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中华政制之道

背负俄罗斯的重担
玛格利特·帕克森著吴万伟译

朝圣者走在路上
虽然跛脚，驼背
饥饿，衣衫褴褛
但在他们低垂的眼中，
看到心中的黎明
----约瑟夫布罗茨基
国家能寻找恩典和体面吗？国家能指定某类人担负其道德苦难的重担，成为国家的集体良心、牺牲和精神超越的源泉？在俄罗斯的故事里，所谓的知识分子一族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他们鼓动民众、激励民众同时也斥责民众，通过自己的学识寻求精神上的高地，饱尝牺牲、孤独以及和国家权力作斗争的艰辛。普希金（Pushkin），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i），布罗茨基Brodsky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但是还有成千上万其他人，虽然在对人民发表的演说中更谦卑，或许并不缺乏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望。
如今，在俄国激烈动荡的转型期，这些担负历史角色和强烈道德责任的知识分子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991年8月20日在阴沉灰暗的天空下，我从街道拐角来到彼得堡冬宫前的大广场，看到那里人山人海，集会群众或许有25万人。他们前来抗议共产党强硬分子绑架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正在进行真正的改革，要获得真正的自由，要真正结束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这是个显示真相的时刻。
这个群众集会是由彼得堡市长，法律教授和改革先驱者Anatoli Sobchak发起，决定参加集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清醒的思考如下问题。超过五个人在街道上集会就是犯法的，参加这个活动可能意味着丢掉饭碗，毁掉前程，警察到处都是。我在全市一遍又一遍看到同样的情形：丈夫和妻子在认真讨论究竟参加还是不参加。安德烈（Andrei）是个化学家，胆子小，尼娜（Nina）是个工程师，决心已定，儿子还小，他的一生有可能受到影响，可是他们还是决定参加。我们坐着摇晃的公交车悄悄地跨过涅瓦河（Neva River），来到市中心，从拐角出来看到让人敬畏的场面。
苏联在长达69年的历史中，通过各种方式将国家统一起来，有官方宣传机器强大的噪音，有残无人道的血腥镇压。正如让人屈服于国家的铁碗意志那样容易和平静一样，充满思考和智慧的异议分子的声音虽然遭到百般摧残仍然在苏联蓬勃出现。这些声音来自各方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语言学家，地质学家，剧作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他们有时候通过高雅的诗歌来表现，有时候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言来抨击，有时候以简单、平静地坚持科学和理性的真理来抗议，坚持通过恐惧以外的东西定义人性。到了1980年，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已经有足够的胆量直接挑战国家的权威，虽然苏联的最终垮台是其自身政治和经济制度重压的结果，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不断提高的反对声音帮助加速了它的解体。
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上的罪过被长期关押在偏远的古拉格。他们痛苦地承受拜占庭式死板的社会秩序意识，笨拙的禁欲主义的情调，常常和所代表的群体完全脱离联系。知识分子只能背诵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的诗行，因为写在纸上太危险了。他们只能在家中保存歌手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肖像画，将外国地图的轮廓烙印在自己的头脑里。他们费尽心机带领俄罗斯人民迎接推翻共产主义的历史时刻，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并准备好应对一切包括牺牲。
