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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
——《新保守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自序
萧功秦
【作者按语】
在这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中，我回顾并反思了自己思想发展历程，同时，也提到了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以及我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同情态度，特将本文寄给《世纪中国》，以作为对旷新年先生信中所提问题的回答。
此外，在本文中我还提到，以个人权利与竞争活力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以秩序与稳定为核心价值的新保守主义，以公平与防止社会两极化为基本诉求的新左派，在一个充满矛盾的生气勃勃的转型中的中国，无疑都有其存在权利。这种思想的分化与多元化，反映的正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相反。刚从传统的板块型社会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界，要习惯于这种思想分化，并学会适应这种思想分化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在清流式的意气用事中相互攻讦。
希望大家以实际行动来保护学术环境，让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变得更成熟些吧
一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权威主义与保守主义，几乎就是家长制、专制政治的同义语。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潜意识中，它如同皇权、帝制一样，是导致中国落后、愚昧、贫弱的根本原因。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传统专制统治的国家，人们对于专制权威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而保守主义，在自本世纪以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贬义词。人们自然会认为，一个知识分子主张权威主义与保守主义，如果不是由于政治上极端落后于时代，就是政治品格与动机上有问题。然而，在中国变革过程中，出现主张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潮，其原因却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密切有关。新保守主义是作为政治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思潮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如果把政治激进主义称之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思潮的话，那么，新保守主义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思潮，它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现存体制内的制度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推进变革的杠杆，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蜕变与现代化转型。如果说，新保守主义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肯定传统资源在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价值的话，那么，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是新保守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作为激进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更具体地说，中国历史文化的沉重包袱，文化专制对个人自由的压抑，传统官僚集权体制的腐败无能，是激进主义思潮得以滋生的天然温床。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无论是近代变革还是八十年代的当代变革，均存在着这样一些共同的历史因素：长期的文化专制、传统体制严重的内部危机，中外文化的强烈反差所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西方文化的示范效应引起的简单的仿效思维，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就使得在改革初期阶段，支配人们作出政治选择的主流思想与心态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激进性与浪漫性。这种激进思维与政治浪漫主义心态表现在，简单地搬用西方现成的民主制度模式，快刀斩乱麻地、毕其功于一役地破除既存秩序，把现存制度视为现代化的根本障碍来加以废弃，并迅速地引入西方行之有效的体制，以为如此就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几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信条，根据我对中国近代变革的历史的研究，这种激进的浪漫的政治选择与价值取向，在戊戌变法以来，就成为中国变革运动的思想主流。
正如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历史所表明的，这种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的直接历史后果，不是引起保守顽固派的反动，就是因制度层面的"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而引发严重的政治失范或社会整合危机，更有甚者，在这种日益严重的变革型失范危机中，人们会进而产生一种绝望的"文化地狱心态"，形成以建构抽象的理想兰图为目标的乌托邦主义，并以此来重建新秩序，这样，便形成激进主义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就会出现一种以批判激进主义、以主张渐进与稳定为主旨的现实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也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本书作者，正是在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在批判地反思中国八十年代后期的激进变革思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的。本书收入的三十余篇文章，从政治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与历史学这些不同角度，来论证了新保守主义的现代化思想的合理性，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史与当代变革中的激进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反思。
