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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札记之一
黄平
吉登斯对现代性和第三条道路的论述，是建立在他对于自启蒙以来学术主流话
语中“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整体”、“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等二元
叙事的批评基础之上的；也是基于他对启蒙话语中关于社会的进化（或“进步”，
即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分阶段的自然演化和递进）理论的批评性论述之上的。和当代
许多社会理论家的努力一样，吉登斯看到了二元论的困境，揭示了进化论造成的遮
蔽，他力图要超越这种在二元间的简单对立，也试图要展现被二元论、进化论所忽
略的“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的重要作用。
但是，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是一元的，欧洲中心论的。在他的叙述中，
只有一个“现代性”(the Modernity，而不是modernities)，其“大约在十七世
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现代性的后果》，以下简称《后果》。）他对现代性的这种一元论、欧洲中心论
的理解，使他很难看到欧洲以外的发展和变迁，甚至包括欧洲以外如何受到欧洲的
现代性影响、并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接受，融合，怀疑，反
抗，等等）。所以尽管近三十年来，吉登斯一直致力于摆脱自启蒙以来的二元主义、
进化主义、科学主义的阴影，却又不断地在他的理论中看到它们的影子。
现代性的反思性
与如今某些人热衷于用令人目眩的概念的多样性（如“信息社会”，“消费社
会”，“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明显不同，吉登斯主张，与其宽泛地
谈论和使用这种种新概念，还不如努力去说明：我们为什么会对对自身如此迷惘，
从而怀疑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的可能性？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被我们还无法完
全理解、甚至基本上都还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的无数事件和因素所纠缠？“为了分析
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概念是不够的；相反，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性。”（《后果》）
这里，吉登斯的路径，还是某种变了形的“现代化”思路：一方面，他极力反
对阶段论、进化论，认为现代性是对于原有秩序的“断裂”(Discontinuity)，即
现代的社会制度在一些基本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其在形式上迥异于所有类型的传
统秩序，其所产生的生活形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的社会秩序的
原来的轨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把现代性看作是唯一的、由低向高演变着的对各
种传统秩序的“超越”。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阶段论”。吉登斯特别强调现代性与过去所有形式的社会
生活类型之间的“断裂”（或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他也明确地将自己对
现代性的理解区别于那种认为社会的变迁在于其内部所发生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自然演化。因此，问题就不在于现代性是不是有低级与高级之分，而在于评价它们
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的还是也可能还有别的？欧洲的还是也可以是非欧洲的？历史
变革，如果不是按部就班地分阶段走，也是可以区分出类型的（例如吉登斯就区分
过农业帝国与民族-
国家），问题是现代性是不是也可以（或可能）有类型？如果
可能，它们只是欧洲现代性的变形，还是有源自非欧洲的变迁因子？
十七世纪到今天的三- 四百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虽然在传统和现代
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延续，“但是，这几百年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具有戏剧
性,
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些转变以前的知识中获
取理解它们的钥匙时,
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后果》）
吉登斯的这个论断，和我们传统的知识论明显地有所不同：今天的知识难道不
是在过去几千年基础上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吗？人类社会的变迁（如果我们不再使
用“进步”这个概念的话）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推到了这
样一个境地，在这里过去的知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充其量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
助？
吉登斯的问题正好相反：为什么现代性的断裂特性这么长时间以来居然并未受
到社会科学应有的重视？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还以为过去的知识仍然十分有助
于我们理解今天？
这里，究竟是吉登斯太看轻了人类几千年（如果不是几万年，几百万年）的知
识积累，还是我们太看重了传统的魔力？连极力主张与传统观念实现彻底决裂的马
克思，不是也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恶梦一样纠缠着活人们的头脑”
吗？如果过往的知识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助，那么历史学（甚至，按照马克思
的说法，“只有一门学科，那就是历史学”），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和今后，究竟还
有多大意义呢？
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也强调断裂或变革之重要性。但是长久以来，整个社会理论
就一直存在着的进化论的影响，包括马克思，也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一个总的发展
