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秩序*

朱苏力

一、

　　假如我能写一手不错的中文，但并不了解中文语法；又假如我完全不懂英文，甚至没听说过；现在有人拿来一本据说是文笔不错的英文著作让我看，我会怎么样？我会发现这些叫做字母的东西完全乱作一团，不仅字母高低不一，其组合也有长有短，零零落落，不象咱们的中国字，一个是一个，整整齐齐（但是，果真如此吗？请比较一下“一”、“卜”和“郁”字，尽管中文被称为“方块字”。因此维特根斯坦说，“不要想，只是看”）。我很难相信这些字母也有一种和中文相似的功能，其中也有秩序。也许经反复观察之后，我渐渐地发现这些字母拼写数量不一的词的确是有规律的。英文中不断出现“is”这个词，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例如——“iz”的拼写。我可能开始相信其中是有序的。这之后，在别人的指教下，我学会一些词的含义，开始背单词，懂得了简单的句子。我发现这些句子也可以很有效地表现我的感受，甚至表现了一些以前我用中文无法表述的特殊感受（这是完全可能的，按照语言哲学和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我们的感受在很多时候是与我们的语言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往往因为学习了一种新语言而或多或少获得了某些新的感受。请想一想维特根斯坦的关于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活形式的论述）。此后，我又学习了英语语法和文法，我发现英文中有非常严格的结构、规则，非常有序。不仅如此，由于我学习了英文语法，我也才发现了中文中也有类似的语法，尽管并不能完全重合；我甚至发现某些中文没有严格的语法，或不符合“语法”。但这之后，进一步学习使我理解中文的语法或许根本就与英文不能完全一致，“中文没有语法”的结论只是我由于试图把西文的文法套在中文上，而这是《马氏文通》以来的一个毛病。

　　以上大致是我学习英文以后对中文感受的变化。大约许多人学习英文也走过这样的历程，或仅仅走了前一部分历程。对英文的感受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是一种切身的经验。然而严格说来，这种经验的完成完全不是由于那个所谓的“客观的”研究对象——中英文书籍——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只是我们自身经历了一种蜕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两个世界，但这两个经验世界都有（而并非“是”）我们的主观的创造。

二、

　　在今天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我时常感到并抱怨中国目前的“无序”，渴求建立一种有序。但我又时常怀疑，我今天感到的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社会无序是否也是，或至少有一部分是，那种学习英文的经验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以心目中的某种秩序规则衡量着另一种秩序。

　　大致说来，当代中国人头脑中至少可能已经有两种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语法规则”。一种是先前的中国社会给予我们的，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下的社会生活留给我们的；而另一套则可能是我们从阅读西方学者合理化、正当化西方社会秩序的著作，或通过其他途径（包括留学、出访或新闻报道等）而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关于市场经济社会中秩序的语法规则。当然，更可能是这样两种规则混合而产生的一种“理想化的”有序的语法规则。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更可能是用后一种关于秩序的规则来衡量中国。因此，我们有了如同当初初遇英文时的感觉，这也不好，那也犯规，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片混乱。

　　也许，我们感受到的这种混乱仅仅是由于我们没有读懂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有序一面。也许，随着我们对中国市场经济研究的深入，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理解，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的今天其实是有序的，至少不是那么无序。

　　我们曾批评过一些看不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人保守，批判他们没有“换脑筋”；而我们今天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曾指出过他人的错误，或者因为我们在理论上懂得主观对客观秩序的塑造力，而豁免我们犯类似的错误。

三、

　　如果不只是以我自己的感受为标准，如果说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并不是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无序，如果说它还是一本有语法规则的读本，那么什么是衡量它有无规则的标准呢？社会的接受无疑是最基本的标准。这就和语言文字一样，它不是以符合某个先验的语法、章法或文法规则作为其有序或无序的标准，而是以其读者能否读懂并接受为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也许我们并不应当坚持认为市场经济社会有一种先验的、绝对的有序；只要人们接受它，懂得了其含义，一个文本就具有了内在的秩序。

　　说实话，当我写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并不非常自信。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从我特别喜爱用“也许”、“可能”这样的助动词看到我惶惑的心迹。的确，在其他地方，我也曾写道，西方社会中与其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是“自然”生成的，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推动的。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发展是不符合“规律”的，是不自然的。 但这种说法，仔细推敲起来，仅仅是因为我们假定或接受了一个假定；社会发展是严格规律的，社会总是按照某种模式发展，必定向着某个特定目标前进。这些理论假设可以说是超越对错的，因为它们完全无法验证，甚至无法令人绝对信服地加以论证。但也正因为此，我们也就不能把那些被我们冠之为“规律”的命题过于当真。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仅仅是不符合到目前为止的“常规”，而不是不符合“规律”。常规是对观察到的现象的简单归纳，其固然可能反映出规律，但不必定等于规律；而且，也许根本就没有规律，也许规律只是人们的一种概括总结，因此是人的创造。而真正伟大的创造往往创造的是范本。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为一个民族创造文法规则，而不是按照即成的文法规则来创造伟大的作品。请想一想路德用德文翻译圣经对德国文学的影响，请想一想普希金的作品对俄国文学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同样可以说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因此首先（但不是全部）值得我们做的也许是细细研读其中的秩序，而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用其他规则来评判它的秩序。

