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

近些年来，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形成和转换问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市场取向改革之后，支配这些国家社会生活的精英有了那些变化？是旧的精英得以延续，还是出现了与旧的精英迥然不同的新型精英？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成为后共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也是理解后共产主义时期这些社会中社会生活运作的重要基础。本文以资本的类型以及组成部分资本类型与精英形成的关系，来讨论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精英形成和变动问题。

一、总体性精英的形成过程

一、总体性精英的界定：

让我们首先从一个虚构的个案开始。我们这里将虚构的个案案主称之为TC。

1977年末，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原来以“政治思想”标准为主选拔工农兵学员的制度被废除，重新实行考试入学制度。由于这是十年中第一次以考试的标准录取学生，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达到历年之最。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许多人都参加了这次高考，并由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年考试入学的大学生，就是后来在社会上有着重要影响的“77级”。TC也是在这一年中，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学习的。不过这里应当交待一下，TC并不是如同许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样直接从农村上大学的。其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同他的同学一样走上山下乡的道路，而是通过其父亲的关系参了军。TC就是从军队考入大学的。TC最初考入的南方某水利学院，但他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并没有到这个水利学院报到。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对于特定级别以上的老干部的子女，可以照顾在其身边就学。于是，TC进入了北方的某全国著名学府。这所学府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是属于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而那个水利学院只是一般院校。

当TC在8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出国热”。一时间，出国读书成为一种时尚。TC也加入了“出国潮”。通过他父亲的关系，一个外国商人为他提供了经济担保。但TC在国外只学习了三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国内“官倒浪潮”的吸引，只在国外拿到了硕士文凭，就回到了国内，加入了其朋友（同为高级干部子女）的公司，从事倒卖彩电的商业活动。在“官倒”浪潮退潮之后，TC进入国家机关某委，任副处长。在80年代末期，选拔第三梯队的时候升任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并内定为局长的候选人。90年代初，TC决定“下海”，在海南省注册了一个公司，从事炒买地皮。TC的公司迅速膨胀起来，TC成为一个有相当名气的民营企业家。90年代中期，“文凭热”重新抬头，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商界，拥有硕士、博士文凭成为一种风气。于是，TC向某著名高校捐赠200万元，作为奖学金，作为交换的是以不用考试为前提，录取其为在职博士生。条件是，TC不用住校上课，其他课程走走过场，最后完成一篇论文即可。最近TC已经通过他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关于TC个案的几点说明：

1，这个个案是杜撰的。之所以要杜撰这个个案，是力图将我国近些年来存在的某种现象通过这个个案浓缩起来。

2，这个个案虽然是杜撰的，但却有着经验的、常识的与初步研究结果的事实的支撑。在这些事实中，虽然并不是这样多的因素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但其中的几个因素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的事例却屡见不鲜。

3，这个杜撰的个案以及本文下面所要讲到的观点，是笔者正在准备进行的一项研究的准备工作之一。

二、精英形成：讨论的理论背景

TC这个个案所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一般将其称之为“不拉空现象”。也就是说，不放过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机会。换个角度说，是社会生活中出现某些重要的机会的时候，能够得到或利用这些机会的往往总是同样的那些人。

这样的一种现象，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时期的精英形成问题。

就目前而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形成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争论。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市场改革之后，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那些精英人物还是改革前就起着作用的那些精英人物吗？对于这个问题，显然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对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撒列尼分别将其称之为“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产”理论。

匈牙利的汉吉斯(Elemer Hankiss)在《东欧的替代道路》一书中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一下子消失。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propertied class)(Hankiss, 1989)。波兰的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在《中断的过程》一书中，则用另一套语言表达了同一个过程。他认为，东欧正在经历一场“政治资本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典型特点是，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Staniszkis, 1991)。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就精英的主体而言，在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即由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但人还是那些人。

对上述这种关于精英替代的理论模式，撒列尼等人将其称之为精英再生产理论(theory elite reproduction)。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更加强调的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以及同样的一些人由一种精英向另一种精英的转化。

与精英再生产理论相对应的，撒列尼将其称之为精英循环理论(theory of elite circulation)。与精英再生产理论不同，精英循环理论强调的不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而是精英的断裂。换言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政治干部为代表的旧精英存在的基础不断丧失，在这部分人中出现了实质性的下向流动，而由于新的机会的出现，在原来的非精英群体中却形成了一批新的精英，这就是民间企业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作为精英循环理论代表人物的，就是维克多·倪（Victor Nee）。这突出地体现的他的市场转型理论的“权力论题”中，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个假设1 。而用来证明这个假设的，就是前述其在厦门郊区所进行的调查。在分别对现干部和前干部的家庭收入与其社会身份进行回归分析之后，维克多·倪得出结论说：“干部身份以及在当干部期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似乎并没有赋予他们在类似市场经济中的优势地位”(Nee, 1989)。当然，维克多·倪也并不否认干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利用权力获取不正当收入的现象。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再分配者并不能只依靠政治资本致富，因为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和特权的来源(Nee,1989)。

