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

孙立平

一、一个新的社会的出现

问：对社会进行准确的定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政策取向，还是思想的基调，都往往要以此为基础。您最近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社会的定位问题？

孙：在这里，我将主要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讨论目前中国社会的定位问题。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对目前中国社会进行定位，远不是这样一个角度能够完成的。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这样一个角度，主要是由于这个角度在以往的讨论中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问：为什么要强调“9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

孙：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定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而在现实中，我们更多看到的，这种定位往往是以改革为标准进行的，即“改革前”、“改革后”的论证语式。这种论证语式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给人们一个印象，好像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社会生活的走势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延伸。这样一来，一个问题就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就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90年代中国社会和80年代中国社会的区别，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对的那些独特的问题。实际上，自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以看作是80年代那些趋势的延伸，而另外的一些则意味着一些重要的逆转。正是这些变化使得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与80年代中国社会非常不同的一个社会。然而遗憾的是，从目前来看，在我们的理论界和政府中的政策制定部门，对这个问题似乎缺乏应有的敏感。着就导致了一系列的理论上的混乱和政策上的偏颇。

问：这种不同最集中地表现在什么方面？

孙：这种变化，从最表面的层次来说，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在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大大不同了。在80年代，一般地说，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是很高的。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时改革的起点是经济生活的匮乏和由此导致的社会生活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许多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是卡在我们的经济实力上。比如，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低下，日用消费品的短缺（特别是生活必需品和住房），公共服务业的不发达（当时是吃饭难、住宿难，甚至还有理发难）。因此，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之下，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迅速改善。从中，人们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一种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图景。

但到了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前些年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尽管当时中国是低迷的，那是相对于我们自己而言的，只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但其增长速度仍然在7%左右。如果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7%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了。从理论上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我们感受到的应该是繁荣，而不是萧条。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感到的却到处是一片萧条。无论是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我曾经向一些经济学家请教这个问题：为什么7%的增长速度，至少这个速度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高得多，但感觉上却到处是一片萧条。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数字中有水分。即使我们把这个因素考虑到，经济学家告诉我，两个百分点的水分足够了。那就是说，我们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有5%。但即使是5%，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增长速度了。那为什么在5%的增长速度之下，人们感到的是普遍的萧条，甚至有的人感到现实的生活大不如从前？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

这一点，在2000年这一年表现得尤为有象征性。2000年，是我国经济初步复苏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国经济改变了连续几年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8%。但在这一年时间里，社会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好转。具体表现在，贫富悬殊的状况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各种社会问题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在这当中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就业的状况。以最近几年的情况看，1997年我国GDP增长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长7、8%，从业人员只增加了0、5%；1999年GDP增长7、1%，从业人员增加0、89%；2000年GDP增长8%，从业人员增加0、79%。

当然，这只是在表面的层面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对于这表面背后的，则需要我们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

二、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

问：您所说的这些背后的因素，主要是指哪些？

孙：这些背后的因素，主要指的是导致一些重要变化发生的背景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我觉得特别要强调的是两个，一个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另一个就是社会中的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这两个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因此，要谈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就不能不对这两个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

问：那我们先来谈第一个背景，即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孙；好的。我们可以从一个日常生活的现象谈起。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人们议论生计，议论日常生活的中的开销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现在每个月吃饭用不了多少钱”。在这种日常生活中简单判断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迁----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

这个转变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90年代之前，特别是在80年代之前，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以几十元计。这几十元的工资，几乎有着非常固定的用途。多少钱用来购买凭粮票供应的粮食，多少钱用来购买凭布票供应的布料和衣服，多少钱用来购买同样是凭票供应的肉、油、蛋、鱼、火柴、麻酱等日用品，几乎都是固定的。购买完这些东西之后，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这当中除了商品短缺时期的供给制特征之外，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生产和消费时代的典型图景。在那样的时代，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人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

但在今天，我们正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要的地位。直接反映这种变化的，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大体可以表示生活必需品在人们的整个消费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八五”末期下降到50％以下是， 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在200年，恩格尔系数在农村居民中约为５０％。恩格尔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问：那么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怎样的影响？

孙：应当说，对于这样一个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变化，几乎完全被我们的理论界所忽视了。也许有人会说，在生活必需品阶段，人们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忙，而到了耐用消费品阶段，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大体不成问题，宽敞的住房、汽车、高档电器、各种服务，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会酿成某种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至今还会被人们不断提到。但对于这场历史上少见的经济大危机的原因所做出的种种解释，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挑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开始认为，这次经济大萧条就是由西方世界由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引起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对这个变化或转型给予丝毫的轻视。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将在下面陆续谈到。

三、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

问：好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个背景性因素，即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

孙：在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同时也是由于国家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被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可以说，在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中不断增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到城市中去，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起来。尽管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有弊，但客观的结果是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是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之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消极的执行者的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问：这种趋势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孙：在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之前，与财富扩散的趋势唯一不同的现象，是“官倒”的出现。而作为“官倒”的制度背景的，则是价格的“双轨制”。在80年代中期，“官倒”现象曾导致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成为中国最早的富裕者。但总起来说，这些人数极为有限，所获得的财富也相当有限，并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其中的有些人，人们称之为“万元户”。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其中有的成为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

