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

吴国光

世纪沙龙

　　在经过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蓬勃生命之后，中国的「改革」看来正在死亡。如果按照一般概念把中国改革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我们看到，政治改革在尚未出生之前，就已经在1989年初夏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血腥的葬礼；而经济改革，作为中国改革的真正实际，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大体完成了其推动中国市场化的使命，把中国带到了与世界市场经济接轨的汇合处，从而为自己画下了句号。过去二十多年来，在中国所发生的最大现实，就是这种以官僚国家掌控下的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它具有在社会秩序大体平稳和政治权力框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重塑国家、社会与市场关系的特点，基本上是上下结合、自上而下地发生和推动的。为甚么说这样的「改革」已经终结？在改革终结之后，中国向何处去？在改革死亡或终结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多种思想解读；它们是不是，或者在甚么程度上，能够回答现实的挑战？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提出并回答这些问题。

一　改革的终结：意识形态领域的回归和变迁

　　中国的改革已经终结。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是从意识形态来看。1970年代末在中国开始的改革，像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变法」或「维新」运\f0动一样，也是从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改造开始的。事实上，社会变革和对传统思想的改造这两个层次，往往同步；而在一个意识形态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体系中尤其如此。当然，改革的肇因深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紧张之中，因而改革的许多具体发端和实施措施是由实践者自下而上创造的。但是，这与下列判断并不矛盾：只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造出现突破，并且这一突破为当局所接纳乃至高扬时，改革才真正形成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新的历史阶段。因此，安徽农民的「包产到户」，必须等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才真正成为全国性农村变革的主导思路。所以，中国的改革始于「思想解放」；在原有意识形态框架下改造并利用这种意识形态，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包括政治合法性、思想资源和政策原则等一系列要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不但看到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而且看到保守派的中坚正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知识分子曾经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成为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没有在任何重大社会事件中缺席，甚至常常成为社会变革的引导。同样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见证了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到苏联东欧式的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思潮的主流演变线索，为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化提供着智能或嫌不足但却充满政治活力的解说和指导。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幅大相径庭的图景了。首先，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部，寻求意识形态改造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几至于无。80年代，尽管人道主义思潮和现实社会主义批判思路都不断遇到政治上令人窒息的压力，但却持续显露它们的锋芒；而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随着共产主义已经在全球意义上宣告死亡，这些思想似乎已经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而在中国思想发展的内部脉络中，实用主义的「不争论」战略或「只做不说」的实践方式，现在也早已走到了极限，遇到一个必然出现转折的关节口：或者是在意识形态上走回正统，那就是以邓力群为代表的所谓「老左派」或斯大林主义的传统，要以理论纠正实践；或者跳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向与《资本论》背道而驰的某种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乞灵，根据新的社会现实而试图超越传统理论框架。两个倾向都在超越以在原有框架内实施改造为基本特点的「改革」，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指向超越框架，而另一个则指向反改造。

　　民间观念的多元化，更是已经拋弃了无论旧有的还是经过改造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试图创造各种相对于中国五十年来的当代史来说的新话语，以另行解说现实和规范未来。开始，有「新儒家」思潮和其它新保守主义观念的涌动；接着，是自由主义的浮现；同时，所谓「新左派」继起，形成了与自由主义的激烈争论。此外，民族主义也强势回归，与多派思潮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联。在至少两层意义上，它们无一不是思想理论领域内对于原有意识形态的颠覆和革命。首先，它们在「改革」话语之外「另起炉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领域长年以来一元主导的发展，冲决了政教合一的制度框架；其次，它们不是像80年代的诸种「改革」思潮那样，无意（也无力）与前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争夺正统地位或官方解说权。

　　其三，被改革所否定的传统意识形态，借三尸而还一魂，已经摆脱了它曾经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处境：一是「老左派」也被认为正在说出某种社会实情，二则「新左派」更是春风得意，三则当局也转而动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手段，比如「三讲」这样的政治运\f0动，来重新组织政治生活。如果说，共产主义框架的改造极限和民间思想的多元化，显示了从变迁的方面「改革」正在被超越；那么，这里所说的三种「回归」，则说明由改造传统意识形态而支撑的「改革」正在被消解。一句话，改革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资源已大抵耗尽。