但是知识分子做好准备迎接胜利，迎接九十年代出现的俄罗斯转型吗？内心深处的嘀咕让许多以智慧超群闻名的知识分子充满厌恶和恶心的情绪来面对弥漫在他们周围的新一拨金钱和利益的争夺。他们憎恨抢夺钱财，对他们来说抢夺钱财（巨大的影响历史进程的看不见的手）没有任何用处。大学、研究所和艺术领域的工作丢了，薪水降到可怜的水平。虽然有些人的生活水平窜升到真正富裕和体面的水平，更多的人陷入真正的贫困。我看到朋友们由于饥饿、瘦弱不堪，眼窝深陷，皮包骨头。虽然不少的知识分子及时成功地捞到苏联解体俄罗斯成立带来的好处，但是和新政权的结合是别扭的，就像穿着型号不对的鞋子试图走又长又直的路。
一夜之间，苏维埃的英雄和改革被匆匆忙忙建立新国家的努力抛向一边。知识分子常常被看作不切实际，大惊小怪，唠叨个没完，对建立新国家的实际管理问题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厌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最著名的少数人由于掌握权力而导致腐败，另外有些人被残酷杀害，还有些退回到老本行享受从前的安静。和以前相比，知识分子更加明显的意味着要忍受孤独。
许多俄罗斯观察家曾经说过可以向知识分子这个成为历史陈迹的东西说再见了。有人可能加上"谢天谢地，终于摆脱这些人了"。对我来说，知识分子不是群体，而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人类学家在俄国生活和工作的那些年里，我一直被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所感动和激励。比如，有个托尔亚（Tolya），前20年和父母生活在一个房间里。托尔亚的所有7个叔叔都死于二战，他的母亲亲眼目睹自己父母被杀的情形。托尔亚现在通过写书来探索死亡，金钱，来探索不被注意的平凡小事的意义。还有一个阿辽沙（Alyosha）在他服完兵役后，本打算到商海搏一搏，不料赔得血本无归。现在除了教授哲学，翻译书籍赚点外快，还写诗到深夜，手指被烟熏的焦黄，保持独立生活的铮铮傲骨。
还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科沙（Kesha），他和家人生活在美丽的古城斯塔利亚拉多加（Staraia Ladoga）。科沙在这里描述其山山水水，思索其毁灭历史。一天晚上，当天空变成紫色、子夜临近的时候，科沙和我们一群人沿着河边艰难地走着，科沙满怀惆怅地说到他所逐渐熟悉的斯塔利亚拉多加已经消失。对周围翁翁叫的蚊子充耳不闻，他讲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每停下来一次，就要利用这个机会举杯祝愿，祝愿这个偏僻，孤单遭到毁灭的地方，祝愿它的历史和未来。在每次祝酒的结束，科沙再倒一杯伏特加，尽管满脸通红，已经醉醺醺的了。科沙说他生活的体面和动力正是来自这个地方和对这个地方的热爱。
还有安妮亚（Anya），安妮亚远远跑在别人前面。我认识她已经好多年，发现她的思路好像一直处在很远的地方要抓住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从中归纳出它的意义。这是她非常动人的魅力所在。从安妮亚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积极、世俗的一面，她是著名的记者，在此之前做诗歌翻译和口译，更早的时候是拥有秘密的家庭中长大的聪明女孩。
什么秘密呢？她的家人思想活跃，看书如癖。而生活在集体公寓，隔墙有耳，一不留心就出乱子。在长长的斯大林统治年代，她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就有三个被逮捕，其中祖母被枪决。在祖母被送往古拉格，父亲被送往孩子们的"聚居区"的时候，父亲跑掉了。后来她的父亲身患躁狂抑郁症，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事情变得更可怕和危险。所以在家人严肃的谈话中，在饭桌上，一提起俄国，他们的用词就�"可怕，恐怖，危险"。最糟糕的是，他们有美国朋友。
安妮亚是在充满思想的环境中长大。她将非法书籍带回家和外国人交朋友。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她决定学习外语以便能最终作为自由翻译者，尽可能和苏维埃生活的福利保持距离，逃避现实。她把这称为"反向抱负"但是这个选择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自由。她谨慎选择自己将来的道路，以她日益敏锐深邃的眼光和思考认定远离权力中心才是讲述真相的正确地方，是过诚实生活的地方。对安妮亚来说，承受贫穷和在等级森严的体制中主动选择缺乏地位的职业是高尚的行为。