作者认为，要理解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思潮冲突，本书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和解释框架。几年以前，就有一位西方学者在与我交谈时说过，新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思想史意义，未来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末的变革史的学者，将不可能绕过激进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以及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思想论争。事实上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是因为这场思想论争涉及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是非之争，而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矛盾问题。它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关注中国现代化转型问题人们注意的重要问题。
二
事实上，作者曾经生活在一个充满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革命狂热的时代，并深受这种时代思潮的强烈影响。生活在当今中国大陆四五十岁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六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渡过了激进的造反岁月，有一种反叛正统僵化的官僚体制的朦胧的理想主义，这一代人在"破四旧"的大游行中，在广场上手挽手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感受到长期受压抑的青春激情得到宣泄的快感。正因为如此，对于浪漫主义所赋予人们的那种冲决罗网时巅峰生命体验，有一种切身的感受。也许，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整整一代人，会象大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学生那样，会如此广泛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承受到政治浪漫主义魅力的吸引。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具有多义性，至少对于这些受浪漫主义的诗情梦幻所支配的人们来说，这种悲剧，提供了批判地反思人类都体验过的这种精神状态的丰富的资源
.《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所批判的思潮对象是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化初期及八十年代以后的政治激进主义，这种思潮产生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开始进入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动的新的历史时期，产生于改革者在追求民主这个伟大而崇高的目标的过程中。而这种激进主义的心态基础，则与政治浪漫主义所追求的"审美体验"有关，如果没有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切身经历，没有这样一种被学者所说的"支援意识"，作为我研究问题的基础，我也许没有足够的权利，去写出我想说的那一切。
一个曾经经历过浪漫主义洗礼的人，为什么会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主张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是什么原因使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初的主攻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转向当代政治与思潮研究？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对于理解新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过程，也许能给读者更为具体的感受。
当我在上海市郊的一家工厂通过十二年的自学，在一九七八年以同等学历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生时，我当时心中唯一的心愿，就是成为一个专业的中国古代史学者，南京大学优越的学习氛围，名师的渊博学识与研究室丰富的中外史籍，以及元史本身的魅力，实际上为实现我的心愿，提供了令人羡慕的条件。然而，我却不知不觉发现，近代中国的历史变动，远比古代历史对我更具吸引力。其原因也许现在很好理解：近代中国与八十年代中国，恰恰是两个具有"历史同构性"的时代：旧秩序的保守僵化对人们心灵的禁锢，西方的挑战的巨大压力在人们心中产生的焦虑感，在强烈的中外文化反差与工业与民主文化的示范效应影响下，以直接仿效西方制度，来作为中国实现富强的政治选择，深受压抑的知识分子对自由的诗情向往，处于旧体制瓦解的时代，对一切权威的可以理解的警惧心理，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可以说，是贯穿十九世纪未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思潮的主线。而这一切，又以惊人的相似性，在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新的变革时代重演。
当我从研究中发现，近代这种导致激进主义的共同的心态特征，自从戊戌变法、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以来，就对于当时人们的政治选择产生消极影响时，当我又从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心态中，发现与前人相似何其乃尔时，作为一个关注民族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对此由此引起的历史后果无动于衷？
三
现在回顾起来，我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研究的兴趣，是在一九八六年以后。那时，我在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的议会政治的过程中，发现这种制度之所以失败，与这种体制无法适应中国当时社会生态结构有关。而这一历史事实，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正统历史学界均没有予以充分重视。此后，我又注意到拉美国家，尤其是墨西哥迪亚士的军事强人政治，与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以后建立的强人政治有惊人的类似之处，我还从东亚的现代化历史中注意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整合政治秩序方面，确实具有落后国家的早期民主政体所不曾有过的功效，从而意识到这种新型权威政治，在后发展国家特定阶段所具有的普遍性。于是，我就在研究中提出了近代以来后进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新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我把新权威主义定义为"后发展国家中作为对议会政治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上述的观点，形成于一九八七年。