这样的争论和分歧，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推理，而是建立在或多或少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在。问题的关键是各自的经验研究的局限以及其结论的可适用的范围。比如，经验资料收集的时间，不同地区的差异等等。为了解决上述观点的对立，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罗纳—塔斯(Akos Rona-Tas)提出一个区分，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阶段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在罗纳—塔斯看来，侵蚀阶段基本上是自下开始的，推动这个过程的就是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们；转型阶段则是自上启动的，它通过主要是通过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关键的立法行动实现的。罗纳—塔斯认为，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的观点较适用于改革的早期阶段，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时期；而认为市场改革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观点则适用于描述改革的晚期阶段，即实际的转型过程(Akos Rona-Tas，1994)。

而就理论的逻辑而言，市场改革前后精英是循环的还是再生产的，所涉及的是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不同类型精英的可转换性问题。也就是说，改革前精英所拥有的资本向改革后精英所需具有的资本的转换是否困难。撒列尼和特雷曼(Donald Treiman)等人认为，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精英形成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换言之，政治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限制是否严格，会对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精英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中，政治资本是所有资本的核心，其他的资本形式基本都是政治资本的附属物。而在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资本的地位逐步上升，渐渐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资本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资本向经济资本能否顺利转化，就成为影响精英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

TC个案的意义就在于，他代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转换形式。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

三、总体性精英与不分化的资本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我们可以大致回顾一下这个集团形成的过程。

“双轨制”与“官倒”。80年代中期，鉴于市场改革的复杂与困难，在价格体制上实行双轨制。在开始的时候，即1984年国务院曾经规定，工业生产资料的自销部分可以在20%的幅度内由企业自由定价。但到了1985年5月，这个20的限度被取消了。双轨制正式形成。到1987年的时候，以企业自由定价销售的主要工业品的比例，钢材为21.59%, 电力为17.26%，煤炭为7.09%，石油为16.57%，水泥为35.1%，化工原料为36.16%，有色金属为32.54%。此外，耐用消费品为51.29%,粮食为25%（钟朋荣，1990）。本来“双轨制”的实行，目的是在价格形成上引入市场机制，从而促进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但由于计划内和计划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的存在，也为权力介入市场活动、以权谋利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出现了8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社会独特景观的“官倒现象”。一时间，倒彩电、倒冰箱、倒钢材、倒煤炭、倒石油，成为整个社会议论纷纷的话题。一些后来在90年代发达起来的官商，就是在“官倒”浪潮中起家和完成最初的资本与经验积累的。

“官倒”大部分是以“价差、汇差、利差、税差”的形式进行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胡和立先生计算，在1987年，我国的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利差约为200亿元，汇差约为500亿元，共计2000亿元以上。1988年，三项合计在3569亿元（胡和立，1989）。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更多的商品价格的放开，以及外汇进入“市场调剂”，并最终并轨，这两部分的价差有所减少。但“利差”依旧，且由于贷款总额的不断扩大而增加。同时，随着房地产热，地价差的问题日益突出，有人估计，1992年一年的地价差就不下1000亿元。同时，1992年国税流失大约1000亿元。应当说，这些流失的国有资产并非完全到了个人的手中，因而不能完全计入个人的收入。

可以说，80年代中期在“双轨制”背景下出现的“官倒”现象，是市场改革以来，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介入，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更进一步说，这是总体性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此之前，权力只是与高标准的福利待遇相联系，而“官倒”浪潮中，权力已经与巨额财富相联系。

“第三梯队”与再回权力中心。大规模的“官倒”活动虽然促成了权力与巨额财富的结合，但随着市场定价范围的扩大，可以利用政治权力倒卖的商品数量在逐步减少。这样一来，“官倒”活动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在这个时候，即在80年代末，另外一个机会出现了，这个机会出现在政治权力的领域。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第三梯队”计划。实施这个计划至少有两个考虑， 一是将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年轻干部推上领导岗位，从而使干部队伍更具有改革取向；二是使新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更为可靠，防止“四人帮”之类卷土重来（因王洪文就宣称他们有年龄优势）。“第三梯队”计划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大规模的官员晋升的机会。许多年轻官员的命运就是由这个计划决定的（在同一个年龄段中，没有被列入第三梯队，几乎就意味着排除了被晋升的可能性）。选拔第三梯队成员的正式标准虽然强调了年轻化和知识化，但内部掌握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于老干部子女的重点提拔。其中的一个逻辑是，这些孩子是“我们的人”，权力交给他们要比交给别人放心。正因为如此，高级干部的子女，特别是已故高级干部子女（为了避嫌，对现任高级干部子女的提拔作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程度和范围是极为有限的），在这个计划实施的过程中，纷纷成为第三梯队的成员。

