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矛盾及知识分子的责任

原题：当前中国社会的两大奇变与五项对策

冼岩


一，正在发生的两大奇变：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寡头主义、民粹主义的勃起

当代中国的群体矛盾（即人与人的矛盾）主要可概括为4种，分别为官民矛盾、劳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及各种赢利机构（如厂商、医院、学校）与广大消费者的矛盾。矛盾的显著化是源于因利益分歧与力量对比不平衡所导致的资源占有不平衡。

资源占有不平衡是每个社会都难避免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化导致贫富分化，从而加剧阶层分化，使资源占有不平衡更加突出。客观世界利益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必然反映在人们主观意识上，造成社会心态失衡。如果这种不平衡还有权钱交易参与其间、推波助澜，那么这种在利益取得形式上的客观“不公正”，必然加剧人们对分配“不公平”的主观感受，社会心态的失衡更易走向极端。

当代中国正处在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失衡的加剧期。由市场化改革加剧的阶层分化及其不公正性，正在撕裂整个社会，形成精英（政治、经济精英与部分文化精英）与大众（工、农及失业人群）的二元对立。随着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以及农村人口处境的相对改善，现在仍然严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精英与大众这一二元结构正在取代原来的城乡二元，成为描述中国社会群体状况，尤其是说明社会关系变迁的最主要特征。

在精英与大众越来越互不信任、对立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心态土壤上，寡头主义、民粹主义渐成气候，正在取代越来越充满歧义、不再能准确定义思想阵营，反之屡屡造成思想混乱的左右划分，成为当下中国最具标志性的思想符号。

精英与大众的尖锐对立，寡头主义、民粹主义的勃起，这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两大奇变。这两种变化接踵而至，后一种思想变化建立在前一种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之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接踵而至的变化说明社会情绪已趋极端、社会进程有可能被导向某一极端方向。当此之际，惟一有可能超出自身立场的局限性，将社会对立导向缓和的重要力量，是中央政府与民间知识分子。后者的主要作用方式是利用社会舆论。

历史赋予此二者影响未来走向的机会，危机也有可能成为转机，促使中国走向更和谐的未来。

二，政府对策与将要发生的三大转型

改良当前的社会心理土壤，政府与民间都应负起责任。笔者在此提出5种化解当前危机的相应对策，前两种属于政府操作层面，后三种为知识分子操作层面。

对策一：转换政府职能。缩小资源占有不平衡是化解危机的必经之路。在市场社会，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远未达到富裕水平，但贫富分化已接近甚至超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这种不平衡导致一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持续得不到显著改善，其背后反映的是政府行为的缺位。

在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下，市场不可能顾及弱势群体的利益，政府应该通过税收集中一部分社会财富，用于改善弱势群体、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调节贫富悬殊。现实情况却是：政府集中了数目不菲的财富资源，但除维持自我运转外，只有少数用于公共服务目标，其他大多数资源主要用于经济建设。由于对此过程缺乏有效监督，许多官员通过权钱交易牟取不正当利益，政府行为从总体而言不仅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在扩大这一差距。这是当前官民关系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之一的重要根源。

在原来主要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zgzf将自己的主要职能定位于“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毕竟，保持经济増长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此时即使有人提出政府职能应该由“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也不具备客观可能性，因此在当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顺理成章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

但现在情况已大不相同。无论是贫富分化对国内稳定的震荡，还是国外对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的抵制，都昭示着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接近极限，难以为继。配合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推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zgzf本身的转型已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同时，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公平与效率并重”的转型也已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此时，政府应该主动转型，将自己的主要目标定位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在现阶段，首先要做的是扶助弱势群体，改善贫困人群的生存状况。

政府的公共服务应该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权益保障，一方面尽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在贫富分化仍然存在的现状下，尽可能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使其在感受“不平衡”的同时，仍然能持有“活下去”的意愿与期待。为此，除运用转移支付手段外，政府还应提供包括司法公正、司法救济与行政协调等项公共服务。如果政府不能尽到职责，自觉受到不公正对待且无望摆脱困境的弱势者就会产生仇恨心理，甚至有可能因绝望而走向极端，社会情绪的极端化亦将无从化解。

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推动”向“消费拉动”转型、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评判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转型，此三者相辅相成，缺一即行之不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决定不同价值轻重排序的关键因素其实在抽象的价值关系之外，而扎根于实际的经济社会需要之中。

