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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政治及张铁生现象
王 毅
余英时先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二十一世纪》第２期）一文中提出的流氓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中的地位，流氓、权力中心、知识阶层三者的关系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只要从“文化大革命”时陈阿大、张铁生之流的腾达给亿万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阶层带来的深重灾难（而这一灾难至今还未被深刻认识），即可窥见一斑。但是，余先生对产生诸如此类现象（我称之为“流氓皇帝现象”和“张铁生现象”）之根源的论述，窃以为是可以商榷的。具体地说，（１）“流氓皇帝现象”和“张铁生现象”是否仅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不断“革命”、“破旧立新”的结果，抑或另有更复杂、久远的根源？（２）为什么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流氓极易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甚至融为一体？社会机制为什么在金字塔的最顶层与最底层之间建立这种密切的、经常性的联系？（３）在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史中，流氓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既然不断给知识阶层带来深重的灾难，那么为什么知识阶层又不得不始终积极参与、促进着这种结合？甚至许许多多像冯友兰那样的硕学之士，都不得不在流氓江青等的驱使下投身于“批孔”的闹剧？
对于秦汉以后的国人来说，流氓（更多的是各阶层中富于流氓性的人物）发迹，甚至于爬上皇帝的位子，实在是早已司空见惯的。要从敌手那里分得自己父身之肉羹的刘邦，大概是牌子最老而正的一位。刘邦的衣钵被后来无数大大小小的逐鹿着世代袭用，有名的例子如曹操骨子里即是“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不业”的流氓胚他靠了欺罔父亲、诬诋叔父而骗得恣肆放纵得机会，更活现出流氓得品行（详见《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及裴注引《曹瞒传》）。后来得问鼎者们当然难有曹操的才学，然而其行止却往往惊人相似。例如宋武帝刘裕，发迹之前也是十足的流氓（《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
流氓皇帝们的成功，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对无数觊觎者的鼓励，在于为社会劣根性的膨胀和传染不断注入着活力。为了保住到手的皇位，一个流氓皇帝可以杀掉千百个想当皇帝的流氓，然而新毒瘤的孽发却始终与这种专制政治的机体同生共荣。例如南朝最残暴的统治者宋明帝为了防人篡位，大肆杀戮宗室和朝臣，而他倚重的工具，即是一批日渐贪婪残虐的佼臣 夫。这些人出身于文化层次最低的社会底层，然而专制制度的需要，却使他们在转瞬之间有了与刘邦、曹操为伍的资格。
流氓政治与君主专制始终相互依存的原因
“流氓政治现象”与“张铁生现象”有着久远的根源，这几乎不需要什么证明。从刘邦到朱元璋；从发迹前一如家奴的高俅（详见《挥尘后录》卷七“高俅本东坡小史”条），到“少无赖，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圭而自宫”的魏忠贤（〈明史〉卷三百五〈魏忠贤传〉），人们对于这一切太熟悉了。而我们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什么长期稳定、并以礼仪廉耻、恒产恒心、宗法伦常、科举官制等等因素高度完备发达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模式，竟会允许、需要流氓这种品质、地位、活动地域皆极不稳定的阶层存在？甚至要把这个最卑劣、对社会和文化戕害最烈之阶层的代表人物，经常推升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层？
秦汉以后延续两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之所以能够在那么漫长的岁月中，始终保持着总体模式和基本价值取向的稳定性，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孕育出了广泛普及和尽可能公平的科举制度、严整有序和高度发达的文官制度，隋唐以后这些制度更趋成熟。科举和官制的成熟稳定，其基本目的在于保证官吏的选拨和政务的处理程序最大限度地与大一统集权制度的整体利益相契合，而不是以这一制度中某一个人（哪怕是皇帝）或阶层的利益为出发点。如果没有这种维系各利益集团关系的共同原则，大一统政治——文化结构就将解体。所以社会机制也就必然把科举、官制、政务等的上述有序局面，视为具有永恒价值的常规形态，并以此实现对流氓政治膨胀的有效制衡。
