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运动、农村复兴运动与乡村建设运动----供林毅夫先生参考
(转自《人民日报强国论坛》)
听说林毅夫先生又要来强国，很高兴。林毅夫先生是我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提出了很多救国救民的好东东，不仅主流，而且御用（没有贬义）。理论付诸了实践，智慧形成了政策，我在替林先生高兴之余，不禁也想追随先生的鸿踪，指爪涂鸦，胡说几句，供林先生参考。
不知林先生现在的观点如何，但在《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8月13日上，林先生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概念，香港《大公报》1999年9月15日对此评述说（这是我从强国的天花板上看来的）：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近日撰
文分析认为，----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疲软的态势下，采用积极
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
。但财政政策必须要用在能产生“四两拨千斤” 的地方才能真正的启市场。以新农村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道路、电网
、自来水建设是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这些建设
除了能把农村地区蓄势待发的大量需求潜力释放出来，而且和大的基础
设施项目相比，还具有如下好处：农村水、电、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项
目一般较小，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
作用比较大。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
力为主，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这些项目，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
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林毅夫认为，我国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以农
村为突破口，20年后的今天，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
市场疲软的突破口，仍然在广大的农村。”
以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运动”是在1999年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其提出的角度、内容现在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以农村电网为例，作为主办行的农业银行仅去年就投入了近400个亿对此进行了支持，如果电价加价3分用以还息的方案得以通过，这一进程可能还会大大加快。山东鲁能和瑞士人寿基金等国内外企业甚至急急忙忙地跑到西部组建了控股公司对农电进行投资，可以说是以实际行动参与了林先生的“新农村运动”，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不也乐乎。不过我想说给林先生听的不是这些在林先生经济视野里可能早已了然的新闻，而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与“新农村运动”殊途同归的两种文化视野内的旧闻：这就是国民党的“农村复兴运动”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前者不说也罢，只说后者。
乡村建设运动是从1927年开始，由一批知识分子发动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救济乡村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此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自然灾害使整个中国农村陷入极端的贫困，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突出地暴露了全部社会矛盾和问题。从1900年开始，就一直有人倡议乡建并在小范围内推行。其时团体众多、成分复杂（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业部报告统计有1005个各类团体），有的仅限于一种专门的活动：如农民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合作社、乡村自卫、卫生防疫、水利灌溉、农业技术及良种推广等；另一些则扩展为宏大的计划，同时向所有的乡村问题开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在邹平的实验和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的工作。乡村建设运动与国民党的“农村复兴运动”和乡村改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对抗我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的目的，但总的来看，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有深重民族危机感的知识分子自觉参与的解决农村问题的运动，并且从一开始就表示了对国民党农业政策与改良工作的失望。
从文化意义上看，乡村建设运动部分领导者能自觉地根据时代需要，赋予了这一运动文化创建的内涵，使乡村建设运动不仅仅是“救济乡村”。晏阳初在1937年就指出，乡建的发生“完全由于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所谓民族自觉就是自力更生的觉悟。-----中国近百年来因与西洋文化接触，反映出自己文化的落后事事都不如人-----这种文化失调的现实有从根本上求创应（CREATIVE ADAPTATION）的必要。-----而中国的人的基础是农民，其生活的基础在乡村，所以结果也就被逼上乡建的一条路。”梁漱溟则一开始就称乡村建设运动为“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这个被伟大领袖毛主席称为“用笔杆子杀人”却又被当代新儒家尊奉为思想先驱的人，由“非常之信佩西洋近代政治制度”，到“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认定“西洋戏法，中国人是耍不来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是中国自己固有的文化的路，而这种最后觉悟的起点，就是中国自己固有的乡村建设。他从1928年开始倡导乡治主张，讲述《乡治十讲》，1929年与人合开河南村治学院，同时接手主编《村治月刊》，著述乡村建设理论。1931年初受韩复渠之邀到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使用“乡村建设”一词并创办了《乡村建设旬刊》。其间结辑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村治论文集）》、《乡村建设论文集（第一集）》、《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民族之前途）》，标志着其乡村建设理论全面完成。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以承继发展儒家传统文化为宗旨，从中西文化比较入手，把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归结为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文化失调”，强调从中国文化与社会的特殊性中寻找现代化道路，认为其根本方向就是从乡村开始建设“新礼俗”。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梁漱溟的口号。