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德)于尔根·莫尔特曼陈建洪译:世界正临到终结抑或其未来已然开始？

——基督教，现代乌托邦主义和毁灭论

来源：《跨文化对话》授权发布

转自中国学术城

于尔根·莫尔特曼教授1926年生于汉堡，1952年在哥廷根获神学博士学位，1957年通过教授资格论文。历任波恩大学、图宾根大学教授，是数十所大学的名誉博士、名誉教授，世界著名神学家。

我们不知道世界是否正面临一个终点。如果它应该临到一个终点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此终点是什么。不过，我们因基督教信仰所知道的乃是，随着基督降临至此世界(如约翰福音所说)，随着圣灵之涌入所有肉身，上帝国及其新创造已经开始来临。也许，并非我们所有人都要死，如保罗所思量，但是我们所有人——活着的和已死的——都将因上帝荣耀之来临而改变(哥林多前书，15：51)。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以言此事。可以说也许所有人都要死，也可以说人这一种类将要灭绝；不过，所有人都会从死里复活，都将改变。整个人性和全地，从最末的到最初的，从最初的到最末的，都将“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哥前，15：52)相继突然地在上帝的荣耀之中再生和变形：vita mutatur non tollitur?

一终点处的新开端

如果我们问世界是否有一个终点，那么我们就在问一个典型的末日论问题。一些人谈论“所有事物的终结”，另一些人谈论“世界的终结”或者“历史的终结”。为什么我们总是询问终点的问题?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事物的现存状态吗?我们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吗？难道对历史的各种感受令我们如此难以忍受以致我们要说德国人在战争结束时所说的话：有尽头的恐怖胜过无尽头的恐怖?或者，我们担忧所珍爱之事物能否继续存在吗?难道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个世界以致其可能的终点使我们陷入恐惧和颤栗?目前的经济和生态危机令我们如此不堪承受以致我们惧怕全球性大灾难的来临吗?有关“终点”的每一种思想皆具两义性。它能使我们神魂颠倒，但也能够令我们恐惧震怖。

在基督教神学中，末世论将关于终点的问题看作是“终局问题”。末世论是关放“终末事物”(taeschata)的学说。巴尔塔萨将其关放世界历史的《神剧》(TheoDrama)的最后一章叫做“终点游戏”，这无疑是对贝克特的回应。终点将带来个人生命、人类历史和宇宙中一切末决问题的“终决”。末日启示的幻象总是以巨大的热情描绘上帝在世界末日的最终大审判。永恒的上帝将终决。有义的将上天堂，邪恶的将下地狱，世界将在一场大火灾中灭绝。最后审判将封存世界历史的卷宗。我们也知道关于基督和敌基督、上帝和魔鬼在哈米吉多顿谷地决斗的各种梦象。中世纪人认为这场斗争将终于来自天上的大火，现代基要主义者则看到一个核弹爆炸的末日，在这个末日之前，虔信者不可思议地被“耀升”，从而只有不信神的人在大火中焚灭。在1945年的广岛事件之前，火乃是末日终决的方式。而自广岛事件以来，它已意味着毁灭。

所有这些观念和幻象肯定完全是末日启示式的，但是它们不是基督教的观念和幻象。基督教对未来的盼望与此类终决完全无关，因其所注目的不是生命的、历史的或世界的终点。它更关注开始：永恒生命的开始，上帝国的开始和“来临之世界”的开始，如尼西亚信经所说的那样。这是上帝在时间生命之终结处的新开始，在现有世界终点处的新开始，在此世造物之终点处的新开始。1945年4月9日，朋霍费尔将要被提至弗罗森堡集中营的刑场时，语其囚友曰：“此乃终点，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开始”。对终点的盼望，只有其未来之视域从对基督十字架之死和被钉十字架之基督的复活的怀念进而看到上帝荣耀的来临，才是基督教对未来的盼望。毕竟，基督的终点过去和现在都同时是他真正的开始。基督教对终点的盼望并不将未来看做是世界历史之过去和现在的线性延伸，并不据此假设一个美好的终点，或者更为普遍地假设一个糟糕的终点。与此不同，基督教的盼望在基督的十字架中察觉到这个罪、死和魔鬼之世界时代终结的先兆，因为它因基督的复活而相信新生命和万物更新的开始，而且它已经在圣灵中体验到那新开始。