一开始仅仅体现在我所开设的《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研究》的讲课中，我并没有发表文章去著书立说，更没有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当代的变革问题。当时的我还是一个纯粹的学院知识分子，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到了一九八八年八月，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从学院的历史学走向对当代改革的政治学研究。由于一个朋友的推荐，我参加了北戴河举办的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就是在这次会上，我作了一次大会发言，内容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的三次历史选择，发言中，我把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失败之后出现的新权威主义，看作是继传统政体下的政策创新、议会浪漫主义之后的第三次现代化选择。我指出，由于中国没有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自发的现代化力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议会政治，是一�"无根"的政治。它不是基于中国社会内部的要求，而是基于西方外来文化的示范作用，由于西式的政治体制无法对落后的社会结构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引起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与失范效应，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强人袁世凯夺取了政权。我还指出，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客观上具有通过权威政治这支"看得见的手"，来创造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它最终为在社会稳定条件下促成社会结构的根本变迁，为建立真正有根的民主政治创造社会经济基础条件。我的结论是，虽然这种新权威主义存在着向传统权威主义蜕化的某种危险性。但比较起完全不切实际的政治浪漫主义�"虚拟民主政治"，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这一观点，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多年以来第一次正面地肯定了一种新型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在落后国家现代化初级阶段的合理性，并对落后国家早期的"虚拟议会民主"提出了质疑。这种思想主张潜含着这样一层意义：即中国的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还不成熟的条件下，超前的议会民主政治，对于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很可能是一种空洞的、超前的"精神消费"。
事实上，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民主派一样，沉浸在对民主政体的诗情梦幻中，完全没有意识到，无根的民主与有根的民主存在着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区别。
我的观点在会上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对这次北戴河会议报道的文章中，介绍了我的观点，可以说，这是中国报刊上第一次正式出现"新权威主义"名词。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次北戴河讨论会上，我虽然最早提出了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但却还没有运用新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来分析中国当代改革中的民主与权威问题。然而，这次发言所表达的信息，不久后却被北京一批敏感的青年学者感觉到了，此后不久，他们就使用了"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来表述这样一层意思：民主政治只有在经济条件成熟时才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改革的当前阶段，应该建立的是一种强有力的新权威，应付现代化的挑战。这样，在一九八八年秋冬之交，"新权威主义"便成为一种冲击波，在北京与上海的知识分子圈子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到了八九年一月，十分凑巧的是，北京与上海的新权威主义改革理论的主要提倡者几乎在前后两天内，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的全国性报刊上各自发表了有关新权威主义的文章或谈话录，于是南北新权威主义就正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登台亮相。
更具体地说，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虽然是我最早提出，但作为一个当代政治概念，则主要是一些北京学者在北京使用开来，并首先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产生影响的，而以后则由我作为上海的代表人物来作出呼应的。至于南北新权威主义的异同，我在收入本书的第四篇文章"当代改革中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一文中作了分析比较。
与北派新权威主义相比，南派新权威主义，坚持更为彻底的新保守主义的立场，即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均反对激进主义的变革观，我主张运用现存政治体制资源，作为推进变革的杠杆，在稳定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渐进的社会结构变迁，我的"论当代浪漫主义改革观"一文所表述的观点，大体上体现了南派新权威主义在经济改革的态度上不同于北派的的思想主张。在该文中，我系统地对八十年代后期改革中的经济激进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提出中国改革必须做到"步步为营、稳札稳打、循序渐进、缓进待机"，并提出，经济激进主义导致的失范，在激进思维的引导下，必将进而引发政治层面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与危机。
四
在八十年代中期的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一个提出新权威主义的人，从一开始就自然会受到人们的误解。想当年，各种有关我的谣传纷至沓来。有的把我当作政治品格上邪恶的人物来看待，有的则把我说成是有某某政治背景。有一位朋友在听信谣传以后，甚至还写信给我，要我"退回某某提供的研究赠款"，否则就与我"断交"云云。九十年代以后，海外又引发一场有关新权威主义问题的争论。针对我所提出的新保守主义，更有一位人士著文称"新保守主义"乃是"人性之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直到前几年，有些刊物在提到我时，仍然把我视为某种政治势力的理论代表人物。多年以来，我已经相当习惯于被人们作种种揣度误解。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误解，随着人们认识的变化，随着激进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逐渐淡出，已经大为减少。
