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萧敢 [天府评论 www.028cn.com]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新经济史学的方法，重点分析了意识形态这一要素，对中国制度变迁的作用和影响。从一个侧面，试图解释“李约瑟之谜”。
[关键字] 制度变迁,意识形态,稳定性
思想观念是一切力量中最强大的经济力量.
—凯恩斯
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这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提供给人们的一种价值观念.诺斯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用于克服搭便车,道德危机和偷懒行为的社会工具,是节约制度动作哦一种有效机制.我们采用希尔斯的定义:意识形态是对人和社会,及与人和社会有关的宇宙的,认知的与道德的信念的通盘形态.(Shils,1982)
诺斯通过对制度，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这一主轴的分析，构造了一套以制度理论为核心，三大要素为框架的经济史分析方法。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是新经济史学的三块基石。
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
本文尝试从意识形态这个角度，来部分地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最先在中国产生“（即所谓的李约瑟之谜）这个问题。
中国制度变迁阻碍综述
综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中国是一个一元化的社会，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具有令人惊奇的结构稳定性。事实上,中国社会从春秋时期开始,就不断的经受着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力量的冲击。外部有较早阶段的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近代有西方诸强从东南沿海打开国门.内部则是具有周期性规律的农民起义和战乱。但无论是何种打击，都无法改变中国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小农生产方式。
中国经受的冲击不可谓不大。南北朝时期全国人口锐减2/3,元代和清代都有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统治全国土地，近代更是几乎沦为西方殖民地。但这一切都没有能改变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对比西方社会，在渡过了黑暗的中世纪以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迁，爆发了工业革命。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在那么长的几千年时间里，严重阻碍了中国可能会发生的制度变迁呢？
遵循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问题来思考这个问题。哪一群人控制着生产资料?在何种程度上他们利用这种控制来剥削其他人?现存的意识和信仰是如何维护和强化现存的阶级关系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如何受到阶级结构影响的?
诺斯指出，制度的形成不是靠一部法律可以解决问题的。制度是人们长期博弈的结果，
这种博弈导致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耗费可以看作人类经济史对制度建设的投资，也就是所谓的“交易费用”。而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系列的过程，后一步的变迁依赖于已往的改革路径。布罗代尔也指出：稳定的等级结构保障了制度投资的连续性。
布罗代尔揭示了西方社会历史上等级结构的意义。在西方，个人成功虽然并不少见，但历史却反复不断地念同一本经，就是说，个人的成就几乎应归功于到处钻营、力图逐渐扩大其财产和影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野心在耐心的配合下，长时间地延续下去。孕育这资本主义过程的资产阶级创造了或利用了坚固的等级
制，后者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支柱。如果注意到名门世家的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的缓慢积累，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在几百年内，资产 阶级一直寄生于这个特权阶级，留在它的身旁，危害它，利用它的错误、奢侈、闲散和缺乏远见，往往通过高利贷攫取它的财产，最后挤进它的行列。
布罗代尔还剖析了中国历史的特征。中国的社会纵向流动性似乎比欧洲大，稳定性比欧洲小得多。科举制度意味着人人都有当官和升官的门路。虽然考试并非绝对没有舞弊，但它在原则上对社会各阶层都开放，其门户远比１９世纪的西方大学开得大。但是，新登高位的官吏所获利益仅仅及于自身，他们在职期间积
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欧洲那样的大家族。财势过大的家族又常常招致怨恨，并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要被集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
华人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印证了布罗代尔的分析。黄仁宇发现，王权侵害富人的利益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明朝朱元璋热衷“吃大户”，“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钱穆的分析则更深入。他认为，中国过早地形成了平民政治