但是另一方面，与维系大一统体系中各阶层的共同利益和相互平衡相对应的，这一切政治的运作是以皇权的启动、干预为前提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把中国几千年君主政治总结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功”，即是对上述悖论的深刻说明。因此每当常规形态下的运作无法充分保证君权专制的延续时，非常规的补充形态就会被启动。与维系君权这一根本目的相比，手段的选择永远是从属的。其实，早在大一统制度诞生伊始，这种补充效用就被设计好了，所以〈韩非子·难三〉对只知“尊贤以崇德”的孔子、子思等人着力批评了一顿，最后归结在：“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
不难发现，流氓政治得盈缩是与整个政治局面隆替的周期相匹配的。鹿失鼎革的天时历来给流氓们以一逞其术的良机，这无须费辞。要说明的是一朝一代之内的兴衰与流氓政治互为因果的关系。齐桓公任用背亲以 主的易牙等人卒至身死国乱，是宵小专权很早的例子，但从中已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最高权力阶层内部固有的纷争拼杀，为流氓政治的膨胀提供了基础。（详见〈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以后的帝王们并非不知殷鏊，他们也没有忘了告戒子辈：“勿迩宵人，维法维则！”（〈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然而“宵人”这永远割不尽的毒瘤却始终膨胀与专制制度而延续。流氓政治膨胀与专制政治发展的同步性，可以通过比较看得很清楚。〈史记· 幸传〉和〈汉书·伶幸传〉所列崇臣在政治上的作用还极为有限，但到了南北朝，独裁专制与流氓政治间必然联系就已触目惊心了。当然包括豢养流氓无赖在内的所有这些千年前的古法，怎样以更残酷的形式和更巨大的规模被继承弘扬，凡是经历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的国人都不会忘记的。
为什么不仅“奸雄”发迹成了帝王史的主干，而且那些为“乱臣贼子遁相承袭”的诡诈手段，非但没有在“昭德塞违”的圣贤之道面前败下阵来，反而不断被弘扬完善，竟而光明正大地成为以后历代支撑整个政治体系的管制制度。的确，如果我们不能站在文化的深层回答这个疑问，也就不可能明白，为什么甚至在千百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上述传统依然被恪守不移，以至于“翰林学士院”（中央文革小组）重又成为“专掌内命”、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而“天子私人”又再权倾天下了。
流氓政治与知识阶层的命运
有关古来中国知识阶层命运的问题固然极为复杂，但借一个例子，也未必不可以概括得很简单。荀伯玉作为谋主，竭尽全力帮助齐太祖萧道成夺了刘宋的天下，但这位佐命元勋后来却见诬伏诛，时人叹曰：“伯玉能谋太祖而不能自谋，岂非天哉！”（《南史》卷四十七《荀伯玉传》）能为帝王们谋天下而不能为自己谋一身，拿这样沉痛地话比喻两千年间知识阶层的命运并不过分，因为只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千年古法不打破，知识阶层对于生活道路、人格理想、宇宙观、思维方式等等一切重大问题的选择，就早已被整个文化—政治结构限定好了，他们自己决没有超越这限定的可能。而他们与流氓政治的关系当然也不能例外。
余英时先生说：知识分子鼎立帮助流氓恶棍升入政治中心。结果反而使原来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靠边站了。余先生所说的这一重要现象，是很值得做一点儿辨析的。
鸟尽弓藏 自古已然
首先，上述现象不仅不始于二十世纪，而且其历史几乎与中国的君主专制和流氓政治同样悠久。以流氓曹操、刘裕为例，他们之所以能够称帝称王，当然仰仗着谋主荀 、刘穆之尽心辅佐，刘裕甚至连字都写不好，以至需要刘穆之耳提面命地教他遮丑的办法。然而这两位功臣攻侔伊吕的肱股之结局却一致得惊人：都是因为对流氓发迹之后，是否应该马上再去抢“九锡”略有踌躇，结果惹得其效命之主转瞬间翻了脸，于是荀刘二人就被活活吓死。一次没有被 死得读书人如果依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操对付他们得办法就是“设天纲以该之，顿八 以掩之”。与曹操相类且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就是流氓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借口胡、蓝谋反而大杀公卿，连一代名儒宋濂等亦不能幸免。朱元璋还从此永废宰相制度以进一步遏制知识阶层，更妙的是他施暴时的振振有辞：“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之中多小人专权乱政！”流氓做了皇帝之后，士大夫们反倒成了宵小和祸水，所以对他们的一切屠戮和凌辱都是果运民命之所必需，这种逻辑真成了中国专制主义和流氓政治历久弥珍的传世之实。
