，依然坚守着以科学的方法探究历史真相这一理想，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新文化史学家大多出生于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后现代主义兴起的五六十年代，正值他们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生活风格的青少年时代。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亲眼目睹了西方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有的甚至亲自走上街头，成为运动中的主力之一。可以说，严肃认真的传统史学训练，以及叛逆性、反思性的后现代主义观念，都是新文化史学知识结构的一部分。

因此，新文化史学并不只是少数学者的个人兴趣，而是针对史学内部和外部危机进行的新探索。新文化史学的早期代表作品，如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关于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异教徒小山村民众心态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1975）【14】、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的《奶酪和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1976）、阿拉伯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1978年）【15】等书问世后不久，1979年，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通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叙述史的复兴”一文。他虽然没有以“新文化史学”来概括这种以新的文化理念为取向的史学潮流，但在具体分析中即已经初步揭示了这一新潮流的特点和意义。文章指出，新的历史写作侧重于叙述一个人的历史，或者一次戏剧性的事件的历史，不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是为了发现历史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的内在运作。它不只是写作方式的变化，而且体现了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全面转向，即“从围绕人的环境转向关注环境中的人，研究的问题从来自于经济学、人口学转向来自于文化和情感，首要的材料来源从受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影响转向受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关注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人，对历史变化的解释从分层的、单因果的转向一切相互联系的、多因果的，研究方法则从计量转向个人例证，组织文章的形式从分析转向描述”，因此，这个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试图对过去的变化作出连贯的、科学的解释的结束”。【16】罗格·夏特尔非常简洁地将这一变化概括为“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转向”。1989年，美国学者林·亨特等人第一次以《新文化史》为名主编了一本论文集，收录了有关政治文化，如无形的政治规则、组织方式、非正式权力体系等问题的研究论文。到了 1990年代，新文化史学作品已经数以千计。世界一流大学，如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有研究者关注和进行新文化史学的探索，许多新文化史学者也在其中获得了重要的教职。

三

计量史学的危机和外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使原本似乎不言自明的历史学理念受到了质疑。历史学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历史学的目标和价值究竟是什么？历史学应该研究独特的人物，还是应该研究被抽象出来的群体？历史学的使命是为人类寻找普遍的规律，还是为了人的幸福和自由？文献反映的是客观事实还是文献记录者的主观印象？任何新的史学创新的追求，都无法回避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只有思考和回答了这些问题的史学作品，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而不是昙花一现的时尚。那么，新文化史学是否有效地回答了这场史学危机中提出的问题呢？

从宏观分类角度看，新文化史学开辟了物质（如食物、服装）、政治文化、身体和性别、记忆、形象和想像等许多新领域。但平面视野的扩展并不是新文化史学的价值所在，它的贡献不在于“写什么”的变化，而正是在于“如何想”、“如何写”的变化。那么，新文化史学是如何写历史的？它反映了什么样的新研究取向？已有的中外史学研究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新文化史学以更加开放的精神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再回避研究主观性问题。

史料一直是西方传统史学的研究起点，包括考古史料、口述材料和文献，但文献是最重要的形式。传统史学普遍相信这样的基本前提：事实的根源包含在历史研究的媒介——史料中，历史学家虽然不能从中获得完整的历史，但能够对它们进行探索并有可能去理解它。古代流传保存下来的文献，经过深入、系统的考证，就可以作为历史学的史料，真实地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17、18世纪活跃于欧洲一些修道院的博学派僧侣史学家，掌握了古文字学、铭文学、年代学、世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各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以其勤奋的工作，收集、整理、校订、研究、考证、分类、登目和出版了大量文献资料，经由18世纪哥廷根学派的发扬光大，形成了历史学家公认的史料考证准则。兰克式的史学即以史料考证为特征，致力于利用亲眼目睹的叙述、外交文献和政府档案等材料，来客观如实地重建政治事件。他们还把史料分为一手、二手和三手，区别的依据是看文献是否为当事人的记述。阿克顿认为，根据第一手材料进行客观审慎的研究，是历史学严密性的必要条件之一。随着新史学研究内容的扩展，教会的婚姻记录、地契和房契、政府的统计数据等也纳入了史料的范围，历史学家相信，从这些新的史料中能够客观地抓住塑造生活的结构和力量。但在史料的基本用途和处理方式上，新史学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仍是依据这些经过考证的新史料，来复原某个时代的历史事实。【17】

新文化史学接受了语言符号与所指事物之间存在着距离的这一观念。这样，即使第一手材料，也是当时的某个人对他所生活世界的观察；即使同一个场景，不同人的描述也可能截然不同。这不仅因为每个人观察的重点、关心的问题不尽相同，而且因为语言自身就不具有可靠性。对面的人刚说出的话都可能被扭曲，并且是扭曲的，更何况是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文献呢？因此，在新文化史学那里，原始材料是文化和社会地建构起来的文本，并不是历史自动的说话者，而是渗透了它的表述者及其所处文化背景的主观意志。对于新文化史学来说，关键不在于就史料的一手或二手、三手作出判断，而在于任何史料都包含有记录者的个性、当时情景的种种限制，也正是这一点，使历史学家获得了再次接近历史真实的可能性。