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这样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头脑是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的格局。

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也就是说，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福布斯评选出的2001中国大陆百位首富企业家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前10位首富，就拥有资产559亿元（当然，这里所说的拥有的资产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财富，但也可以大体看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去的10几年中，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也大体可以属于这个群体。

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蔽。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而且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10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再次，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县级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而据正式公布，目前乡镇政府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据专家估计，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字。同时，在村庄的层面上，一个村庄负债四五十万元屡见不鲜。

四、资源的集中与底层社会的形成

问：那么这种变化在社会结构层面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孙： 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当然，弱势群体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在80年代乃至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也是存在的（当时主要是指老弱病残人口）。现在我国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下面的一个原因。第一，在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个群体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第二，原来的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虽然人们也知道有贫困的农民存在，但毕竟离社会的中心较远，在社会的中心那里形不成深刻而具体的印象；而现在在作为中心的城市本身就出现了一个城市贫困群体，弱势群体中这个新的因素的出现，令人们对弱势群体的感受更加直观和具体。第三，在80年代，尽管有弱势群体存在，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在朝着好的方向改善着。而进入9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在弱势群体中，绝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社会中，在经济相对迅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人的绝对生活状况在下降。第四，如果拨开平均数字造成的迷雾，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弱势群体的数量不仅不是在减少，而是在上升。正因为如此，在目前我们的社会中，弱势群体问题正在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现象。

问：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哪些成分构成的？

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的。

第一， 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走到强弩之末。加之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农民的“弱势”特征开始逐渐表露出来。据专家估算，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粮食的价格下降了30%多。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来说，近年来实际收入是下降的。一方面是农民实际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结果就是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到1983年缩小到1、7：1。呈明显缩小的趋势。但到了1997年，又迅速扩大到2、5：1，2000年扩大到2、79：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上的新水平。从占有的金融资产来看，1999年末农户储蓄余额约为10000亿元，不到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五分之一。而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近65%。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上述数字所表明的农民的贫困状态，更重要的是，只要农民被束缚在“乡土”上这一结构性条件不变化，农民问题几乎看不到有希望的解决前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在中国农民的收入，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收成状况已经几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最近几年粮食生产基本是丰收或持平，即使是在丰收之年，农民的收入也没有增加，甚至反倒是下降的。而在中国已经“入世”，且国内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依靠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弱势群体的含义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一个弱势群体。从90年代初开始，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身分和社会地位相当独特的社会群体。从一个方面来看，农民工进城打工，不仅对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有研究报告表明，农村青年认为进城打工的最大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但在另一个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分进入城市的。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虽然是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之中，但在制度上他们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在今天，许多临时的过客似乎开始在这个不属于他们的城市中安顿下来。在一些行业中，比如建筑业，他们已经成了一线工人的主体。那些在这里从事拾遗补缺工作的人，也在拉家带口地要在城市中安顿下来。然而，尽管是这样，僵硬的户籍制度仍然将他们排斥在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城市之外。在这个城市社会中，我们无疑是下等人。其中的相当一些人有过被收容和遣送的经历。本来，按照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收容遣送工作主要是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但在近些年来，它已经成为城市中的某些部门专门用来对付农民工，甚至以此来创收的手段。而在工作场所中，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工作环境差，待遇低。2000年在广东惠州曾发生一起一个月工作５００个小时　使得打工仔当场累死的事件。据了解，这家手套厂工人都长时间地加班，一个月里每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要超过５００小时。但工人的月工资最低的只能拿到３００元。第二，基本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第三，工资经常被拖欠。

第三，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90年代以来，我国失业下岗的问题日益严重化。在城市中，失去职业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因此，在最近的几年间，在我国的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新的贫困阶层。这是原来不曾有过的现象。与农民相比，这个贫困群体有一些独特的特征。第一，农民还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即使缺少现金收入，吃饭的问题还可以自己解决。而城市中的居民没有这块土地，当现金性收入断绝的时候，可能连吃饭都成为问题。有关部门1999年对北京市1000名下岗职工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前后个人收入平均下降61.15％，特困户下降的幅度还要大些。第二，普遍贫困是农民所处的基本环境，在农村中缺少贫富差别的刺激；而在城市中，贫富差别以极为鲜明的状态存在着，不时对城市中的贫困群体产生强烈的刺激。第三，城市中生活费用高，且缺少弹性。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物价和生活费用急剧上升，在90年代末，虽然物价相对稳定，但增加了一批原来属于社会保障而现在则需要自己负担的消费项目，如住房、子女的教育费用、部分的医疗费用和养老等。由于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35至45岁之间，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其工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一旦下岗，全家就会陷入贫困的境地。第四，在单位仍然具有很强福利化特征的情况下，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同时意味着失去诸多的福利。