二　文革、稳定与民族主义：其它向度的观察

　　第二，改革的终结还体现在历史向度。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文革」的反弹。随着对文革的怀念越来越强烈，这种反弹的力量显然已经减弱到很低的程度了。当然，对文革的怀念来自不同的群体，也各有其不同的着眼点。比如说，一般民众可能是渴望以文革式的政治运\f0动来惩治腐败官员，纠正社会不公；「新左派」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崔之元，则试图重新在文革中发掘某些理想因素，作为中国乃至西方政治改造的蓝本；而当局也时有借助文革手法，就像对待法轮功的宣传动作，以实现其某些已经在改革中弱化的政治功能。总而言之，文革作为改革的积极资源的历史状态已经大大变化，而越来越成为校正改革缺失和弊病的一个重要历史资源和政治参照系。

　　观察改革终结的第三个层面是政治。1989年以来，中国政治的中心，就是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改革本来就是要改变现状，但稳定则是要维护现状；一旦对现状的坚持占据主导地位，为了维护稳定可以放弃改革，岂不就是改革的死亡？于是，我们看到，甚至单纯经济改革的许多措施，也会为了政治稳定的考量而胎死腹中。如果当局在1978年也是这样一种治国哲学，中国哪里还会出现甚么「改革」时期？

　　第四就是经济的层面。中国的改革，根本是经济体制改革。简略地说，这种改革大约走过了三个阶段：一是「放权让利」，即经过分权而改造经济制度，这在80年代上半期已经大体完成；二是市场化，即引进市场机制以调节宏观经济运\f0行，这在80年代中期起步，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三是90年代的所谓引进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市场化，即在微观层面实现市场化，这也似乎大体上走完了其历程。因此，自进入「十五」计划以来，可以看到，调整产业结构、开掘国内市场、西部开发和引进外资等这样一些东西，而不是制度面的改革，已经占据经济政策的中心。事实上，经济增长确实也不再主要源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主要是源于上述政策。其中当然也包含部分体制改革的内容，但体制的改革却明显已经不占中心和主导地位。

　　与此相关联，但是不妨另辟为第五个层面以强调的，就是制度。随着私有产权被承认，产权制度的变革已大体完成，今后面临的主要是实践过程中的安排和演化问题。国营企业改革作为经济制度改革的最后一场攻坚战，或成或败，都已经走到尽头。所谓「成」，就像当局所宣告的那样已经成功，当然是结束了；如果是「败」，那说明它也已经走到死胡同的底端。

　　第六是国际层面。中国当代改革与对外开放不可分割；而开放本身，作为改革的一种资源、一种途径，现在也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以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中国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内外都有许多人，预期这一步骤将为中国的下一步制度变革带来进一步刺激。但是，从当局的表现来看，充其量，这只可能会带来一些行政和法制层面的调整，但很难出现类似当年经济改革那样有力度和深度的其它层面的制度改革。而在国际政治方面，一个明显变化是，冷战的结束虽然缓和了中国的北部安全环境，但主流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善意并未增加，甚至在减少。这从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大体脉络。换句话说，经过后冷战时代十年左右的调整和磨合，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虽然没有走到「新冷战」的状态，但相互的冲突却日益凸显。更为重要的变化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和反应，已经和改革年代大大不同：所谓「改革」，在中国国际关系的含义上就是拥抱西方、学习西方，或者说亲西方；现在则是民族主义持续加温，反西方情绪浓烈。

　　与此相联系的是「改革」的正当性的终结。不仅是民族主义的崛起终结了对外以学习西方为特征的改革的正当性，而且，在内部，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轴心来观察，同样可以说，「改革」作为政府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也已经在民众的意识当中，也即在社会层面，丧失了正当性。「改革」已经不是民众可以短暂牺牲自己利益而在长远理性上可以赞赏的东西。人们不再担心改革的基本政策或方向会出现变化；相反，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角度要求调整甚至改变现行政策，以平衡或纠正改革的负面效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同时出现了第八个层面的变化，即战略层面的变化。自下而上的改革，像农村改革在其发动年代的轨迹，已经不可能重现，因为民众越来越不认同改革的正当性。更重要的是，当局已经很难接受民众中哪怕仍然存有的促进改革的自发性。至于当局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战略，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它的极限与终结。于是，我们看到：要么是下层的变革意愿不能为上层所容忍，则社会层面的变革意愿与动力越强，则国家与社会关系越是紧张、对立；要么是上层的变革思路不为民众所赞成，则国家以「改革」之名推出的诸种治理举措，愈益遇到民众的反抗。那种既有自下而上、又有自上而下、从而上下结合推动改革的战略模式，已经很难再出现了。

