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社会文化史
彼得·伯克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西方的历史撰述方法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历史叙述的类型上，则有所谓“叙事史的复兴”甚或“微观历史学”的兴起，这些变化也许可称之为“解释类型”的变化。另一些变化则涉及年轻的历史学家们常选择研讨的一些主题。在第二个领域里我观察到正在发生的两个最主要的变化：一是环境史的兴起，另一个则是我今天的主题：即“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
我将从两方面出发来进行探讨。首先是作为该运动的参与者，即一个局内人的观点来看。由于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并非自动发生，亦非出自单独个体的观念，它的出现是一场集体运动的结果。这场运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国际性的，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一批学者所进行，我将致力于从其内部解释这场运动，也就是说，我将重点介绍我恰好知之甚详的英国、法国及北美对此作出的贡献。
第二，我将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以一个从事历史著述的历史学家的超然观点来进行探讨，并将其置于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之中，从而进行类似于反思社会学或本体人类学的研讨。这篇文章分为三个不等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运动的描述，集中探讨了下面的问题，即所谓新文化史家正在做些什么?第二部分是有关史学家倚以进行史学实践的根本原则；第三部分转向背景与解释，并对下面一个问题作出可能的回答：即为什么这些人在此时此地有此特定的目标和志向?最后是一个简要的结论，探讨了由于历史学家的“文化转向”所引发的几个突出问题。
该运动概述
首先，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人参与其中呢?后一个问题更易回答。这场新运动肇始于法国(这里，它与美国和所称的年鉴学派“第三代”相联系)，并传播到许多其它国家，70年代初传入英国和意大利，八九十年代则播及欧洲其它地区：德国、匈牙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等国。卷入其中的史学家们的研究范围涉及诸多地区和时代，包括古典时代的遗迹(彼得·布朗)、中世纪、近代早期以及东亚史(哈里·哈鲁吐里安、马克·爱尔文)等。这场运动并不囿于历史学家，一些人类学家如克里福德·吉尔茨、马歇尔·萨林斯和理查德·普莱斯均转向历史领域(如爪哇、摩洛哥、夏威夷和苏里南等地的历史)，从而推进了这一新趋向。一些文学批评家也转向该运动，特别是在美国，最著名的是爱德华·萨义德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者”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所讨论的话题异常繁多，对历史学家来说(至少对于那些职业历史学家来说)，许多课题相对而言充满新意。为简明起见，我将其分为七大类别。
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如书的历史。与费尔南·布罗代尔相比较，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更多是从文化的视角而非经济的观点来进行探讨，他们想表明：人们是如何通过选择特定的衣服等诸物来达到对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丹尼尔·罗齐的研究成果是该领域的一个良好范例。
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米歇尔·福柯自然是其先行者之一。福柯之后，身体史继续扩大其研究领域并呈多样化趋势，现在其研究包括姿态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别是恐惧史和幽默史。
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lhistoiredelimaginairesocial)，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lhistoiredesmentalitéscollectives)。表象史既注重视觉的和文学的形象，亦关注头脑中的意象。无论在美国还是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都是新文化史的中心：在美国，一部名为《表象》的多学科交叉杂志在柏克利出版；而在法国，罗杰·卡提尔则在一部论文集中对此进行了阐述。这种史学风尚在法国的杰出范例当数乔治·迪比和雅克·勒高夫论中世纪对来世的想象的著作：中世纪分别有三种不同层次的人：祈祷的人、战斗的人和劳作的人，死后其灵魂将送至三个不同的地方：天堂、地狱和炼狱。在英语世界，受到福柯的启发，萨义德研究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意象，这反过来也激发了更多的相关研究，关于民族的一项有影响的研究如《想象的共同体》在1983年出版，作者是东南亚问题专家本尼迪克·安德森(即柏利·安德森的兄弟)。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的精神表象中的另一侧面是阅读史。
4.表象或表象物的社会史只是通向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的一小步。在这个领域，后来引起意大利、英国、葡萄牙及其它地区纷纷仿作的研究成果是由皮埃尔·诺拉主编，由一群法国历史学家集体合撰的煌煌巨著《记忆之点》。
