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人的天命学和神学政治论纲

转自汉语人网站
问题：讨论现代中国和汉语思想所面临的根本压力在于：天命的没落所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焦灼的回归和反叛的迷失，以及，在学习西方接纳它者时的根本错位——对西方最高信仰或精神的错失和误置。

导论：中国问题作为出发点：小时代（世俗历史）和大时代（一般的神圣历史），超时代（启示时代）的差异；现代西方的危机：在奥斯威辛之后的政治神学危机或唯一神（独一神）的危机。

基本问题

一，政治神学的现代性危机：

1， “上帝之死”的绝对困境：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上帝之死，而且神已经是死了，耶稣是最后的神了，不再有神，向大地的意义和生命实践的回归。但时代又是末人时代，尼采如何期待超人的伟大政治？狄奥力梭斯的新神话在德国早期浪漫派，它作为共通体的化身和这个神性名字如何向东方世界（查拉图斯特拉）的迁移？

2， 韦伯在诸神时代的比较神学和宗教学研究：多神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境域的彻底改变：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与神圣的关系？

3， 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是他醒目地挑起这个问题：在世俗化时代，政治的不可能性和中立化。他如何对政治神学进行独特表达和规定？与黑格尔哲学和保罗的基督教神学的关系如何？

4， 新政治神学的破产：施米特政治神学与纳粹之危险的关系如何表现的？但是，德国人对西方文化命运的思考中，尤其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德意志精神”和基督化的狄奥力梭斯的回归，以及他对“最后之神”的思考和对“要来之神”的期待把问题引向深入：政治神学真正的危机也是神圣性，民族性和语言本身的危机？施米特和海氏的关联。本雅明的弥赛亚历史唯物主义的差异。

5， 在奥斯威辛之后：不仅是西方文化，而且也是犹太教本身，作为唯一神的创建者遇到了危机：耶和华的缺席，永远的缺席？不再有神？在弗洛伊德那里，在一个无神的犹太人那里如何通过《摩西这男人与独一神的宗教》来回到问题的源头？

6， 政治神学的开端和终结：于是引出：政治神学的开端的问题，以及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施特劳斯的思考；以及它的终结：无神之神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德希达的思考。

二，犹太教与政治神学问题的形成：对犹太教的研究在汉语思想界的激发，尤其在现代中国思想过于被思潮所限制——一百多年来都被一股股思潮所引导，既不能在严谨的学术中（如同犹太教对律法书的“科学”严格的研究），也不能在最高的精神上听到绝对的音调。

1， 政治神学的开端与出埃及问题：为什么是埃及？一个人类学的考察。

2， 不同的出埃及方式：俄狄普斯和摩西，其根本差异在于：认识自身和认识唯一神；如何在一次革命中同时具有这个两重性？？

3， 摩西革命作为政治神学革命的开端：其意义在于一种新的经典书写和新的共通体的形成？

4， 摩西革命对后世革命的影响：一个被压抑变形的或被基督教错置的资源，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开启的现代性的批判思考中对摩西圣经革命方式与奇迹的阐发，Scholem对犹太教弥赛亚主义与基督教千僖年主义和终末论差异的比较研究。

5， 摩西革命与政治弥赛亚主义，其它终末论的关系：出埃及的不断回归和新天国的交叉性，新的时间性。保罗基督教宗教的形成与摩西革命的差异何在？ 6， 摩西的出埃及与雅典的政治哲学的相关差异：现实政制的意见领域与真理的关系，伦理阅读的政治参与的可能性。