。中国历史上先后有过贵族政府、军人政府和文治政府。中国读书人多出身于农村，实行科举制度后，做官者与农村的渊源很深，并使城市文化乡村化。这种情 形当然不利于商业文化的积累。因为官员的产生不大依赖于财富，而比较依赖于偶然的才智，所以不仅中国的贵族“富不过三代”，甚至“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皆匹夫”。
索罗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钱穆曾指出：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导致对技术需求的垄断，特别是对技术人才的垄断。欧洲的分割造成了竞争，包括了技术竞争。近２０００年前的东汉末年，太学生已多至３万人，但这些学生被朝廷所吸引，怎么会迷恋被朝廷鄙夷的技术发明呢？中国的技术发明于是成为了皇权的奴婢。
一个简单模型
我们可以用一个模型来描述中国的社会结构。
稳定集：冯。诺伊曼和摩根斯特恩提出了一种集体博弈的对策解，称之为分配向量的稳定集。（又称冯。诺伊曼－摩根斯特恩解）。
N人合作对策的稳定集S(V)市满足下面条件的分配的集合：（1）若x,y∈S(V),则x必定不优超y,y也不优超x(内部稳定性)；（2）如果z S(V),则必定存在一个x∈S(Ｖ)，使得x优超z(外部稳定性)
稳定集将所有的分配分成2类:一类在稳定集内,另一类在稳定集外.在稳定集内的的分配不一定使所有的联盟都感到满意,因为有可能稳定集外的某个分配在此联盟上优超它.这样,这个联盟就会要求改用稳定集外部的那个分配.但是稳定集的含义,对此分配又必定有稳定集内部的某个分配优超它.这样,被优超的那个联盟又会要求回到稳定集内.总之,这种”拉锯式”的谈判总有一种拉回稳定集内部的力量,而稳定集内的分配则互相不优超,说明这些分配具有同等的凝聚力,在它们之间不再有互相变动的内在动力.”稳定”的含义就在于此.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包含着诸多不稳定因素的稳定集。而不平等是一切不稳定因素的最根本原因。正如诺斯指出的，对要素分配的“恰当”评价，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性
独立宣言中所说的公平,指的是机遇的平等而不是内容的平等.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因为八股取士的制度存在,给人一种机遇平等的错觉.因此,人们更重视的是内容的公平性.内容的公平性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财富上的不平等,第二是权利上的不平等,第三是名誉上的不平等.这三者互有联系,但并不同步.比如中国古代的商人，在财富上很富有，但在名誉和社会地位上并不高。
莫顿.弗莱的在他的名著<政治社会的演进>中指出,社会的公平性是随着社会的演进而逐渐降低的.在最早期的游牧社会形态,社会是很公平的,可以称为”平等社会”.因为游牧的特点,造成财富很难积累.人们的财富就是一些牲口,一场暴风雪或者瘟疫,就足以使一个富裕的人倾家荡产.因为财产的不确定性,因此整个社会没有鲜明的等级和阶级,这样的社会是最公平的.摩尔根对古代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进行研究以后说，“在很大程度上生活中的共产制是印第安部落的必然结果。在他们心中，还没有产生任何可见程度的个人蓄积的私欲。”
游牧社会在中国的时间非常短,中国的汉族从春秋时期就以农耕为主,并在以后各个时期和周边的游牧民族不断的融合.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马克思在称之为奴隶社会,从公平的角度看,不妨称之为”等级社会”,种姓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中国除了在蒙古人统治的较短时期内，也并不存在类似于古印度的等级社会。
更高的一个阶段,不妨称之为”阶层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这个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面分析的不平等性充分的显露了出来。在中国，长期以来的主要矛盾存在于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农民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最多，也是历次内部革命变动的主要力量。
社会不平等又是怎么来维持呢？上层社会主要采用2种方法.一种当然就是武装暴力。国家在组织暴力上，毫无疑问的具有比较优势。国家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国家通过提供“保护”和“公正”等一系列服务，来换取社会的税收收入。国家组织的暴力见效快,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国家,或者说社会上层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当然是公共事业,水利,防务等功能,也就是斯密所说的”守夜人”.另一个方面就是维持这种制度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守夜人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强化制度本身.制度本身具有正反馈的特点。随着自身的稳定，它对社会的作用力也就更大。这种作用力反过来使制度更稳定。
另一种就是”意识形态”了.“意识形态”能使人们从主观上相信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甚至只是一种错觉.意识形态虽然没有武力那么直接，但影响范围更大，作用时间更长。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保持社会稳定的灵丹妙药。
经济是嵌入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
—布罗代尔
中国的意识形态内核
林毓生解释说,意识形态可以根据其系统性,封闭性与依赖”奇里斯马”型人物的领导的程度区分为弱式的与强式的意识形态.