　　上述八个层面的观察都在说明：中国改革的资源已经耗尽，其支撑力量已经分化，其动力已经衰竭。因此，可以说改革已经结束了。也许，还有人在政策层面不断试图推动某些所谓「改革」措施，但这并不能改变上述层面的时代现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难发现，领导层中的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野，正在日益失去其指示意义。看一看现任领导人或候任领导人们，就经济改革而言，谁不是改革派？就政治改革而言，谁又真的是改革派？他们本来都是经济中心论的中国改革的产物。在一个词汇失去其分辨现实中不同事物的意义时，这个词汇还有甚么生命力可言呢？反过来，这正说明，现实中的区分与矛盾，已经超越了这一词汇的指代。换句话说，「改革」已经没有意义，中国已经进入「后改革时代」。

三　走进「后改革时代」：非经济问题与非渐进态势

　　那么，「后改革时代」在中国意味着甚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恐怕首先还要回头去看：中国的改革究竟意味着甚么。简单地说，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改革，因此也就可能从四个角度来展望「后改革」的含义，并检讨相关的思想论争。

　　首先，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中，改革就是经济改革。虽然政治改革呼声如缕不绝，但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当然，一定限度的政治改革措施有所发生和实施，从而为经济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政治条件。但是，改革等于经济改革，这是中国的现实。因此，所谓「改革的终结」，当然就是经济改革的终结。更进一步，所谓「后改革」，就可以意味着：或者经济制度也不再改革，或者出现经济领域之外的变革。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经济改革的终结，大体理解为经济问题不再是困扰中国的主要问题这一现实的表现。换句话说，中国改革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长期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而这曾经在至少整个二十世纪是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困扰。现在，中国当然还有她的经济麻烦甚至潜在的经济危机。但是，第一，能不能找到一条解决经济麻烦的道路，显然已经不是主要问题；第二，这些麻烦与其说是经济本身的，不如说是产生于非经济的因素；第三，解决麻烦的手段，主要不是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而是在经济领域实行常规管理──即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模式来不断调节经济运行，或者同时需要在非经济领域进行变革。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明白，为甚么90年代以来出现的多种思潮，从新儒家到民族主义，从新左派到自由主义，无论其立场和观点如何不同，但都具有鲜明的非经济关怀。事实上，即使是那种相信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的万能灵药的观点，显然也有一种隐含的政治前提，即现行权威主义国家作为一种权力体系，足以提供市场运\f0作的政治条件。这个前提似乎在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过程中得到了验证，于是这种「市场万能论」就可以偷天换日地将自己打扮成80年代曾经振聋发聩的改革新声在今天的衣钵传人了。殊不知，80年代作为改革理论支持的市场论，在全权主义（totalitarian）国家几乎完全拒绝市场因素的历史条件下，本身就是对传统国家权力结构的深刻批判。进一步，它又是与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声气相通，因此构成一个以建立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配套架构为诉求的没有自由主义卷标的自由主义论说。而今天的市场论，在理论上不过是倾力于论证已经泛滥的市场运\f0作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政治上则大体舍弃了国家权力改造的内涵（或将政治改造无限期推迟），因此在实践中就不能不经常尴尬地沦为国家政策的辩护士，甚至是不公平市场运\f0作下产生的少数新特权阶级的代言人了。即使是那种呼唤公平市场的声音，一旦在理论上落入「市场万能」的窠臼，而不是诉诸国家权力改造，也就变成自相矛盾的论说（如果市场是可以自发解决公平问题的，为甚么它至少在目下中国不能摆脱权力因素的干扰？），从而成为苍白无力的一厢情愿。这样，与80年代不同，今天的「市场万能论」包涵了消解政治改造的政治功能，正在日益丧失其对于现实的认知与批判能力。