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社会科学中的进化论的确
表述了这种“宏大叙事”。根据这种进化论的观点，历史的演变背后有一条“故事
主线”，其把人类活动的变迁框定在一幅井然有序、前后相连的不间断的画面之中:
历史的“开端”是弱小而孤立的狩猎和采集文化，然后进入种植与畜牧社区的
发展（从这里产生出了农业国家，包括强大的农业帝国），最后以现代社会在西方
的出现为其“顶点”，剩下来的问题无非是“最高形态”的社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
伸延，无论是以殖民-
战争的形式扩张，还是以其他更“温和- 文明”的形式扩展。
解构社会进化论，意味着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统一体，或者，不能认为它体
现了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或普遍性原则。但是，这是不是说，世界万事万物都
处于混乱或混沌之中，我们不但根本就无法认识它们，甚至产生认识它们的企图也
是不切实际的“理性的狂妄”？或者，人们是否能够任意书写、建构完全特异的所
谓“历史”？
现在，我们对标识为“后现代”的理论的种种质疑，大都要么是坚持进化论的
基本立场，坚信人类确有“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原则”（只不过不再是马克思
所说的共产主义原则罢了，而是诸如理性原则，市场原则，法制原则，等等），并
且，这种原则的确是按照进化的程序，一步一步演变而来，既不可能在朝夕之间便
得以实现，又最终不可抗拒；或者，同时也固守连续性的立场，认为对过去的认识
一定能够使我们弄清今天并使我们通向确定性的未来。后现代理论的种种说辞，不
过是在玩弄时髦辞藻的背后掩盖自己的虚无或空虚而已！
吉登斯当然比这两者都“狡猾”：他认为确实存在着历史变革的一些确定性事
件和制度，人们能够辨认其特性并对其加以概括。一本小书《现代性的后果》，就
是他试图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分析的体现。
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都能看见，现代性是实际上一只双刃剑。“同前现代的
任何一种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们创
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生活的机会。”（《后果》）吉登斯在他几乎所有的著
作和演讲、谈话中，虽然都明确承认但却很少具体展示，能够享受这数不胜数的享
受安全和生活的机会的人，在经济-
政治乃至地缘- 种族的意义上，是极不均衡的。
换句话说，他虽然承认，却比较不那么看重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
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而更倾向与乐观地假定，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全球化的到来，
初级现代性所包含的不平等会在高度现代性过程中得到解决。
为吉登斯所重视的现代性的阴暗面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论你生活在哪里，都
不能逃避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其中特别是战争，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
下面这三个段落几乎完全援引自《现代性的后果》，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阴暗面”的论述仍然是十分醒目的：
从总体上说，古典社会学的缔造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极为重视现代性所
提供的“机会”，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
应。举例来说，他们三位都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
服从那索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性的甚至是愚蠢的劳动。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
生产力”的拓展所具有的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在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中，
环境-
生态问题完全就没有被融入自己的视野之中。另一个例子是强力行使政治权
力。对社会学的创始人来说，权力的专断似乎只是过去的岁月里才有的事情，“专
制主义”似乎只是前现代国家才有的特征。但透过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的
大屠杀，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二十世纪的其他事件, 人们才恍然大悟，极权
专断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之中。极权统治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军
事和意识形态权力连为一体，权力如此紧密和高度的结合形式在民族- 国家产生之
前几乎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
另一个更清楚的例子是暴力的扩张。非常遗憾，没有任何社会学的创始人对“
战争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 现象给予过系统性的关注。当然，
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思想家，不可能预见到原子弹的发明，而工
业创新与工业组织和军事力量的结合也有一个过程。社会学基本上没有对这一过程
加以分析,
而是强烈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同以前的时代相比，新的现代性秩序
将主要是和平！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人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原子弹威胁，而且还有实际的军事
冲突,
这两者构成了现代性在本世纪的主要的“阴暗面”。实际上可以说，二十世
纪是战争的世纪。本世纪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屠杀，
世界上被战争残害人口的比例比十九世纪要高得多，即使我们把人口增长的总数都
算进去,
也是如此。假设发生一场有限的核战争的话，生命的丧失将会更令人惊恐，
