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经济转轨有两种主要方式，其中的一种，由德瓦特里邦和罗兰（Dewatripont and Roland，2000），麦克米兰（McMillan，1996)、布兰查德（Blanchard，1999），及罗兰（Roland，2000）综述。这种方法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清楚地说明假设和预测，具有正式模型的所有优势。它的缺点是大多数正式模型都是局部均衡模型，不能描述内生交易费用和劳动分工的网络规模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
这种正式模型也太简单而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
在最近关于渐进式转轨和震荡疗法转轨的相对优点的论战中，渐进主义的观点处于绝对优势。（见罗兰，萨克斯和胡，Roland，2000;Sachs and Woo，1999）.这部分地源于经济学家们缺乏宪政思考。一些赞成渐进主义的经济学家只看到不同转轨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了结论。要理解这种看法为什么不恰当，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如果19世纪法国的宪政转轨是渐进式的话，是否转轨将更加成功，人民的福利更加改进？
因此，另一种不涉及正式模型的转轨经济学，迄今为止在政策制定中非常具有影响，这类研究包括以拉迪（Lardy，1998）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的经济后果的非常注意细节的文件记录，和以诺思（North,1997），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钱和温格斯特（Qian and Weingast，1997），萨克斯（Sachs，1993），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为代表的对政策与历史的描述性分析。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的一种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1988），易纲（1988），平新乔（1988）和孟庆国（1988）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它的财产处置权和排它的财产获益（正或负）权（见Furuboth
and Peijovich，1974）。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于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计委对长期投资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有决定权；物价局对物价有决定权，劳动局对人事安排有决定权，政府各工业部对中期投资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决定权；管理者对日常管理决策有决定权。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征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张维迎(1986，1999)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
张五常（Cheung，1974）与史莱佛和韦斯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2，1993）发展了一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于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于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意味着，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也许在官员们的潜意识里）。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因而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当理由的话，我们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
为什么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预见苏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冯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及史莱佛的社会主义的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仍在进行的关于震荡疗法和渐进主义的论战相关。萨克斯（Sachs，1996），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和杨（Yang，1994）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现在将概述这个答案。
如萨克斯和杨（Sachs and Yang，2000）里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特别地，黄和杨（Ng and Yang，1997，见Sachs
and Yang，第15章）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信息和个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由社会试验带来的信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表明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劳动分工的模式试验得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信息越多，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信息，当人们缺乏组织信息时，在试验复杂的劳动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这表明经济发展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
然而，如黄和杨（Ng and Yang，1997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15章）所示，如果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层次而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于由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信息为后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于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不能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
