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斯宾格勒：城市的心灵

来源：《西方的没落》

转自中国学术城

一
大约在公元前第二千年代的中叶，爱琴海上有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迈锡尼世界，它在黑暗中摸索、怀着巨大的希望、沉醉于功绩和灾难、静静地向自己的未来成熟。另一个是克里特的米诺世界，它是愉快而满足的、舒适地安身于一种古文化的宝藏中、优美、光辉、把它的所有重大问题都远远抛在身后。
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理解这种今天正在成为研究兴趣的中心的现象，除非我们重视那区分两种心灵的深刻的对立。当时的人一事实上已经深刻地感到这种对立，但并不“认识”这种对立。我在面前看到了泰麟兹和迈锡尼的居民面对那达不到的诺萨斯的生活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谦逊，看到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诺萨斯人对于小首领们及其随从的蔑视，看到了健康的野蛮人的秘密的优越感，如同日耳曼军人在年长的罗马贵人面前的优越感一样。
我们怎能够知道这种情形呢？两种文化中的人好几次彼此面面相觑。我们知道不只一种“中介文化（Inter-Culture），在其中人类心灵的某些重要的倾向自行显示出来了。
我们敢于有信心地说：诺萨斯和迈锡尼之间的关系，正如拜占廷宫和与它缔姻的德意志首领（如鄂图二世）之间的关系——武士和伯爵方面毫不掩饰地感到奇怪，而一种高雅的、多少有些显得暗然疲乏的文明对于德意志土地上的那种粗野朝气则报之以轻蔑的惊异，这种朝气是瑟斐尔在其《厄克哈特》一书中所曾描写过的。
在查理曼身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开始醒觉的原始人类精神和一种置于其上的晚期智性相混合的情形。查理曼统治的某些特征使我们得以称他为法兰克斯坦的哈里发，但是在他的另一方面，他不过是一个日耳曼部落的首领；二者的混合使他具有象征性，正如亚亨的宫廷礼拜堂的形式一样——已经不是一个回教寺院，但又还不是一个基督教教堂。同时，日耳曼—西方的前文化正在不断发展，但发展得很缓慢，而且是在暗中发展的，因为那种我们不恰当地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突然出现的光辉是来自巴格达的一线光明。不容忽视的是：查理大帝的时代是一个表面的插曲，它象偶然事故的终局一样，其终局是没有结果的。在900年以后，在一种新的深刻的萧条以后，一件真正新的事件、一件具有一种宿命的效验和具有能够保证持续的深度的事件开始了。但是在800年时，则是阿拉伯文明的太阳从东方的世界城市照到西方的乡村。恰是这样，希腊化文化的阳光也传播到了遥远的印度河流域。
建立在泰麟兹和迈锡尼山丘上的是在根源上属于日耳曼型的行宫和城堡。克里特的宫殿——它们不是国王的城堡而是为一群男女祭司建立的巨大祀拜建筑——装饰着大城市的、的的确确是晚期罗马的奢侈品。这些山丘脚下充满着自耕农和附庸的茅舍，但在克里特（各尔尼亚、哈基亚·屈里亚达），从市镇和别墅的挖掘中发现，当时的需要是属于高度 文明的，建筑技术是具有长期经验的，习惯于使家具和壁饰具最奢侈的风味，熟悉照明、上下水道、梯道之类的问题。在前一种建筑中，房子的图形是一种严格的生活象征；在后一种建筑中则表了一种精致的功利主义。把卡马雷斯的瓶子和光滑灰泥上的壁画跟各种真正迈锡尼的东西比较一下吧——它们完全是一种聪敏而空虚的工艺产品，不是任何沉重、笨拙但富有象征性的伟大而深刻的艺术，如向几何风格成熟的迈锡尼艺术的产品。一句话，它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趣味。在迈锡尼，住的是一种原始的种族，它是按土壤的效用和自卫的便利去选择住址的，而米诺的居民却住在商业中心，这可能很清楚地从弥罗斯岛的菲拉柯皮观察出来，它是为了输出黑曜石而建立起来的。一座迈锡尼的宫殿是一种希望，一座米诺的建筑则是一种结局。但是，800年左右的西方的情形正是一模一样的——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的农场和领主乡宅从罗亚尔一直延伸到波罗，而在它们的南边则有摩尔人的城堡、别墅和哥多瓦与格兰那达的伊斯兰的教寺院。