虽然安妮亚认为自己青年时代是个局外人、异议分子，但是在1990年代她完全出乎意料地被弹射出去成为冲突的中心。刚开始作为翻译者，在美国记者帮助下找到自己编辑和发表言论的场地。如今，她在批评普京政府、车臣战争、俄国人民的政治冷感、国家在通往民主道路上的停滞不前等方面异常大胆直率。
2003年12月在莫斯科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妮亚，那是在俄国议会选举两天后。在这次选举中每个含有"自由"两字的政党都没有能赢得代表权所需的5%的投票支持。同一天，一个抗议车臣战争的年轻妇女腰上绑着炸弹在去往国家杜马的路上迷路，并将自己炸飞。
安妮亚经常收到从海外打来的电话，可是她总是像往常一样热情，投入和慷慨。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安妮亚谈起安那托利·丘拜斯（Anatoli Chubais）和他的右翼力量联盟SPS(Union of Right Forces)为议会选举活动做的电视广告。在广告中，所有后苏维埃俄国自由派政治人物像丘拜斯，鲍利斯·涅姆索夫（Boris Nemtsov）伊里娜·哈卡马达（Irina Khakamada）坐在豪华的飞机上、在手提电脑上忙碌，呼吁国民像他们一样生活。飞机-纯种白人，沐浴在金色光线下-飞向天空，或飞向灿烂的未来。一个来自美国的观察家称这广告是"有史以来最最愚蠢的竞选广告。" 安妮亚简单地说"难道他们就不能坐在白色火车上吗？"
为什么这些现时代的"年轻自由主义者"就不能用自己同胞的眼光看待广告宣传呢？比如生活在狭小的公寓的老太太，要靠自己挣扎着弄点吃的，或者拼命干活的农民，为了吃上土豆和猪肉累弯了腰？这些显示自封为俄国权力精英成员的知识分子的盲目和无知。丘拜斯已经从1980年代圣彼得堡的年轻经济学家变成了新的俄国的缔造者，推动者和既得利益者。
在1990年代中期，他在臭名昭著的"贷款炒股" （loans for shares）交易，瓜分国有资产并造成俄国寡头政治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许多人把他看作新精英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彻底和劳苦大众脱离，缺乏关心、冷酷无情。他们的麻木冷淡是最糟糕的傲慢自大。正因为如此，至少在某些时候曾经作为改革号召的自由主义理想如今在杜马里面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对那些认为选举是时代大变革标志，拥有崇高理想并为此做出巨大牺牲的人来说，俄国改革和重生的黄金时代可以正式的宣布已经死亡。
安妮亚当然不希望故事就这样结束。她希望继续战斗，但是她的战友们在哪里呢？
利迪亚（Lidia）用描得很浓的眼睛看着我说"麦基（Maggie），你得明白。我已经受够了。"我曾经问她关于议会选举的事，她投票了没有。没有，她根本就没有投票。当然没有。圣彼得堡这个曾经是俄国人向往民主和不同政见发源地，曾经是俄国的"欧洲窗口"，曾经让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Akhmatova）和布罗茨基萦绕于心头的，可爱城市已经陷入腐败的泥沼，不能自拔。去年12月出来投票的市民回避像伊里娜·哈卡马达（Irina Khakamada）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没有将哈卡马达送入被遭到谋杀的改革者加利纳·斯塔拉沃托瓦（Galina Staravoitova）长期占据席位的议会，反而挑选共产党人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Gennady Seleznev）。
不，利迪亚没有投票，她将来也很可能不投票。她再也不会加入25万人的集会游行。她再也不会举着标志牌或撰写社论。
我对利迪亚的记忆是看着她吃蛋糕。14年前在蒙特里尔餐馆里，我校人类学系招待她的继父，被认为是他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文献学家之一。她随母亲到魁北克探亲。靠命运的安排，利迪亚和我都进入蒙特里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们的生活就开始联系在一起了。