　　可笑的是，有些批评者也偏偏响应论敌的这种偷梁换柱，要给这种「市场万能论」戴上「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的帽子。其实，这种「市场万能论」连所谓「经济自由主义」都不是，因为「经济自由主义」──按照它的有力批判者博兰尼（Karl Polanyi）的界定──在鼓吹尽可能由市场调节社会生活的同时，要求「自由国家」（the liberal state）──而不是政治专制──作为其政治前提。这种正版的经济自由主义当然同样要求削减国家的职能，但没有说过这种功能削减足以改造国家本身。如果中国今天出现的情况是某些理论家所批判的「国家与市场共谋\f0」，则这种状况及其理论表现就绝不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前提之一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功能分割。这在概念上是如此清晰，以致令人怀疑那些这般混淆视听者根本不至于如此理论无能，而是另有「新左派」与「市场万能论者」的「共谋\f0」以阉杀真正的自由主义了。其实，与风车作战并不尽是理想主义的表现，它也完全可以是规避现实生活中某个真正恶魔而又要表现某种勇气的犬儒行为。

　　这里，我们也就来到了解读改革的第二个向度：改革作为渐进的变革。如所周知，中国改革以其渐进模式著称于世，与前苏联当年引进市场化时的「震荡疗法」和苏联东欧在政治上的革命性变革恰成对比。由此引出两层涵义，需要在这里讨论。第一层涵义甚为明显：改革的终结，也就是渐进变革道路的终结。这不是说，中国已经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变革；而是说，能够推动中国进一步平稳渐进变革的动力正在或已经丧失，以致中国的变革进入了一种尴尬的悖论：在民众强烈要求变革的方面，当局乃至大多社会精英都无意进行变革；而对那些当局和精英阶层自认为正在进行的重大改革措施，一般民众要么是无动于衷，要么甚至是非常反感。在这样的状态下，只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当局和精英继续占据支配地位，从而社会将出现只有渐进而没有甚么重大变革的相对停滞状态；一是大众的要求突破了当局的控制，甚至与一部分精英相结合，从而形成自下而上推动的重大变革。这两种情况，都与当局、精英与大众大体结合而推动的平稳变革即改革大大不同。换句话说，一则由于当局拒绝重大变革，二则由于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日益与当局合谋\f0，三则因为容易平顺进行的重大变革已经大体都进行过了，剩下的都是难度极高的变革任务，则今后任何重大变革的出现，似乎已经不可能不伴随剧烈社会震荡而仍然平稳渐进地进行。

　　第二层涵义则关乎更进一步的追问：改革的这种渐进性来自何处？鉴于自由主义对于理性的强调和政治上相对温和的态度，它似乎就与「渐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无论是出于「争功」或是「诿过」，我们能够由此把中国改革解读为自由主义的社会工程吗？无疑，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不自觉的自由主义论说早已出现（而不是等到90年代才横空出世），自由与权利更在社会现实中渐次浮现与扩展。但是，第一，这与其说是自由主义支配国家政策（在我看来，这种状况从未出现过）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由主义所揭示的个人自由之原发性的胜利；第二，在自由即个人权利尚未伸展到国家领域的时候，这种浮现与扩展只能说是非常初级的。换句话说，中国改革的渐进性与其说是自由主义思维的胜利，不如说是自由主义未能强大到改造国家即同时改造社会生活的多方面重大机制所致。因此，非渐进状态的酝酿，并非宣告自由主义的失败，而毋宁说是人们在实践中追求自由不仅追求消极自由而且需要积极自由所由此展现出来的历史轨迹。