一次超级大国的全面核冲突完全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作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 更
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
关于战争，过去的社会学家谈得太少，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旧的学术分科的
体系内，战争似乎应该是历史学、军事学以及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在战后成长起来
的社会学家中间，吉登斯是首批将战争（与暴力）纳入社会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的人
之一。他不仅提出了战争与工业化和民族-
国家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且把战争看作
是现代性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和基本形式。指出战争与现代性的这种关联，
恰好意味着现代性绝不只是理性化的过程，或者说，在理性化的名义下也充满了流
血的战争史，只不过有了理性化（或文明、进步）的旗帜，战争就可以（被进步论
者）正当化和合法化。
不过，吉登斯所谈论的战争仍然太抽象：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区分现代性过程中
的对外殖民的战争与民族解放运动？区分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反帝运动？正如我们谈
到民族主义的时候，是否还要区分宗主国的民族主义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国家的
民族主义和民众的民族主义一样？
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吉登斯自己也开始变得乐观起来，他甚至提出假设：
人类第一次有可能进入了“没有敌人”的时代！（《第三条道路》，以下简称《道
路》）然而，就在《第三条道路》出版不到一年时间内，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了轰
炸“手术”，在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上，不论其立场是什么，“战争”（
WAR）都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北约轰炸的词。吉登斯可以说是社会学理论工作者中，
最注重战争与现代性的关系的人之一，他的《民族- 国家与暴力》，是当代社会学
研究者的必读书，然而即使是他，竟也对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有过如此乐观的估计！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现代的民族-
国家？吉登斯对社会学理论中通常使用的“社
会”概念有很大保留。他认为那些把社会学当成“研究社会”的学者试图把各个社
会都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尽管他们不一定在每时每地都明白无误地如是说。在概念
化这些“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头脑中想到的是被相当清晰地界定了的体系，而且，
这些体系具有自身内部的统一性。现在，当我们作了如此理解之后，我们可以说,
他们所说的各个“社会”其实就是民族-
国家。然而, 民族- 国家的特性却很少
被理论化。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抓住民族- 国家的具体特性, 这
是一种以特别突出的方式与前现代性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社会类型。
说到认识，不仅又使我们回到了前面关于对过去的知识在多大意义上是有所帮
助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如何认识的问题。社会学一直被看作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
的普遍性知识，但是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点认为社会学所提供的关于社会
生活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对社会制度具有某种控制能力，就像物理科学在自然领域
所作的那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其他学者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怎样“用历史来创
造历史”？
吉登斯认为，后一问题比前一观点更为深刻，但是它仍然是不充分的。“用历
史来创造历史”，实质上只是一种现代性现象，而不是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的
普遍原则，它体现的，是现代性的反思特性（Reflexivity）。社会学与其所对应
的主题(现代性条件下的人类行为)
之间的关系，必须用“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s）才能加以理解：一方面,
社会学知识的发展有赖于作为所谓“外行
人”（Laymen）的主体行动者们（Agents）自己的概念; 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
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返回到、嵌入到它们最初由之
提取出来、并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的活动范围中去。社会学的知识或明或暗地、或
强或弱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范围,
在这个“反馈”过程中，它既重构着社会
学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作为该过程整体的一个部分的社会生活领域本身。（《后果》
）1
这是一种反思性的模式，而绝不是像传统的社会学认识论所主张的那样，一方
面是我们关于“社会”的知识的日积月累，另一方面，与此平行的，是铁一般坚硬
并普世化地控制着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学（以及其它同现存人类打交道的社会科
学）并没有按照人们所说的自然科学那种方式来积累知识。从根本上说，所有人类
活动都包含着反思性。不论具体做的是什么，人们总是与他们所作事情彼此“纠缠
不清”，这样，人作为主体行动者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作事情的内在因素。在其他
地方吉登斯把这称之为“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参见图一）
图一：行动，后果，条件
未被意识到┈┈┈┈┈┈→ 行动┈┈┈┈┈ → 未预期的
的 ┊ ↑ ┊ 行动
行动条件 ↑