他之所以认为乡村建设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之道，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全盘地、彻底地认识了中国问题，而所谓的中国问题“并不是其社会内部自己爆发的问题，而是受西洋文化的势力----压迫打击，引起文化上相形见拙之注意，而急求如何自救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产生源于文化冲突、文化失调，其特殊性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特殊性决定的，这种特殊性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构造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二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动态变迁是周期性的一治一乱而没有社会革命；三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力是教化、礼俗、自力。解决问题的出路既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又不能抱文化本位的成见，“我们如果要在政治问题上找出出路的话，那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即使去找经济的出路，其条件也必须适合其文化，否则必无法寻得出。因为这是我们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不是旁人的路，所以我们在先前尽可不必顾虑到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精神；在问题追求有了解决，有了办法时，一定不会离开他。”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宗旨是培养新礼俗，调和以礼俗为表现形式的中国固有理性精神和以法制为根本原则的西方文化的长处。他认为理性只存在于乡村，理性、礼俗、乡村是一回事，“有形的事实是乡村，无形的道理是理性，这两各地方，原来就是中国社会的根，除此外都不算。”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都市中则已被摧残无余，乡村原来是人类的家，因此新礼俗建设必须从乡村开始。而其基本的措施则是要对古人的乡约加以改造：一是将古人消极的彼此顾恤、不大讲进步变成积极的讲求进步；二是发扬乡约中人生向上、志气提振的根本；三是在事实上促进地方各级的普遍联系；四是乡约组织要独立于政府力量之外，由私人、社会团体推行社会运动。所谓社会组织是一个生长的东西，由乡村长大的社会，乡村建设即在培养新组织构造的萌芽，从乡村培养新政治习惯、新礼俗、中国的民主政治民情，这就是“从事实上创造”一种政治制度，从而走向现代民族国家构造。
在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及经济发展道路之争中，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受到了各方面的批判。以陈序经、吴景超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反对梁的西洋都市文化与中国乡村文化二元对立模式，认为科学与民主作为西洋文化的特征完全是都市的产物，因而应该“把中国的乡村西化起来”。更有力的批判来自以千家驹为代表的农村经济派，用的是唯物史观，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国民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环节，中国问题是整个的国民经济问题。中国经济的解放与政治的解放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个事实的两个方面，中国的乡村建设不能离开民族解放运动而单独解决，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等等。
梁漱溟生前生后戴了很多顶帽子，有人叫他“反现代主义者”，有人叫他“文化保守主义者”，有人尊他为“新儒家之父”，也有人说他“用软刀子杀人”，但无论如何，梁漱溟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要求从中国文化与社会的特殊性中寻求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坚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认同西方价值面前的中国价值，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批评西方近代文明工具理性偏失，主张以农业引发工业，统筹全局实行工业建设，反对以血换高度的工业文明等等观点不是没有毫无价值的。今天我们来回顾这场几十年前的争论，“中国向何处去”、“农村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不能说就已经得到了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为现实、更加尖锐。这一点，甚至只要翻翻强国论坛深水区的老鲨鱼微易先生等等的系列大作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农村呢？从梁漱溟.COM的文化解决方案,毛泽东.COM的政治解决方案到现在林毅夫.COM的经济解决方案还有农村“三个代表”教育解决方案，中国和中国农村问题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我知道林先生并没有宣称要救农民于水火或要全面解决中国三农乃至中国问题，我只是借林先生大驾光临的机会和他“新农村运动”的概念顺流而下、发挥一把，但是林先生也不妨在“新农村运动”的道路上回顾一下过去、环顾一下其他、兼顾一下公平、照顾一下文化。水电路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新农村运动”的说法却是牵扯甚广。因为就在我们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文化大师们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网络论坛上争论不休时，成千上万的被叫作“农民”的人正在收拾行李，抛妻别子，背井离乡。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确实需要新的勇气、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以林先生的学识、智慧、良知和能力，一定能在“新农村运动”的框架内构筑比水电路更丰富、更厚重的理论，如此，则我昨天三八妇女节大战几百名妇女喝醉后的这些酒言醉语幸甚，而以林先生为代表的如今最为显要的经济学家在我惺松朦胧的醉眼中也就更加高大威猛、光彩夺目了，呵呵。
醒回梦境 2001年3月9日
又：就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又读到了上午强国嘉宾胡鞍钢先生的一段论述：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研究，中国已经从改革初期较为公平的社会进入了相对
不公平比较严重的社会。这与我们盲目的、片面的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原则有关。我认为，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利用市场机制的原则就是追求
效率或者率优先，但是不能把这个原则任意的推而广之，而在社会发展方面应
当实行公平优先的原则，例如目前还有50％的农民还没有饮上自来水，这就需
要在农村建立网，使他们能够用上干净的生活用水，现在还有几千万农民用不
上电，或者用不起电，就需要农村建立电网，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能能源
。因而，我们的公共政策、公共资源和公共支出不是要对富裕地区、富裕人口
、“富裕城市”锦上添花，而是应当向贫困人口、农村人口雪中送炭。
看来“新农村运动”的大军里又多了一员战将，真是可喜可贺，呵呵
醒回梦境 2001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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