因此，在新文化史学那里，历史研究不是辩明史料的真伪，而是在作为文本的文献和背景之间来回走动。这反过来又有利于新史料的发掘。史料作为社会和文化建构的文本，与历史学家展开了互动的对话。正如我们在新文化史学作品中经常看到的，作者总是在具体论述前阐明清楚自己的写作思路和所运用的理论方法，从不刻意隐瞒这些东西。尽管这里存在着唯自由意志的危险倾向，但显然，新文化史学并不认为心灵可以随意反映现实。它不再纠缠于历史是否客观的这种形而上的问题，而把目光投向历史的发现是否有意义上，“真实”的原始材料仍是他们分析的基础。

这种对待史料的态度，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选择工具，使他们在面对急剧增加的文献时，有可能寻找到新的研究突破点。传统历史学在经过长期的不断积累和发展之后，关于其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已经有了无数的著作和成果。这意味着两种危险的倾向。一是如果循着传统的路数，研究者将不得不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和一生都无法穷尽的阅读过程，以至最终的研究变成对研究的研究，而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研究。这种历史学将有可能完全钻进象牙塔内，成为无人理会的古董。二是如果不能发现新的史料，而且如果仍然沿着传统的思路提出问题，那么，最终只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谁也无法说服谁。新文化史学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而拒绝研究的研究，而是要直面现实；拒绝从历史中发现历史，而努力从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新文化史学所选择的一般都是全新的领域和史料，很少就已经探讨过的某个问题提出新的否定性观点；即使利用已有的材料，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问题，从而展示出新的有意义的历史侧面。

其次，新文化史学以文化的阐释取代了因果的解释，试图综合地再现历史。

实证史学遵循单一因果的解释模式，试图为某次战争、某个社会形态的出现寻找一个终极的原因，并且认为可以据此对未来的进程作出预测。实证史学认为，包括社会现象在内的一切现象，都服从于永恒不变的规律，因而，发现历史连续性的规律和探讨决定人类发展进程的集体，就是历史学的任务。人类历史的变迁类同于物质世界的运动，是连续发展、不断进步的进程。任何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动因和起源，并对未来产生影响，因此采取科学的方法将能做出合理的预测。同时，历史也具有飞跃性，飞跃的时代具备某种统一性，而且是一种可以描绘出来的统一性。正是这种统一性的存在，使历史学家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对历史的飞跃做出因果的解释。因此，诸如时代特征、社会分期、从封建到资本主义的过渡、现代化进程在全球的扩散这样的宏观问题，成了这一史学范式下的主要研究方向。

新史学的长时段理论否定了单线进步的历史观，强调了历史稳定缓慢的一面。一些研究者认为，费尔南·布罗代尔等学者试图创造一种人文主义史学，既承认大规模力量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同时也尊重个人的作用。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在史学实践中却没能走出僵化和机械的结构性解释模式。在经典作品《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18】布罗代尔一方面为人们呈现了地理、日常生活、经济趋势、政治制度这样一种中长时段、结构性的历史，但在另一方面，充满生气的个人则被淹没，事件的创造性也被抹杀，因而无法对人类的变迁作出合理的解释。

新文化史学不满意于表面的思想、行为和印象，例如线性的历史，而是将文化纳入了方法论的视角，力图挖掘研究对象的深层次内涵，同时更加强调历史进程中偶然性因素，如情感、个性的作用。这里的文化，不是指文学艺术之类的高级文化，不是等同于包括物质、制度、传统等整个人类社会内容的文明，也不是指包括一系列风俗、惯例、传统和习惯等具体行为模式的复合体，而是指一套用以控制行为的机制，如知识、价值和行为规则，等等。正如象征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克利福德·吉尔茨所指出的，“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19】宗教、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等都是一个文化的体系，它们首先是符号的表述，而符号所承载的就是意义，即包括认识、情感、道德在内的一般性思考。文化具有社会性，不只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互相影响着的人群的集体行为，并且在社会中被交换。历史变迁是一个在文化网络中不断谈判的过程。每一人，每一个利益群体，无论大小强弱，都可以有自己的意志，而且这些意志可能是冲突矛盾的，历史最后究竟怎样发展，是谈判的结果，而不是某个人，或者某种普遍规律的结果。在这种谈判论中，历史中的各种力量都被聚到了一起。而每一种具体的文化在表达方式和内涵上都不完全相同，每个研究者的阐释方式也不完全一样，因而，很难通过因果的解释，来建立一个严密、清晰，并且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框架。这样，历史得以从全方位加以分析，从而纠正了从一个角度对一个问题定论的偏颇。【20】