知识分子角色的被动性
第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中，知识阶层的“在社会上举足轻重”与否，永远是被动的，永远取决于整个体系的需要。早如《慎子·佚文》中就有“无贤不可以无君”断语，战国是礼贤下士的时代，然而那时的思想家就毫不犹豫地让“尚贤”去做“尊君”的奴婢，秦汉以后的情况就可想而知。所以，东方朔感叹士人命运之由人摆布：“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答客难〉，〈文选〉卷四十五）帝王们对士大夫荣辱的予夺还经常与其对科举制的驾御融贯为一，如北魏道武帝说：台辅之职“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魏书〉卷二〈太祖纪第二〉）；这当然更从具体制度上规定了士大夫命运的被动性。也正因为这种天生的被动性，所以尽管知识阶层由于整个体系而经常被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传统文化模式中，这个阶层永远不可能在制度需要的限度之外，对包括流氓阶层在内的一切恶势力有更多的触动。东汉后期知识阶层在与宦官的对抗中非但没能打垮对手，反而招致党锢之祸，即是一例。
知识阶层的内部倾轧
第三，知识阶层不仅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其外部的流氓政治相互制衡消长；而且知识阶层内部亦必然分化出分别代表常规与非常规社会形态的矛盾力量。当我们赞叹知识阶层对圣贤之道的执著时，就不应忽视同在知识阶层内部滋生着对“道”的销蚀剂；而当我们注重士大夫“为生民立命”的崇高人格理想如何升华了整个民族的价值追求时，同样不应忘记：知识阶层内部的非常规因素也必然要与整个社会机体中的流氓政治等非常规因素相互渗透和激活，不应忘记这种相互渗透和激活，不应忘记这种相互渗透和激活对整个民族极大的戕害。这种“共振”可举明代许多士大夫争相党附流氓出身的魏忠贤为例，〈明史〉卷三百六〈阉党列传序〉曰：“明代阉宦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之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舆，群相敌眦，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庄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学士韩广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知识阶层对恶势力的献媚，在后来的“批胡风”、“文革”中再度成为最 恶的现象之一。
从渊源上看，流氓政治可以上溯到战国的纵横术，而秦汉以后知识阶层与纵横家的传统又总是若离若即，宋代儒学家把“士大夫无耻”作为应全力矫治的“时之大弊”。然而险陂无耻的新流氓却依旧不绝于儒门。所以王安石虽然对孟尝君及其鸡鸣狗盗之徒极为鄙夷，但他依仗的却偏就是“诡变多端，敢行非度”的吕惠卿，以至于最后连自己也被吕氏作为“甚于仇眦”的死敌而倾陷出卖。更典型的例子则如蔡京“天资凶狡，舞智御人。……帝亦知其 ，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怩之。”正是因为有了政治—文化体制深层的这种需要，“以权者以倾巧为贤”的弊政才会始终伴随着专制政治的发展，而知识阶层内部的流氓政治也才有了立脚和膨胀的根本。所以后来变本加厉地有了清康、雍帝鼓励士大夫暗中相互监视并向皇帝告密的密折制度，以及晚近更加丧心病狂的全国知识阶层间的大揭发、大批判。一位老作家说（萧乾〈北京城杂忆〉页１１３－１１４）：
长时期（尤其“文革”期间）萦绕我脑际的一直是这么个题目：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一时占上风的少数和知识分子，怎样利用工农干部来迫害其他知识分子。……许多往事都使我深深感到，即使是在文革期间，真正的工农也仍是善良的。少数知识分子整起旁的知识分子来，才手毒心狠呢！
本是同根生的知识阶层，他们的内部关系何以成了“你死我活”？何以用“手毒心狠”的流氓政治相互倾轧了几千年？这的确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结语
余英时先生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论述了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始终延棉不绝，最后以一句十分沉痛的话结束全文：战国至今“二千三百年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以此警策之语作为本文得结束当然也非常恰当，也许这样说更周详些：二千三百年之间，尧舜周孔之道与流氓政治始终相反相成，二者皆未尝一日独行于天地之间也。
（原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八月号第六期，小雅斋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