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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还是教训？
——土耳其的全盘西化

中国学术城

傅斯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五年的文章中曾经以基玛尔对土耳其的改革为例，解释反传统的的正确性。在中国，很少人知道基玛尔，很少人知道土耳其的西化过程。其实，土耳其与中国是世界上绝少的，主动从内部废弃自己的传统，大规模西化的国家。大多数殖民地国家都是在外来的统治之下，特别是在基督教士强硬的传教工作之中，被迫放弃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被西化了。但是，中国与土耳其的西化却基本上来自内部的动力，来自那些既崇拜西方文化，又憎恨西方列强对本国的欺辱的人们。中国与土耳其的西化还有一点非常相似：它们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都发生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那个民族主义热潮席卷全球的年代。

让我们先看看傅斯年是怎样评价基玛尔的业绩的吧。“把一个老大病国变成一个近代的国家，有基玛尔的土耳其是好例。土耳其原有回教的加利弗(Califate)，这是土耳其几百年霸权遗物，在上次大战中还有甚大的号召力，使土耳其虽败不亡。然而基玛尔胜利地进入君士坦丁后，毅然决然地废止这个制度。这因为这个制度之于土耳其，对外虽有号召的大力，在内却是彻底革新的阻碍，基玛尔务实不务名，所以在土耳其境内废止了它。又如中东近东人民习用的红帽子，到屋子里也不脱的，他也为文化大同起见废除了它。至于文学的改革、习俗的改革，处处表现出他要彻底近代化土耳其的精神。他为什么不爱惜这些"国粹"呢"？正因为这些"国粹"是土耳其走向近代化的障碍物。”——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



一点土耳其的历史

在今天的土耳其这片国土上，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民族定居，他们经历过很多不同的统治。文献的记载与考古的发现告诉我们，这里最晚到公元前三千年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它的小亚细亚部分和地中海沿海的大部都在波斯帝国的版图之内。随着波斯帝国的衰落，亚烈山大王的兴起，它又归属马采多尼亚帝国。此后，希腊与罗马的市里先后控制着这个交通的要道、富庶的地区。公元四世纪以后，东罗马帝国把首都建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

公元十一世纪，塞尔朱科人入侵小亚细亚，占领了巴格达，打败了东罗马帝国军队，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建立了奥斯曼政权。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的势力向南直抵幼发拉底河，向西南威胁埃及，向北则攻占了多瑙河以南的各个基督教诸侯国。向东北则包括了今天的乌克兰一部分。公元十六世纪初，征服了匈牙利，包围了维也纳。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奥斯曼帝国。

此后，奥斯曼帝国逐渐由承平转为停滞、衰落。经过“俄土战争”、“巴尔干战争”等等一系列战争，绝大多数被征服的国家纷纷独立，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丧失了对北非、中东、巴尔干半岛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控制。在帝国内部，以伊斯兰教为最高精神与政治原则的喀立法（即傅斯年文中的加利弗）制度蜕变为一种严厉的思想与行为枷锁。文化、艺术、教育、经济，包括军事都表现出明显的弱点。十九世纪上半，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要求普及教育、加强个人权力、提高非穆斯林人的社会地位等等。1876年土耳其苏丹颁布了新宪法。但两年之后，他又解散了议会，废除了新宪法。

世纪之交，一些年轻军官组成了“统一进步委员会”。这些自称为“年轻的土耳其人”的军官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土耳其驻军中有很多追随者。1908年，他们推翻了苏丹王的政权，建立起以帕沙（Enver Pascha）为核心的军人独裁政权。但奥斯曼帝国的诸多传统还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



基玛尔的业绩

穆斯塔法·基玛尔（Mustafa Kemal 1881-1938）是一个军人，驻扎在巴尔干半岛。

一次大战中，衰弱的奥斯曼帝国站在“轴心国”一边。战争结束后，在1920年著名的塞佛（Sèvres）和平协约上，土耳其的大片领土被战胜国希腊、法国、英国等瓜分，意大利原来在土耳其的部分势力被转让给希腊。但是，以基玛尔为首的年轻土耳其军官们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拒绝了赛佛协约的规定。当希腊企图以武力强迫土耳其就范时，基玛尔率领土军，打败了希军，保卫了土耳其的领土完整。

战胜了外国的敌人之后，基玛尔把精力转向国内，压制了围绕在苏丹王周围的保守势力，在1923年10月29日宣布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并当上了第一任总统。基玛尔执政后，借助他在民众中的威望与军方的支持，推行议会一党专制。直到他1938年逝世，基玛尔在土耳其的政治、文化、社会中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君主国家（不同于没有君主的伊斯兰教圣国，如今天的伊朗），伊斯兰教是国教，是私生活、社会生活、文化、政治、法律等等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与绝对权威。基玛尔继承了十九世纪改革军人的传统，实行政教分离，取消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地位，并禁止伊斯兰教组织对小、中学校教育的介入。