5.想象的共同体和关于政治事件的记忆只是通向“政治文化史”的另一个步骤。(“政治文化”是借自美国政治学的一个术语，正在西方历史学家中日益流行。)屈维廉曾给社会文化史下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定义，即“摒弃政治的历史”，并由于这种对政治的忽略而常常受到批评。新社会文化史家已经重新发现了政治，但他们是从全新的视角来研究的，集中于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包括普通人与精英人物，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这一领域的先行者是毛里斯·阿葛洪，他研究了在小村庄层面的人们对于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从这一视角，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史，最著名的是两位北美历史学家：凯特·贝克尔(集中于观念)和里恩·亨特(着重于物质文化与实践，如，“公民”(Citizen)一词的使用已成为人们对革命表达忠诚的话语模式。)
6.话语模式一例，将我们带向了语言社会史。(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语言史本是由语言学家从事的一门传统史学学科，而另一方面，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启发，社会语言史成为了一门由历史学家来从事的史学新学科，侮辱史、礼让史、行话史、谈话史以及语言与民族和地区意识之间的关系等都属于该领域，并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7.行为社会史的另一范例是旅行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旅行日益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但研究方法一直在变。在早期的研究中，安东尼·马克扎克撰写的一部他称为旅行社会史的著作于1978年以波兰文首次出版，他重在研究“旅行共同体”及其成员在国外的行为方式。然而，当前的研究重点已转向旅行文化史，所关注的是不同世纪的人们用之于旅行的“艺术”和“方法”——受爱德华·萨义德的启发，也关注人们对异邦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常带有既定的陈见。女性旅行者及其女性视角始终是特别受关注的内容。
伴随着史学研究“新内容”的是对新史料、特藏文献和可视图象的挖掘，而不是如从前的史学家那样偏重政府文书；或者，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解读政府文书，注意其中流露出的偏见及其修辞的微妙。当然，一场新运动的新奇性很容易被夸大其辞，尤其当某人恰好参与其中。所以，为使以上所述更加严格，我将把新文化史与文化史的早期形态进行对比与比较。①传统模式的文化史试图描绘一个时代的肖像，但注重的是上层社会，认为文学与艺术的变化显示着观念与社会的变迁，雅各布·布克哈特(尤其是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860年)和约翰·惠兹纳(尤其是其《中世纪之秋》，1919年)即是其例。②高雅文化(文学、艺术、音乐)的社会史诸如阿诺德·赫塞的《艺术社会史》(1951年)或纽塞恩·戈德曼的《隐遁的神》(1955年)标志着对传统文化史的反叛，原因是布克哈特等人略去了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此风格，大众文化(图象、故事、信仰等)的社会史诸如罗伯特·芒德鲁的《大众文化》与罗伯特·莫歇布雷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反对那种认为文化属于少数人的“精英”文化史。
尽管现时的史学家关注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史却是对布克哈特描绘时代肖像之设想的回归。然而，隐含在新文化史背后的寓意与那些早期占居主流地位的文化史是迥然有别的。
新史学的原则
布克哈特及其同时代人把艺术、政治等视为多少带有黑格尔色彩的“时代精神”的诸多体现；赫塞及其时代的社会史家将艺术与政治视为构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而新史学家——至少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则相信更大程度的人的自由。他们一贯坚持并认为，个人，即使是普通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目的，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有自由的余地；从长时段来看，他们的行为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趋势也会起作用，这一点早在60年代就由爱德华·汤普逊在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提出，回顾起来，汤普逊的这部著作宣扬了某些当前新史学的主题(他被其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行批评为“文化主义”)。
社会文化史家倒转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位置，他们力主是文化影响甚至决定了政治和经济行为。历史撰写的变化几近可用罗杰·卡提尔的一句话来概括，当他谈到这些时，他称之为由文化的社会史向社会的文化史转向。所以，出现了“社会文化史”这一新的术语，意味着有着关于身体、时间或民族的文化史，也有着关于绘画、音乐的文化史。
新社会文化史有五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分别为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
1.首先，社会文化史家强调他们所称的文化为“建构”或“发现”(invention)。题目中带有“invition”或“invinting”的著作大量涌现，几可充栋：早期著作有米柯·德·塞陶的《日常的发现》(1980年)和霍布斯鲍姆的《发现传统》(1983年)；接着很快有了《重释人民》(摩根，1988年)、《非洲的发现》(穆丁比，1988年)、《法国大革命新解》(贝克尔，1990年)和《阿根廷的发现》(夏姆维，1991年)等等。我自己的书《路易十四的重构》(1992年)是这一潮流的一部分，虽然我选择了“重构”(fabrication)而非“发现”(invention)一词，但这是为了既重视王室现象的群体建构，也强调王室形象的物质层面(如石头、金属、木器等等)。
2.与对建构的相联系的是我们所知的“语言学转向”，也就是说，日益热切的关注过去的人们以何种方式谈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并且把他们如何体察或想象该社会以及如此行动视作为重构那个社会的证据。过去被认为是“硬性的”、固定的、不变的社会类别如“阶级”(或印度的“种姓”、非洲的“部落”)，现在则被认为是软性的、变动的、易转换的——就其按照所使用的日常背景而变化的方式而言。弗兰西瓦·富勒把法国大革命作为“话语”而非现实中的事件，是这种新流派著名而颇富争议的一例；在英国，加勒斯·斯德曼·琼斯对19世纪宪章运动的研究也引起了类似的争议。