五、社会结构显现出种种断裂的迹象

问：如您所说的，在任何社会中，弱势群体或底层社会都是存在的。那么，这在目前中国社会，特别是在社会结构的含义上，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孙：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这种现象是以结构断裂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90年代中期在法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向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提出一个问题：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图海纳的回答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万人，其余都是掉队的了。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

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

问：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社会结构的断裂意味着什么？

孙；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但在前几年，由于持续的经济低迷，这样的事实被掩盖在经济低迷或国有企业的不景气的表面性理由之下。学者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的。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的亏损；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原因。于是，就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的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得到解决，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人们总是对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寄予厚望。

当然，我并不是说，上面这三个问题不是原因。而是说，但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的幻觉。事实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而新的的就业机会，则需要相当高的受教育程度，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即使是新的经济增长来临，即使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搞好了，他们的状况也难有根本的改变。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也就意味着，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大。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将现在的失业者和下岗者仅仅看作是由于某些暂时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做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求。两种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

说他们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在我国，由于过去的社会保障大都是与单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下岗和失业并不仅仅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工资收入，同时也意味着失去许多福利和社会保障。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进行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之后最担心有的是“失去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83.4%）。其他的一些调查也表明，在下岗和失业人员中，其基本生活发生较大困难者，并不多见。其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在发生较大疾病的情况下，将会造成严重的生活困难；二是在支付住房、子女教育等大宗费用上发生困难；三是在生活中遇到某些突发性事件的时候，会出现难以应对的局面。

问：这当中也许还应当注意到的一个因素，也许就是中国加入WTO的影响。

孙：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因素。

加入世贸对于中国大陆经济生活的影响，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但其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人们关注的还不多。应该承认，加入世贸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们主要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入世会使得中国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部分日益与国际市场或国际社会结为一体，在其变得“更为先进”的同时，与这个社会的其他部分越来越没有关系。整个社会会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

在加入了世贸的情况下，“接轨”的“拉断效应”会更进一步地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在现在就必须加以正视的。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而言，这种“拉断效应”至少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是“接轨”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先看下面的两篇报道：其一，据《解放日报》1月20日报道：在19日举行的上海信息产业人才招聘会上，“参加招聘的民营、股份制和国有企业的比例也有较大幅度提升，占60%，超过了外资企业。提供的岗位月薪在3000元至8000元之间的，约50%，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质量工程师、电子工程师等职位的月薪较高，而硬件工程师、客户经理等则相对偏低，月薪最高开价1.65万元，最低月薪仅1000元。”另外的一则报道则是：据参加“首届全国主要农产品市场形势展望会”的中科院有关专家分析，在多种因素作用下，2001年粮食产量缩减，其主要原因，是1997年以来我国 粮食价格连续下降，农民种粮纯收入大幅度减少，以致种粮积极性很低。1997年以来全国粮食价格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1月三种粮食平均价格为每担86.4元，2001年1月为每担50.4元，减少了36元， 农民种植三种粮食的平均每亩纯收入由1995年的367.4元降到2000年161.6元，下降幅度高达56%。还有相关的报道说，去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加4%。

从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现象。一方面是农民的粮食减产，收入增长缓慢（其实，按照专家们的说法，其实是下降，因为在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说农民的收入仍然在增加，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而在另一方面，则是IT业，特别是软件行业人员薪酬的大幅度攀升。而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入世”以及入世之后就不得不实行的“接轨”。有关报道说：“随着中国入世，一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复合型人才成了猎头公司猎取的重点对象：一是农业、信息、金融、财会、外贸、法律和现代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二是生物技术、环保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三是熟悉世贸组织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和能够参与解决国际争端的专门谈判人才；四是了解国际惯例、符合行业需要的外语人才；五是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在这种背景下，猎头公司奔走与人才市场，金融业、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保险基金公司等方面的高层人才，年薪一般都在40-50万元。

可以预见的是，加入世贸必然会对我国的社会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的影响之一，就是增添了扩大收入差距的动力。入世后，国外企业将会大举登陆我国，它们将雇佣更多的中国雇员。一般说来，外企的工资明显高于国内企业，因此，外企的增加将会拉大外企与国内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国内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也将会逐步向国际市场的标准靠拢，因此，人世后他们的收入也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在目前我国贫富差别已经达到相当高程度的情况下，这种“接轨”的动力会不会加剧社会的断裂？

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加入世贸会进一步促成一个“被甩出去的失业群体”的形成。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但在前几年，由于持续的经济低迷，这样的事实被掩盖在经济低迷或国有企业的不景气的表面性理由之下。学者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的。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的亏损；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原因。于是，就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的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得到解决，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人们总是对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寄予厚望。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现实的误解。

六、开始出现断裂的城乡结构

问：这种社会结构的断裂是否也表现的另外的一些方面？

孙：当然。

社会断裂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在城乡之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盖尔·约翰逊在一个讲座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例必将是下降的。这首先是由于真实收入增加而导致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在2000年的收入水平上，中国对农产品的收入弹性最多只有非农产品的三分之一。同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速度高于其他经济部门，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是如此。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年－1980年）的农业人口下降了65％。这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国同样在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而在中国，由于种种限制移民的政策，如户籍制度等，1985年－1990年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大量人口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之上，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由于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在人均的意义上越来越微不足道；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赢利的产业，甚至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而成为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如果说在50年代到80年代农民还可以用农业的收入换来品种和数量有限的工业品的话，在今天，许多农民反倒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不从事其他产业的经营的话，他们反倒比过去几十年更像小农。