┊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 ┊ 后果
┊ ┊行动的合理化过程 ┊
┊ └行动的动因 ┊
┈┈┈┈┈┈┈┈┈┈┈┈┈┈┈←
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有一段著名的话：
主体与结构的建构并不是一种二元论的关于两种全然独立的既定现象的组合，
而是一种二重化的过程。根据结构二重性的原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
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
它不应被简单等同于对主体的外在制约，恰恰相反，它既有制约性又同时赋予行
动者以主动性。2
人作为行动主体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
在检验和改造各种关于它们的认识的同时，也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
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又不断改变着自己。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至少部分地
正是由它的主体行动者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构成的。在维特根斯坦所阐明的意义上，
人们总是知道自己是该“如何继续行动”的（虽然作为当事人或“外行”，他们并
不一定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这一点，对人类行动所赖以确立并再造的习俗来说，
具有根本的意义。在所有的文化中，由于不断展现的认识上的新发现，社会实践日
复一日地变化着，并且这些认识上的新发现，又总是不断地反馈到（或者，“嵌入
到”）社会实践中去。
但是，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习俗才能被如此严重地受到改变和再造，由此才
能被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从技术上对物理世界的粗暴干预。人们常常
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欲求为标志，但现代性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
对整个反思的设定，它甚至也包括对反思性本身的反思。
也许只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末期，我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种反思性的前景其实
是多么地不确定。当理性替代了传统，它们似乎提供了某种比先前的教条更具有确
定性的知识。但是，只有我们无视现代性的反思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
的理性，上述这种观点才显得具有说服力。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
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不过只是一种误
解罢了。在这个完全通过反思性地运用知识而建构起来的现代性世界中，我们似乎
是无处不在。但是同时，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些知识的
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卡尔·波普说过：“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漂移不定
的沙滩之上。”3
用吉登斯的话说，在似乎是绝对不容怀疑的科学的心脏，现代
性实际上是漂移不定的。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的不确定性
还必须加上“破坏性”这一条，其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话语都要重新再嵌入（re
-embedding）到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由于启蒙运动和推崇理性之间的密切关联，
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在把现代观念与过去的精神状态区别开来方面做出了令人
瞩目的伟大成就。即使那些偏爱诠释型社会学而非科学型社会学的人，也常常把社
会科学看成是自然科学的可怜巴巴的附产品。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
深地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的不断修正的依据, 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
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性制度的关键之所在。4
进一步说，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都参与了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以经济学
为例，诸如“资本”、“市场”、“价格”、“投资”等许多概念现在所具有的意
义，构筑了“现代经济生活”的内在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不是所谓的“外行”人
事实上也按他们自己的理解掌握了上述这些（以及无限多的其他）概念，现代经济
生活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如今我们许多人都在批评（甚至抱怨）“不规范的
市场”，“黑市”，“假货”，却比较少意识到，“完全的市场”只存在于某些经
济学学派的理想的模型之中。这个问题，倒是主张规治市场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有
许多精彩论述。5
这里所涉及的，还有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这些雷蒙·威廉斯所说
的“关键词”（Key
Words），没有千千万万作为外行的行动主体的人对诸如“资
本”、“市场”、“劳动”等这些关键词的理解（不管这些理解是否“准确”），
就不会有今天的市场；而今天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为外行的
行动主体的人们对它的接受、理解一致的，既与他们是否接受、理解“市场”一致，
也与他们怎样接受、理解“市场”一致。
在各门社会科学学科中，社会学也许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
这源于它用最大众化的方式去反思现代的社会生活。例如，由政府公布的关于人口、
婚姻、犯罪等官方统计数据，似乎提供了某种精确研究社会生活的路径。对科学型
社会学的先驱们来说，这些统计数据代表着硬性资料，凭借它们，现代社会的相关