　　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似乎都仍然落后于实践，并没有充分体认到这种「非渐进」转折的呈现，而至多是曲折地从某个角度反映了这种转折。新保守主义和新儒家颇为艰难地试图以「秩序」与「稳妥」等理念拒绝这种现实发展，甚至所谓「自由主义」也还在一定程度上沉浸在80年代末对于欧洲大陆革命传统的批判性反思当中，一如既往地偏爱某种循序开展的渐进变革。这都是在用价值判断来替代现实分析，把愿望思维当作不可移议的真理。另一方面，新老左派的态度却都相当含混和矛盾。已经衰朽多年的老左派，尽管厉声谴责新的阶级分化，却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支持工人农民对于现状的反抗；一部分处于青春期或怀旧期的激进新左派，表现当然慷慨激昂得多，似乎有认同革命的苗头，但是实际上却在向上个世纪上半叶回归，从今日压迫制度的缔造者身上汲取能量；而那些比大多激进者老了一个世代的新左派主流，在时代选择上也老上一个世代，宁愿认同上个世纪上半叶革命的产物，也就是5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原则和精神，而不是认同革命本身，就像他们不认同改革（即那种制度的温和改造）一样。这种取态，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都毋宁说是「右派」而非「左派」，如果我们把向后看看作「右派」的一个基本思想特征的话。有一种新左派并且和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合流，试图将这种「非渐进」态势导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国际层面，从而稀释中国内部正在不断积累的可能导致「非渐进」局面的政治压力。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对刚刚提到过的少数激进者之外，「新左派」的名称确实不太适合它目前的大多数发言人，尽管这些人正在相当热情地从西方「新左派」寻找精神支持。他们的概念谱系或许是「新左派」，但在中国社会和思想现实中的角色却是保守的。也许可以套一个当年概念来称呼他们：「形左实右」。这里，「右」是认同现实，「左」是倡导变革。同样，也可以叫作「外左内右」。稍稍发展一下，则可以说是：国际方面左而国内方面右，概念层面左但现实层面右，经济领域左而政治领域右。

四　历史重新开始：资本主义与制度变革

　　于是，我们看到，大多数看来严肃认真的当代思想，在社会发展呈现「非渐进」转折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跟上社会现实的发展并反映现实精神。这也就难怪90年代以来的思想论争往往局限为「茶杯里的风波」，那么合乎那些象牙塔学者自身要「做学问」的要求了。当然，这样一概而论，总有其不恰当之处。如果我们换一个向度，把「改革」主要界定为在原有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造和调整，则论述可能更为完整周到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终结」或「后改革」的来临，也展示出两种完全相反的前景：一是现行制度已经不再需要继续改造，就可以获得政治正当性，维持社会公正和稳定，促进经济繁荣和发展；一是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而进行改造，否则就不可能达成上述社会功能。与此相联系，不同的思想流派，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判断和展望，提出不同的社会政治发展道路。

　　对许多人来说，第一种前景看来正在成为现实。他们歌颂今日中国的「太平盛世」或「历史最好时期」，期盼目前的状态能够成为「千年王国」而无尽持续。有人或许会问：在当代思想论争中，难道真的有严肃的思想者持这种看法吗？答案是：如果没有，那恐怕也是思想的失职，居然不能完整反映现实；如果有，他们当然也会出之以更加微妙、老道和晦涩（据说等于深刻）的论述，而不大可能这样赤裸裸地放弃自己的「批判」精神。于是，我们看到，对一些人来说，现行制度已经获得了自我改造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它甚至正在真诚\f0地实践从「费改税」到街道选举等诸种政治改革，何况还有党内民主的希望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它们都会将现行制度平稳地带进一个「更加」民主的未来。为甚么要「更加」呢？「批判」精神当然不会像香港商人或北京太子党那样满足于现状。他们发现：现行制度有它的缺陷。就宏观看，他们发现，在这个制度下，面对地方，中央权力太小；而面对市场，国家权力太少。就微观看，他们发现，东部沿海地区享有太多特权。对外看，对美国的政策则太过软弱。从理论到政策，他们构造出一系列学说。据此，中国目前的要务，就是强化中央权力，加强国家干涉，大力开发西部，对美敢于说「不」。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造现行政治制度，而是要不要强化根植于现行政治制度的国家权力。当然，你可以说这种强化也是「改造」，就像说重新中央集权等于政治改革；你还可以说，有这种集权才能为民主化创造基本条件，就像说文化大革命等于真民主而西方目前的「多元政体」不是民主一样。不过，这种概念把戏恐怕只可唬唬从不深思熟虑的头脑，作为理论论争则未免玩笑了。

