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主义的政治前景及特征

 郭洪纪

在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国家主义综合了各自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和秩序思想，代表了人类渴望运用集体价值建构共同体的趋向，并从实质上体现为把阶级对立和社会对抗加以柔化的权威主义政治的延伸。建立在国家主义之上的新国家主义（Neo-nationalism）形态，概括了强权政治加自由经济的全部内容，其核心是将维持传统体制和促进经济成长视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这样，由于运用现代自由经济和市场规则的优势，采取新国家主义策略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并在威权主义的环境中孕育了政治多元的局面。

但是，强权政治加自由经济的发展模式，虽然大量吸收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某些合理性因素，并确立了现代政党体制和现代科层制度，但其实质在于始终不放弃利益集团对国家的独占形式，并充分运用国家的暴力潜能来维持少数人统治的特殊地位。新国家主义的社会目标是摆脱贫困和饥饿，但缺乏塑造社会自组织的能力，因而在维持政治传统方面往往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并把柔化了的权威主义政治作为民主的代用品。事实上，政治的多元化并不等于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现代化也不等于社会的现代化。新国家主义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和混合体制的象征，涵盖了当今世界所有的经济发达而政治滞后的社会模式，是新集体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总根源。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新国家主义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前苏联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冷战的结束和改革的压力，一些国家和地区放弃了原有的经济模式和价值模式，开始运用自由化经济的手段，从经济成长和社会福利普及的好处中汲取政治合法性的源泉。这样，以发展国家规导下的混合经济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并吸收现代文明中的某些普同性价值，来加强传统的政治地位，其结果必然是与新国家主义接通。新国家主义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超越民主政治的阶段，建立起新的乌托邦，这种政治前景是它得以承续和扩展的根本缘由。

一、新国家主义创造的社会福利与经济奇迹

一般说来，现代化的激活，大概要经历两个阶段，一个是对传统的整体性的否定和冲击，另一个是对传统进行分解性的再吸收，但总的趋势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重新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传统中蕴涵的追求秩序与和谐的质素，有可能在国家威权的规范下继续发挥其潜在的力量。

如果说，欧洲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工业革命产物的话，那么新国家主义的崛起则是第三世界晚工业化的结果。像东亚四小龙创造的经济繁荣，表明世界不同地区日益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但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自发的社会过程，而第三世界后发的工业化过程则是带有自主性的国家行为。

东亚的道路表明，经济因素是外变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动机。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愈大，社会发生跃升的可能性也愈大。但是，文化因素却是自变的因素，它所提供的一种价值观将直接影响人们的意识，它的功能是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据。文化并不直接对经济发挥作用，但文化传统的伦理精神和价值体系，将直接决定生活方式和生产手段的选择，并对政治环境和权利分配产生影响。因此，在一种具体的模式中，文化因素的超前或滞后，将决定经济运行的方式以及国家干预的手段，从而确认权威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东亚的经济腾飞，似乎证明了新国家主义的政治有效性，所以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也大力推崇这种权威主义政治。韩国的前总统朴正熙在一九七○年出版的《我们国家的道路》中就主张：「当今的亚洲人民更惧怕的是饥饿和贫穷，而不是极权主义者强加给他们的各种难以忍受的限制。亚洲人民首先希望能得到经济上平等，而后才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政治体制。对于生活在饥饿和绝望之中的人民来说，民主是毫无意义的」。类似的思想也弥漫于第三世界其它国家的政治架构中。这表明，新国家主义的社会目标主要是摆脱贫困和饥饿，而不是塑造社会自组织的能力，它排除了政治理想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支配地位。