问：我们都知道，在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就存在城乡的二元结构。那现在的二元结构与原来的二元结构有差别吗？

孙；人们经常将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之为二元结构。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当时的制度安排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分，形成人为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两部分居民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农村的资源大量被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城市中工业化过程。但在这些制度的背后，我们却可以发现，当时生活必需品时代的特征，又通过资源的流动，将两者连接到一起。从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一个城市家庭每个月将几十元的收入用来购买的生活必需品是什么呢？可以说大多数是农产品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粮食和副食品不用说了，那是农民的产品，就是衣服等日用品，也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也就是说，当时城里人所消费的主要是农村的产品，他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农民的产品。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依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这时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许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而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看今天城里人的消费项目和收入的支出情况。假定一个城市家庭的每月收入是3000-4000元的话，花费在主副食品上的，可能只有几百元。即使加上其他与农副产品有关的开销，千元上下也就差不多了。其余的花费在什么上了呢？住房、汽车或其他交通的费用、电器、医疗、子女的教育、旅游以及其他的服务等。而这些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城里人的这些支出，很难流入到农村去。这首先意味着，城里人说的越来越多的部分不再与农民和农村有关系。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事实上，就是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来自从国际市场的进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又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断裂，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又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七、断裂的社会与多元的社会

问：从理论上说，究竟什么是一种断裂的社会？

孙：什么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

讨论社会的断裂和由此造成的“断裂社会”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将这种“断裂社会”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多元社会”加以区分。否则会造成种种的混乱。

“多元社会”是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概念，后来被人们广泛用于指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在我所看到的文献中，大体不外如下的三种含义。第一，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群体，承认每个群体的利益都是正当的。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意味着对于“少数群体”利益的承认和尊重，少数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这种利益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上，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压力群体”的存在。第二，就政治制度而言，形成的是一种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就是政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第三，是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唯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

而断裂的社会，从表面上看来好像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着更强的多样性。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问：断裂的含义实际上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孙：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曾经风靡了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这本书中，托夫勒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当时就已经初露端倪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我们可以借用托夫勒的“三个浪潮”的概念来考量这样的一场新技术革命之于我国社会结构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一场技术革命对我国的社会结构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借用“三个浪潮”的概念，今天的中国是属于哪个“浪潮”？我们可以首先看看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在那些地方到处能见到的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连那里的总裁都不叫总裁而叫CEO。即使是严格按照托夫勒的标准，这里也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在北京，从中关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几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在那里有全国著名的“首钢”。那是一个钢铁生产基地。那里的情景，与全国的大部分大中小城市一样（除大城市的科技园区之外），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灰色调的环境，轰鸣的机器（如果没有停产的话），废气废物和产品同时排放，近些年来 “下岗失业”又成了人们的口头上经常议论的话题。而出了城市，到了广袤的农村，那里则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耕种着很小的一块土地，从中收获的农副产品，自己要消费掉相当大的一部分，能够出售的部分非常有限，他们渴望越来越高级的工业品或更为高级的“第三次浪潮”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但由于收入的微薄，对于这些产品只能是“渴望”而已。

这从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以西方社会为例。在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物质生活很匮乏的时代，人们同样有着种种美好的生活愿望，但却缺少实现这些愿望的物质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是将这些愿望诉诸于想象，于是就有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最典型的文学形式就是诗歌。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大量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改善。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可能性，浪漫主义也就失去了最广大的基础。在这同时，人们也看到，尽管创造出来的财富是以前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却是极不平等的。在一个物质空前繁荣的社会中，富人占有了大量的财富，而许多穷人却“一无所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了巴尔扎克，有了《悲惨世界》，有了批判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由于物质财富的进一步丰富，即使是社会中的贫困者，也大体上可以衣食无忧了，但另外的一个出现了，这就是在物质社会条件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精神的需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样，就又有了后现代艺术的产生，有了黑色幽默，有了《等待戈多》。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学主题，而这种文学主题所反映的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如果用同样的思路来观察一下我们的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差异。在我们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我们的社会里。从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再到农民的地方性的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而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混杂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明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

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情形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比如说，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对于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这样大都市的人们来说，灰暗的天空、污浊的空气，以及日益恶化的水源，使得我们对于环境保护和污染的治理有着切身的感受和要求。而且从理智上说，人们也不难理解，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一个社会的长远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可是，当你走出这些大城市的时候，这些天经地义的道理，就似乎成了问题。前几年我们去了一次山西。那是一个由于煤炭生产而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的省份。但如果你去看看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那些本来天经地义的道理就打了相当的折扣。当地的干部说起这个问题也是一脸的无奈：“没有办法啊，只能先污染后治理”。这里我不是为“先污染后治理”辩护，而是说，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的人们的道理会是多么地不同。同样的，当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把“民主”和“自由”作为他们的崇高目标来追求的时候，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实在是有点奢侈。因为吃饭的问题，孩子读书的学费问题，就业的问题，远比这个要现实得多。类似的现象告诉我们，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