为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简要地勾勒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如下：
（1）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国有企业的高利润被用来模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重工行业比轻工行业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所创造。依据史和杨（Shi
and Ya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12章）的斯密模型，重工业的高增长率通过增加生产的迂回生产链条和生产资料行业的收入比重来实现，这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方面。
更一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诺思（North，1994），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
关于转轨经济的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尽管有1950和1960年代工业化的成果，改革开始时中国非常贫穷，很大程度是农业经济，农业雇用了71%劳动力，并被课以重税支持工业，社会保障网只提供给国有部门，占大约20%人口。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导致很低的区域专业化和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整个经济与苏联经济相比，有少得多的中央计划和管理。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并发展起相当大的管理能力，这一切为更加分权化的经济做了准备。国有工业企业也得到补贴，但交叉补贴与苏联比并不普遍。因为农业部门被那么严厉地控制，控制一旦解除，立即有所报偿……就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经济，伴随着比俄罗斯规模大得多的重新分配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转轨。相比中国18%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而言，在前苏联，85%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Sachs
and Woo，1999，表6）。从1985年起，在苏联体制下，可能前苏联劳动力的99%（包括在国有和集体农场的14%劳动力）被给予“铁饭碗”（见Cook，1993对苏联工人保障的详尽的文件记录)。在东欧经济里，极大部分工人也享受相似的保障。
据杨、王、威尔斯（Yang，Wang and Wills，1992）所记载，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仍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社会。尽管通过模仿苏联的工业化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城市发展了很高的劳动分工水平，1978年前中国农村商业化程度是0.3，这意味着中国农村能够通过商业化或者通过中央计划来发展高劳动分工水平，以一个低劳动分工水平发展一种商品化的市场体制容易些。但是在一个通过中央计划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的经济里，发展私人产权和相关市场极其困难。由于低劳动分工水平，中国农村改革容易些，相反，由于通过中央计划建立起来的高得多的劳动分工水手，在中国的城市改革更加困难（Byrd，1983，1988，Byrd
and Tidrick，1987）。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得多，因为在文革期间中央计划体制瘫痪了。同时，毛的工业体制比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更分散化和更顷向局部自给自足。
在1958至1961年和1966至1970年期间中国经历了震荡过程，那时中央计划体制因毛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瘫痪；在1971至1976年间也经历了震荡过程，那时毛的行政分权政策盛行。毛的行政分权在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和公社之间划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反，在苏联，全部国有企业有统一的所有权。邓的区域分权通过制度化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巩固了毛的行政分权。来自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政府收入依据一定的分配规则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在邓的区域分权的早期，固定数量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在后期，固定比例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一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从这个演进过程中出现，它为1990年代中国改革提供了推动力量。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把地方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与中央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分离开（Qian
and Roland,1998,Qian and Weingast,1997,Li,Li and Zhang，1998）。邓的财政联邦主义和俄国中央集权型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Zhuravskaya，1998和Qian，1999）。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绩效的差别。