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大陆处于外部力量的强大干扰之下，台湾的局面也类似于大陆。当台湾失去了政治统一的优势，政治理想主义也渐趋淡化之后，只能是在经济上取得生存空间和发展的机会。当局采取了世界通行的巿场经济政策，又充分利用了台湾资源的比较优势，经济因而起飞。韩国也是如此，政治统一意识的破灭，是集中力量建立自成体系的经济机制，并取得了成功。台湾和韩国的共同特征在于：一是依靠强有力的威权体制，由它来控制国会和民意，使行政权畅通，以便领导经济建设，维持半壁山河的平稳；二是吸取日美的模式，为政治存在奠定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以此来完成资本积累，开辟新的财源和巿场。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成长则是在英国殖民统治的环境中发育的，它们的民族热诚和自强意识，不是用来建立意识形态的扩张，或重构理想政治的乌托邦�而是以某種现实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统辖来展现民族精神的合力，充分利用自身的力量和国际环境优势来发展经贸，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东亚的发展模式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最根本的原则是政府力量与巿场机制的相互配合。在这些地区，民族主义立场相对是次要的，而国家主义的共同体意识却是异常的强烈，威权政治的价值体系构成了公民信念的主体精神。因而，在政治上能够简单模仿西方制度，运用现代政党机制和科层制度来完善政治，以对付不同形式的压力。在经济上则是采巡蛦限巿场经济政策，实行混合型的管理方式，这包括：（一）政府利用财政和金融政策来动员私人企业，运用行政力量保证巿场经济不致失序，但绝不取代巿场的自律；（二）政府利用国家最高决策来保证长期性目标的实施，建立独立和超越狭窄集团利益的标准，使经济策划和权益分配受到超利益的国家威权力量的监护，不被草根政治所干扰；（三）政府制定劳工政策与福利普及相互适应的某些标准，防止因分配不当而导致的民众骚乱或社会对抗；（四）确立有效能的中央政府，由于东亚模式都是在前殖民地经济的基础上求取发展，政府可以自由地执行国家策略，不受特殊集团的干涉；（五）建立适合本地特点的融资机制，利用外资但不受外资控制，以保证有效地弥补国内资本不足乃至用于最新技术的引进。

在新国家主义创造的经济奇迹中，能够发挥较大优势的文化因素，是泛家族主义和新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它既导源于本国固有的政治传统，又掺进了西方社会模式和政治思潮的某些成分。所以，这些东亚国家比西方的国家体制更加集权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精神也更理想化。这里，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对文化传统的承续。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治幕�意识，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像以「孝」观念为心心的家族主义意识，以「公」观念为中心的共同体主义意识，还有乐群敬业的人身价值意识，互助共享的同族意识，不屈不挠的自强意识等等，都能有效地增进国民的凝聚力，加强不同阶层成员对国家权威主义政治的认同。

另外，在对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理性观念的重新估价中，也导致了以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为核心的实用理性的泛化。其一，巿场交换行为中涵摄的理性导致了科学技术价值在经济领域的扩展，这时，理性是作为工具化的理性，一切有利于充分发展和推动高增长的方式和方法，都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因而刺激了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勃兴。这种工具理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锲因。其二，在经济取得相应的成果之后，超常规发展引起社会、政治、思想等层面的严重失调，这时，又呼唤出一种价值化的理性，因而不仅提倡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和纪律的价值，而且对于社会汲取能力的确定，福利制度的引入，政治多元的体认，都被看成是合乎理性的。这种价值理性，又是国家政治演变的实质。

新国家主义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经济方面的。这里，传统政治在新的更为年富力强的一代人中得到全新的体认，国家不仅仅作为利用各种资源为公共谋福利的权利象征，而且也是为了避免资源弃置或低效率的新秩序观念。这又使得富有的少数人可以利用国家的优惠或特权，来维持不断增加的高收入，而国民经济的其余部分则是以工资和薪金的形式分配给工人、巿民或雇员这对于广大的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仅仅维持生计而已。所以，民众从国家体制结构中所能得到的一部分保障，并非是国家由独占阶段进入再分配的产物，因而远非是社会化的，它只是国家在汲取能力提高之后造成的客观的普遍意义的福利效应。

从某种意义推断，经济的自由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因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民主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两个层面。经济民主化意味着：第一，没有经济的平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将是不民主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消耗在生产领域中，如果所在的企业结构是不民主的，即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是民主的，人们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第二，没有经济的平等，人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对资源和信息的占有，都可能造成极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无疑会加剧参与国家事务的能力和机会的不平等，进而影响民主政治的实现。

