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希望你能走近他

———读《人是可以这样活的》


(岳麓书社) 徐耕白



韦政通，大陆的一般读者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高层学界，大家都知道韦先生是台湾知名的哲学教授，思想家。他一部近百万字的《中国思想史》震撼了海峡两岸的哲学界，甚至动摇了近七十年来在哲学界一直视为扛鼎之作《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的地位。

遗憾的是，由于两岸传媒不畅，韦先生的著作在大陆很难找到。我在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下，看到了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2000年11月出版的《人是可以这样活的》这本书。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一口气读完这本近三十万字的文集。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有股巨大的力量在震撼着我的心灵，觉得在自己头脑中捅开了一扇窗，射进了一缕阳光，渴望走进韦先生的更多的著作中……

《人是可以这样活的》是韦政通写的一本自传性的书，分上，下两卷，上卷《理想火焰》，讲述了韦先生奇特的人生经历，艰苦卓绝的学术奋斗生涯，最终走向学术思想的理想人生。下卷《学思历程》，偏重学术思想，是韦先生一生近三十种著作的提纲，读完这些提纲挈领式的文字，使我不但对韦著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更能激起阅读原著的欲望。

韦先生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商人家庭，从小性格不羁，喜欢读书，酷爱思考。父亲希望儿子们都继承祖业经商，但韦先生执意求学。由于一个极戏剧性的原因，在1949年背着父母，只身来到台湾。在这举目无亲的环境中，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竟然活了下来，而且走上一条相当难走的人生之路。

一九五四年春天，韦先生已是一名新闻记者了， 但他厌倦了舒适的，并自认为浑浑噩噩的生活，辞去了待遇优厚的新闻工作，远离尘嚣，结庐山境，埋首苦读，过起卖文的生涯。韦先生自称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尽管靠稿费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有时靠吃红薯、木瓜度日，仍免不了饥冻之虞，但他由此慢慢的步入了学术的殿堂，精神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程。

这时，韦先生投师于国学大师牟宗三先生门下，开始涉足传统的哲学思想领域。最初的几年，在牟师的指导下，韦政通穷治经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柢。韦先生为了打通中国哲学的经络，花了七年的时间苦读《荀子》，勤疏密证，上达老、庄、孔、孟、墨诸家，下及韩非子，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触类旁通，有了深切的理解，确立了自己儒家信念。如果韦政通仅此而已，充其量不过是一名学者，哲学教授，新儒家的又一忠实信徒而已，但独立的的人格，倔强的个性和活跃的思想使韦先生不会停止在这一点上。

随着对传统哲学的深入理解和思考，同时西方哲学的影响，韦政通这时的思想陷入了困顿之中，传统的观念束缚韦政通的思想，难能突破先生的学术界限，但不羁的个性和新思想的刺激又逼迫自己对已有的信仰产生怀疑，促使自己向陌生的世界重新探索。

六十年代初期，韦政通开始了对儒家传统的批质疑和批判。韦先生将儒家的传统精神斥之为“泛道德主义”，并将其界定：“就是将道德意识越位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从这一认识出发，就可以解释“文以载道”、“德治主义”，“谋道不谋食”等观念，实为儒家泛道德主义的余绪。

当然，今天来看“文以载道”、“德治主义”并非完全是负面影响，但德治并不能完全取代法治，文学应保有其本性与独立的领域。儒家泛道德主义最突出的表现为“泛孝”，将孝扩张到人世间一切事物一切德行，孟子的“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已有泛孝的倾向。《孝经》提出“以孝事君而忠”“臣事君，犹子事父”的主张，终于产生了忠孝混同的流弊，使孝道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

韦先生对自己脱离恩师牟宗三先生之所以感到非常痛苦和彷徨，是因为传统的道德观念不许弟子们对师傅有任何怀疑和悖论。任何背离师道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对师道的大不敬。韦政通在艰难地思想探索过程中，也终于在儒家泛道德主义批判中找到了新的答案：他认为东、西方“师道”观念有着质的不同。“在以道德实践为主的儒家传统里，除了少数例外，知识一直处于扈从的地位。师承不是人生的踏脚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最大的愿望，也不在知识的创新，而在承先启后，为往圣继绝学……思想偶有创获，亦须附骥于先圣先贤，才能受到重视。

文庙实是中国学术思想传统的一个象征，孔子辟了一片思想园地，建立了一座象征庄严人格的庙堂，在历代师道的引导下，继起者只要在这块园地上勤劳耕耘，必有收获，死后能奉祀孔庙，于庑廊占一席之地”。因此陈陈相因，缺乏基本的变革。中国的哲学思想体系除了先秦时期确立的儒、道、墨、法……等几家之外，再加上后期的释家，很难再有新的突破。

“而希腊传统的以知识为主的师生关系与中国儒家的以道德为主的师生关系在性质上却有不同，这种差异对中西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以追求知识为主，则‘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想法，势所难免。因追求知识的终极目标在发现新的真理，要发现新的真理，必须不断的推陈出新。在这一目标下，师承是过渡性的。一个大思想家必须独立门户，开辟新天地。我们读西方哲学史，发现学派之多，犹如千门万户，个个傲然独立，壁立万仞。两千年的发展，就像连绵不断的群山，其间虽有承续的关系，但如万壑竞流，大都能显其独特的风貌……”

解除了思想的重负之后，就开始了“跋涉群山”的思想探险生涯。韦政通首先对传统思想进行了一番审视和质疑，不论外界的任何压力和误解，都不能阻止韦政通“反传统”的思维和研究。韦政通不怕孤独，不怕寂寞，生活上无论受到多大的挫折和痛苦，都从未让他丧失过信心。韦先生在学术研究的十余年间，尽量节制做到不演讲，不座谈，不参加会议，摒绝一切社会活动，潜心问学。每天的工作时间，有时连续十六小时，进入到一种“非我作诗，乃诗作我”的忘我境界。这种生活虽然非常枯燥，刻板，但是心灵世界和思想活动上都是丰富多彩，风云变幻，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兴奋之中。

近四十年的治学生涯，韦政通先生著作等身。最重要的著作集中在三大板块：
一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其代表作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
二是对传统的批判和探索，重要著作有《传统的透视》、《儒家与现代化》、《伦理思想的突破》等；
三是人文关怀，主要著作是《中国思想与人文关怀》和《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和转化》。

韦先生的文章非常好读，艰深的古典哲学在他的笔下变得如此明快，通俗，条理清晰。行文中时有隽言妙语涌现，处处表现了作者敏锐的思想和超凡的智慧。在这篇文章里不可能将其作品和整个思想体系一一介绍，现只将全美中国研究协会的评价转引至后：“这是一部费了二十年工国夫才完成的重要著作，它内容精博，令人敬重，是一九一九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以来，真正有分量而又相称的著作。韦教授吸纳过去六十年学者们的成果，因此能体现出比以往许多同类著作都要强，同时也避免了他们的缺点。

自五四运动介绍西方思想以来，学者们论及中国思想都感到十分偏见与成见。此不仅外国学者西方训练的中国学者像胡适、冯友兰，他们的著作着重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理性，远超过中国过去以直觉悟为主的特性，另一方面，缺乏西方训练的中国学者如钱穆和唐君毅，其着重于直觉悟经验又超过抽象的逻辑和理性，韦教授则尝试结合二者之长，而不偏好于任何一方。”

20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