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论近代西方与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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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nbee's view on Modern Western World and Je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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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人类对其近代史中西方文明的最终判定是怎样的,
显然的是近代西方人由于犯了两个不能拭去的丑恶罪行而给自己打上了烙印。一个是从非洲用船装运黑奴到新大陆的种植场上去劳动；另一个是消灭犹太人在其欧洲故土的散居体。西方社会和犹太区之间的接触的悲剧性结局是原罪和一种特殊社会环境的结合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后果。我们的任务是要阐明后者。
犹太区是一种例外的社会现象,
犹太人就是在犹太区这种形式中和西方基督教社会发生冲突的。它是在一切其他形式中都已绝迹了的文明的一个变成了化石的遗物。犹太区是从古代叙利亚的犹太区域性国家而来的,
这一区域性国家曾经是希伯来人、腓尼基人、阿兰人和培肋舍特人的许多社会集团之一；但是由于古代叙利亚社会在同的古代巴比伦的和古代希腊的邻居的不断冲突中所受的致命伤,
结果是犹太的各姊妹社会集团已经失去了它们的身份以及它们的国家状态,
而同样的挑战却刺激了犹太人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共同生存的方式,
他们以这种方式在异方人占多数并在处于异方统治之下的情况中把他们的身份保持了为一个散居体(离散),
而在失去他们的国家和乡土后设法继续活下来了。然而这种例外的成功的犹太人的反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中的犹太人散居体有在印度的拜火教徒散居体作为历史上的对偶,
后者是同一个古代叙利亚社会的另一个变成了化石的遗物。
印度拜火教徒是改宗古代叙利亚文明并使之成为以阿凯米尼德帝国形式出现的统一国家的伊朗人的遗族。像犹太人的社会集团一样,
拜火教徒的社会集团是在国家和乡土沦丧后要活下去的胜利意志的一个纪念碑；古代叙利亚世界和邻近社会的不断冲突的结果,
拜火教徒也遭到了这种沦丧。向那些到公元135年为止的三个世纪里的犹太人一样,
拜火教徒的波斯拜火教祖先们也在一次拒斥入侵的希腊文化的未成功的努力中牺牲了自己,
而且那种被罗马帝国施加于犹太人身上的对失败的惩罚,
在七世纪中也被原始穆斯林阿拉伯侵略者施加于拜火教的伊朗人身上了。犹太人和拜火教徒,
在他们这些历史上的相似危机中,
由于临时设立了一些新制度以及专门从事于一些新活动而保存了他们的身份。他们在对他们的宗教法律的苦心钻研中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接合剂,
并且通过在流浪中发展了经商和其他城市营业方面的特殊技能来代替这些没有土地的流浪这已不再能经营的农业,
而在身受由其祖先的土地上被连根拔起所致的灾难性的经济恶果之后活下来了。
犹太人和败火教徒的散居体也还不是一个绝迹的古代叙利亚社会身后留下来的仅有的化石。在基督教的创立和伊斯兰教的创立之间的时期内的反希腊的基督教异端就产生过景教教会和人神一性教教会模样的“化石”。古代叙利亚社会中的各社会集团失去了它们的国家地位并且从土地上被连根拔起,
它们通过教规纪律和商业经营的一种结合,
成功的存活了下来；然而古代叙利亚社会还不是仅有的这样一个社会。在外来的鄂图曼政权下,
一个被平定了的希腊东正教会曾部分的从土地上被连根拔起,
而他们应付这种情况下的在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经济活动中的改变,
却使他们走向变成一个像上述同样类型的散居体的道路上跨的更远了。
鄂图曼帝国中的教区制度实不过是社会的自治组织的一种有组织的变体,
它是在古代叙利亚的国家体系被粉碎、古代叙利亚民族由于亚述的黩武主义的袭击而错综复杂的混合起来以后,
自发的生长于古代叙利亚世界之中的。由此而来的将社会在结成地理上互相交错的社会集团的网络来代替地理上隔离的区域性国家的拼缀,
是由古代叙利亚社会的伊朗的穆斯林的继承者们自古代叙利亚社会的,
而后来就被奥斯曼伊朗穆斯林的帝国缔造者们强加于一个被平服的东正教会了。
在这个历史上的图景看来,明显的是西方基督教社会所遇到的犹太人散居体远非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相反的,
它是社会集团的一种类型的样品,
这种类型已成为遍布于伊斯兰世界的标准类型,
正如分布于西方基督教社会那样,
犹太人散居体也分布于伊斯兰世界。那么试问犹太区和基督教社会间的悲剧式接触的特殊社会背景,