在奉行新国家主义的社会形态中，经济腾飞显然是权威政治下的秩序和高效率的结果。作为对公民效忠国家的奖赏，国家协调的方式是让劳动阶层分享一部分经济成果，这种由国强制实行的再分配，维持了适当的工资额度，或者缓慢而持续地扩大了福利的范围。所以，国家的经济立法和社会福利的范围。尤其需要社会保证因素的融入。这种因素不仅体现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也体现在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中。这样的结果是工人和巿民都能很好地融入国家，既有爱国精神，又有改良色彩。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民众对改良主义已经不抱希望，这就减少了国家体系的凝聚力，并在实际上削弱了公共权力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然而，当国家不再拥有合法性时，就难以避免政治斗争的激化以及分离倾向的加剧。

二、 新国家主义奉行的威权政治与多元格局

在第三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巿民社会的重建显然不能重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过程，而是通过「搭便车」来实现，一般不会排斥国家行为。因为国家的政治权力退隐之后，经济不平等造成的资本垄断权力就会趁虚而入，这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巿民社会就不会是一片太平凈土。所以，要节制私人垄断，规范巿场行为，缩小经济社会的差距，最终还需要国家力量的约制。而争取民主的程序并不意味着将国家逐出社会和经济领域，只留一个「守夜人」，现代化的趋势是推动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全面民主化过程，并保留国家干预的功能。

在东亚社会，最初是以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支撑高度的劳动剩余榨取的方式来进行资本的积累。在国家体制的支持和放任下，这些获取的利益，一方面透过对外开放的网络，促进了民间资本的扩长，另一方面透过对内垄断的机制，支持了特殊垄断资本的扩张。由于资本分配的不平等会造成社会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差别，利益差别可能导致利害冲突，利害冲突又会引起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所以，社会利益机制的均衡，最终要由国家来规范。因为国家能创造条件，可以垄断销售以及生产要素的采购，也可以使不同的生产者获利或受损，体现资本主义「奖赏最好的生产者，淘汰最差的生产者」的无情规律，这是新国家主义奉行威权政治的经济原因。

亨廷顿（Huhtington）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激活时面临的政治腐败和国家软化的现象，认为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基本价值的转变，一些集团开始用新的外来的规范来判断他们自己的社会，那些按照传统规范可以被接受并合法的行为，在这些现代人眼里就成了不能接受的腐败行为。二是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努力的产物，这既是穷人的腐化，也是富人的腐化，一方用政治权力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力。三是现代化是通过它的政治体制输出方面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在政府权威和各种受制于政府的活动增加的情况下，一切法律都会使整个集团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集团最终变成潜在的腐化根源。这些分析表明，政治腐败和国家弱化将导致合法性能力的削弱，因为财力分散和贫富悬殊将破坏中央政府的再分配功能，使集团利益差距扩大，并且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当政府无力为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提供充足的经费，也不可能为政府公务人员提供足以养廉的待遇时，便加强了官员同某些利益集团相勾结的趋势。遏止这种趋势，显然需要威权的提升和法律的严酷，这是新国家主义顺利实施强权政治的社会原因。

以发展为中心的新国家主义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运用国家所掌控之权力和经济资源来扩大物质基础；第二，国家充分发挥体制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使威权统治的特质深入社会，对社会自组织造成强大的障碍。这样，巿民对强人政治或贤人德政的期盼，更胜于对个人权利的要求，胜于参与社会变革的现实。作为巿民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并没有独立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没有能力将物质利益分配给整个社会，他们要么远离社会运动，要么依附于威权政治，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挑战权威的大众政治意识，由于缺乏资源和能量，并不可能形成取代传统政治文化的格局。社会自治和个人权利之类的价值观念，总是受到新的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因而只能以屈从国家主义作为归属。巿民对社会的依赖实际是确认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的政治关系。

在亚洲新兴的工业国家中，民族主义与一党政府具有密切的关系，它的政治内涵是将国家权力理想化，由此制约国家的现代化走向，借鉴外国而不危害民族的特点和历史，保留传统而不盲目排斥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一些人据此提出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潜力说」，甚至提出「新儒教国家」（Neo Confucism）的概念，把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称为「亚洲伦理的工业区」，认为儒教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加强调人与人的相互依赖，所以儒家伦理也更加适应威权体制下的现代化格局。这样，由政治精英掀起的对传统文化的渲染，从日常生活的休闲活动，媒体的艺术创意，到教育、福利、卫生保健等一切领域，致使威权政治的特质深入人心。而且一党体制的强固，不仅使人们对政治产生恐惧和冷漠的心理，也强化了国家的体制功能，助长了官僚政治的倾向。