在奥斯曼帝国，苏丹——世俗统治者与喀利发——宗教领袖集于一身。13世纪以来，喀利发（Kalifat）仅仅是土耳其苏丹名号上的一个装饰，并没有真正的意义，那些苏丹们也完全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对宗教领袖、莫海默德的传人——喀利发的要求。因基督教在小亚细亚和中东的不断扩张，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把喀利发拿出来，呼唤宗教与民族情绪，团结阿拉伯世界。政教分离之后，喀利发也被取消。

另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重要特点是所谓的沙利亚（Scharia）。沙利亚是神圣的法律，它排除任何世俗的制度与法律。基玛尔废除了沙利亚，依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制定、颁布了一大批法律。

土耳其语本来属于印度日耳曼语的一个分支，在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统治下，书写时使用阿拉伯文字母，从右向左。基玛尔将土耳其文的书写改为使用拉丁字母，从左向右。他废除了传统的服饰规定，特别是对妇女的头巾、面纱、长袍的规定。废除了传统阿拉伯日历，改用公历。

基玛尔一生的奋斗目标有二：第一，使土耳其不再遭受外来的欺辱；第二，将土耳其建设成一个现代强国。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对政敌毫不留情。1926年他以颠覆罪为名，消灭了与它意见不同的政治家，从此开始了真正的独裁的统治。1934年，在基玛尔的授意下，土耳其国民代表大会授予他“Ataturk”的称号，意为“土耳其之父”。他的思想被追随者总结成所谓的“基玛尔主义（Kemalismus）”，主要包括共和主义（Republikanismus）、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平民主义（Populismus）、（对经济与市场的）国家干涉主义（Dirigismus）、政教分离（R?kularismus）与革命意识（Revolutionismus）六个原则。



经验还是教训？

看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会感叹：为什么命运没有赐给我们一个基玛尔？有人或许会说：我们也有这么伟大的领袖。的确，中国和土耳其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文化；都曾经是大帝国，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四周邻国的文化，也曾给他们带来过深重的苦难；两个大帝国在近代都显出了严重的弱点，都受到过西方列强的侵扰；两个国家的西化几乎同时起步；西化的动力都来自内部；西化的触发因素之一都是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近代都饱含民族感情；在全盘西化的同时对西方列强都怀有深刻的憎恨；都有光彩照人的领袖人物。土耳其吸取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二次大战中严守中立，因此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我常常想，假如没有二次大战，中国的道路或许与土耳其很相像，其现状或许也很相像。

那么，基玛尔后的土耳其到底怎样呢？伟人死了以后，他们的伟大业绩的真实后果才渐渐地显露出来。土耳其在基玛尔死后，政治经历了几次动乱，文人政权与军政权相互更替，而军方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决定性影响一直没有丝毫减弱。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与它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军事上地位很相像——介于欧、亚之间。很多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大伤元气的国家如意大利、德国与法国，战后都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二战时有机会养精蓄锐的土耳其则再一次落在了后边。连近邻希腊也后来居上，超过了它。巨额的外债与惊人的国家预算赤字，腐败的银行信贷系统，落后的生产技术等等是造成最近一次（2000—2001）土耳其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为了缓解这个危机，2000年国际货币组织向土耳其提供了11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但迄今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经济上的停滞与危机伴随着土耳其人文化、宗教、民族认同上的深刻危机。这个曾经有过罗马文化传统的古老国家为了现代化，抛弃了八百多年伊斯兰教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全心全意地把心扉敞开，接受一切西方的东西。军事上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此得罪了很多伊斯兰教的邻国。外交上，土耳其喜欢以欧洲国家自我标榜，二十几年来，一直努力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但是，西欧诸国却不肯把土耳其看作一个全值的欧洲国家。冷战结束以后，很多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将陆续被欧盟接纳，而土耳其——这个反共的中坚力量——却依然排在最后，加盟之日遥遥无期。

土耳其虽然因为加入了北约，不必再一次面临欧洲列强的军事威胁。但是，土耳其在北约中毕竟是个小弟弟，要老老实实地在美国的指挥棒下打转转。而生活在外国的土耳其人，比如1970以后进入德国的大批克籍劳工，依然遭到歧视，遭到攻击，抬不起头来。

在土耳其国内，保守的文化与政治势力借助伊斯兰教的感召力，呼吁重新恢复宗教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位，挑拨民众对西方的逆反心理，暗示恢复“大土耳其”的梦想。他们很快就获得了很多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拥护，甚至一度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参与组阁。总之，土耳其迄今一直徘徊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还远远没有找到它在自己的世界与外边的世界中的地位。而且，在我们能看到的未来，土耳其也没有再次崛起，成为跨越欧亚大陆的新强国的可能性。

全盘西化式的改革是否真能令一个文明古国焕发青春，再一次走到世界的前列，这的确是一个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