断非偶然的是：这种米诺文化的奢侈的高峰和伟大的埃及革命时代、特别和海克索人时代（公元前1780—1580年）是吻合的。埃及的工匠当时可能曾经逃到那些和平的岛屿上去，甚至达到大陆的堡垒中去，如同拜占廷的学者们逃到意大利去的情形一样。因为大家公认，米诺文化是埃及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不是那在这方面会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埃及艺术宝藏——即西三角洲上所产生的艺术宝藏——由于潮湿的关系已经损失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一点是会认识得更充分的。我们所知道的埃及文化只是在南方的干燥土壤上繁荣昌盛的埃及文化，但人们久已确信，它的发展中心另有所在。
要在晚期米诺艺术和早期迈锡尼艺术之间划一道严格的界线是不可能的。在整个埃及——克里特世界中，我们能看到人们对于异邦的和原始的东西具有一种高度现代的好奇心，反之，大陆堡垒中的军人国王则盗窃或收买克里特的艺术品，不论是在什么地方遇到的或怎样遇到的，弄去赏玩和模仿——正如曾被认为是原始日耳曼、曾被赏识为原始日耳曼的大迁徙的风格，它的全部形式语言都是从东方借来的一样。他们利用俘虏来的或聘请来的工匠修建了并装饰了他们的宫殿和坟墓。所以，迈锡尼的亚特鲁斯王的“宝屋”（坟墓）和拉温那边的地方的提奥德里克坟墓是完全相似的。
在这方面，拜占廷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这里，应该一层一层地加以仔细的区分。326年，君士坦丁在被塞普提姆·塞弗茹斯所毁灭的大城市的废墟上重新建筑，创造了一座第一流的晚期古典世界都市，从西方来的古老的阿波罗精神和从东方来的年轻的枚斋精神立刻汇合到了这座都市里面。很久以后，在1096年，它是一个晚期枚斋的世界都市，它在它的晚秋的日子里遇到了表现为布雍的高弗雷的十字军的青春。对于高弗雷的十字军，聪明的公主安娜·昆尼娜曾加以轻蔑的描写。作为古典西的端，这座城市迷惑了哥特人；一千年以后，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最北端，它又迷惑了俄罗斯人。莫斯科的惊人的瓦西里·布剌申尼（1554年），俄罗斯前文化的先驱，是位于“风格之间”的，正如两千多年以前所罗门的寺院是界于世界都市巴比伦和早期基督教之间的情形一样。



二
最初的人是一种奔跑的动物，他的醒觉意识不住地在生活搁止摸索前进，完完全全是小宇宙，不受地点或家庭的奴役，它在感觉上是敏锐的、担心的，老是警惕的驱除某些敌对的自然的因素。最初，由于农业的关系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因为农业是一件人为的事情，猎人和牧人同它没有接触。挖土和耕地的人不要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种植的意思不是要去取得一些东西，而是要去生产一些东西。但是由于这种关系，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人的心灵在乡村中发现了一种心灵，存在的一种新的土地束缚、一种新的感情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房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厚的因缘。对于那各人类同时生长起来的丰饶的土地发生了一种表现在冥府祀拜中的新的虔信。作为这种生活感情的完整表现，我们到处看到了田庄的象征形状，在屋子的布置中、在外形的每一根线上条上，它都把它的居住者的血统告诉了我们。农民的住宅是定居的重要象征。它本身就是植物，把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自己的”土壤中。这是最神圣意义的财产。仁慈的火灶、门户、地板和卧室诸神——维斯塔、宅纳司、腊司和皮奈提司——象人自己一样牢固地固定在住宅里。
这是每一种文化的先决条件，文化本身也是依次从一种故乡景色中生长起来的，它不断地更新并加强人和土地的亲密关系。茅舍对农民的关系就是市镇对人类的关系。象每一所个别的房子都有它的仁慈的神灵一亲，每一个市镇也有它的守护神或圣徒。市镇也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它和农民一样是远离游牧状态和纯粹小宇宙状态的。因此，一种高级的形式语言的发展总是和一种图景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和宗教都不能改变它的生长的场所；只有在拥有大城市的文明中，我们才重新轻视这类根源，把自己从这类根源中解脱出来。作为文明的人，作为智性的游民，他又重新完全成为小宇宙的，完全成无家的；他在智性上是自由的，就象猎人和牧人在感觉上是自己的一样。“哪儿好，那儿就是家”这句话在文化发生以前和以后都是正确的。在尚非青春的大迁徙时期中，想在南方找得一个家去孕育它的未来文化的是一种日耳曼的渴望——一种贞洁的但已是母性的渴望。今天，在这种文化终结时，没有根磔的智性却在一切景色及思想的可能性中驰骋。但在这些根限以内有一段时间，那时，一个人认为一小块土地是值得为之而死的。