由于年龄层的缘故，老干部的子女大多是在“文革”或“文革”后完成大学学业的。在第三梯队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这些人所从事的大体是三种职业，一是在党政机关中任职，二是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三是当时已经从事经商活动。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这一部分人中，不仅已经在党政机关任职的理所当然地被列入第三梯队的名单，而且从事技术工作和经商的，也有许多被入选第三梯队，如从事技术工作的，被调入党政机构，经商的或是被调入党政机构或是成为行政性公司的领导人。

“下海”与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再结合 90年代初，伴随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经济体制改革重新起步。随之而来的是“下海潮”。“下海”提供了规模更大的一次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的交换的机会。这次“下海”以“圈地运动”为契机。1992年全国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与之形成对照的一个数字是，1992年全国净减少耕地1000万亩（何清莲，1998）。其背后就是这个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而“圈地运动”的基本媒介是权力而不是金钱，金钱只是结果。由于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而用于房地产的土地又是主要通过行政划拨的手段，这就为权力的作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以当时“圈地运动”最热的广西北海为例，介入其土地划拨的，不仅有地方的行政权力，而且有许多更高层的权力。以至于这个市的市长说“北海市的房地产虚热谁也不能否认，这种虚热的根由就是土地失控。但我有什么办法？批来的条子我能不签字吗？……这是中国特色，不是我这个市长能顶得住的。地就是这样几平方公里几平方公里地批出去了”。批来的条子连市长都顶不住，可见是来自哪里。而行政划拨的地价，往往只是市场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正因为如此，1992年2月4日，北京市举行首次土地招标，在为期四天的招标期内，竞无一个投标者光顾（何清莲，1998）。

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形成了迅速的资本积累过程。目前的一些大规模的民营企业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而近些年来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则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和相当一批政府官员“买文凭”。近些年来，由于高等院校的经费一直相当拮据，不少学校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开办了各种“文凭班”，这种“文凭班”主要集中在硕士和博士两个等级。只要交够一个较大数量的学费，就可以获得入学资格。学习时间一般是“业余的”（即双休日）。这样一来，原来就拥有政治资本或经济资本，或是同时拥有政治和经济资本的人，又获得了文化资本。

是资本的转换还是总体性资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落空”现象。通过这种“不拉空”现象所形成的，是同时拥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人。由于这些人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甚至不单单是一种类别，而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认同，我们将这样的一批人称之为总体性精英集团。而总体性精英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这种精英所发挥影响的领域，也并不是某一个封闭的领域，而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有着全面性的影响。

从上述总体性精英形成的过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撒列尼等人所说的“资本转换”现象，如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政治、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等等。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问题要显得更为复杂。“资本转换”概念的假定前提是，不同类型的资本是相对独立的，将其中的一种资本转换为另一种资本，要经过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换过程需要经过交换的环节来实现。撒列尼等人的研究，也注意到了不同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问题，即这种转换是容易还是困难。然而，如果我们用“资本转换”的过程来分析总体性精英形成过程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其中的某些环节确实可以称之为“资本转换”的过程，如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因为我们可以注意到文化资本的相对独立性，也可以注意到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资本的人在获取文化资本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交换的过程。而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是如此之容易，使我们怀疑，这究竟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还是同一种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也许更确切地，应当将其看作是一种独特的资本形式，即一种总体性资本。上述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间的“转换”，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转换过程”，而是同一种总体性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

总体性资本实际上是一种不分化的资本。而总体性资本是以社会的高度不分化为基础的。

四、进一步的讨论

1、总体性资本积聚的快速性。由于政治权力的作用，由于社会结构高度不分化背景下的资本的高度不分化，总体性资本聚积的速度是相当之快的。有的从几万元起家到形成十几亿元的资产规模，往往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如果对照一下个体户发展的过程，就更可以看出总体性精英扩张的迅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城市中出现了大批的个体户。他们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过去，这些个体户大多仍在从事原来的行业，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极为有限。这可以称之为一种“长不大的个体户”现象。事实上，由于总体性精英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

2、总体性精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却很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占有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在最近几年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有关政策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如90年代中期，由于前期房地产过热和当时经济紧缩的影响，相当一些房地产商被套。当时曾经召开许多有关经济、货币和房地产政策的研讨会，呼吁放松银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

3、总体性资本与两极社会。许多人将中间阶层的形成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预期。近些年来，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的趋势。然而，另外的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像南美社会那样成为两极分化社会。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存在就是这种两极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总体性精英集团的形成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又会进一步加剧这个趋势的发展。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重要的目标。而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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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