但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不仅仅是因为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潜力，日本、香港、台湾、南韩和其他东亚国家丰富的社会试验也为新模仿策略提供了空间。香港、台湾和其他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新模式的免费信息，这种模式利用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显著差异，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换取资本密集型设备。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商带来人力资本、企业家技能、制度知识和资本，这些对于中国模仿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极其重要。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学习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例如，经济特区无疑是台湾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直接仿效。这些特区显著地减少了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费用。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私人权利在特区内比在东道国的其他地区受到好得多的保护。依照杨的资本和劳动分工理论（Yang，1999，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16章）以及杨和黄的间接定价理论（Yang and 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8章），这表明外国企业家有强烈激励通过创办企业把他们的企业家技能间接卖给东道国。
首先一些中国专家对中国发展绩效过高估计，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中国的增长绩效并不比其他东亚经济增长绩效好，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基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迅速出口增长策略，东亚每个市场经济都非常迅速地增长，1986至1994年间，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中国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在5.6至6.8%之间，其他东亚国家在1965至1990年更长的时间也表现出同样甚至更高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包括：香港，5.8；韩国，7.4；新加坡7.4；台湾，6.3；印度尼西亚，4.7；马来西亚，4.5；泰国，4.6。另外，在中国和新兴工业化经济，如台湾之间，人均真实收入差距仍在加大。
许多历史学家同意这个观点：在西欧，试验各种制度，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的制度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的政治不统一。（Sachs and Yang，2000，第1章），这表明因为较多的国家大小相近，所以在西欧没有能左右其他国家的超大国家。小国许多政府间的激烈竞争有利于更有能力的政府出现。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庞大的内陆国家，诸如俄罗斯和中国，接受竞争性的制度比其他国家要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的岛国，如英国、日本和台湾，能够更迅速地接受竞争性的制度。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和罗兰（Roland，2000）提供了小的转轨经济在管理转轨方面有更大的国家能力的证据，它们比规模大的转轨国家更快地获得制度知识，能够更好的管理迅速的转轨（Sachs
and Woo，1999，P14）。1989年在越南一个相当成功的东欧式振荡疗法改革也部分归功于这个国家规模之小。
所有这些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Sachs
and Woo，1999）。罗兰（Roland，2000，PP125至136，315至324)综述了东欧和俄罗斯极其丰富的迅速私有化制度试验，下面我们简单概述这些综述。
台湾和东德采取了国有企业自上而下出售给外部人的作法（Lau and Song，1992和Roland，2000），这种政策没产生所有权转移和外部基金供应的互相脱节的特征。台湾采取了先进行重要的自由化改革之后再进行私有化的改革程序。在那里，转轨更多地与新私人企业的发展相结合，而更少与现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相结合。一般来说，在这两个国家和地区，这种自上而下出售的方式具有非常缓慢和不方便的特点。
近来一些经济学家，如钱（Qian，1999）论证说，中国成功的渐进式和双轨制转轨对于向宪政秩序转轨是经济改革的根本这一传统看法提出挑战，拉迪（Lardy，1998），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不同意。他们认为断言中国改革会成功为时过早。在我们看来，许多国家已有的种种制度试验足以保持对传统看法的信念。中国的独特经验不足以改变这一信念。例如，欧洲和美国有比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所能提供的经验丰富得多的有关财政联邦主义的制度知识，有比中国地方政府所有的地方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的试验所能提供的经验要丰富得多的有关合作所有企业的制度知识。因为在欧洲和美国自由企业制度下，制度试验的多样性比在共产主义的中国大得多。因此，东欧和俄罗斯一旦重获自由，它们就决定向西方模式的宪政秩序转轨。但宪政秩序的转轨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们将把俄罗斯作为宪政规则转轨和市场导向改革同步进行的一个例子，下节我们将考虑中国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进行的市场导向型改革。
例1：俄罗斯的宪政转轨
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P3-5）指出，俄罗斯缺乏法治传统。在1992年1月到1993年10月这一转轨时期的第一阶段里，改革是在旧的共产党政权下实施的，在这个期间，由三个重要支柱（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支撑着经济改革进行。一开始所有这些措施都不完备，其中一些措施在这一期间甚至失败了。改革受阻与缺乏宪政秩序相关联：政府常常缺乏政治和宪政的手段来实施改革，尤其面对着来自最高苏维埃根深蒂固的反对时更是如此。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政府缺乏对它自身行为的宪政约束，以至于许多改革的机会被官员的滥用职权和腐败行为破坏掉了。
在俄罗斯，法治是否已经取得权威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尊重法治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他们将政府权力在分离的部门之间分配，牢固确立宪法屏障后面的公民权利（特别是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的平等保护）；通过公平选举提供政治权力的有序转移（Sachs
and Pistor，1997），把主权置于预设的法律约束之下，这影响国家公法和私法的发展。在这种约束下，任意的国家干预被最小化，作为一个调节者、税收管理人或者合同执行者的国家行为，变得公正并可预见。