在东亚，一种特有的社会组织方式就是新集体主义（Neo-Collectivism）社区的出现。它区别于西方的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是一种泛化了的家族文化在现代体制下的变异。它使得每个企业或社区都像一个大家庭，其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明确的利益关系之外，还有附加的没有血缘因素的亲情关系，等级关系，以及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分配关系。这种威权体制下的新集体主义秩序，实际就是泛家族主义的直接产物，在行为方式皟炔砍参T的伦理义务方面，与家族有着惊人的相似，它是亚洲晚工业化发展模式中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的群体形式。

尽管强大的国家主义体系是分化瓦解旧的社会结构的必要条件，但若没有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汲取能力和管理能力，国家也要逐步失去基础，像中国历史上就充满了强大的王朝开始时期能有效抑制豪门大户，但最终却无力保护小农的例子。在古典的巿民社会模式中，私人生活领域意味着社会成员对涉及他们利益的集体目标和政治规范可以公开讨论，并求助于法律体系的庇护。但东亚现代化确立的巿民社会，是一种尚未形成建制化的社会，仅仅是以背景知识、价值观念、能力要素等形式理性作为基础，因而这种管理和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策略性和工具性的目的为前提的。

为了提升社会的汲取能力和管理能力，在新国家主义的体系中，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以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为核心的一批专业人材的崛起。这些人多是从西方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在脱离传统方面较为彻底，尤其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精英进入权力系统以后，虽然在社会管理方面仍然墨守成规，但是，政治专断和军事独裁的倾向已经逐步淡化，并懂得如何依靠议会制度和大众政治的支持。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也易于将恋栈的政治权力交还宪制，这在东亚、北非、南美的模式中，都有明显的例子。

从威权体制转型到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显然是艰难而又漫长的渐进过程。在东亚社会中，只有经流血革命推翻一个专制政体，重新再建立一个专制政体的历史经验，而这样的历史经验所积淀的一些政治文化意识，严重影响了第三世界的社会发展格局。政治多元和道德多元的出现，毕竟开始了政治发展的新阶段。虽然大众参政和多党局面刚刚开始，但传统的政治秩序和家族力量仍旧强劲，这未必就是民主政治的开始，而是强人政治或派系斗争的翻版，可是，这种格局毕竟为大众参与提供了一种效法民主程序的演练过程。

三、新国家主义在前苏联体 系及第三世界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前苏联体系的国家中，几乎都遭遇到强烈的社会震荡。由官方倡导确立的自由经济体制，与民众参与形成的大众政治运动的进一步结合，终于把一股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放出了笼。这股政治潮流，既是支持社会改革的内在动力，又是摧毁现存体制的反叛力量，随之而来的是前苏联体系的普遍的改弦易辙。进入九十年代后，原苏联的国家形式开始分裂，华约组织也自行崩解，这种结局，不仅对国家权威体制带来巨大的震撼，也引起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普遍怀疑，这就导致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再次勃起。

为了确立更大范围的政治合法性，俄罗斯及其昔日的盟友，一面从西方体制中寻找模式作为镜鉴，一面又从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凝聚国家的力量。俄罗斯将沙皇时代的双头鹰徽和三色旗重新启用，不仅意味着俄国将重新投入世界的怀抱，也标志着泛斯拉夫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重新抬头。国家从惊恐未定的内乱中清醒过来，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充分利用冷战结束的时机，为民族振兴提供有效的推动力，这就促使它们拋弃原有的社会模式和价值模式，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体系，并采取较为实际的新权威主义方式。

前苏联体系的演变说明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因为阻碍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传统体制，已经窒息了社会的生命力，它迫使人们对传统政治结构与巿场经济的关系进行重新反思。这样，以实行自由化的巿场经济制度作为文化策略，并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便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政治自由、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以及平等信念，成为改革的五项原则。