方面就能得到比缺乏这类数据的方面更为准确的分析。然而，官方统计数据并不只
有测定社会生活的意义，而且它们也会制度性地反馈到原来收集它们并由它们所测
量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自有统计之日起，核对官方数据本身就成了国家权力和许
多其它社会组织模式的建构因素。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与对这些“官方数据”的
每日每月的统计，是密不可分的，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成天忙于这种统计数字的收集
和核对。
我们比较熟悉今天各级都往统计数字里“掺水”，却没有怎么意识到这里其实
不仅是所谓“弄虚作假”的问题。再认真的统计员，也有他们自己对于统计指标的
理解，再严肃的被统计者（“外行”），都有自己的千差万别的对于被问概念的“
诠释”，而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的统计数字，每被使用一次，就会被其使用者再“
创造性地转换”一次。现代社会（民族-
国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被
统计数字体现出来的，而且也是由于统计数字的嵌入而被建构起来的，在这个建构
的过程中，“双重诠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占支配地位的统计数据，背后
也隐藏着占压倒优势的诠释理论，而当人们用占压倒优胜的诠释理论再去“说明”
统计数据时，这些数据本身也就又一次被“反思性地”再编织起来了。
因此，我们不能按照启蒙理性所确立的原则去简单地坚信，人们对社会生活的
知识（其实往往仅仅是得到了部分经验支持的知识）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控
制自己的命运。这里，除了权力、价值的作用外，未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一个关键。6
人们所积累的关于社会的知识再多, 也不能完全
涵盖它的对象的各种情况和可能。假如，我们关于社会领域的知识确实只会越来越
完善，未预期后果的范围也许就会越来越小，不期望发生的后果也就会越来越少。
可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性阻断了这种可能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着
稳定的社会世界可否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会使得这个
世界不断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又不应该因此就认为：既然关于人类行动和社会运动趋势的系统性
知识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可能性也就不值得认真地思考。如果持这种观点，那么
人们唯一可能做的就是完全拒绝任何智力活动，包括拒绝“游戏式的解构”，以便
从事健身、养身之类的活动（如果不是纵情声色或赌博之类的活动和话）。解构启
蒙话语，绝非否定任何认识活动的意义，而是试图揭示由于启蒙式的“宏大叙事”
（如把历史看作是进化的，阶段的，整体的，被统一性所支配的，却没有作为“外
行”的主体行动者不断卷入并不断反思的过程）所造成的可能的智力遮蔽和“理性
狂妄”。严格地说，把“POST-ISM”译作“后××主义”本身就是误导性的：“后”
在中文里所隐含的，正是当代这些理论（既包括吉登斯等人所试图坚持并阐发的现
代性理论，也包括李欧塔等人想解构的“现代性叙事”）所不齿的阶段论。
我们还可以看看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虽然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两个人都把下述这样一种观点同现代性联系起来，即认为“
历史”能够被看作是对于知识的理性基础的日渐把握。按照他们的观点，新型知识
的型构的意义在于，在知识的积累中，用它来分辨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
值的。他们各自都发现,
既有必要使自己与启蒙的基本主张保持距离，但又不能高
高在上以某种超然或优越的姿态去批评启蒙。因此，他们都废弃了处于启蒙理论核
心地位的“批判性超越”概念。尼采自己就曾坦言, 他除了揭示出隐藏在启蒙主义
本身背后的先设假定以外,
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7
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作为其长期以来致力于从理
性化思想中清除所有传统和教义中的废物的结果，最直接地发现了现代性是不确定
的。现代性, 就其核心而论,
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而且, 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使我
们能够“解除”这种迷惑。我们在曾经似乎有过明确答案的地方又不断遇到新困扰
和难题，而且，对这种困扰和难题层出不穷的现象的普遍意识慢慢地逼迫着每一个
人进行反思，它渗透进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忧虑之中。
这种忧虑的体现之一，就是欧洲和西方霸权日渐衰落。确实，自十九世纪后半
期以来，“西方的衰落”一直是欧美许多思想家重点关注的课题。但吉登斯不同意
如此理解：“西方的衰落”意味着历史变迁中存在一种循环，现代西方文明据此被
简单地看成是诸种文明中的一种区域性文明而已，而其他文明则早已在世界其它地
区先于现代文明出现了。但是，根据吉登斯的断裂论，现代性不仅是诸种文明中的
一种。辨证地说，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的日渐减弱，恰恰是它们全球性扩张
的结果。“西方的衰落”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组织制度在世界范
围内的不断扩张！
这里，他的解释当然具有新意，却也仍然是欧洲中心论的，没有看到也许还有
别的现代性，或许还有超越-
突破西方现代性的可能。这种欧洲中心论，这在吉登
斯关于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中更为明显。
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
古典社会学的观点或理论倾向，是寻求对现代社会作某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
的制度性阐释：如现代性究竟是资本主义的（马克思），还是工业化的（涂尔干），
抑或是理性化的（韦伯）？这种分析和争论部分地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因
为，每一方都包含了一种化约论和还原论。吉登斯试图做的，是综合各家之长，再
添补各家之短。他建立了一种分析现代性制度的四维模式。（见图二）
图二、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
┏━━━━━━━━━━━监督━━━━━━━━━━━━━┓