格瑞和亨德利（Gray and Hendley，1997）阐述了以法律为基础的私人交易的三个基本条件：正当的法律，健全的司法执法制度，以创造对法律和立法制度需求的激励为基础的市场。在比较匈牙利商业法发展的描述中，他们指出，有效的司法执法制度的发展，不仅在俄罗斯，在其他转轨经济里，也是最难完成的任务。然而，俄罗斯仍不能提供以法律为基础交易的第一条件：减少交易费用并使私人参与者调动他们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正当法律。皮斯特(Pistor，1997)探讨了在私有化开始时缺乏一部有助于产权的发展和后私有化公司治理的发展的综合性公司法可能产生的影响。她不但从俄罗斯的立法传统，也从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者作出的政策选择方面，探寻了后社会主义的俄罗斯颁布的法律规则的性质和质量。她论证说，综合性的立法改革被经济改革优先的主张所耽搁。经济改革以行政决策权的任意行使为基础，这种行政命令对产权以及治理结构的发展往往有害。
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认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法治的“特殊国情论”和缺乏经济自由的“特殊国情论”有很深的历史根源。“特殊国情论”可追溯到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中期亚历山大二世着手废除农奴制改革的尝试时，“特殊国情论”已经有很不寻常的影响（由Owen，1997所描述）。“特殊国情论”的根源可以上溯回几个世纪，一直追溯到莫斯科公国建国伊始。与西欧诸国相比，在莫斯科摆脱了两个多世纪的蒙古统治以后，法律一直扮演着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中世纪欧洲是西欧法律的形成阶段，当时罗马法的应用，君主们和教皇对政治权威和立法权的争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一切对俄罗斯只有间接的影响。这里不应该忽视一个重要因素：16世纪后，俄罗斯的东正教被归入国家权力，沙皇兼具国家元首和俄罗斯东正教的首脑两种身份。而政教分离是西欧抵制权力集中在单个统治者手中的关键堡垒之一。在法律限定国家权力和增强政治道德标准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中世纪欧洲教会与国家在对于统治权威、习惯法、政治合法性漫长的争夺中扮演着两个互相制衡的基本角色。相反，在俄罗斯斗争以教会从属于国家统治而告终。
宪政主义的好处与对灵活的、巨大的行政权力的需求之间的两难冲突（Hellman，1997）是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论战的焦点，这与中国的价格双轨制减少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和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之间的两难冲突类似，史莱佛（Shleifer，1994，1998）提出一个论据来支持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相伴随的腐败，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改革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机制”。因此，实施改革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东欧和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去除政府官员的控制权。但正如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所表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宪政秩序的转轨。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见Yang，Wang，Wills，1992，Sachs and Woo，1999，P30，Wu，1998）在中国的农村改革里，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在70年代末分给了农民。在1980年代，土地的出售被完全禁止，尽管从1984年起，已经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Yang，Wang，Wills，1992，P18），村干部根据村庄人口的变化控制土地的重新分配。数据表明，在农业改革的早期，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和定期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产生了令人瞩目一次性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一个简单的外推计算表明，1978年农业改革使水稻和小麦产量恢复了它们被1958至1977年集体化所压制的潜在增长趋势（集体化在1950年加速，在1958年灾难的大跃进达到顶峰）14。
1985年后，农业部门的增长放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民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不确定性，尽管1984年政府决定?农民承包期延长到15年?普拉斯特曼、汉斯坦德和李（Prosterman，Hanstad
and Li，1996）在他们的实地工作中发现以下事实：地方官员没有真正贯彻这项政策，
农业生产停滞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从1994年起，粮食收购和流通网络的国家垄断被强化，垄断的流通体制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腐败和浪费，在1993年后期，国家决定扼制通货膨胀的时候。粮食收购配额被再次引入，对27种农产品实施价格控制，更糟糕的是，当紧缩银根对付通货膨胀的时候（1985，1989和1992），政府对它的粮食收购支付一部分票证（白条）而代替现金（Sachs
and Woo，1999），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粮食生产增长减退。
双轨制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乡镇企业（TVE）。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提出，TVE一词有两种通常用法，这两种用法可能令人混淆，统计中的官方用语和所有权类型讨论中的学术用语。官方统计的乡镇企业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了。1984年后，乡镇企业统计也包括联合所有（几个人或家庭所有）和个人所有（一个人或家庭雇用不超过7名雇工）。官方统计用语所给的乡镇企业印象，在性质上压倒多数的是私人企业。因为在1994年87%的乡镇企业是个人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乡镇企业生产了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27%和工业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19%16。