四、

　　应当说，今日中国社会的有序并非仅仅如同前面所论述是一个主观观念或解释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今日中国社会是基本有序的：中国的经济连年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总体看来普遍提高，国力明显增强；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了种种批评和建议，然而他们的自信心，无论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还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自信心，都溢于言表。因此，我很难想象在一个经济上无序的社会中，或是整个社会无序的国度中，会出现近十几来的（随手借用林毅夫教授等人所著书名）“中国的奇迹”。

　　至少从经济学原理上看，在一个没有规则秩序的社会中，人们无法有效地合作生产，在一个缺乏有效规则秩序的社会中，人们也很难长期有效合作，从而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尽管短期可能。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决不可能仅仅是由于允许人们追求财富就自动发生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伦理和法律的论证也许可以质问，但其经济发展依赖于规则秩序的洞见是值得保留的；制度经济学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特别是非正式规则的强调也同样应当给予我们启发。

　　因此，我们也许应当暂缓断言今日中国无序，而应当假定其有序；这是科学研究理解的必要前提（否则我们就会放弃任何理解的努力）。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发现或解读那些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作用的有序的语法规则，而暂且把我们个人的关于什么才是我所希望的有序的偏好放一放（当然，从理论上说，完全放在一边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西方社会经验没有提供的、或者尚未形成理论的东西。并进而获得一种自身观念的转变，从而改变中国社会有序或无序的看法。

　　我总认为，西方学者关于秩序的界定不可能已经穷尽了关于一切社会秩序的知识和理论，因为秩序总是具体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学者是有可能发现新东西，并作出自己关于秩序的贡献。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理论假定，但却是一个事关紧要的假定，它关系到我们的研究有无存在意义，因此在某种层面上，也就是事关中国学者生命意义的假定：如果西方人已经发现了一切，那么还要我和你干什么呢？因此，这个假定，对有志气的中国学者来说，也许应当成为牛顿理论中的那个“上帝”。

五、

　　说今日中国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有序，是一种昔日或外国经验及其抽象也无法涵盖的有序，并不是说它就是绝对的有序，并将之固化、僵化并神话。无序和有序是相对的。可以说，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秩序还只是一篇草稿，段落与段落之间无论在气脉上、文字上都有有不衔接的地方，有病句，有修辞不当，有重复，还有误植的字和标点，甚至某些段落、句子含混不清，错误百出，令人完全无法理解和把握。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修改文章。而且，即使大名家的文字初稿，也未必不会出这种毛病；倚马可待、七步成诗，恰恰是因为其罕见，并非常例或通例，才得以成为美谈。中国今日的无序至少有一部分就可能就是这种无序。感受到这种无序因此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此也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不必要的。

　　一个真正的学者，由于他的敏感和社会责任感，他对无序之感受往往更强烈。这是极其重要的，他是一个认真、诚实的但有时也许有点认死理的读者，他要改正病句，要删掉那些至少在他看来是多余的废话，他要追求一种完美。在今天，这种人是极其需要的。需要并不是因为，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这种人少了（我从来认为，能够被市场经济卷走的也许从来不是这种人；请注意，这句话绝没有抬高或贬低某类人的意思，仅仅是一种类型划分），而是因为社会需要这样一些人来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或者能及早提醒众人一些问题，因此他可以扮演一个他可能扮演的社会角色。

　　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但我必须首先是在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这本书自身内在的语法之后才可能真正做好，否则我们就可能会犯诸如“这里应当用‘is’而不能用‘是’”之类的错误。除非我真相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法、章法和文法，我无法这样做。