这样的社会管理起来往往要更为困难。一般地说，在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群体的要求的忽视。这就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八、社会生活“西西里化”与新的秩序

问：对于这种断裂的结构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是将其看作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现象，还是看作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稳定结构？

孙：应当看作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稳定的结构。因为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些现象，都开始不断地定型化。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90年代中期以来那些趋势的推动之下，这个社会正在发生断裂。断裂的真正含义是，社会制度框架已经不能容纳这些破碎的部分。没有办法把它们连成一体了。这已经超出了社会学传统上所讲的分化与整合的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说，在这种断裂的基础上，又在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或者是一种新的秩序。不过这种新的秩序是建立在一种畸形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素组合的基础上的。

这首先要从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基础说起。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信任的缺失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事实上，信任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基础。如果没有了最起码的信任，可能我们的生活就会寸步难行。对信任结构的这种破坏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从人们对“杀熟”的讨论就可以看得出来。“杀熟”现象造成的一个最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将最核心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破坏殆尽。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基本的信任结构本来就是围绕“熟人”建立起来的。相对于其他的信任结构而言，这种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也是一种更为基本的信任结构。但在“杀熟”的过程中，恰恰是将这种最基本的、甚至是仅有的信任结构，给摧毁掉了。昨天还以为是最可信赖的人，今天就成了坑害自己、让自己上当的骗子。于是，人们就自然得出了一个结论：除了自己，谁也不能信任。但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公信力的被破坏。社会的信任结构实际上包含系统信任和个人信任两个层面。因此，要说明目前我们社会生活中已经引起人们关注和不安的信任缺失和信任危机的问题，仅仅看到个人层面的信任缺失是远远不够的。系统信任实际上是对社会秩序的信任。社会秩序的力量和有效性，也无疑以人们对它的信任为基础。比如，我们相信社会中的货币系统，可以按照货币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相信传媒上的消息，至少是有分析性地相信，并将其作为我们知识和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作为我们选择和行动的依据；我们相信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预报决定多穿一点还是少穿一点；我们信任政府，根据政府的政策调整自己的行为；我们相信警察，知道他们会保证公民的安全，在处理纠纷的时候是公正的。其实，就是许多个人性的信任，也离不开系统信任这个基本的背景。比如，在市场上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凭什么相信一个小贩？是凭一种对市场秩序的信任。系统信任实际上就是一种公信力。如果这个公信力出了问题，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处于混乱的状态。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上面说的这些信任都不存在了，社会生活中还会有秩序吗？正常的社会生活还能正常进行吗？

问：这种信任危机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具有怎样的影响？

孙：当时，也有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杀熟”也许是一件好事。他们的推论是这样的：“熟人”之间的信任，造成了对外界的不信任，从而妨碍了更大范围的信任结构的形成；“杀熟”意味着最基本的信任结构的破坏，在最基本的信任结构破坏之后社会会处于一种完全没有信任结构的状态，这时候人们就需要建立规则，在普遍不信任基础上建立的新的规则，可能会有利于一种普遍性的信任结构的建立。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以小圈子为基础形成的信任结构，确实会对普遍主义信任结构的形成起妨碍的作用。如果对比一下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信任结构基础的差异，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个道理。

但是，这种推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被破坏之后，既可能会形成新的、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也可能是什么样的信任结构也形成不了，而是处于一种没有规则、没有信任、弱肉强食、以强凌弱的状态。不幸的是，这样的趋势现在正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最近审结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一案就可以清楚说明这一点。据报道，1995年，刘涌通过贿赂时任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的领导，承包了该局下属的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从那时起，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刘涌，便开始纠集一帮地痞、无赖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用打砸砍杀种种卑劣的手段，把生意迅速扩大到了烟草、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等领域。在这个过程中，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三名执法人员到刘涌经营的百佳超市进行检查，因发现该店经营的酒类和化妆品不符合有关规定，引起刘涌的不满，便遭到追杀。原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监督管理科科长这样回忆当时的现场：“当时我们已经走出百佳超市，后面突然冲出十几个人，拿着刀就砍，最后我们被送到医院抢救。事情发生后，最后没有结果，不能正确解决，甚至凶手都抓不到，其他执法人员也受影响，我们以后没查过刘涌。”在这个案子当中，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以刘涌的弟弟——原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探长刘军为首的一伙人也加入到犯罪团伙的行列。我们知道，在案发之前，刘涌在沈阳市是一个有名的“成功人士”。他拥有20多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7亿元资产，是有名的企业家、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致公党直属支部组委。

