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经济学

 　韦 森

2001年的情人节，我在牛津逛著名Blackwell书店。看到书架上林林种种的各学科新书，我的眼睛可能都发绿了。但挑来挑去，挑了半天，只花了9.95英镑买了以色列经济学家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的一本小书：《经济学与语言》。这本只有128页小册子，是作者1996年在剑桥丘吉尔学院所做的“丘吉尔讲座”和1998年在美国西北大学所做的“史怀哲讲座”的两次讲演稿集合而成的。

从英国回沪年余，因穷忙于思考文化、伦理与社会制序的关系，就连这本只有百余页的英文小书，也没时间啃读一遍。前些天，刚卸任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首座（the Chair）的Partha Dasgupta教授来复旦。Dasgupta教授早已是名满世界的经济学家。2000年至2001年初我在剑桥访学期间，曾在他手下工作过。自己所熟悉经济学大家光临复旦，“两陪”（陪谈和陪吃饭）和主持他在复旦的讲演，就自然落在了我的头上。闲聊中，我想起他与宾默尔和马斯金等多次合写或合编过文著，便问Partha道：“你读过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么”？Partha回答说：“我没读过。但我当时在丘吉尔学院听过鲁宾斯坦的讲演，却没听懂”。

听了这一回答，我心里真懵了一下。心想，Partha也可真直。像他这样一个名满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大家，竟直率地说没听懂别人的讲演！但又想，这也才是学者，才是经济学家。一个在知识上或人格上虚伪的人，焉能成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

像Dasgupta这样的大经济学家都说不大懂东西，再次引起了我的好奇。加上最近开始思考语言与制序问题，这本小册子当先读。但一遍啃读下来，觉得头大如斗。浑浑噩噩中，又觉得鲁宾斯坦思想深邃，理论洞见满篇，从而惊叹不已。

稍熟悉一点当代西方哲学，就会知道，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对语言研究的重视。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家们常说，在二十世纪初哲学中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就是指此。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是，在二十世纪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好象没大有人注意语言问题。从鲁宾斯坦的这本书中知道，尽管早在1965年西方一位叫J. Marschak的学者就在英文《行为科学》上就以“语言的经济学”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但这好象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到了二十世纪末，博弈论大师鲁宾斯坦终于醒悟了，提出了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和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于是，我想，是否从二十一世纪初，在以博弈论蓬勃发展为主要动力的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也将开始发生一个“语言转向”？

在人类思想史上，书小，并不就意味着影响就小。例子好多。老子的一本薄薄的《道德经》，型塑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整体思维，也影响过海德格尔和哈耶克这样的西方思想大师。维特根斯坦的一本只有几十段话的《逻辑哲学论》，也竟改变了当代哲学的发展路径。并且，其出版所给人类整体思想所带来的“冲击波”，早已冲破哲学的阈界，达及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甚至宗教神学等领域。

鲁宾斯坦的这本《经济学与语言》，也是一本薄薄的小书。目前看来，它还没有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出版时那样的震撼效果，甚至好象也还没大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注意（汪丁丁除外）。原因何在？也许，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还沉睡在甜美而自大的“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的美梦里？也许，这本书太难懂了？啃读下来之后，才感到，问题在于，与其说在这本小书中鲁宾斯坦解决了问题，毋宁说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因此，这本书还不能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相比。因为，在《逻辑哲学论》中，能言说的，维特根斯坦已说清楚；不能言说的，他保持了沉默。鲁宾斯坦，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既然鲁宾斯坦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自己也在书中也似乎自谦地表明这一点），所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很多。鲁宾斯坦把语言视作为一种博弈（即游戏），这没错。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是否所有词和句的涵义都是一个人们交流中的博弈均衡？另外，鲁宾斯坦是从主流和经典博弈论的最大化假设来建构他的语言的经济分析的，即表达者用最简单的话（utterance），让接受者（听者）最精确地理解自己表述的含义。但是，人们（包括作家和思想家）在语言的使用上，是否计算支付（策略复杂成本）与收益之差（听者的理解、领悟、接受、心理反映和对言者的好恶感）的最大化？直观告诉我，好象是，好象又不是，或者说一些人是，多数人不是。因为，除了一些真正大智大慧的人外，除了达到维特根斯坦那样该说的简说、不能言说的就沉默的境界，人们在语言使用中是多多亦善，是不大考虑（力气）支付与收益的最大化的。不信，你看：在坊间邻里，总会有一些长舌妇叨叨不停。在火车上，敢保你也常会遇到某些人一路上不曾闭嘴。甚至在街头巷尾，你也常会听到某些人在自言自语呢！

于是，鲁宾斯坦先生对语言及其生发机制的博弈分析，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用主流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理论的最大化假说，用演进博弈论的演进稳定策略（ESS），来模型人们的语言行为，视角是新的，思想是深的，数学模型也是美的。但问题是，这一视角、这些思想、这多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映照芸芸众生中的真实世界？

现在，我甚至模糊感到，这不仅仅是鲁宾斯坦所说的“实际上只是描述和分析人的理性的”经典博弈论模型的问题，也可能是被他称作为旨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的“演进博弈论”所要最终面对的问题。

2002/4/1于复旦

　　　　　　　　　　　　　　　　　　　　　 本文原发表《经济学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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