阿多尔诺的一句格言广受引用：“在虚妄的生命中没有真正的生命。”但是对基督徒的希望来说，基督乃是恰在此虚妄生命中途之真生命的应许、序曲和真实开始，是所有渴求永恒荣光之易逝事物的新生，是上帝在我们流放荒野的途中的内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所说的盼望不止是一种在终点处对新开始的盼望。它也是在新开始处对终点的盼望。如果复活的基督是给予生命的圣灵，那么他就是生命克服死亡的胜利。我们只能从他那里察觉到“十字架治下的世界”，这个世界之中有一切虚妄之事，有摧毁和灭绝的力量，有被带至终点和绝望的一切东西。带来上帝之新开始的不是世界的终点。事实恰恰相反：是上帝的新开始将这个已入歧途的世界带至其应得与渴望之终点。我们由新的日头才始察觉到夜的黑暗，我们只有因着善才认别恶，唯有通过我们对生命的爱才明白死之致命性。生命的灭绝，或者一个世界的灭绝，是因为在其自身之中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东西。我们不能通过摧毁我们的现有世界而强求新生。

这个世界的真正终点就是我们视为上帝之新世界的开始这一面，即转向我们的一面。正如我们可以将被钉十字架死去之基督理解作一个神圣的改变和形变进程，我们同样也能够想象旧世界正在消逝，新世界正在临近。没有任何东西会灭绝，只是一切事物都将改变。所以，就像保罗在罗马书8章18节以下所思想的那样，此世终结之痛犹如上帝之新世界分娩之痛。

因此，基督教对未来的盼望，通过想念被钉十字架和复活之基督的现场给予回答了关于世界终点的末日启示问题。这是我们以坚定的信仰能够给予的唯一答案。它没有回答关于神义和世界未来的所有末日论问题。毕竞，基督自身也带着问题而死：“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因着被钉十字架之基督的情谊，因着复活之基督的希望，我们能够带着未答之“终局问题”而活着，无需给出各种草率的回答，不必因此无回答而沉入深深的沮丧之中。

根据它们处理的是历史的目的(telos)还是历史的终点(finis)，可以区分关于历史终点的各种观念。如果世界历史有一个目的，那么那便是它的完满，历史循序渐进地朝着这个目的的方向前行。据圣经传统的观点，这种世界历史的目的乃是千年王国，在这个千年王国中，基督和那些属他的人将以和平统治各族列国(启示录第20章，接但以理书第7章)。暴虐的帝国将被人子的仁爱王国所取代(但，2，7)。依据古代世界所持的观点，历史的目的是黄金年代(维吉尔)。依照现代人的希望，它是自由国度(马克思)或者永久和平(康德)。对于社会主义于1989年解体之后的福山(那时他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工作)来说，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乃是历史的终点。我们将此类关于终点的各种观念叫做弥赛亚式千禧年主义的观念。换句话说，如果世界历史在世界的终结处抵达其终点的话，那么它将通过大灾难而中止。据圣经传统，这个大灾难是“世界的末日”，从古代的观点看，是“宇宙大火灾”，从现代人的忧惧来看，是世界的核子毁灭或者全球性的生态大灾难。我们用现代式的说法把此类观念叫做末日启示的观念。它们所构想的世界终点没有构架好世界历史的过程；事实上，它抽空了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意义；世界历史变成了无意义的受苦史。它的终结自然是它最好的东西。

二世界历史的目的：千年王国

没有什么希望比千年王国的观念更加令人痴迷，也没有什么比它引致更多的灾难。基督徒盼望基督的和平王国，罗马人期待黄金年代，现代的男男女女则寻求在一种无历史和无冲突状况下的“历史终点”。这种希望的首次达成出现在康斯坦丁统治时期的重大转折点，那时，受迫害的基督教首次在罗马帝国成为“被认可的宗教”，继而在狄奥多西大帝和查士丁尼大帝治下成为君临一切的罗马帝国国教。那些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人将与他一同作王(哥前，6：2提摩太后书，2：12)。所以，这些历史事件的政治转折被千禧年主义的角度解释做是从殉教时代向千禧年的转变点。神圣(罗马)帝国就已经是基督的千年王国(启示录，20)，在这个王国里，基督将亲自作王，并审判万族列国。神圣帝国(imperium sacrum)的庇护人是圣乔治，他杀掉了象征上帝和帝国之敌人的龙。帝国的守护天使是天使长米迦勒，他杀死了天上的龙。神圣帝国(imperium sacrum)也从一个十字架开始。但是，它不是基督在加尔各答的那个十字架。它是康斯坦丁大帝所梦想的十字架，这是他在312年的胜利标志。因此，殉道时期的基督十字架成了基督教帝国的胜利十字架。出现在基督教民族的骑士团中和勋章上的正是这个十字架(圣乔治十字勋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铁十字勋章等等)。当基督的教会变成罗马帝国的国家教会之时，它便使传福音和信仰的使命屈服于身为基督徒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认为其宗教使命是通过他们的征服令各族皈依基督那永恒的和平国度。