其实，这绝非是一个偶然的案例。最近一段时间在许多地方发生了物业管理公司殴打业主的事件。比如，北京丰台区鹏润家园的业主居然被保安殴打。还有“天通苑”、“银枫家园”、“鹏润家园”“北苑家园”等小区业主被打事件，广州白云区法春兰花园业主被物业公司殴打事件等。而在拆迁过程中，使用黑社会力量的，更是远非个别的现象。如在扫黑中被打掉的“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个公司先后雇用40多人(绝大部分是社会闲散人员)承揽拆迁业务。自成立以来，这个“拆迁公司”因拆迁发生故意伤害他人案件10余起，打伤30余人，使许多拆迁户深受其害，并迁怨于政府。类似的其实远不是只存在于物业管理和房屋拆迁的行业中。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类似的以强凌弱现象，已经相当程度地存在。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分析过信任结构消失与“黑手党”的关系，指出在信任结构消失之后会形成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以强凌弱的结构。从上述所列举的现象中，我们再次地看到了这种逻辑所起的作用。

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还有一种不是以暴力为基础形成的以强凌弱的现象，这就是垄断。当前我国存在的垄断现象，其主要特点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以及并不明显的自然形成的寡头垄断。在这些不同的垄断形式之中，最严重的当然是行政性垄断和以行政权力为后盾的行业垄断。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之后，特别是由于90年代之后出现的资源重新积聚的现象，寡头垄断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寡头垄断表现出的以强凌弱虽然不是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出现的，但却同样的蛮横和无理。在叶立钦时代的俄罗斯，就曾经造就了这样的一些寡头，他们控制了相当一部分金融甚至媒体，同时也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个教训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强凌弱、社会暴力和寡头垄断，都是信任结构缺失之后形成的社会秩序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许才刚刚抬头，但需要我们早有警觉。

问：你是说在不信任的基础上在形成一种新的秩序？

对意大利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黑手党，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研究，他们将黑手党称之为“不信任的代价”。他们发现，在这些地方，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遗憾的现象：即使能够给双方带来利益，人们也不合作；人们用受害的手段竞争；在某些场合，即使人们能够从竞争中得到相当大的收益，他们也不这么做。现在的问题是：这是由于人们缺少理性吗？学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黑手党是对信任普遍缺失的反应。而这种信任的缺失，是在复杂的历史上形成的。他们发现，这些地方在西班牙统治之前，就存在这样的一些特征：顺从而不是反抗统治、贵族贪图享乐、法庭对贵族卑躬曲膝、将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普遍的欺骗狡猾和偏袒、犯罪和谋杀等。而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这种信任结构的缺失被进一步放大和严重化了。有学者指出，“西班牙人不仅为达到统治目的而利用不信任，他们也教被统治的人民这么做，并把它一代一代向下传”。在西班牙统治期间，一直实行“分而治之”和“使之贫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人民之间制造不信任和仇恨，特别是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人之间制造仇恨。在这个期间，存在着一种对信任结构的故意的破坏。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掠夺着属国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掠夺着属国的“美德”。然而，这种对社会信任的破坏是一个相当精致而复杂的过程。因为对于一个外来的统治者来说，他既要“瓦解一个社会的信任”（这有利于他的统治），但同时又要“保证它成其为社会所需的宏观条件和微观条件”（这是统治的基础）。按照多利亚的分析，其具体的做法包括，在政治与社会结构上，“封授了大批的新贵族，新贵族的信任不再是社会之间的，而是直接面向国王”。同时，这“也非常有助于在旧贵族政府中产生敌意和动乱”。在文化上以西班牙的行为规范来取代公众信任所依赖的旧规范，“‘习俗的变异’成功地产生了那些保证共和国自身继续瓦解的法律条令”。正如帕格顿所指出的，“实际上，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变迁所带来的，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相互信任基础上的道德社会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怀疑和利己、傲慢和自大基础上的贵族专制的社会”。而帕格顿更对西班牙统治者摧毁信任的具体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中，信息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西班牙人为了破坏那不勒斯的信任社会，便有计划地减少公民可得到的信息量”。于是，将政府的活动对公众保密，在大学中教授非怀疑性的课程，倡导宗教的盲从等。于是，神秘化和信息的缺乏一起，导致了信任的毁灭，使得人们无法正确地理解他们的公民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果，在西班牙的统治下，那不勒斯成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贵族阶层以其地位本来应该对共同体承担责任，但这地位却只给他们带来无知和傲慢；法律文本本应使执法人主持公正，却变成了对无休止的高价诉讼的特许；公众节日本应像罗马竞技一样鼓励平民对勇敢和对祖国的热爱，也变得只是消遣和放纵的场合。因此，“上层愤怒地对待下层，因为上层认为尊敬是他应得之物，下层却认为上层骗取了他们的尊敬；而下层也同样对待上层，因为他们认为上层人物都自视甚高，这样在各阶层之间就既无团结也无友爱。”每个人都不再关心其同胞的幸福，而只关心自己的和近亲的私人目的。在经济活动领域中，则充满着交易的不可测性、协议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非个人的广泛合作不可能进行，对超过群体外的人普遍不信任。经济活动领域信任的广泛缺失，必然造成商业的凋零和经济的落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手党就是对这种信任普遍缺失状况的反应。人是理性的。在这种自私和缺乏信任的社会中，人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且，由于最基本的规则和信任的不存在，人们无法用正常“市场竞争”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标。在这样的争夺中，他们的最现实的目标不是要战胜对手，而是要伤害对手。“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分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手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任何时候，黑手党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成功的群体，或者是几个群体的成功的联合。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而且就整个社会来说，由黑手党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尽管“交易成本要比一个信任社会中要高，但回报又比一点交易也没有要高一些”。