在苏联及东欧发生剧变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的定义不过是对国家能力的一种含糊信奉，人民普遍相信国家有能力消除由于放任自由经济而带来的所有难题，所以，社会主义被继续使用的方式，实际上乃是国家试图强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步骤。除非宣布走共同富裕、经济平等的道路是社会主义，或是宣布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人道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否则，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行使对公共权力的垄断。但是，此种举措已经抽空了社会主义的内涵，这意味着，一种新权威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政治将巡抵代之。

这一进程，类似乎哈韦尔（V. Havel）所描绘的在东欧发生的类似事情，即意识形态话语的降级和对传统道德冷嘲热讽的出现，这使原来的占据权威地位的官方话语变成一种枯燥无味的符号。传统价值的跌落，再加上更多的人看到政治理想主义的解释与社会的未来并不相干，这就招致了知识界对如何维护传统权力合法性的不同理论的探讨，包括对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重新体认。意识形态话语的降级激发了人们对未来发展的热情，这种兴趣是从渴求稳定和急于发展的心态中派生出来的，同时，也来自人们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普遍关注。

俄罗斯及其东欧的政治演变，是将原来的社会模式与新国家主义接通，从而建立新型的权威统治。因为新国家主义是在「全民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旗帜下对政治体制的确认，但在温和的改良主义者看来，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样会留下危险的政治空白。然而，政治多元的结果却是出现了加强政府威权和实行强人统治的理论。一些人提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治权威是必要的，尤其在政治多元和巿场经济初启的阶段，需要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以便阻止社会分裂对现代化造成的损害。因为政治特权与部分经济改革成果相结合的趋势，导致了官僚体制中营私舞弊猖獗，以及贪污腐败的大量出现。国有的公共企业，在合法或不合法的前提下，实际成为私人的领地，被那些经营者们或多或少地盘剥。显然，新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在恢复秩序和纪律的价值基础上，被重新确认的。

前苏联体系的文化背景，极易积累起民众的保守主义心态，这种心态将排斥由现代多元主义发起的反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斗争，或是取代某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反对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斗争。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政治理想主义将在渴望回到国家主义经济环境中求取生存的部分民众，与坚持从不受约束的混合经济中捞巡菝处的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磨擦中，被挤下社会舞台。而传统民粹主义和新型国家主义相互结合的锲机，是在旧的共同体向新的权威政治转型的进程中，出现更大范围的社会多元局面。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为了秩序将蜕变为正统派，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了理想也将沦落成民粹派。这一切，已经从俄罗斯政治演变的迷乱中露出端倪。

东欧剧变的震荡，特别是前苏联的自我解体以及冷战结束后出现的缓和局面，助长了第三世界争取「多党制」、「私有化」以及「民主化」的潮流。因为随着冷战时代的告终，文化的普同性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合作、跨国贸易也为文明的互动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因此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改革步伐，将巩固体制的防范性改革，逐步扩大到生产、分配、文化、教育等领域，以寻求最大的道德合理性。

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一种普遍的现象是权威主义政治思潮纷纷抬头，它们已不再从理想和经典中寻找出路，而是关心以经济成长来支持未来的政治形式的架构，并从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那里寻求支持。一些改革派人士看到，随着经济起飞而带来的社会变革后果是难以预测的，而中产阶级的壮大有可能建立一种独立于国家监控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并将导致产生更多的政治多元倾向和大众参政的要求。因此提出与匈牙利改革者相类似的主张，即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前导，以技术精英为中坚，重点发展经济建设的文化策略，以期在未来发展中牢固确立国家威权主义体制。类似的主题也贯穿在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中，但新保守主义更加有意识地以传统政治文化内部汲取那些殊别化的价值，提出社会能够依靠传统方式的统治经验，而不是书本上的公平原则。新保守主义者接爱了新权威主义的一个见解，即在社会转型时期秩序和纪律是高于一切的思想，进而提出在既存的政治结构中施行混合经济的模式，并起用一批从事现代化的技术官僚来达成目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将合法性的基础转到经济方面，其实是受到东亚的新国家主义模式的启思。因为多数人认为公共权力能够提供稳定的局面，即使这意味着一种更具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性质的权力体制，但在实践上，却无法超越集体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某些文化建构。而多数人从市场经济中能否获得利益，是支持经济和政治改革成功的关键。因而，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把效法东亚模式或南美模式作为现代化道路的范典，这无疑又是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消极抵制。