关于普世性基督教王国的政治神学始于对但以理书第2和第7章中所谓的“王国意象”的一种忽发奇想的解释。堕落的四个帝国自混乱之海中兴起。但是随后，人子的仁爱王国自天而降，这王国因和平和公义而永存。它将通过“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但，2：45)击碎这个世界里的所有帝国，以火(但，7：10)摧毁它们(但，2：44)。在巴比伦、波斯和希腊帝国之后的第四个帝国是罗马帝国。在但以理看来，这个帝国乃是摧毁混乱王国的人子之永恒王国；但据这种政治神学看来，还将有一个作为“第五国”的普遍性基督教王国，它是其前机个王国(trabskatui imperii)的延续，也是它们的完成。这就是基督教神圣帝国(imperium sacrum)之政治弥赛亚主义的源起，而这个帝国将一直延伸到时间的尽头。当拜占庭于1453年没落之后，这种政治弥赛亚主义移转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并形成了“伊比利亚式五国论”在发现美洲之后，它为暴力征服和在印第安人地区的传教活动辩护并以之为义。直至现在，弥赛亚式五国论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在基督教世界中仍然是最有影响的整套观念。但是，它建立在对但以理之预言的一种误释之上。

现代性的时代意识以另一种形式展现了这同一个希望的达成，德国人将这个现代叫做“新时代”(Neuzeit)。“现代时期”被认为是人性的第三个时代，十二世纪意大利先见菲奥利的约阿希姆将这个时代预言作正在来临的“圣灵的第三个时代”。“新时代”也是终结时代；因为在新时代之后除了世界的终结之外，再无其他什么东西来临。1492年之后对美洲的征服和通过科技对自然的攫取能力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欧洲对世界的宰治看做是世界历史之弥赛亚式的完成，更为这宰治增添了一种正当性，即这宰治被合理地认为具有一种被颂扬的终结时代之庄严性。美国将自己视为新世界的事实，和它以“新的世界秩序”(novus ordo saeculorum)作为其标榜的事实，与欧洲的“基督教时代”的观念以及将现代看做“新时代”的观念相呼应。

乌托邦时代，即(梦想)一个拥有正义和社会平等的乌托邦，始于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切人皆生而自由且平等。”十九世纪精神因两方面而给人以深刻印象：一方面是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为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个体之公民权利而辩护；另一方面是关于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各种观念，这些观念推动着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但是，要自由的权利和要平等的诉求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无论在民主主义者还是在社会主义者那里，欧洲都试图以这两种动向辩称其对世界的宰治合理地建立在一种普遍人性之上，建立在一种涵括整个人性的政治秩序之上。西方世界的特有价值被作为现代世界的普遍价值提供给所有民族和所有人。

从目前来看，预言历史以西方为终点的最后一个预言家乃是福山。作为俄国哲学家柯耶夫在巴黎所提出的对黑格尔的无疑是怪异而奇特之解释的支持者，福山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帝国的崩溃看做是“历史终点”来临的曙光。他坚持认为自1989年以来，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现实的替代性制度，这是西方的胜利。相似的民主政治形式将在每一个地方获得发展。“一切事务的全球化”将取代物质需要的相互补足。我们正处于不同政治经济体制剧烈冲突的终结处，正处于“一个别无选择之世界”的开始处。在多元化的资本主义民主中，人根据其所做的一切实验已经最终找到他所追求的东西。福山的历史终点不是一个黄金年代。它是一个充满厌倦的“沮丧时代”。充满冲突的，曾是活生生之历史的东西，现在只能在历史博物馆中被仰慕。