　　当然，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敌人在于国际资本主义，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这就需要讨论界定「改革」和观察「后改革」的第四个向度，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中国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过程。而「后改革」时代，因此也预示两种不同的前景：或者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a normal state）而跻身世界民族之林，或者与世界主流形成对抗和冲突。目前一个相当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后者。表现在当代思想论争之中，我们看到，在这里，除了自由主义成为最大的落伍者之外，其余的几乎所有当代思想流派，都争先恐后地加入了批判国际资本主义的大合唱。我这里当然意含讽刺，而且，这种讽刺是双重的：第一，它针对那些敌视国际资本主义并进而敌视国际社会的种种思潮的鼓吹者。前面我们已经发现，这些有政治头脑的思想家们对于中国现状的评价和分析，往往与没有政治头脑的国际资本一致：他们对中国的担心，都是害怕中央政权太过弱小。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国际资本希望中国政权进一步向西方资本靠拢，这样它们就可以帮助中国「开放」、「改革」和稳定；而那些「批判者」则要求中国抵制西方资本，这样就可以实现中国进一步的强大和平等的繁荣。不难看出，前一种观点假设自己（即国际资本）比中国政权（或者中华民族──对某些论者说来）更高明和更有力量，这当然很容易被看破是具有偏见乃至阴谋\f0的论调；而后一种论述则相信，中国现行国家体系一旦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就是当今社会一切弊病的最好（至少是最有效的）处方──这就满足了中国的一切权势：政治上的国家体系本身，经济上的本国资本，和文化上弥漫于大众之中的民族自尊。

　　不可忘却第二重讽刺，那是针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如果自由主义仅仅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在中国的代言人，就像当代中国的所谓「经济自由主义」那样，那么，这一则不过是现实的背书，可谓真正落伍于现实；二则，就算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它也不过是少数金权力量的声音，从而远远不如「批判者」们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政治、知识和情感权势者的呼应。如果自由主义是试图借助国际资本的压力而改造中国政治呢，就像许多欢呼世界贸易组织如欢呼孙大圣来临一般的朋友那样，则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这种压力是如何有保留，又是如何有偏见。在我看来，自由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概念反映，就像它决不是政治专制的理论一样。在今日中国民众作为个体与中华民族作为整体面临两面夹击的背景下，尽管某些人试图以批判资本主义来合理化甚至正义化他们自己对于政治专制的附庸关系，难道自由主义者就应该站到相反的立场上来为资本代言，哪怕是同时批判政治专制吗？

　　历史本身没有这样的偏颇，虽然不断有人试图偏颇地解释历史。在当代思想论争中，有人要回到1989年重新寻找自己理论的根据，这显然是一个聪明的动作：的确，1989年的事态发展，正是中国改革进入其死亡或终结过程的起点，从而也是后改革时代中国一切思想的发源地。如果我们借用福山（Francis Fukuyama）喜欢的黑格尔（G. W. F. Hegel）和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把历史看作矛盾和冲突的场所的话，则1989年虽然对福山来说是「历史的终结」，但对中国来说恐怕正是历史的开始。至少，那是历史的接续。自那时以来，以「改革」凝聚社会共识的现象趋于消失，多元的矛盾与冲突主导了中国的发展。更准确地说，在那场运\f0动被镇压之后，金钱施威曾经短暂消弥了历史；而随着改革终结的过程走到底线，历史真相再度暴露于思想之前，则历史在今天到1989的小接续中应该可以发现其从「后改革」到前共产主义中国的大接续了。改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将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转型或还原为共产主义在这块土地上出发时的中国。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也好，是官员腐败高压政治也好，是道德崩溃伦理败坏也好，其与改革前中国的距离都大大超过了与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的距离。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1989就是1919，「六四」就是「五四」；基本场景类似，虽然历史角色颇有腾挪转换。两相比较，最大的不同，或许一在经济，一在政治：今日中国与前共产主义中国相比较，经济成就是明显的，而这应该归功于市场化；而政治的压制力量却也明显更为强大，这是不是因为国家能力还不够强大，或者是由于国家与市场的「共谋\f0」呢？如果说，着眼于对现行制度框架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造，已经构成了当代任何思想流派中可能有价值的部分的主要精神；而对于普通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伸张，则成为这种改造的最为可行的基本方向和基本道路。争论的真正焦点，正是隐藏在这里；而争论的弱点，也正是没有可能在那种语境中诚\f0实地直捣焦点。仅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究竟是甚么东西在阻碍所有争论者至少表面上共同赞赏的那些价值比如自由、民主、公平和秩序的实现：政治专制甚至不能容忍人们直接讨论这样的课题，遑论其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在今天中国的重新开端，似乎并不比在上个世纪更为容易。

吴国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总第七十一期

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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