一个关键点：1，出埃及的一次历史性事件，在“世界人类史”中发生；2，作为犹太教意义上的由神意主宰，由摩西来“领救”（带领希伯来人，在神的救护下）——不同于后来基督教的“拯救”救赎神学（基督一人的保血）和现代启蒙的解放（每个人的自由的获得）神学，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出离埃及的斗争－旷野里的辗转－律法的缔结－“美地”的允诺和抵达。这是一个“神圣历史”和救赎历史。或者在神圣历史与世俗历史之间，在出离埃及上交叉了，这个交叉的可能在于摩西这个神人和西奈山的立约。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在这里找到根据。3，这个出埃及的过程也是所有其它民族同样要经历的，出埃及的不断重复发生——是所有革命的原型，通过律法的学习和传播把所有其它民族都带往西奈山，都在那里与神立约，人类历史进入普遍的救赎历史。4，但是，在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的犹太人也出现了堕落，出埃及的革命的不彻底性？！或者是出埃及与创世纪必须结合？——回到亚当在伊甸园的堕落，是整个生命树的问题，在这里出现了先知时代对弥赛亚的期待和弥赛亚的政治神学和启示派，“新的耶路撒冷城”——犹太复国主义仍然有理由，和新天新地新人，在这里出现了基督教的启示派和政治神学与犹太教的关联和差异。那个最终的弥赛亚的来临是人类不可控制和预估的，或者他就已经来临，在这个大地上，伴随灾变的发生。在这里有很多的缠结。 三，现代中国的天命危机：从洪秀全开始的革命已经显示出朕兆。中国政治神学是：“天子”政统的政治神学的和“天命”道统的“鬼神”政治神学的混淆和缠夹——或许在孔子那里是隐讳的，在董仲舒那里被重叠，继而在现实上的艰难妥协，在佛教的彻底出世的干扰后，在宋明理学那里的错位，直到新今文经学对孔子素王的诉求（康有为的改制和大同的宗教），是力求凸现天命的政治神学，但并没有找到区分的神学根据，独立的语言和共通体，以及转换的中介力量。在当下的中国政治境况中，新权威主义和新僭主的出现，未来中国文化的前途仍然是严峻的老问题了。 1， 新儒家在“对抗”西方基督教中不“对位”，儒家的宗教性问题是核心问题，在儒家面对西方思想的压力时。徐复关先生对儒家政治的重新解释，牟宗三先生对内在超越的理解，由于对西方的唯一神宗教缺乏准确理解，自己的纠正和反驳也是无力的了，熊十力先生借助佛教，对易经的回归中：汉语思想的宗教性在于“生生变易”之道，是否中国文化本没有什么主体和基体的固着，因此随时而变，于时俱进，受佛教影响，随缘而化。 2， 科学派和西化派在“抛弃”宗教和玄学中也“背弃”了自身的传统和生活世界；重要强调科学的生活世界起源，没有单向的科学思维那么幼稚，但另一方面，科学本身的现代性也没有被表达和辩护。

3， 毛主义在“领受”马克思的终末论，但没有“领会”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神学？毛的长征的出离和延安圣地的建立，在文革中的反偶像，但自己如何却成了偶像？

4， 中国的基督教会在“传递”基督精神中却没有“传承”摩西的革命精神，于是一直没有先知运动，过于人文主义化，与国家的妥协，抛开了犹太的精神的缘故？

5， 其它宗教在“并行”中没有打开一起“行走”的空间：差异原则和伟大原则的发现。

不断的“错位”所导致的后果是思想和时代找不到方向和“位置”。

四，摩西革命与未来汉语人的生成：

1， 摩西革命的重新思考：在弗洛伊德所激发的问题背景上，在施特劳斯和德希达关于书写的意义上来阐释：灵魂，心魂，心灵等之间的差异。三个问题：唯一神，共通体，未来性。

2， 弗洛伊德的虚构叙事，与张承志的四重话语变形，展开天命叙事的问题框架。而在弗洛伊德这里，雅典的俄狄普斯的心灵psyche和摩西的ruah在事件的发生——雅典的心灵在悲剧表演中不仅仅是表象也是事件，摩西叙述中的行为也是在事件中来确立的。是“事件”，要来的事件，汉语一直在新的事件的未形成中没落着天命。

3， 对独一神，共通体和未来的重新思考：无神的唯一神论的可能性：无神之神，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犹太性和犹太教的区分，犹太性与未来本身。

4， 对犹太教六重性的区分：1，犹太人或民族（jewish）-2，犹太复国主义或锡安主义（Zionismus）-3，犹太文化或犹太教（Judaism）或作为犹太的唯一性或唯一神教的创建－4，犹太教作为它者性（Otherness）－5，犹太性的自身抹消在耶稣那里的表现或犹太性作为“例子”——它者总是它者的它者（other of other）-6，犹太的精神或幽灵性（Spirit，ghost）

5， 在汉语中提出汉语人的共通体的可能性以及与摩西革命方式的比较：不再有民族问题？——转变为地缘的大地生态的自然的回复，民族向大地和自然的回复，受海德格尔的启发和大地的元素性（五行）的恢复，还是语言（汉语本性和习语性）和神性的问题，传统天命的接续和嫁接方式，中国基督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