对策二：强化体制内权力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在市场社会，人们在主观运用资源为自己创造利益的同时，也会客观上造福于社会，只有政府官员几乎是惟一例外。由于官员对不属于他本人的资源拥有极大支配权，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利己与利他的同一性不能覆盖此一公权领域，权力制衡需要市场之外的手段，否则，就必须要求政府官员能够主动承担为公众服务的义务。这种高于一般行业的道德要求，使官员这一职业充满了道德风险，因此现代政治理论特别强调要对政府行为保持警惕。无论是在“经济建设型政府”还是在“公共服务型政府”，官员都有可能假公济私。如果对权力监督不到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就有可能强化官民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在耗费大量资源缩小某一种贫富分化的同时，又可能导致另一种贫富分化的扩大，而且是更恶性、更不公正的贫富分化。为消除不公平而设的手段，却可能导致不公平扩大的恶果。

在现行体制下，对权力的监督除执政党强化自我监督外，只能寄希望于社会舆论的监督。在信息时代，舆论监督是不可能被彻底封杀的，关键在于执政者能否主动将舆论监督这一工具与自我监督这一目标联接起来，统筹兼顾舆论监督与维持稳定两项目标。

三，民间对策及知识分子的责任

对策三：以公共舆论监督公权力。监督公权力也是知识分子运用舆论工具以缓解当前矛盾的一项可行之策，它直接针对的是对社会情绪影响举足轻重的官民关系。这不是一种制度性的制衡，而是针对社会实际事务中的权力缺位、越位、错位，以及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等现象的具体监督，是对以权牟私等腐败行径的披露。由于担心影响社会稳定，迄今为止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限制多于鼓励。公共舆论此一功能积弱不振，社会监督渠道不畅，这是弥漫性腐败迄今屡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虽然资源占有的不平衡必然导致社会心态的不平衡，但由此及彼还有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许多因素可作用其中，强化或弱化、加速或缓和这一过程及其结果。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固然难以完全消弭社会心态的不平衡，但可极大缓和、缩小这种不平衡，使其不致走向极端、酿成灾祸。由此可推导出知识分子影响舆论、引导社会的另外两项对策：

对策四：倡导社会扶贫济困。近年来，国内许多媒体都主动承担了这一责任，积极倡导社会主流价值评判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转型；通过对弱势群体生存状况及其不公正境遇的披露，引起社会的关注、同情，让多方力量介入其中，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这种舆论导向在为弱势群体提供实际帮助的同时，重点应该引导社会精英关注底层大众的现实困境，通过增加双方良性互动的正反馈过程，促使精英与大众走出各自封闭、相互对立的怪圈，为群体关系的改善创造良性循环的条件。

但是，国内舆论的这种作用迄今为止仍然只是选择性的，即主要针对不存在大的利益冲突的单纯事件。当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即意味着对某一强势利益的损害，尤其是涉及地方权力时，政府一般会限制舆论介入，媒体只能退避三舍。这种从地方利益或稳定需要出发对媒体的限制，无疑弱化了舆论的此一公共职能。

对策五：倡导理性、温和与宽容，拓展思想的中间地带。引导社会情绪，弘扬宽容、温和、乐观、积极的精神态度，使陷入困境者不致因忍无可忍的绝望而走向极端，弱化精英、大众之间的负反馈过程，缓解其紧张关系，这是知识分子通过公共舆论影响社会进程的另一项可行之策。

但在宗教阙如的当代中国，温和宽容的精神不易在激烈竞争的社会落地生根，仅仅提倡复兴传统文化，似乎已不足以抵御全球性商业竞争所造成的精神侵蚀。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的主导者知识分子至今仍无弘扬宽容精神的群体自觉。体制内知识分子已基本丧失引导民意的公信力与说服力，民间知识分子因其处境原因，精神气质多具有“不温和”特征，普遍带有某种不平衡心态。

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心态的不平衡，导致社会舆论不但未能减少精英与大众间的心态对立，反而易加剧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心态失衡，使社会结构更趋刚性，社会进步更易丧失弹性基础。要改良当前的社会心理土壤，政府与民间都应负起责任来。在此特定情势下，民间知识分子更应该反求诸己，跳出自我局限性，积极倡导理性、温和与宽容，争取与政府实现良性互动。

在现行体制条件与社会关系下，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政府与民间的二元中介。一方面它本身就身在局中，在道德上难以做到自我超脱；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二元之一，也不会容忍在它之外还存在协调者、仲裁者。但是，知识分子可以成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二元中介，不但它本身（主体是民间知识分子）可以超脱后一种二元对立，而且政府也不在此二元之中（只有其官员以个人身份隶属于精英集团）。政府具有一定的超然性，因而能够容忍其他协调者的存在。

只有知识分子普遍形成群体自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拓展思想的中间地带，使寡头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沦为过街老鼠、众矢之的，率先完成民间主流思想及价值评判的转型，才能截断由资源占有不平衡到社会心态不平衡的恶性循环，为政府职能、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社会收入分配机制的转型赢得时间，扭转已经出现了危险征兆的社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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