前苏联体系发生的演变揭示了一个道理，即一旦国家原有的道德权威开始滑落，其政治合法性也将成为突出的问题，如果还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发明新的制度体系，以应付随着经济改革而出现的新的利益群体。这样，传统的模式将被搁置一旁，而是从经济的繁荣中把握社会的未来。而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社会势力和政治规则，将作为一个极好的样板，来说明权力如何能够通过一个构造了自身信仰体系的话语共同体（discourse community）中产生出来的过程。从这一角度而言，民主化因其高度的社会动员和参与功能，而具有巨大的政治涵容和适应性。

类似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因为混合型的经济结构意味着一部分官员和商人变成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特殊阶层，他们同时对国家具有一种共同的依赖，希望保持现有体制并维持他们下一代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唯恐走向一种世界通行的市场体系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仅会丧失暴富起来商人同官员业已建立的某种联系，也会招引越来越多的工人、市民和知识分子的怀旧情绪。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捳Z的兴起，已使原有的意识形态权威慢慢地流失，它预示着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个人主义将摧毁传统价值。它的政治意识的社会化过程，是由此产生的诸如问责（accontability）、诉求（private prosecution）以及次群体的自主性要求等，都被推向政治程序，以寻找另类程序的身份认同。而经济秩序的紊乱与财富机制的畸形化，加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这将为国家的集权化提供更为有力的道德认同。

四、新国家主义在当代的使命及政治前景

当世界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新国家主义作为当代政治潮流中的突出现象，已经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秩序、家庭、地域、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作为从社会生活的沉沦和分裂中释放出来的凝聚力量，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各国的政治结构中，并通过现代化的进程憧憬未来。

在东亚及其它后发工业国家，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由于各国几乎都以不同的形式面临民主的挑战，所以对传统的国家威权主义的省思，并不是仅仅限于肯定这种政治体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如何重要的角色，而是应该从新国家主义确立的多元政治格局中去体认民主政治的未来。国家具有自己的生命和目的，不受规范个人的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它可以在自己统辖的范围内，为了经济利益而采巡貁动，也可以为了政治利益而限制自由，显然，这将过度地扩张国家的职能。但这种趋势，是现代化过程无法避免的规律。

新国家主义无法甩开集体主义、情理判断和对一个完美世界的梦想，所以，权威政治便成为调适集团利益、相互倾轧、强制服从等社群联系和社会冲突的普遍现象，不断为生存、权力、扩张而斗争。在权威主义者看来，这是社会和谐和秩序的真正基础，它的存在取决于特定环境内强权关系的平衡。当权威的道德机制被摧毁，官僚体系乃至亲属和朋友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便会加速对国家公共权力的侵蚀，意识形态的自我定义也会发生某种变化。新的一代人必须发明新的制度化体系，去对付那些随着权威失落而出现的种种难题，否则，权力的合法性将被更多的人所唾弃，许多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反体制。

在一定意义上，国家共同体主义对于现代的法化社会的质疑，是在承认法是作用于人与人的具体关系的同时，并不承认是自由主义的法的秩序。所以，国家共同体对一切异化的和疏离的倾向都将给予严厉的响应，它的某些极端异质性，就是围绕这些意义组织起来的。现代化的主要祸根是政治理想主义的流失，而缺少这个根本的社会目标，任何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也就丧失了道德的主体性。反过来，这又将导致拼命渴求整体价值约束或完全屈从现代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

在第三世界的某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是围绕加强中心结构来进行的。这种形式的建构，似乎批驳了儒家价值具有反国家主义倾向的论调。因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对于传统社会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意义，主要是维系了民族整体及其生存模式，它可以衍生出为确保社会和谐与安宁，强调限制自由和权利是必要的思想，但它无法产生公平的有效的管理和创造。当政治上优先考虑的道德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不得不向索然无味的经济资本转型时，反抗宰制和霸权的象征资本也会随之迅速扩张。人们越来越相信：他们不得不更卖力地通过追逐自身的利益来获得更多的东西，如果他们试图从集体主义之中获取更多的好处，便是在确认国家权力能够创造和给予的利益中，憬悟新国家主义的种种诱惑。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可以被理解为通过集中而形成的公众和私人领域，所以，公众可以利用官方的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来反对公共权力。现代化的过程制造了这样的可能，因为改革将在很多方面，逐渐侵蚀政治的合法性。官方话语已经处于不利的位置，就像处于转型中的其它权威主义体制一样，正是那些公共领域的前沿话语，创造了许多新的认同和挑战。这表明，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不一定遵循传统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取决于文化建制的根本变革。