1系统性.所谓系统性,就是把系统中其他成分整合于一个或几个显著的价值,如平等,解救,种族主义等.在中国,这就是孟子所谓的”王道”,也就是政教合一的天子制度.儒家思想揉杂了阴阳五行学说以后,”天子”之位乃是人间秩序的中心与制高点的观念,就变的更为牢固了.
2封闭性 封闭性就是意识形态对外界封闭程度的强弱.中国早期意识形态并不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例如佛教思想在魏晋时期传入中国,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汉化了.到了唐以后,意识形态的封闭型逐渐增强,伊斯兰,基督教等西方思想都没有能够真正的渗透入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中.总体来看,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封闭型是非常强的.
3”奇里斯马”型人物.这指的是一种强式意识形态他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形成和传播思想的人.中国从来不缺少这种人物.传统思想的形成者是”孔子”,传播者有很多,朱熹则可看作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他能赋予人们确定的方向和奋斗成功以后美好的远景,因此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具有以上三方面显著的特点,是一种非常强的意识形态.强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自我封闭性,往往与现代知识隔绝,甚至与常识隔绝.强意识形态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降低交易费用而产生的,但它强到一定程度就反而成为阻碍进步的巨大的阻力.这就是”意识形态悖论”.
下面就具体分析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控制.
－韦伯
政治秩序
中国的传统思想,主要受到儒,道,释三种思潮的影响,尤其以儒家思想影响为大. 儒家的思想是一元化的,主张”政教合一”,”内圣外王”的天子制度.从汉代的董仲舒”独尊儒术“起，儒家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主流的思想。到了宋代以儒家的”四书“科举取士，儒家的绝对统制地位更是不可动摇。
韦伯提出了”理性化制度”这个重要的概念.理性化制度是指一些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是经过各利益集团的反复谈判,争议,斗争而形成的一些成文的行文约束,体现在一定的法律程序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某种社会权利机构的保证下得到执行或强制执行,不因具体情况的差别而有所变化.它排除了个人的专断和偏好,使一切行动都建立在功能关系上,具有精确性,速度,清晰性,持续性,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降低物力和人力消耗等等的特点.
理性化的制度可以改变人的行为预期,它体现的是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就是把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都纳入可计算的范围之内,使人们的行为具有最大程度的可预知性和稳定性.这样,市场运行才能有秩序,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得到提高.但正如韦伯所指出的,中国的儒教是一种不计后果的价值理性.单纯建立在价值理性的基础上,现代化很难实现.
在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念延误了政治精英投身改革事业。而且，一旦政治精英转向改革，权威的集中又会妨碍和平的同化过程。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自然环境和心理素质
不同的意识形态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的专门化。马克思就曾指出，意识形态依赖于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意识形态的差异首先从与环境作斗争的不同地域的组织的经历中体现出来，继而渗入不同的语言，宗教，习惯和传统。（诺斯，1991）
受到地域和气候环境的影响,中国人的心理和欧洲人的心理是截然不同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的。中国的地理环境复杂，交通从来不是很便利。而气候温湿，适合农业耕作。在这种环境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最适合的。而这种农业模式，也就决定了文明最初的制度和文化。
而欧洲社会，大多数地方气候要寒冷干燥一些，而土地则非常平整，交通便利。这就决定了欧洲人必定发展粗放式的畜牧业。
系统的开放度和对环境的适应力是理解历史上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的关键所在。（陈平）欧洲人因为生产方式，逐渐形成了发散的心理。欧洲人总是感觉周围的空间不够，因此有强烈对外扩张的倾向。而中国人与之相反，对空间是非常节约的。以至于中国人时常感觉人口的匮乏，因此中国社会的人口增长一直是很快的。欧洲人特别容易接收耗费资源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而中国则很排斥这类创新，更容易接受节约资源多使用劳动力的技术。而前者正是市场化大生产的基础。
血统关系和家族世系
中国人对于家族的概念，比西方看重的多。中国家族的一家之长，拥有很大的权利，个人的行为很大程度受到家族的约束。个人的社会利益,很大程度上内化成为家族内部的利益.