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的事实，但前此谁也没有认识到。第二代的高级人类是一种被市镇所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准，这种标准把它非常鲜明地同人的历史区分开来了。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以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现象，市镇，为基础。由于各种文化的一切思想家自己都生活在市镇中（虽则他们的身体可能住在乡村），他们完全不觉得市镇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东西。要获得这种感觉，我们必须无保留地设想自己是个被奇迹所震动的原始人，他初次看到嵌在景色中的这堆木石，其中有用石头围成的街道，有用石头铺成的广场——一个形状多么奇怪而又多么奇怪地挤满了人的住处。
但是真正的奇迹是一个市镇的心灵的诞生。一种完全新型的群众心灵——它的终极的基础永远是我们所看不到的——突然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长出来了。它一旦觉醒起来，就为自己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实体。从那各有自己的历史的一群乡村的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它生活着、生存着、生长着并且获得了一种面貌和一种内在的形式与历史。从此以后，除了个别的房屋、寺院、教堂和宫殿以外，市镇的形象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单位，它客观地表现出形式语言及在整个生活进程中伴随文化的风格历史。
区别市镇和乡村的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这是用不着说的。不仅在原始的情况下，例如非洲中部的情况，而且在晚期的情况下——中国、印度及工业化的欧洲和美洲——我们发现有许多很大的居住区，可是不能叫做城市。它们是景色中的心；它们本身却没有内在的形成一个世界。它们没有心灵。每一种原始的居民全是作为农民和土地的儿子而生活的——“城市”这个存在物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外表上从乡村发展起来的东西不是城市而是市场，它不过是农村生活利益的一个会合点而已。在这里，分别的生存是不成为问题的。一个市场中的居民可能是一个工匠，也可能是一个商人，但他是作为一个农民而进行生活和思考的。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准确地理解：当一座城市从一个原始的埃及的、中国的或德国的村落——广阔土地上的一个小点——中出现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任何外貌上，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但在精神上，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以后，乡村就被它看成是、感到是、体验为它的“四郊”，成为一种不同的和从属的东西。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两种生活，即城内的和城外的生活，农民同市民一样清楚地懂得这一点。乡村的人和城市的人本质上是不同的。首先，他们感到了不同，其次，他们被这种不同所支配，最后，他们彼此之间就一点也不了解了。今天，一个勃兰登堡的农民同一个西西里的农民较之他同一个柏林的市民更接近些。从这种特殊性的调节的时刻起，城市便出现了，用不着说，每种文化的整个醒觉意识就是以这种调节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