这样，历史表述就不是停留在研究对象的表面。例如写身体史，新文化史学并不是写身体本身在历史上有什么变化，而是考察人们对身体的看法有什么历史变迁，那些看法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因素的作用。在这里，首要的问题是事件、行动背后的观念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思考的出发点不是宏观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现象，或者是某个人的行动，或者是某个事件，或者是某种观念，或者是身体，然后透过这些外在的表象，去发掘背后所反映的意义。在新的文化观念下，过去史家笔下清晰简单、方向明确的历史，变得更加复杂、混乱。例如，《天安门》中的康有为形象，除了他对富国与养民的不同论述，以及在《大同书》中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幻想外，还有他的家庭背景、教育、婚姻，他和弟弟的手足情深，以及与女儿的父女深情。

同时，这也意味着历史的结论不是一次完成的，历史学是开放的学科，而不是唯我独尊的封闭的专业。新文化史学从不以真理的唯一权威者自居，而是把每一位读者视为平等的对话交流者。理性时代的史学和其他学科，都把自己视为科学和真理的代言人，认为大众是无知的，不具备判断力，因此需要对他们进行启蒙，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他们应该怎么做。今天的新文化学者不再具有这种盲目的骄傲，他们相信个人的自由，相信每个人都有自主的判断力。在《大屠猫》中，达顿将他所解释的文本附于正文后，“以便读者能够解释这些文本，提出与我不同的观点”。这不是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历史的观点是开放的，每一个作者都不能“希望自己的结论是最后的结论，假装实现了完美的成果。”【21】新文化史学放弃的是自身的权威性，而不是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史学选择的是一种更加彻底的历史主义，而不是虚无主义。因为不断问世的作品表明，它仍然相信历史是可以被描述的，仍相信至少在特定的时期，历史中的意义可以被发现。

新文化史学基于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学术研究成果的尊重，把史学的合法性指向了更加开放的学术精神。新的实践利用了人类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成果。典型的事例是，罗伯特·达顿和克利福德·吉尔茨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共同主持一个研讨班“历史和人类学”达六年之久。在斯通看来，新的史学是从社会学、经济学转向对人类学、心理学开放。这种开放精神在年鉴学派身上已可以找到。费弗尔就指出，必须邀请其他社会科学的同志和兄弟一起工作，扫清前进途中的所有障碍。一旦各学科实现合作，所有的学者都将很快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人类生活的研究必须是历史的。【22】年鉴学派实践“历史综合理论”的途径，正是通过多学科集体努力的综合，也就是说政治史仍是政治史，经济史仍是经济史，社会史只是社会史，各个领域并未能达成系统的综合。例如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由几位学者分别撰写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然后组成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历史。结果历史非但没有实现总体化，反而被割裂碎化了。新文化史学不是简单地转向某个人文社会学科，相反，它似乎表现了一种更大的野心，即试图由某部作品独自完成人类历史的综合。无论什么学科的成果，包括人类学、社会学、传统历史学的成果，等等，只要有利于理解和阐释人本身，那么都来者不拒。历史是独特的，但又是整体性的。新文化史学正在接近的，也许是费弗尔的另一理念，即“人不可能被雕刻成一些片段，他是一个整体。我们也不可能分割已经完成的事实——这里是事件，那里是信仰”。【23】在这里，与其说历史学是一个专门的学科，不如说它只是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

综上所述，新文化史学放弃传统史学立足的主流与边缘、先进与落后、事件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男性与女性等传统意义上两分的世界观，以文化的阐释取代了结构的、因果的解释模式，比较有效地克服了二战后史学发展中面临的内外困境，在实践中体现了开放的学术精神和综合地再现历史的研究取向。虽然断言新文化史学开拓了新的史学范型似乎还为时过早，将自己的研究简化为某种权威的范式，恐怕也是新文化史学所激烈反对的，但至少就目前来看，它代表了现代历史学努力的方向。

注释：

【1】参见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2】参见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等：《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3】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0页。

【4】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and Anne Tedeschi, Penguin Books, 1984.

【5】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Jonathan D. Spencer，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ir Revolution, 1981），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6】Robert Dar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Vintage Books,1984，p4.

【7】彼得·柏克(1992)：《制作路易十四》（Peter Burke，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ⅩⅣ），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Burke台湾译为柏克，大陆学界一般译为伯克，本文据后一种译法。）

【8】福格尔：《新经济史学：结果与方法》，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06-922页。

【9】转引自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10】有关计量史学局限性的总体论述，可参见：杨豫的《西方史学史》第十一章；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Chapter 24.

【11】Roger Chartier，Cultural History -- Between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trans. By Lydia G. Cochrane, Polity Press, 1988，p96.

【12】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and Anne Tedeschi, Penguin Books, 1984, ⅩⅩⅡ.

【13】中外许多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关系之类的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并从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是国内一部比较全面深入的有关研究著作。

【14】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5】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6】Lawrence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p91、96.

【17】参见杨豫：《西方史学史》，第六、九章。

【18】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9】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1973, p89.

【20】参见朱孝远：《理想、争论和综合--现代西方社会史学评析》，载《历史教学》1993年第3期。

【21】Robert Dar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Vintage Books,1984， p5.

【22】Quoted in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371.

【23】Ibid.

作者：李霞，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杨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