是否在西方这一边的特殊情况在程度上至少不亚于犹太人一边的情况呢？而当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是,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历史的进程有三个方面的确是特别的,
这三个方面都和犹太-西方关系史有关。第一,
西方社会本身结成了一个地理上隔离的区域性国家的拼缀物。第二,
它已经从一个农民和地主的极度农村性社会逐步转化为一个工匠和资产者的极度诚实性社会。第三,
这个具有民族主义精神和中产阶级头脑的晚近西方社会,
是从它在中世纪相当微贱的地位中显露头角而迅速遮盖了世界的一切其余部分的。
反犹太人运动和西方基督教的包括一个特殊区域的全体居民的纯一社会集团的理想间的内部联系,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散居体重揭示了其自身。
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的社会集团间的裂隙一旦由于后者在公元587年从阿利乌教派皈奉天主教而被弥缝了起来,
西哥特地方在统一的基督教社会集团和由此而显得更特别的犹太教区之间就开始产生了紧张形式。这种紧张形势的强化被记录在一系列反犹太人的法令中,
这些法令和同时代的西哥特认为了保护奴隶不受其主人迫害的立法的增长的仁爱精神,
表现为一种令人痛心的对比。成套的道德上向上的和道德上堕落的法令,
二者都是教会影响国家的证据。在这些情形下,
犹太人终于同他们在北非的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密谋求得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干涉。无疑的,
阿拉伯人没有这种邀请也回来的。无论如何,
他们来了；随之而来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五百年的穆斯林政权(公元771-1212年),
在这个政权下一个自治的犹太人散居体就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了。
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社会效果,
实在就是使犹太人社会集团由于重建社会的横联结构而再度安居于半岛上,
这种社会横联结构是征服者从他们的古代叙利亚世界带来的。但是半岛重的犹太人散居体的好日子并没有在穆斯林政权崩溃后继续下去,
因为安达路西亚·乌玛雅德·哈里发领土上的中世纪天主教徒蛮族征服者们是献身于一个纯一的基督教共和体的理想的,
因此在1391年和1497年间犹太人被逼的不是流浪就是声言皈依基督教了。
社会集团纯一性的理想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对在其中的犹太异方人的特别不客气的政治动机,
这种理想在时间进程中由于经济的和社会的方战而加强了。
西方社会的出生地是古代希腊世界的一块边远地区,
在那里希腊主义的城市文化没能生根。罗马帝国西部诸行省在原始农业基础上矗立起来的城市生活上层建筑,
已成为一种重累而不是一种刺激了；因此,
这个外来的罗马人建造得上层建筑在它本身重量压力下倾倒之后,
西方又降低到它在希腊主义曾企图于亚平宁山脉以外或跨过第勒尼安海而散播种籽以前所处的同样低下的经济水平了。这种特殊的经济障碍有两个后果。在第一阶段,
西方基督教社会为一个犹太人散居体所侵,
这个散居体由于以最低限度的商业经验和商业组织
(没有这些, 甚至连儒利塔尼亚的理想国都生存不下去,
儒利塔尼亚的理想国也还不能自力提供这些东西)
提供给一个粗鄙的社会而在西方找到了一条谋生之路。在第二阶段,
西方基督教非犹太人被一种野心所激,
要通过掌握获利的犹太技艺自己来做犹太人。
在时代的进程里,西方非犹太人的意志力向犹太人的这种经济目标越来越着魔般的热衷,
获得了动人视听的报酬。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甚至连西方民族在他们向经济效率目标远征的纵队的东方后卫都经历了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在一千年前已经为可以同样适当的被成为近代化的或“犹太化”运动的北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地方的先驱者所达到。在西方史中,
达到这种社会近代性的标记是自己能够作夏洛克的全部工作而急于把夏洛克排挤出去的一个安东尼奥阶级的出现。
犹太人和西方非犹太人之间的这种经济争端演了三幕。在第一幕中,
犹太人正像他们之不可或缺那样不得人心,
但是由于他们的非犹太人迫害者在经济上没有他们就过不下去,
他们所受的虐待是被保持在限度之内。一旦新兴的非犹太人资产阶级获得了为自己所有的充分的经验、技能和资金,
感到他们能够取当地犹太人之位而代之的时候,
第二幕就在一个接着一个的西方国家中拉开了。在这一阶段里——英国在十三世纪达到的,
西班牙在十五世纪,
波兰和匈牙利则在二十世纪——非犹太人的资产者运用他们的新到手的力量得以排除他们的犹太对手。在第三幕中,
一个现已确立起来的非犹太人资产阶级已变成了这样的犹太人经济艺术的老手,