黑手党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团伙，黑手党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更重要的是，是它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或者说造就了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正如甘姆贝塔所指出的，在一个深度不信任社会中，不管价值和文化规范是什么，强制和经济利益能在那些最接近黑手党的人中产生理性的适应行为。在这里，暴力成了合作的最主要的机制，同时大量存在的黑帮规范又减少了暴力的使用。但仅仅有暴力的威胁还是不够的，合作必须依赖于经济利益这个更强有力的武器。在群体内部，在面临被捕或生命的威胁时，团结一致能够减少违法活动的风险。在群体外部，可以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如通过腐蚀公务员、向参选者提供支持等方式交换利益。而这就是黑手党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

因此，在面对社会信任严重缺失的状况时，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黑社会势力的猖獗，使我们感到，这种担心决不是多余的。

基层政权的流氓化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一些地方政府，在一些执法部门，给人形象很不好。在县乡两级政府中，有的甚至在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时，故意招收一些类似流氓的人员。如一些地方在市政管理、计划生育、收费等工作中就招收了许多这样的人员。甚至有的官员明确讲，我们就是要重用这些人，他们敢做敢为。同时，近些年来对官员的纪律和道德约束松弛，一些官员把“流氓形象”当做潇洒。在有的地方，官员免费嫖娼只算是小儿科，还有幕后策划参股开妓院的以及其他的违法犯罪活动。基层政权的流氓化，不仅造成党和政府威信的下降，而且非常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九，谁在重塑着新的社会秩序？

问：那么究竟是在重塑或定型着这个新的社会秩序？

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

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在上述精英的联盟中，90年代以来，比较突出的是出现了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联盟的趋势。在任何社会中，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都是社会常规运作的基本前提。当然，任何阶层或集团之间的结盟都是利益驱动的，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常常具有显而易见的利益一致性。然而，改革以来，中国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80年代，当市场机制刚刚被引入时，最先和市场相结合的是处在社会外层、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而处于社会内层、核心层的知识层、技术层、管理层都还难于进入市场。体力劳动者层与市场结合的结果是他们从市场中获得明显的利益，知识技术层由于远离市场，而难以获得利益，从而产生了心理上的极大不满。这就是收入分配中的"脑体倒挂"时期。表1反映了80年代初期，脑力劳动者收入低于体力劳动者收入的情况。90年代以后，市场已侵蚀到了社会的核心群体中来，知识技术层出现了下海的浪潮。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也使得市场向高档次产业发展。于是出现了知识技术层与市场结合的新局面，知识技术层进入市场后，立即从市场中获得了利益。这在收入结构上表现为，从"脑体倒挂"转为"脑体正挂"。表2反映了，同是在北京地区，1994年脑力劳动收入高于体力劳动的情况。而这一阶段，体力劳动者层由于无法和知识、技术、管理层相竞争而处于明显的劣势。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知识技术层开始与统治集团形成联盟，而体力劳动者层由于利益上的损失，而出现了对于社会变迁的极大不满情绪。

知识技术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知识分子中的"新保守主义"思潮。1994年以后，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以主张民族主义、对抗西方文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之所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是因为：第一，流行这种思潮的主体是中青年人，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主体是老年人；第二，适应这一思潮的人，很多都在西方国家留过学，了解发达国家的情况，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很多人不了解外面的情况；第三，流行这一思潮的人，在主张民族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地倡导改革开放，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往往对抗改革开放。当然，在此也应注意有一部分做基础研究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进入市场的。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这部分人的利益是通过国家再分配给予补偿的。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还很不健全。因此，在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被市场抛弃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走向平民主义的趋向。

国家（政府）自主性的下降。

国家自主性的降低是改革以后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国家自主性是指相对于社会而言。国家是一种公共管理的机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的，是整个社会中不同利益的协调者。这就要求国家在对面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和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时候，要具有相当的超越性。所谓国家的自主性就是表现在这种超越性上。同时，国家机构以强制性的权力掌握和支配着社会中的许多资源，是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这就要求我们的国家机构，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时候，要尽可能地不受社会中那些有力量的强势社会集团的影响和左右。