然而，关于乡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的大多数学术讨论使用一个狭义的定义：只包括那些正式登记（在我们看来，日益不真实的登记）为乡镇所有和村庄所有的企业。这种狭义的定义解释了为什么诺顿和沃尔德（Naughton
and Walder，1995a）把乡镇企业描述为地方政府所有。除非另外提到，在下面关于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分析里，我们将坚持乡镇企业作为公共所有企业的这个狭义定义。
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融合了市场激励与公共所有权的一个重要且高度成功的制度创新，相反，另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通往真正私人所有权的道路上一个半截子改革方案。而前者强调乡镇企业是中国不发达经济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后者强调如果中国现在不推动乡镇企业的真正私有化，面临着严重的制度束缚和问题（Sachs
and Woo，1999）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对这种乡镇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尤其是它所强调的国家在金融中介中的优势，持怀疑态度，在1960至1995年间，即使台湾的中小企业遭受着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仍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增长，非正式金融机构自发出现以迎合它们的需要（Shea
and Yang，1994）。当1979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市场力量（当被地方当局容忍时）导致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近来也在浙江省温州市见到。刘（Liu，1992）报告说，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如台会、专业放债户和钱庄提供22。
简言之，一些中国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象外部性和公共财)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约束所造成的。特别地，银行因为国家指示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地更有效，或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比它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Chang
and Wang，1994)。
大家普遍同意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面对着更强的市场激励（包括更硬的预算约束）。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三种乡镇企业类型的两种，江苏类型和浙江类型，在本质上相当类似于红帽子私人企业。地方官员有私人激励最大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因为在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受村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所直接影响（Oi，1995）。又因为当地居民和工人都没有通过合法，正式的渠道去行使他们的所有权的方法。简言之，乡镇企业由地方官员非正式的私有化已经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并导致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23。这种私有激励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彭（Peng，1992）发现农村公共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工资决定过程一样。
1983年，国家开始以收入税代替承包制，然而，这种收入税制度是短命的，因为它不仅不能抑制财政收入占GPP比例的下降，而且国有企业试图与政府就税收条款讨价还价，并宣称对低利润承担责任的是政府定价而不是他们的管理。到1986年，国有企业转向扩大的承包制，在这种制度下，许多管理者建立集体企业把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那里，把所有坏债留在签合同的国有企业，许多承包者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合同（见《企业经济》1995年第7期，P45）。这并不令人惊异，因为根据产权经济学（Alchian
and Demsetz，1972），如果没有人对国有企业有剩余权的话，没有人有激励找到好的承包者并有效地执行合同，1994年1月，承包制再次被收入税代替。杨和黄（Yang
and 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8章）认为，企业家服务的直接定价成本高得无法接受，而对一个企业的私人剩余要求权是对企业家服务间接定价的根本。因此，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成功改革的根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是否证实这一点有赖于经验证据。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PP19至28）叙述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绩效仍然是一个高度争论的问题。一些研究者看到了提高，而另一些没有看到。然而，在评论这些争论以前，值得记住两个重要的一致观点：（1）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低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2）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与国有企业财务表现急剧恶化同时发生。根据白，李和王（Bai
，Li and Wang，BLW，即出)），在中国，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不增加经济福利，这是为什么中国公众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看成一个失败的原因。一些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但有着更大的生产效率。宏观存货数据支持这一理论。1980至93年间中国的存货投资平均是GDP的7%，而相比而言OECD（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2至3%，只有一些东欧国家在1990年以前有那么高的存货投资率。这么高的存货水平表明相当多的产品没有市场，特别地，在中国，卖不出的存货也算作国有企业的产量。因此，基于产量数据的TFP的估计被明显高估。拉迪（Lardy，1998a，P206）也用文件证明了卖不出的存货的堆积如山和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坏帐之间的相关。