以至他们的败于犹太人之竞争的传统恐惧已不再强制他们放弃重新使用犹太人的才能为他们的非犹太人的国家经济服务的这种经济利益了。本着这种精神,
塔斯康政府在1593年及以后允许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暗奉犹太教的难民定居于勒格浑；荷兰从1593年起就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而在1290年曾感到强大的足以排除犹太人的英,
在1655年感到更强大得足以再让他们进来了。
西方史近代时期中的犹太人的这种经济解放,
迅速的继之以社会的和政治的解放,
这是当时西方基督教社会中的宗教革命的和意识形态革命的后果。新教改革突破了统一的天主教会的敌对前线,
而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荷兰避难的犹太人,
作为这些新教国家的罗马天主教敌人所迫害的人,
受到了一次欢迎。后来犹太人在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中差不多都沾得了在容忍政策下得以发展的好处。1914年在那些为俄罗斯帝国所吞并的现已绝迹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疆土以外的近代西方世界一切地方中,
犹太人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的公认的解放,
早已是既成事实了。在这个阶段上,
犹太人问题也许会被认为可以在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社会集团通过出自双方自愿联合的相互融合中找到解答。但是这种希望落空了。看起来好像有个好结局的一出三幕局,
很快的进入了第四幕,
它比在它以前的随便什么都使人更加害怕。出了什么毛病呢？
一种毛病是西方非犹太人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法律上的障碍由官方除去之后,
在他们之间的心理上的障碍却继续存在着。仍然有一个无形的犹太人居住区,
西方犹太人继续把犹太人限制在这个范围内,
而犹太人这一面,
也继续把自己同西方非犹太人隔开。在一个由官方统一的社会里,
犹太人觉得在各种微妙的关系中仍然是被排除的人；而非犹太人则觉得自己仍然面对着犹太人中间一种出自本能的攻击精神的敌意,
这些犹太人锐意要求,
但不愿付出应该平等的归于统一社会的所有成员的利益。双方都继续遵循着一种双重的行为标准——一个较高的标准用来对待自己的秘密社团的成员,
一个较低的标准用来对待属于假定已不复存在的社会栅栏彼方的名义上的兄弟公民。然而这种掩盖不公正之旧罪恶的伪善的新外衣,
使得每一方在对方的心目中更加可鄙、更加不足惧,
并因此使得这种情况对双方说来更加令人愤激、更加惊人窒息。
不论什么地方,
如果当地人口中的犹太人成分对于非犹太人成分在数字比例上有少许增长,
就有反犹太人运动的复发,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两个社会集团之间关系的不稳定。自1881年起,
犹太人在俄罗斯人迫害的压力下从俄罗斯帝国的前波兰-立陶宛领域内迁移出来的结果,
到1914年就可以在伦敦和纽约看到这种趋势；而1918年以后,
在德国的奥地利和德国这种趋势就变得恶化了,
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从加里细亚、“议会制波兰”以及“爱尔兰的英国领土”东部诸省等处进一步迁移的结果。这种德国的反犹太人运动并不是使德国国社党人取得政权的权能不大的力量。后来德国国社党人所实行的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用不着在这里絮谈了。实事是正如其骇人听闻一样的声名狼藉,
并构成了也许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在一个国家规模上的一次罪恶展览。
近代西方民主主义是同时从两侧来攻击西方世界中的犹太人散居体的。它在以其魅力引导西方犹太人的同时,
以其压力驱使他们发明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
这种民主主义相对于犹太人的同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这个先行时期相连的个体西方化形式而言,
可以成为一种集体西方化形式。正像使个体犹太人便成为一个信仰犹太人的宗教的西方资产者的这种西方化理想一样,
作为另一择取之途的集中犹太人散居体或集中其中一部分成为一个具有排他性和纯医德犹太居民的区域性国家的理想,
就是西方犹太区的解放已经现实到足以使他们感受到流行的西方理想的证据。同时,
犹太复国运动, 据其创导者赫茨尔自己证言,
也是一种焦虑心情——恐怕由于现在在西方非犹太人中间随着自由主义迅速接踵而至的民族主义使个体同化的通衢又对他们封闭起来——的表现。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和德国的新反犹太运动竟然在同一地理区域内,
即在1918年前奥地利帝国的操德语地区内, 相继而起,
这也许不是偶然的事。
在历史上的一切阴郁的嘲弄人的事件中,