在我看来，受到误解，乃是提出一种一时不被人们理解的思想主张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颇想通过一个具体事例，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我记得，那是一九八九年年初，在上海举行了一次有关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会，几乎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对新权威主义的理念抱强烈的批判态度，每个人限定只有十五钟的发言机会，这就使我这个孤军奋战者对许多批评观点没有任何申辩反驳的机会。从表面看来，这是一次激进民主派"声讨"新权威主义而大获全胜的讨论会。
会议结束时，我只说了一句发自内心的伤感话："如果大家都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了"。 当我回到家里时，两位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反对我的观点的朋友，也随后赶到我的家里，他们说，我在会议结束时所说的那句话的真诚情感，颇使他们感动，虽然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作为朋友，愿意听听我的倾诉。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含着眼泪，抚摸着刚从学校放学回家的八岁的女儿的头，对他们说：如果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由于我们这一代的过错，而在中国重演，如果中国再次出现乱世与反复，这些孩子将经受怎样的苦难？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们的未来想一想？
其中一位朋友在听了这一段话以后，当时对我说，他虽然并不同意新权威主义，但我不妨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让别人从你的文章中理解你，那且不是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一直把这位朋友的话记在心上，如果不是他的勉言，也许这本书还不可能呈献在读者面前。
如果读者问我，在这场思想公案十年以后的今天，如何客观地评价新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思潮在当下中国的积极意义与不足之处？
在我看来，新保守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以及对一切政治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思潮的警惕。平心而论，新保守主义只有在作为激进改革思潮的对立面时，它的存在才具有实质意义。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新保守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对激进主义的健康的制约力量而有其存在价值。
然而，新保守主义的理念也有其不足之处，即它对权威的稳定功能所作的辩护多于它对权威的批评与警惕，而且，它自身也缺乏对权威腐败进行独立批判的核心价值。这时它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当新保守主义为了批判权力腐败而诉之于对权力的社会监督时，往往会从自由主义话语中获得思想资源。由于当下中国的自由派主流已经放弃了激进主义，变得更为务实、温和，更为重视民主的社会基础与经济基础，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已经没有当年那样泾渭分明的界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如果自由主义在某种危机心态的驱动下走向激进化，新保守主义者又会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
在我看来，以个人权利与竞争活力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以秩序与稳定为核心价值的新保守主义，以公平与防止社会两极化为基本诉求的新左派，在一个充满矛盾的生气勃勃的转型中的中国，无疑都有其存在权利。这种思想的分化与多元化，反映的正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相反。刚从传统的板块型社会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界，要习惯于这种思想分化，并学会适应这种思想分化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在清流式的意气用事中相互攻讦。
最后，我愿引述我在我在当年答记者问时写下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是产生各种浪漫主义的沃土。深受传统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开放伊始的时代，也许比任何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更难拒绝浪漫主义诗情梦幻的诱惑。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焦虑与愤懑，需要经由某种"登仙般的飞扬感"来释放，来表达他们对公平理想的渴求。他们必然要抓住某些抽象的理念，以亢奋的激情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一个贫穷、落后、充满历史带来的种种实在的或潜在的危机与创伤的古老民族与社会现实，又最无法承受浪漫主义的政治设计的悲剧性后果。正因为如此，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对自己民族负责，更需要拒绝浪漫主义。当我们通过反思，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苦涩的反思，抛弃了政治上的"唯美主义"，而回到现实中来以后，我们获得的决不是一个"灰色的世界"。我们有着太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要承负起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这无疑是一种可以使百年来的先人欣慰，可以使百年后的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我们可以在这种承负中感受到此生的价值与意义。一个对自己民族怀抱着真挚的爱心与理想的人，当他又同时具有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时，他便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梦幻诗情的理想主义时代，是人们在为美丽的理想献身中，在为乌托邦激发的青春热情中体现人生价值的时代，走向新世纪的人们，怀着一种略带温情的敬意与伤感，怀着理性、坦诚与热忱与来与这个时代告别，也许是对这个浪漫时代的先驱者们的最好纪念。
（《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年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