最早的把国有企业的利润流失归于分权改革的是198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了国有企业出现的通过各种记帐手段来过度消费和过度投资的趋势26。胡、海、金、樊（Woo，Hai，Jin
and Fan，1994），胡（Woo，1994），樊和胡（Fan and Woo，1996）用各种样本和官方数据显示出直接收入（工资和奖金）与间接收入（例如补贴
和各种分发）的总和增长得比劳动生产率提高要多，米纳米和翰代（Minami and Hondai，1995）发现从1988年起，机械工业产出的劳动比重开始随着1985年的分权改革的加快而上升，并超过了估计的产出弹性。波森（Bousin，即出）计算出1989至1993年工业国有企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增加了5%，而工业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上升7%。孟和帕金斯（Meng
and Perkins，1996）研究了1980至1992年间广州、厦门、深圳和上海（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典型的4个沿海经济体）149个工业国有企业和139个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和劳动需求的决定因素。孟和帕金斯发现，分权改革下的国有企业象劳动者管理的企业一样，最大化每个雇员的收入（通过动用利润），而非国有企业象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最大化利润。
在1995年，“国际透明度”进行的41个国家腐败严重程度排序，中国按腐败程度排名第二(Sachs and Woo，1999)。继续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滥用将进一步降低公众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支持。双轨制的负面效果也许大大超过通过赎买其既得利益而增加改革支持者的正面效果。
另外，双轨制产生了与无效率相结合的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由户籍制制度化的对农村居民的歧视造成了城乡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给予部分沿海地区贸易特权制度化了对内陆地区的歧视，它造成了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由简，萨克斯和沃纳（Jian，Sachs
and Warner，1996）所记载的沿海和内陆省区增大的收入差距以及一个日益增加的基尼系数不仅限制了市场的范围，阻碍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产生了对政权普遍的强烈不满，这已经造成许多抗议并可能导致大规模反抗33。
在东欧和俄罗斯转轨期间产出下降是许多经济学家没有预料到的现象，罗兰（Roland，2000，P20）报告了这样令人吃惊的产出下降规模。波兰的实际GDP增长率在1990年和1991年分别是-11.6%和-7.6%；匈牙利在1990，1991，1992，1993年分别是-3.5%，-11.9%，-3.0%和-0.9%，捷克相对应的数字分别是-0.4%，-14.2%，-6.4%，-0.9%，俄罗斯的真实GDP增长率在1991，1992，1993，1994年分别是-13%，-19%，-12%，-15%。在这一节里，我们使用刘(Lio，1998），萨克斯和杨（Sachs
and Yang，2000，第10章）发展的模型和类似于阿洪、班切塔、班尼杰（Aghion，Bacchetta，Banerjee，1998）模型之一的蛛网模型解释产出下降现象。
由于苏联解体，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完全贸易保险消失了。由中央计划体制在1950年代建立的劳动分工庞大网络的可靠性，在保险市场发展以前的新改革时代，当然成指数下降。罗兰（Roland，2000）指出，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贸易联系的中断。从杨和黄（Yang
and Ng，1993，第11章）的模型我们知道，在加深与现在贸易伙伴的关系和拓宽潜在的贸易联系之间有个两难冲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的等级结构，拓宽潜在关系的交易费用系数极其巨大。因此，没有太大的空间为了增加劳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而进行在大量的潜在伙伴与深厚的现存关系之间的有效折衷。当苏联瓦解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切断了许多高度专业化企业之间的既存贸易联系，劳动分工的整个网络当然无法运作。根据这个理论，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如果没有这样巨大的产出下降才是很令人惊奇的事。
刘模型（Lio，1996也见Sachs and Yang，2000，例10-6）展示了能被保险的不完全增加的激励提供与能被保险增加的劳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收益之间有个两难冲突。这个两难冲突表明，如果注意力集中在激励提供而忽略了完全保险对劳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的正面贡献，也许得不到这个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多样化保险市场的发展是私有化改革成功的根本。最近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的高度流动相关，阿洪、班切塔、班尼杰（Aghion，Bacchetta
and Banerjee，1998）发展了一个蛛网模型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资本流动性可能降低市场稳定性，他们的故事如下：如果在经济绩效和金融信号之间有一个时间滞后，在激励提供和反馈过程的稳定性之间有个两难冲突。激励提供能因信号与参与者的行动之间反馈的敏感性而增加，反馈过程的稳定性将因敏感性的增加而降低。
9、钱颖一（Qian，即出）记载了毛泽东在1958-1960年和1969-1975两次行政分权。从毛的中国到改革时代制度安排的演进特征也能通过把以下信息源汇集而确定：布鲁恩（Bruun，1993），格兰尼克（Granick，1990）刘(Liu，1992)，倪和细京(Nee
and Sijin，1993)欧(Oi，1986)，帕金斯主编(Perkins，eds，1977)，瑞斯金(Riskin，1971，1987)，斯格曼(Schurmann，1968)，索林格(Solinger，1992)，万格尔(Vogel，1989)，沃尔德(Walder，1986，1992a，b)，万克(Wank，1992)，王(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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