┃（对信息的控制与对社会的规导）┃
┃┃ ┃
资本主义━━━━━━━━━━━━━━━━━━━━━━军事力量
（在竞争性劳动市场与产品
┃（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
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 ┃下对暴力机器的控制）
┃工业主义┃
┗━━━━━（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
除了资本主义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工业主义受到涂尔干的影响外，社会（民族
-
国家）的监督多少有韦伯和福科的启发，但是吉登斯更注重对信息的控制，这是
韦伯和福科谈得很少而又随着电脑-
网络的运用而日益变得如此明显和如此重要的
领域；军事力量、暴力和战争的工业化则是吉登斯深感重要却向来被社会学家严重
忽略的现代性制度特征。正是这四个维度的彼此关联和相互作用，才有了我们所说
的现代性，也才有了我们熟悉而又不甚了然的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究竟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社会（民族-
国家）呢？如果我们只是
简单地按照其主要的制度性线索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话，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
因为，由于它所具有的扩张本性，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只在很少几个方面是局限于
特殊的社会边界内的。从它产生之初，资本主义在规模上就是国际性的。这样一种
国际性或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它同样也包含着对暴力机器的控制和战争。无疑，军
事武装力量始终也是前现代诸种文明之主要特征。使现代性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是
对暴力机器的控制与工业主义之间的特殊关联，其导致了军事与工业组织之间的相
互渗透。“战争的工业化”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现代性使我们进入了“全面
战争”（total
war）和热核战争的高风险时代。
这里吉登斯十分注意马克思的论点：在把现代社会生活从传统世界的制度方面
分离开来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企业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按照马克思的诊断，
资本主义所有的再生产都是“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无论是在其外部还
是在其内部，无论是在民族-
国家范围的内部还是在民族- 国家范围之外，就其本
性来说，都是扩张性的，其经济秩序不可能像存在于过去大多数传统体系中的情形
那样，维系在一种静态的平衡和地域性范围之中。
在1998
年吉登斯同英国政治学家克里斯多夫·皮尔森之间进行的关于现代性
的长篇对谈中，后者问吉登斯：“在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中，你是否觉得韦伯的
理论对今天更有说服力？”并且因此，“我们现在都是韦伯主义者了”？吉登斯的
回答与他自己的多篇著作给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出人意料的话）：
我并不如此认为。韦伯对事情的看法很特别，但是我并不觉得它们都那么有说
服力。他主要地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他甚至拒绝在许多社会学家看来是最基本的
理论思考。《经济与社会》严格说来更是一组概念而不是一套理论。我并不认为他
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者说，我们不能认为韦伯的理论经
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而其他人（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理论却没有能够如此。……在70
年代初，当我写《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的时候，那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例如，帕森斯）忽视马克思并认为他的著作已经过时了。今天的情况又是这样，
理由却似乎更充分了，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失败。但是我对马克思的看法基本上没有
改变。就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和性质而言，以及就围绕它们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
而言，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作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有效的。马克思关于资
本主义的性质的论述是正确的：这是一种无休止扩张而无法停歇下来的体系，其毫
无遏制的市场力量导致了贫富的两极分化，也导致极少数商人对市场的控制。马克
思的问题（也是其被认为是最大的成就）在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
子，以及如何去实现它。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文明之中，却并没
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见的社会主义去替代它。8
由这四个维度编织起来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似乎是显
而易见的。如上所说，在传统的社会学中，所谓“社会”，一直就是指的现代社会，
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现代的民族-
国家。整个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
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民族- 国家的框架内来提出问题并展开研究的。随着科技- 经
济- 金融和文化媒体的全球化过程的出现，民族- 国家范式正在受到极大的挑战。
例如，当中国社会正试图加速自己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的时候，整个外部的发展
环境已经不再简单地只是如何与其他民族-
国家发生关联的问题了，而且也包括着
如何与越来越具有经济- 政治- 文化上的影响力的跨国力量或全球力量发生关联的
问题。这种情势，迫使许多原有的社会学理论和视角都面临着改造或转换的压力。