六、

　　知识分子想修改文章，他们也正在以自身的言行进行着这种修改。但认真说来，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修改这篇文章，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以他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修改着这篇文章。而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不那么自信地说——更可能只是在解读这篇文章，发现文章的章法结构。这一过程实际就是一个中国社会变革的理性化、正当化的过程，不仅为了对他人、对世界，也是对自己。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知识分子以其理性构建社会秩序的力量，我抱有一种温和的怀疑态度。知识分子的事业无疑是重要的，但又有谁能令人信服地说哪一个行当（而不是个别人的行为）不重要？在民主、平等成为一种信仰甚至意蒂牢结的时代谁又敢说哪一个行当的事业不重要？！而且说又有多大的用处？中国凤阳县的十几户农民的活动，以及此后几年间亿万中国农民的活动就引起一场深刻的当代中国农村的革命，改变了土地的产权制度、改变了农村的组织制度，且不说对中国当代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冲击。请注意，他们改变的是一种制度，突破了一种秩序、一种游戏规则，建立了一种新的制度、新的秩序和游戏规则。而当初的那种人民公社制度的设计者、决策者和论证者也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一些大学问家。当然有人可能争议知识分子的界定问题。但如果不是将知识分子的名号当作一种专利或营业执照，只发给的话你我认可的一部分人、或发给狭义上的知识界人士的话，那么在任何意义上都应当承认许多政治家也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也不敢或准备忘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而仅仅是要切合实际地为自己生命和职业的意义定一个位。弗格森说，“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1] 在我看来，这里的“国家”可以被置换为制度、秩序、法律、市场等等。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们行动的结果，学者活动的结果只是关于它们的理论。尽管在学术逻辑上可能后者是前者的原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却不是，或不必定是（在严格意义上，我甚至不接受相反的因果关系）。在这一点上，秩序的发生也许和语言文字的发生和发展也很相似，是一种不根据前提的推理（Non Sequitur），不存在事先的严格逻辑。

　　当然，理论的产生不是没有理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现实是原因，理论是其结果。但也仅限于此。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有可能把理论视为社会现实的对应或图画，进而把理论的逻辑视为社会的逻辑，理论上的关联视为社会的关联，从而落入为后期维特根斯坦批判的语言图象说。在我看来，任何理论，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都仅仅是一种正当化的过程。作者也许在力求再现、并自以为已经真实再现社会，其实他或她的理论是独立的存在。理论有时对实践也起作用，但这并不是因为理论真实地再现了社会或其他研究对象实体，[2] 而只是它有这种效用。而就过去的经验看来，具有这种效用的理论，也并不必需是对社会或其他研究对象的真实再现（想一想已被哥白尼“推翻”的托勒密天文学对航海者的效用，想一想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文字的论述）。我的这种观点似乎过分贬低了理论的作用，其实结果倒可能相反。这种观点恰恰提出理论自身存在的意义，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再现了现实——否则，至少未来学或神学对许多学者或许多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了——而在于其自身，在于其解释力、预测力或其他效用。在这一层面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艺术是同一类型的，都超越对错。此外，这种关于理论自身意义的怀疑主义观点也为学术上“毋必、毋固、毋我”提供了一个基点，至少我们不会因为诸如“经济理性人”的假定不那么“真实”而试图彻底废弃基于这一假定之上的某些学科的理论。

七、

　　因此，我给自己定下一个也许保守、然而未必是缺乏雄心大志的任务：阅读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秩序，理解那些已经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实际的制度变化。

　　因为，秩序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是人们在自身的行为方式变化后相互间的预期和行为方式的磨合；这不是个别人的才智或洞察力所能完成的，而需要时间的鬼斧神工。这并非是要推卸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一员对社会的责任，而是因为有些工作（例如时间的工作）实在是超越任何人的能力的。此外，真正负责任的履行都必须以了解任务为前提，不了解情况下的“履行”是对己、对他人的不负责任；即使不是试图从中渔利的话，也是过于单纯。

　　其实能阅读也并不简单。许多年前，我曾听说过一个传闻，说是一个日本人评论说近代以来只有两个半中国人读懂了中国，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还有半个是蒋介石；[3] 我当时心里一惊，有康德所说的那种仰望星空之感觉。如今，对这种评价已知道如何反诘，诸如“一家之言”，也还可以施用庄周和惠施论辩的战术。然而当年的那种感觉难以磨灭：要读懂一个社会，谈何容易；即使读懂一个侧面，也不容易。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来读，还能靠谁吗？如果这个也不读，那么我们又还能读些什么呢？

　　1995年11月26日于北大蔚秀园

　　* 原载于刘军宁、王焱、贺卫方（编）：《公共论丛：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发表时有删节，编入本书时恢复了原样。

　　[1] 转引自，哈耶克，《自由主义和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页7。

　　[2] 只要简单看看、想想，就会明白，一旦是再现的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谁也不可能再现“真实”；“再现真实”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或一种理想而已。

　　[3] 近日读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三联书店，1997，页456）提到蒋廷黻曾说：“近代中国人物对西方外在的事物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倾向反倒瞠目茫然”。意思是一样的。——修订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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