没有比哪一件比下列事实更能表明人性的邪恶了：新型的民族主义的犹太人,
在遭受了他们的种族所受过的许多迫害中最骇人听闻的迫害的翌日,
竟会立刻牺牲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唯一对不起犹太人的地方即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家园)来显示犹太复国运动者从纳粹党人施于犹太人身上的苦楚中学到的教训,
不是禁而不犯那些曾使他们成为受害者的罪行,
而是轮到他们来迫害一个比他们更弱小的民族。以色列的犹太人并没有步纳粹党人之后尘到了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灭绝在集中营或赌气室的程度；可是他们确已剥夺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即五十多万人的土地,
这些土地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世代占有并耕种的,
还剥夺了他们在逃往中无法携带的财产,
因而使这些阿拉伯人沦于贫困,
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侵略军逐出家园的欧洲人”了。
犹太复国运动实验的一个结果是证明了本书前面所提到的一点,
即西方非犹太人曾长久的同他们之中的犹太人联系起来的“犹太”特点,
是西方世界中犹太人散居体的特殊环境的产物,
而不是任何特殊的遗传下来的种族禀赋的产物。复国运动的矛盾是在它拼命努力创立一个完全是犹太人的社会集团的同时,
正如个体的犹太人挑选了变成一个“信犹太人宗教的”西方资产者或一个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可知论者一样,
它还有效的为使犹太区同化于西方非犹太人世界而努力。历史上的犹太区是一个散居体,
而具有特色的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和制度——对摩西法律之谨饬的忠诚及在商业和财务方面的无上精明——是散居体在时代的进程里炼之成为赋予这个地理上分散的社会集团以继续生存之法力的社会符箓。晚近的犹太人西方化者,
不论是自由派还是复国派,
都和这个历史上的过去决裂了；而在二者之中复国运动的决裂程度要激烈得多。在学着那些创立合众国、南非联邦及澳大利亚联邦的近代西方基督教新教徒先锋们的样子集体的舍弃散居体以求建立一个定居于一地的新国家时,
复国派正在使自己同化于一个非犹太人的社会环境；并且就他们是被自己的圣书所启发而言,
这启发既不是来自摩西法律, 也不是来自先知们,
而是来自“出埃及记”和“约书亚记”的记述。
本着这种精神,
他们开始不顾一切的、热心的使自己成为体力劳动者而不作脑力劳动者、成为乡下人而不作城里人、成为生产者而不作经纪人、成为农业家而不作财政家、成为战士而不作店主、成为恐怖主义者而不作殉道者。在他们所扮演的新角色中,
正像在他们所扮演的老角色中那样,
他们表现了一种惊人的坚强性和谈性；但是以色列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现在这样自称)的将来究竟如何,
只有将来才会知道。周围的阿拉伯民族看来是下定决心要从他们中间逐出闯入者；而在这“新月沃地”中的阿拉伯民族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以色列人；可是,
无论如何, 就目前来说,
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还远不足以抵消他们在精力上和效率上的劣势。
况且,
一切问题现在都变成了世界问题。苏联和美国终究在哪一方面找到了它们的中东利益之所在？这是个问题；就苏联而论,
答案难于预言。就美国而论,
到目前为止它的巴勒斯坦政策决定因素是它的人口中的犹太人成分和阿拉伯人成分之间的在人数、财力和影响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即使把那些属于黎巴嫩基督教徒来源的阿拉伯人也算在内。在美国的全体公民中,
犹太人集团掌握着和它的人数在比例上不相称的一股政治力量；因为他们集中在纽约城,
而在美国国内政治的选票竞争中,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州的一个关键性的城市。但是狡猾的非犹太人美国政治家的盘算,
并非像一些同样狡猾的观察者所自信的那样是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紧要关头的几年中给予以色列的影响远大的支持的完满解释。这项政策不仅是冷静的国内政治盘算的反映,
而且是一种不计其利和理想主义的(虽然也许是不对头的)公众情绪的反映。美国人月的它们自己能够体会欧洲的犹太人在纳粹党人手里所受的罪,
因为别的犹太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熟知的人物。并没有熟知的阿拉伯人使他们深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苦难；而“缺席者总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