如何将社会学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体现这种情势和压力，并实现“创造性的转换”
，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精确地从理论上
概括这一现象？全球化意味着原有民族-
国家的消解，还是民族- 国家体系在全球
范围的扩展？是现代性在全球层面上的扩张，还是多元化时代（甚至后现代时代）
的到来？如果我们的确正在迈入全球化时代的话，那么，如何看待与此同时各地都
正在出现的地方化趋势？它们是对全球化的抵抗，还是全球化的另外一种表现？有
没有可能建立起全球化的社会学，或者，我们不过是把原来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扩展
到全球范围而已？
记得大约十年以前，当斯克莱尔发表他的《全球体系的社会学》9 的时候，他
特别强调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时连吉登斯也觉得离开民族- 国
家体系谈跨国化（全球化）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甚至是Nonsense！
即使是今天，在社会学的既有文献中，对全球化这一概念所展开的种种讨论，
几乎都不能与今天变得如此重要的全球化过程本身相协调。但是，今天无论是谁，
无论其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研究城市问题，都会意识到，发生于本地某社区里的某件
事情，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与此社区本身相距甚远的因素（如全球的货币和商品市场）
的影响。其结果并不一定是在相同方向上的一系列综合性变迁，相反，甚至通常是
彼此相反的趋向。通过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经济网络的作用，新泽西周围日益增长的
繁荣很可能与孟买附近的一个社区的贫困相关。另一个例子是正在欧洲和其它地方
兴起的地方-
民族主义。全球化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既有可能削弱与民族- 国家（
或者，与某些民族-
国家）相联的民族感情，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
情绪。当社会关系横向延伸并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时，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
到地方自治与区域认同日益增强的势头。
吉登斯特别强调全球化所具有的辩证特性。例如，伴随着全球化，作为联盟、
战争、或各种政治与经济的变迁的后果，当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失去主权时，经常
伴随着另一些国家的主权的增强。例如，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作为加速全球性分工
的结果之一，某些“古典的”西方国家的主权控制力有可能减弱了，同时某些远东
国家（至少在某些方面）的主权控制力却增强了。他当然也越来越意识到沃勒斯坦
（E.
Wallerstein）对世界体系的论述，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经验分析上做出
的巨大的贡献。10
这里绝非不重要的是，沃勒斯坦绕开了社会学家们通常所热衷的“社会”概念，
而更倾向于用全球化关系（Globalised
Relationships）概念去分析问题。他所
说的“世界经济”是一种在地理上不断延伸的经济关系网络，其先于现代时期就已
经存在了，但是它们明显地有别于在过去三- 四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格局。
早期的世界经济通常以大的中央帝国为中心，而且曾覆盖帝国权力中心所能企及的
周边地带。恰如沃勒斯坦所分析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出现展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秩
序，因为它第一次在空间跨度上真正成了全球性的，并且更多地是建立在经济（即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上，而非建立在政治权力之上。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
源自十六--
十七世纪，它是通过商业和工业的关联而不是通过政治中心而整合为
一体的。当然存在着多边性的政治中心，亦即民族-
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因此分成
了三大组成部分：核心地区，半边陲地区和边陲地区，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
区域性的定位也在改变。
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早在现代社会的初期, 资本主义就开始在世界范围伸
延了：“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世界性经济而非民族- 国家的内部事务……
资本决从不允许民族-
国家的边界来划定自己的扩张野心。”11
沃勒斯坦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的某些限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摆
脱了在对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强烈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他的著作也
有不足之处。他仍然把现代社会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
义。由是之故，世界体系理论强烈关注经济影响，却对下述这个在国际关系理论家
们看来具有核心意义的现象很难作出令人满意地解释：民族- 国家和民族- 国家体
系的兴起。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吉登斯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全球化的四个维度之一，
下面是前面提到的现代性制度的四种维度的全球化。（见图三）
图三：全球化维度
全球化的维度之一是世界军事秩序。作为一种巨大的毁灭性力量的现代武器，
结果是几乎今天所有的国家都拥有远远超过了甚至是前现代文明中最强大的帝国的
军事力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非常弱小，军事力量却很强大。吉登斯甚至提出，
在武器方面几乎就没有什么“第三世界”，而只有“第一世界”。拥有原子弹已不
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了。最近的印巴核实验，以及传说中的朝鲜的核能力，就是最
清楚的说明，它们对“第一世界”（如果我们继续使用这个冷战概念的话）造成的