利迪亚的生父是很早就去世的诗人，母亲是地质学家和作家，祖母是有苏维埃农民背景的小说家。她的家庭成员中有演员，有贵族和语文学家。在知识分子无法说清楚的类别中，她属于比较弱小但更有意义的皇室成员。读研究生时有个教授曾称她为"公主"。
皇室成员的社会地位已经成为周围人们如何看待像利迪亚这样的人一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利迪亚自己的关心却是别的东西。词汇-的挑选和意义，词汇的形式和颜色，真实、美丽的词汇需要保护，免受控制一切的国家的愚蠢的影响。所以她走上写作的人生道路。研究生毕业后，她从翻译令人头昏脑胀的文学理论开始转向翻译小说，现在她希望在自己的小说中找到声音。对她来说，词汇、艺术和爱的意义是最重要的东西。人生是唯一不断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
利迪亚高大、健壮（她注意到和俄国男人心中的美人正好相反），修长的腿走其路来非常优雅。她有骨气，喜欢动物---喜欢高兴的，得到很好照顾的，迷路的，或受伤的---十多岁的时候放学后去赶电车从市里到郊外去照顾牲口棚，在那里她学会了骑马，并和在学校中学到的东西结合起来。后来她嫁给了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一个画家，现在生活在两居室的房子里，除了丈夫外，还有他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儿子。
利迪亚喜欢动物，可有时候她好像憎恨人类。我见过她怒不可遏的样子，用脚踢停在街上，挡住她去路的漂亮的外国骄车。对粗鲁的女招待大发雷霆，称为苏维埃风格的"娱乐院"，痛骂给外国人兑换货币或收莫名其妙小费的男人。我亲耳听到过他咒骂携带武器的人。对利迪亚来说，唯一比曾经让她的诗人父亲怒火万丈的苏维埃时代愚蠢的残留更丑恶的东西就是俄国新贵，他们粗俗不堪，装腔作势，盛气凌人。
她不能承受一杯咖啡竟然几乎占去祖母得到的退休金的现实，没有公平，缺乏公义，政界简直是精神错乱和疯狂。或者坦率的说，新世界比过去更加缺乏体面和恩典。
利迪亚不去投票，她憎恨政治。她和丈夫靠画画和翻译维持生计。他们的家很小，里面堆满了生活和艺术品。有时候她说只要能得到2 英尺见方的空间足够放下她的写字台，她愿意做任何事，可是这样的空间也没有。
但是尽管利迪亚发现现实世界的粗鄙和丑恶，她同时也从中发现了奇迹：全家人一起吃饭，和朋友长时间喝茶聊天，骑马和溜狗，坐在颠簸行进的电车上旅行，在白夜的紫色光线照射下，沿着她陌生的城市街道和运河的散步。就在这样的奇迹中，在紧张不安的寻找奇迹过程中，相信她能碰巧遇见它在月光明亮的夜晚感受到的看门人意识，虽然刚开始可能不是这样。
那么，这个知识分子有时候需要成为同胞的看门人的意识到底是什么呢？他们感觉到有必要承受与强权抗争的痛苦？不得不详尽了解小事情？这是俄国人传统的附带现象，让一个圣徒来和世界对抗，过衣衫褴褛的生活，批评沙皇？还是根源于旧俄国时代封建制度的残余，在上层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有一个深层的裂隙，比欧洲其他地方的更严重。
对那些相信历史朝一个方向倾斜---朝向理性的市场和人们期待的灿烂未来的人来说，俄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人物，已经寿终正寝。然而，对俄国人来说，知识分子总是处在自己危机的边缘：总是接近稀薄，接近圣洁，接近埋葬和忘记。在这个永远勉强感觉到的状态，知识分子能够同时被看作神圣的同时又被忽略不计。也许，在那个浪漫的结尾，有些绝对基本的东西对知识分子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历史并不是只朝一个方向前进，渴望和优雅并不是用整齐，确定的形式一下子全部送来。知识分子这么奋斗挣扎，证明自己的相关性会不断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权力：它确实帮助推动25万人来到圣彼得堡的革命广场。它创造了安妮亚，眯着眼看到自己国家长远前途，并不计一切代价而奋斗，创造了科沙，掀起掩盖过去的玻璃瓶子，对嗡嗡叫的蚊子听而不闻，创造了利迪亚，不断努力把食物放上餐桌，照顾年迈的祖母，保护脆弱的儿子免受凶残的迫害，不断为一个两英尺见方的空间奋斗，并思考这个世界的力量和甜蜜。
译自："Bearing Russia's Burdens "by Margaret Paxson
http://wwics.si.edu/index.cfm?fuseaction=wq.essay&essay_id=83686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