但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些年来，我们的国家自主性在明显下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明显地向富人倾斜，而不是向穷人倾斜。有人攻击我们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右的政府。意思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我们是站在资本一边，而不是站在普通老百姓一边的。这样的说法尽管很极端，但我们不能由此忽视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现在面临的两大主题，就是发展与公平。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公平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部分。我们这里所说的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我们是一个经济上相当落后的国家，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几乎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经济发展上，这是必然的，也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以提高经济生活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为基本出发点。如我们对私营经济的优惠政策，对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政策，只能坚持而不能放弃。这是我们与"左派"们的区别。但问题是，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社会政策来创造社会公平。这些年来，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社会中的贫困人口，我们确实是有所忽视，照顾不够。所以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资源的分配上，用于社会政策的资源太少，社会政策的力度太弱，无法形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无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平衡。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考虑得比较简单。事实上也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改革与发展，基本是以做大蛋糕的方式进行的。在那个时候，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现象：经济发展了，社会的状况就跟着改善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就跟着受益了。但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令人警惕的变化。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的增长与社会发展越来越分离了。特别是在2000年。这是我们的经济明显复苏的一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8%。但我们可以看一下，社会状况却没有跟着同时改善。失业的状况没有改善，贫富悬殊的状况没有改善，许多社会问题也没有发生好转。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对社会政策的问题给予足够的的关注，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要求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二，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开始受这个因素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强势群体既包括民间的经济力量，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垄断部门。近些年来，民间的经济力量已经有了可观的积聚。这是一个好事情。但必须同时看到，这些力量对国家机构制定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是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进行的，而这些形式在基层和在上层又有所不同。在基层，主要是通过"关系"和腐败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地区怎样规划，怎样发展？哪些项目要上，哪些项目不要上？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在上层，这个问题就更复杂。在我们的人大和政协部门，来自民间经济和政府垄断部门的力量，相对比较大。而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力量就比较小，因此，我们在决策甚至立法的过程中，就较多地听到来自这些社会力量的声音，而较少听到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再比如，因为这些社会力量有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对舆论工具和学术活动提供支持和赞助的方式让传媒和学者为他们的利益说话。在90年中前期的时候，出现了经济过热，不得已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在这个时候，大量的房地产也被套住了。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召开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这些会的主题就是主张放松银根。面对当时那样的经济过热，一些经济学家在那里大声疾呼，现在的经济并不是过热了，政府应当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等等。如果你了解一些情况，马上就可以发现，当中许多会议都有房地产商的赞助或参与。这个事情可以看作是民间经济力量试图影响中央决策的一个迹象。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的。应当说，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通过影响政府政策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都是正当的。但作为政府说，作为国家机构来说，则必须在这些压力面前保持相当的自主性。

十、断裂社会中的政府与秩序

问：断裂的社会实际上对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挑战。

孙：是的。社会的断裂，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真的不容乐观。

有人从香港进入深圳，然后说，进入内地首先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这里没有政府了。这话可能说得极端了一点，但不是没有道理。他说的意思是，只要在内地走一圈，就会有一个感觉：许多应该由政府管的事情现在没有人管。即使是从非常表面的地方来看，从市政管理到公共秩序到社会治安，都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也就是说，一般通常是要由政府来承担的那些职能和责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是一个让人奇怪的现象。因为街面上许多最漂亮最堂皇的大楼都是政府的办公楼，各个政府部门的大牌子也是越挂越多。在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是一直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来推进的，但实际的结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不仅没有精简，反而在进一步膨胀。无论在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上，还是在人员的数量上，今天中国的政府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以前。

问：那么，政府怎么会没有了呢？政府和政府的官员们都干什么去了？

孙：这就涉及到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的问题，就是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主要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在基层政府就更明显，几乎主要的头头都在抓“项目”，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政府的公共管理的职能受到明显的忽视；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个人的经济收入，现在很多部门和官员都在忙于“创收”，没有“创收”的机会就要“作局”，在有的地方，甚至把反对法轮功都当成了创收的机会；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其实办实事是幌子，从中收费，甚至从中营利，才是真实的目的，结果由于层层设卡，使得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效率下降；层层下达经济增长的指标，片面地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政府官员与企业的私下结合，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官员傍大款”。

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市场化，必然导致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失效。所以在目前我们的社会中，凡是与政府职能直接有关的领域，几乎都在处于衰败之中。如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投入严重不足，科技发展缺乏后劲；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陷于困境，农村中相当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有相当的一部分农村教师不能及时领到工资，城市中大中小学优秀教师流失严重，教学经费严重不足；严肃的文化和艺术由于得不到政府的资助而处境日益艰难；法律的执行效率极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政府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分散了某些部分对自己承担的独特功能的专注，一些本来就应当是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不得不推给企业，如打击假冒伪劣的问题，本来是需要由政府来做的，但现在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推给了企业；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的种种努力，在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项目就是政府立项甚至承办的，对于其在自然环境上造成的破坏，自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在相当一些地方，随着经济的增长，自然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

政府行为经济化和企业化的倾向，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第一，政府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将导致对其掌握的权力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的滥用。利用权力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利用垄断性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行业不正之风。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滥用。而在公共资源被滥用的情况下，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而且会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第二，政府功能的失效，社会生活的失序。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的“下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行政经费紧张的问题，但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功能。政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调节器，政府功能的畸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这个调节器的丧失作用，于是便导致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紊乱现象的发生。第三，公共事业的衰败。在一个功能配置正常的社会之中，绝大多数的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的。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就更是如此。然而，在近些年来，凡是由政府所负责的公共事业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处于衰败之中。第四，政府的超越性的降低。第五，政府官员的腐败机会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