在较为安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家族的发展一般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变，即依次由不完整家庭、小家庭、大家庭发展为继承式宗族、依附式宗族及合同式宗族. 家族组织也在普遍发展中，反映出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与财产关系的共有化。而家族体制正是市场体制的最大的敌人.家族的社会化,抑止了市场化的倾向,是制度变迁中无法逾越的阻碍.
中国的继承制度也和西方不同。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遵循长子全部继承的惯例。这样，就保存了财产的完整性，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而其余的儿子从小就知道将来无法继承财产，因此很早就树立了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观念。与之相比较，中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诸子平分的继承制度。一个人的积累，到他死后又分散开来，再隔一代，就变的更少了。所谓“富不过三代“，正是这种传统的继承制度，影响了资本的积累。这项继承制度，对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变迁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
宗教文化
儒家思想是绝对重农抑商的，讲求仁义，与西方的基督教精神是完全相悖的。马克思.韦伯指出，西方新教徒出于对新教精神，对资本积累的狂热追求，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重要原因。而与之相比，中国的儒家思想就严重的阻碍了资本积累。与凯恩斯的“animal
spirit”相对比，儒家说的是“子罕言利”。对于有一定积累的富户乡绅，并不提倡继续扩大资本，而是劝导他们用自己的财产做好事，投资公共事业，所谓“修补百步道路而驱除白病”。白乐天有一首诗，形象的描述了这种思想。“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船从此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阳狱化阳春.我身虽没心长在,暗施慈悲于后人.”
与儒家思想相对照，佛家和道家的思想显的更保守，更封闭，更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佛家讲求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提倡一种颠倒的世界观。佛教主张戒除贪，嗔，痴的欲望，正好于斯密的“经济人“假说相反。劝人不去追逐经济利益，这当然是阻碍市场经济制度演进的。道家思想也与之类似，主张清静修炼，追求长生不老，而金钱资本都是妨碍这个目标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三种思想在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影响各不相同。但这三者都反对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资本主义精神没有立足之处，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无法长大了。
文化决定命运
－李光耀
小结：
无论马克思还是韦伯,帕森斯都把物质生产或经济活动看成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物质方面.而把政治革命看成社会变迁中的主观过程,是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方面.
西方近代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诺斯所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中国缺乏这样一种现代化动力.直到近代,社会结构的变迁仍然是一个人为的选择过程,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也就是说是从上而下的,即诺斯所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究其原因,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象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的,或者是那种程度的文化革命. 革命反抗并没有从主观上改变这种意识形态.中国历代的内部反抗，最终实现了朝代的更替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但它从来没有改变内生的意识形态。相反，社会最上层为了维持这样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反而更进一步强化这一套意识形态。封闭的小农的意识形态，就随着这样的路径被反复强化，最终成为市场制度无法逾越的障碍。
Elvin说，中国自宋代以后，落入了一个“高均衡态的陷阱”。因为从宋代起，经济上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重要的技术变革（Elvin,1973）。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个“高均衡陷阱”正是由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并得到不断强化的意识形态构成的。
意识形态，是阻碍中国制度变迁，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参考书目]
陈平, ,2000，文明分岔,经济混沌与演化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亨廷顿,1989,变化社会中的经济秩序，上海三联出版社
黄仁宇，1990，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台湾联经出版社。
林毓生, 1996，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
帕森斯,1989，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
诺斯等,1989，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诺斯, 199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诺斯,1994,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
潭崇台，1998,现代西方阶级学，青岛出版社
杨小凯, 1997,当代阶级学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