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反思与启示






　

赵林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4年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访问学人

　

谈到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必须把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开端。众所周知，中世纪西欧社会处于罗马天主教的绝对统治之下，罗马天主教对西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仅限于精神领域，而且也深深地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正是罗马天主教的这种专制统治，导致了中世纪各种社会弊端的产生，造成了西欧社会积弱不振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社会的任何现实性的改革都必须首先从宗教方面着手。因此，只有宗教改革才是西方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真正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宗教改革对于西方社会转型和近代欧洲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变化的历史影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理论问题，它涉及到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及其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前提问题。欧洲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如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生长、信仰自由局面的开创与宽容精神的出现，以及最初发生的几场意义重大的政治革命（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等等，都与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宗教改革不仅成为欧洲中世纪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历史分水岭，而且也成为南北欧洲综合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关键原因。

宗教改革的最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它克服了中世纪基督教在灵魂与肉体、天国与人间、理想与现实之间造成的二元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而导致的虚假信仰和伪善道德，把基督教的宗教理想与平凡的现实生活和谐地统一起来—路德宗将神性与人性融为一体，使人类精神获得了自由；安立甘宗将上帝与「西泽」融为一体，使国家利益成为至高无上的；加尔文宗将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融为一体，使日常工作具有了神圣性。正是由于宗教改革改变了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之间的对立关系，十七世纪以后新兴的各种宗教的和世俗的世界观才得以在科学与宗教、知识与信仰、经验理性与神学规范之间寻求和解。

十六世纪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十七世纪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文化后果，一个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la），另一个则是自然神论（Deism）。《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自路德宗教改革以来持续了一百年之久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但是该和约所确认和强调的「教随国定」原则却标志着宗教专制局面的结束和宗教宽容精神的出现。正是在宗教宽容的基础上，现代科学与民主的发展才成为可能。自然神论作为一种产生于英国的宗教信仰形式，对于十七、十八世纪西欧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知识精英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是那些著名的哲学家如英国的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辛等，而且连当时最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牛顿、惠更斯等人也都是自然神论的信奉者。如果说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特点是以《圣经》的权威来取代罗马教会的权威，那么自然神论的特点则是以理性的权威来取代启示的权威。

自然神论将自然理性确立为宗教信仰的基础，把自然世界看作是一个充满了和谐与智能的作品，而把上帝看作一位具有无限理性能力的创造者或设计者。自然界的规律或秩序处处都体现着上帝匠心独具的至高智慧，但是上帝一次性地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的运行，任凭自然界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力学三定律来运行。自然神论以一种非常机智的方式处理了宗教信仰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二者之间的关系由相互对立转变为彼此互补。在批判和扬弃自然神论的基础上，康德的道德神学、施莱尔马赫的感受神学相继产生，它们重新确定了科学与宗教、知识与信仰的各自适用范围，协调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深刻地影响了既有科学知识、又有宗教信仰的现代西方人对于自然世界和内心生活的基本态度。

追溯宗教改革运动以来西方宗教思想的这种变化，对于中国人理解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反思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学术界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西方推动说，该派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西方现代文化挑战或冲击的结果；二是新儒家观点，该派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在宋明理学中就已经内在地包含了一种现代化转型的要求和能力；三是明清启蒙论，该派认为自从明朝中叶以来，在中国文化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挑战的启蒙思潮，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后两种观点固然都可以在历史事实中找到支持自己理论的经验根据，但是它们都必须首先面对如下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宋明之际中国文化有无进行根本性变革的现实需要和历史必然性？二是仅有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而无大众文化的价值变革能否导致文化的转型？对于第一个问题，宋明之际的中国文化正处于辉煌的颠峰状态，它根本不像宗教改革前夕的西方文化那样迫切地需要变革。至于第二个问题，很显然，少数知识精英的思想批判是不可能改变一种文化的基本特性的，只有像宗教改革这样的普遍性的价值变革，才会使文化发生根本性的转型。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宋明之际找到许多现代文化的萌芽形态，如商品经济、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但是这些处于萌芽状态中的现代化因素，在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形成挑战之前，却迟迟不能生长成为一种强大的现实性力量。在宋明之际，虽然在少数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儒家的还是反儒家的—中已经产生了一些新兴的启蒙思想，但是由于缺乏一种历史契机来使这些启蒙思想深入民心，因此这些思想只能囿限于学术的象牙塔中，并没有对现实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换言之，宋明之际的中国只有精英阶层的思想启蒙，而无大众文化的改革运动。正是由于这种只有精英阶层思想启蒙、而无大众文化改革运动的现实状况，使中国文化不可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转型。只是在西方现代文化冲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固藩篱之后，中国文化才启动了现代化转型的现实过程。

但是，在启动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推动说，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始终都必须在西方文化的阴影之下进行。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东方，真正的启蒙都是分两次完成的，第一次往往是借助外来文化而破除自身孤陋蔽塞之蒙昧，第二次则是独立地运用自身的理性来破除一切权威崇拜和偶像崇拜之蒙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及其所引发的西方文化变革对于我们的启发作用，主要在于对现代化转型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的思考，而不在于对中西文化的现代化过程的简单模拟；它的重要意义是使我们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不是超越时空地去进行邯郸学步式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