3.社会文化史也常以“历史人类学”著称，其实践者常受人类学家尤其是克里福德·吉尔茨的启发。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人类学家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他们喜欢引用英国小说家L.P.哈特利的一句话：“过去即异邦，”并将时间之遥与人类学家研究的空间之遥的文化作一类比。
4.与人类学家一样，社会文化史家感兴趣的是小群体而非整个的民族或国家。例如，法国历史学家埃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就1300年左右的一个法国小村庄写了部600多页的著作；意大利学者金茨伯格则走得更远，他的一本著作则是关于16世纪一个叫蒙罗修·斯堪德拉的磨坊主的传记。70年代相继出版的这两本书引起了轰动，并激起了许多人对我们现在所称的“微观历史学”的尝试，其中包括尤纳坦·斯宾塞对中国的研究。关注普通个人的微观历史学家诸如卡罗·金茨伯格和乔万尼·列维，提倡对人的自由的特别清晰的认定。然而，相类似的态度也可在罗杰·卡提尔的著作中看到，(与德·塞陶一样，)他强调个人与群体能动的文化契合，而早先却视个人为消极的文化消费者。
5.与对个人自由的强调相联系的是对历史叙述兴趣的复兴。20年前，劳伦斯·斯通宣称了叙述史的回归，并称此为向传统史学复归的标志。但是，并非所有的叙事史都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所称的“大叙事史”。正在发展中的历史叙述新形式不是为了考察上层政治，而是要从地域层面书写社会文化史，例如，卡罗·金茨伯格与娜塔莉·截维斯的著作便将叙述技巧与新的兴趣有效结合了起来。一些人类学家正在这样做，包括吉尔茨和萨林斯，前者关注一个社群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后者则以库克船长到达夏威夷一事为例，研究了文化与事件间的相互作用。
新史学的背景
现在到了将社会文化史置于背景中或确切的说置于几个背景中的时候了。首先，像很多新趋势一样，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cl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istorieserielle)。尽管在内容上看法不尽相同，但60年代的史学家们都共同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认为社会经济是基础，而政治和文化是某种上层建筑。
那么，为何在此时有此反叛呢?对这个问题(如同心智史的其它问题)研究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可称之为“内省法”。这种内省法研究强调早先的治史方法所产生的成果令人不太满意的程度，而这些成果是史学家从其历史专业内部默察的结果。计量类型的宏观经济史或宏观社会史对于某些学者来说显得枯燥乏味甚至缺乏人性。故此，60年代的爱德华·汤普逊和70年代的理查德·科伯都批判了历史社会学或社会史，并号召让政治和个人“重返历史”。可以说，社会文化史的“发明”是为了解决社会史与日常经验相脱节这一问题的。
当然，历史学家不是惟一对人类行为的决定论模式感到不悦的人，克里福德·吉尔茨的人类学研究强调“文化的阐释”而非社会的结构－功能分析，这是发生在相邻学科的一种类似的反叛，并在上一代人中极富影响。(也许因为他推动了历史学家们沿着既定方向继续前进，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米歇尔·德·塞陶的社会学强调普通人有着以自己的方式利用消费社会和“发明”日常生活的自由，这也促进了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就J.拉康来说，他强调想象力的力量；路易·阿尔都塞和米歇尔·福柯亦起了类似的作用。我们已触及到了文化变动的综合体——通常所称的“后现代主义”。
也许不同学科的众多知识分子都朝同一方向行进，亦可能是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变动推动着他们去这样做。(你们将注意到我并不拒斥“文化社会史”)。如果要我以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变化，我将选择一个日期——1968年——一个让人马上联想到巴黎和布拉格的日期。向西，巴黎的墙上涂着“想象的权力(Limaginationaupouvoir)”的标语，相信事件的力量，“事件(Lesévénement)”；往东，“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标语使人把社会史与人的面孔联系起来；一部社会史并不囿于无名无姓的“群众”，而是寻求着个人，寻求着“人群中的面孔”。1968年的政治运动也许失败了，但其文化成果却依然重要。
这些文化成果可用我们时代的标语之一—后现代主义来概括。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不免对这个标语所隐含的寓意有所怀疑，它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类宣称毕竟常为人们所做出，尤其突出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新历法成为了与过去决裂的标志的时候。同样，后现代主义是上一代人描述文化生活中的某些趋势(包括历史的撰写在内)的一个方便的词汇。最近，荷兰历史学家弗兰克·安克尔斯密特把已在本文提到过的两个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和卡罗·金茨伯格称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但两人都拒绝这样的称谓，这是很可理解的，因为他们并不是德里达和利奥塔思想的信奉者。但是，就“后现代”一词的含糊一点的意义而言，安克尔斯密特的说法也许是对的，戴维斯和金茨伯格在社会文化史中对微观史学的兴趣和所采用的历史叙述，无不与他们关注作为历史的主体而非目的的普通人相联系。
(刘华译李宏图校)
【作者系英国剑桥大学社会文化史教授】
(摘自《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新华文摘》 200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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