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政府管制与宪政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沙龙。作为经济观察报的读者和作者，我自己也从这份我看来目前最有活力的报纸的阅读和写作中学到了很多。刚才听到贺卫方教授的演讲，收获很大。特别是他谈到宪政体制的建立要从细微处着手，要首先从贯彻我们已有的宪法开始，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这里我希望补充的一点，就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最近几年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者对全世界上百个国家、上百年间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计量分析，比较公认的结果是民主体制和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也就是说，就全世界的平均情况而言，民主体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表现并不比专制体制要更出色。这与很多人的直觉和观念是不一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既有一些运转非常良好的民主体制，也有一些运转失灵的民主体制，而后者可能对经济发展起负面的影响。当然，这绝不是我们不需要推进社会民主建设的借口，因为民主的功能远远不止于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对于社会公正、基本人权、新闻自由等这些现代社会应该追求目标所能够起到的作用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但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就我看来，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恐怕影响最大的是政府对经济体系进行的不当管制。比如印度，建立了一个相对民主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基本自由，也杜绝了诸如大饥荒之类情况的出现。但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多管制，经济发展受到很多阻碍，而只是在90年代政府开始解除管制之后，经济才开始腾飞。在一个不同于印度、且保持相对平稳的政治体制下，中国通过解除管制获得经济大发展也是一个例子。所以，作为经济学工作者，我们能够做的可能就是在给定的政治体制下，从对一个一个行业、部门的研究入手，分析如何通过解除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和建立合理的政府再管制体系，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一些工作。在座的余晖老师已经进行了很多这样的研究，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最近他和一些媒体的朋友关于北京市出租车行业不当管制所造成的很多严重问题展开的讨论，就引起很大的反响，也有助于维护出租车司机这个弱势群体的利益。我们目前也开始进行一些这样的研究，包括从解除管制角度来对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主要现象给出一个统一的逻辑解释。当然，我们也需要着眼未来，比如，如果10年或15年后，中国进行宪政体制转轨的条件成熟了，我们的学者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为国家制订宪法作一些基础性工作？我觉得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从理论及必要性方面谈得比较多，但从总结其他国家实践上的经验和教训方面研究不足，就更谈不上以后如何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加以应用了。全世界100多个民主国家所采取的具体制度设计也有非常大的差别，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果也很不同。一般公认英美宪政体制是相对更公平和有效率的体制，但目前关于法律制度的国际移植到底遵循什么规则、以及该如何操作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太容易看到成功拷贝他国宪政体制而转型成功的例子。经济学也开始发展出一个非常大的文献，来研究为什么同样是民主体制下，不同的具体制度安排选择（如总统制和议会制、乃至政府内部的具体权力架构-如央行独立性和财政部长的权力大小）对政府规模、管制和腐败强度、经济增长、不平等和社会极化、财政赤字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我们需要去进一步学习和追踪这些工作，并总结各国进行民主建设的经验，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一起共同努力，扎扎实实进行一些基础性研究，并和媒体的同仁们一起，使得更多读者了解情况，并一起改变观念，推动形成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我想，这也是这个沙龙主题"媒体与公共知识份子"给我们提出的义不容辞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