忧虑，甚至不亚于当年的苏联。
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地域性的军事冲突事件完全可能是全球性战争的
开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后参战的各方实际上来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吉
登斯认为，核风险的另一面是，在原子核武器时代，除了在世界政治中可能具有的
象征性价值以外，拥有原子武器的真正作用，是防止他人使用原子武器。这有可能
导致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间战争的悬置。这是不是太天真了呢？吉登斯回答说，我
们不得不这样希望！
这个希望能维持下去吗？来自军事暴力的威胁也是现代性的高风险的一个重要
部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军事秩序之下，在这样的秩序下，作为战争工
业化的结果，现在已扩散到全世界的武器（当然也包括核武器）具有了史无前例的
毁灭性力量。核冲突的可能性所造成的危险，是以前世世代代的人从未面临过的。
风险的全球化，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不需要说明就能感觉到的问题。（图四）
图四：全球化的风险及其严重后果
舜笳降谋
贝克指出，这种全球性的风险不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也不管世界各个地
区之间的区别。“切尔诺贝利无所不在”的事实，意味着他所说的“他人的终结”：
享有特权的人和无特权人之间的分界线的消逝。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超越了所有
社会和经济差别。12
但是，这决不应该使我们对下述基本事实视而不见：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与在
前现代世界中的情形一样，许多风险在上流社会人士和下流社会平民之间的分布是
极不相同的。不同的风险（例如，在食物-
营养水平和对疾病的感染与治疗方面的
风险）就是“特权”和“无权”实际含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原子核战争仅仅是当前全球存在的所有的、可能也是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之
一。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人们意识到，即使是非常有限的原子核战争也会给气候和
环境带来相当严重的影响。少量核弹头的爆炸都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这种破坏还会威胁到所有高级动物物种的生存。据计算，“原子之冬”(
nuclearwinter)
所需要的核弹头，还不到所有核武器国家拥有的核弹头的10 ％，
甚至也低于五十年代拥有的核武器数目。这种局面将完全证明后面这个断言的正确
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再也没有什么“旁观者”，那些没有直接卷入战争的人也都
会成为核战争的牺牲品。
并且，核技术也越来越扩散，大国尤其是美国老是担心“流氓国家”拥有核武
器，但大国怎么阻止原子武器国在自己的领土以外从事军事冒险，是个新问题。超
级大国在其军事力量的边缘地区策划、进行着可以被称之为“精心安排的战争”，
即那些与它国政府或游击运动或二者同时发生的军事冲突。在这些冲突中，超级大
国的军队不到万不得以甚至根本就不用亲自登台亮相，但在二战以来几乎所有的局
部战争中，超级大国都是背后最大的操纵力量。而冷战以后为了遏制“流氓国家”
的势力，美国等大国已经几度直接出面精心组织狂轰滥炸。对此，哈贝马斯、博迪
厄、乔姆斯基、萨依德已经发表了他们各自支持或反对或试图跳出“非此即彼”的
怪圈的言论或申明，吉登斯有什么说法，将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
全球化的另一深层而重要的方面，是在每一种不同的制度性维度的背后存在着
的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早在1892
年，一个评论家就曾写道，由于现代报纸的作用，
某个边远乡村的居民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知晓程度，超过了一百年前的一位首相。
阅读某一份报纸的村民“自己就同时关心着发生在智利的革命，东非的丛林战争，
中国北方的屠杀，和发生在俄国的饥荒。”13
这里的要点，不在于人们偶然地知道到了发生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诸多事件；
这里的要点在于，如果不是铺天盖地而来的由“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的话，现
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本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吉登斯没有揭示这种“共享知识”
背后的问题，包括媒体和信息系统在散布“全球文化”并使其合法化（使世界各地
个阶层的民众自觉主动遵从其逻辑）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一方面，倒是法
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研究”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在
很长时间内，“文化”几乎都在社会学家（包括吉登斯）的视野之外，这也许是因
为社会学家总是想找到变迁的“硬指标”（例如制度）而文化确实是太“软”了。
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社会学的“野心”。而这正是吉登斯原本想要摆脱的。所以，
全球化，并不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又一次带给我们希望的机会。倒不如
说，它如同现代性本身一样，是一种悖论。我们现在需要回答的，不仅是“全球化
的准确含义是什么？”这样教科书式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无论是预期的还是未预期的）结果？全球化仅仅是指经济（
至少商品与资本，据有人说劳力算不算现代经济的要素还是个问题）的全球之间的
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还是也意味着在技术-
社会- 政治- 文化乃至更多的领域
（例如军事与战争）里的全新格局？如果说，伴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是南北、贫富
两极分化的加剧，那么为什么反倒是右翼的政党和个人（如美国的布坎南）在起劲
地反对全球化并主张排外和保护主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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