虽然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工业国的历史或现实，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延萒原本不发达的国家中，由于采取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是取得了巿场经济的某些成果，便是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的出现。不能否认，新国家主义规范下的现代化发展固然引发了政治上的多元化。但是，政治多元化与政治民主化并不是一回事。政治多元指的是一国之内各种政治单元数量的增多，而政治民主则是各类政治单元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化的政治程序。从威权体制转型到民主体制，通常需要二个条件：一是旧的权威结构已经瓦解，二是新的政治力量选择民主制度。在东亚的模式中，尽管多元格局已经由过去的自然和松散状态发展到党派林立的局面，似乎摆脱了威权政治的阴影，但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带有社会、经济支配的共生共利性质的低{阶段。然而，当国家不再拥有更多的合理性时，也就无法遏制多元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而政治规则的紊乱将会导致社会陷入动荡。南韩正在经历这种多元政治下的社会震荡，台湾也开始进入这个阶段，新加坡和香港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遭遇到同样的挑战。

新国家主义是直接从经济目标中取得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的，它通过现代的政党制度和科层制度有效地控制国家，而生产因素的增长和进步，使得人们不再为物质稀少而困扰，并有可能参与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由于国家始终是在政治结构和生产力要素中充当重要的中介，所以，当政治民主的机制尚未成熟时，新国家主义的政治形态只能是资本宰制的最佳的伪装。它会提供一个新的机会，为国家重新塑造介入社会的形象和权威，但它带来的危机和运动也将推动更深刻的社会与历史的转化。一党政治的松动和地方自治力量膨胀，会在公共领域突破国家的某些强制系统，个人和社会集团也将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利和自由。新国家主义将会成为一种混合体制（corporatism），而它的轮廓和走向，似乎已经出现。

新国家主义是一种过渡的政治形态，它产生于晚期工业化社会的文化结构中，具有经济发展的超前性和政治建构的滞后性等双重特征，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权威主义性质将会发生某种变化。当人们最终认识到人类的根本出路，是在于增加财富总量而不再纠�跄切┰�经导致贫困的制度化形式时，国家暴力潜能最终将演变成提供福利的方式本身。社会结构的国家主义化也必然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前提，并从相应的交往行为和价值认同中取得它的合法性。直接参与经济运作的国家威权体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将恪守自由化的巿场规则，但始终不会放弃自己的策略性和工具性。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利益、价值主要来自他们与集团之间存在的实际或潜在的关系，而国家行为是一个调整个人、制度、理想、利益的相互关系的过程，所以，构成各种利益集团之外或之上的「公共利益」或「公共货品」的概念，必须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精神。而民主观念就是在社会已经不容许一个集团敢于要求全部权力时产生的强烈情感，这种民主的信念虽然不能证明是有效力的，但它在当今世界却为文明勾划了最明澈的希望。因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道路，不一定重蹈古典社会的模式，而应着眼于新国家主义的未来。

美国著名学者白鲁恂（Lucian W.Pye）曾断言：「我们今天在权威主义的危机中面临一个一致的挑战，它正在颠覆全世界所有类型的威权体制」。从这个结论出发，现代化不仅导致了发达国家的深刻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也引起了欠发达国家的严重的文化依附和社会失范，它破坏了各自的民族性传统，也削弱了作为主权的国家精神。所以，新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会迅速充填威权体制崩解后留下的空白，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越自由与民主，并得到继续发展和扩充。

附参考书

1.﹝法﹞莫里斯?;迪韦尔：《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中文版（北京：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2. ﹝美﹞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中文版（北京：华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3. ﹝美﹞塞?;亨廷顿《文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文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

4. ﹝美﹞詹姆斯@ 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现代政治思想》中文版（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五年）。

5. ﹝美﹞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6. ﹝日﹞佐藤功《比较政治制度》中译本（北京：法律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郭洪纪：青海师范大学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